火柴盒里的鲁滨孙·克鲁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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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口说幸福二字，总会令人脸红，因为人们通常觉得那是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用词，踏上了真正的人生之路之后，就不应该再提那两个字了。但是，托马斯·曼^[1]的名句“轻蔑政治之人只能拥有被轻蔑的政治”^[2]也同样适用于幸福。令幸福不断贬值的不是幸福本身，而是轻蔑幸福二字的我们自己。

少年时期的我们常常吟诵卡尔·布瑟^[3]的诗句：

人说

山的那边

遥远的空中

有幸福栖息

如今这首诗却成了三游亭歌奴^[4]的单口相声段子，靠模仿有家乡口音的口吃的学生，重复着“山的、的、的、洞、洞……”来博取观众的笑声。但这种笑声并非源于对卡尔·布瑟笔下“灵魂想要逃往世界那边”的伤感幸福观的批判，而是在更具自虐性地对幸福观本身的否定中产生的。它是疲于生存的小市民们对自己少年时期的理想的嘲讽，是一种“反正无论去到何处都不会有幸福这种东西”的念头。这是多么悲惨啊。即便如此，他们仍热衷于追求名利，希望靠继承遗产或彩票中奖发大财，这与“幸福”二字并无关联。

年少时期被卡尔·布瑟的诗、黑色发丝及美好回忆装点的不谙世事的感性早已不在，“山的那边”成为人们想逃离时代封锁的导游图，然而，就连这一丝寻找自身幸福论的线索也在大众的笑声中销声匿迹。掉进“山洞”里的究竟是谁？难道不就是迷失了远方之山的普罗大众吗？

我们这个时代，失去的不是“幸福”，而是“幸福论”。想要让幸福本身发挥作用，就必须有幸福论的存在，但现在在书店的角落里蒙着尘的只有阿兰^[5]和希尔蒂^[6]的毫无用处的幸福论。

两年前，我和TBS电视台的荻元晴彦一起制作了一档电视纪实类节目《你……》，我们走到人群中，将麦克风突然伸到人们面前，问道：“对你来说，幸福是什么？”得到的大多数回答是“午睡”“看电视”或者“饱餐一顿美食”。那一张张面孔在电视屏幕的灰色光影中突然出现又倏忽消失，估计荧幕外的观众们只会觉得这是在做什么伪证吧。哪里出错了——但是，若要说有什么可以取而代之的回答，观众们也只能闭嘴吧。

贫穷不是幸福。“午睡”和“饱餐一顿美食”本身并不应该被轻蔑。但要把这些日常的小满足作为幸福来理解，就需要想象力的帮助。这种想象力与传统的、只给体验赋予意义的、一贯的幸福论是两回事。

对于坏天气的好用法，我有一个有益的忠告，把它加入我所思考的获得幸福的方法中去。我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外面正下着雨。屋顶上的瓦片发出了响声。无数的沟渠潺潺作响。雨水清洗后的空气，仿佛被过滤了一般。云层看上去有如绝美的百衲衣。要想捕捉到这些美感，我们就必须学习。但是有人会说——雨水会毁掉收成。又有人说——什么都被泥水弄脏了。再有第三位说——明明是雨后坐在草地上心情无比舒畅才对。当然。这些谁都知道。就算你愤愤不平，事情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我所蒙受的不平之雨，即使我在家里也一直追逼着我。所以下雨的时候，我们才更想看一看充满阳光的表情。坏天气时请保持好心情！（阿兰《幸福论》）

这就是阿兰的幸福论，无比独特。无论是越南战争也好，李珍宇的女高中生杀人案^[7]也罢，什么都能被他的理论变成幸福。

但是，让阿兰的《幸福论》这种东西见鬼去吧！

自身的幸福也是对他人的义务，这一点没错，但消化自身的怨毒、连无法尽诉的怒气都要自我净化的《幸福论》充其量只能一时地排解烦忧罢了。假设收到了一张征兵通知单，我们可以用“坏天气的好心情”微笑着赞美这张通知单印刷精美，但这种幸福并不能完成对他人的义务，有时甚至只是通过自身的不幸来确保对他人的真诚罢了。

幸福，应该存在于从根源上铲除阿兰“坏天气的好心情”理论的日常冒险之中。

我的诗中

总有列车奔驰

虽然我从未乘上那班列车

“幸福论”从我的一行诗句中脱逸出来，奔向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