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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幸福论”都是在书本上构建起来的思想。不仅是阿兰和希尔蒂，博纳尔^[8]的《友情论》、武者小路实笃^[9]、龟井胜一郎^[10]等人的幸福哲学也是如此，一言以蔽之，皆是唯心主义论调。人生简直就像羊毛被染成红色一般被幸福浸染，美不胜收。

这种幸福论，简单来说，是一种学习从人格关系看世界的认识论。“在一起谈论人生的朋友，如同在高原上闲逛的人们。但只要一见面就彼此激励、让自身最引以为傲之处得以发扬光大的挚友，就像齐心协力攀登高峰的伙伴。前者的聚集是为了享受自己的本来面目，而后者的相聚是为了突破自己的极限。”“‘你小子’‘老子我’这种狎昵称呼是友情世界里的伪钞。”（博纳尔《友情论》）

上文的美文风格可以说是大部分幸福论的共同倾向。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难道那些住在胡同小巷里满嘴黑话的“思想家”们就没有资格谈论幸福了吗？他们何止“你小子”“老子我”，就连“你这混蛋”“白痴”也都是彼此间常用的称呼——对于这些几乎没读过什么书的人来说，幸福论的“论”究竟是什么呢？

我开始大量阅读是在我住院的那段时间^[11]。无事可做的我以时速100公里的势头拼命读书。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2]、亨利·米勒^[13]、梦野久作^[14]、爱德华·霍列特·卡尔^[15]，一本接一本找来看。不过最近才意识到，恢复健康后的这十年，阅读量明显减少了。其实我去书店的机会并不少，报纸上登的新书预告也会留意。但是，那种心情就像一个退役的棒球选手在咖啡店里看体育报纸上现役选手的击球率排名一样，带着一种怀旧感和自我厌恶感，极为复杂。

我曾写过《抛下书本上街去》，也曾高呼过“永别了！阅读”。那是因为，阅读对于我所思考的“幸福论”之“论”的形成只会是一种障碍。

你读书最多的是什么时候？

——那是我在军队里的时候。

——那是我在监狱里的时候。

——那是我在住院的时候。

——那是我在上学的时候。

也就是说，阅读是一种“人生被某种因素封锁时的赔偿经历”，或者是一种“人生旅途中临时下车休息时的愉悦”。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有充分的生活留白时间可以用来思考。但那种留白是由于行动的停滞产生的，其本身并不能算作真正的“思考经历”。

我曾认真考虑过有没有能一边跑步一边读的书籍，或者一边泡澡一边读，又或者不锻炼不做拳击练习就不能读的书——如果真有这样的书籍，那么以书籍为起点的“论”就能焕发出全新的亮丽色彩。可惜，在现代的书房中，并不存在锐眼之鹰。

书籍，说到底只不过是那些很闲、有钱又有点厌世的人，在一个名为“时光”的书房中，坐在叫作“修养”的椅子上，品味一段“代理人生”的工具罢了。

我曾经梦想过一种“伟大的书籍”。那本书是铁质的，有1张榻榻米^[16]那么大，书脊连接处用的是铰链。厚厚的铁封面上可以刻点什么，比方说尼采的这句话：

看啊！看啊！老舵手在高呼：

“查拉图斯特拉^[17]将要步入地狱。”^[18]

或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古代拳击史、卡萨诺瓦^[19]回忆录之类的文献资料也行。

反正重点在于翻那本书得耗费体力。不知为什么，我忽然很想体会那种用尽全力翻开书页与“意义的世界”一决死战的疲惫——类似于劳动之后的快感，那才是我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