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史官“主书”与“主文”
一、史官与文字的关系
文字乃言语之体貌，文章之宅宇(1)，它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汉书·艺文志》：“《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说文解字·序》：“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说明了文字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应用功能。在古代，与文字关系最为密切的群体，莫过于史官，几乎所有与文字有关的工作都是由史官来负责完成的。
按文献所载，文字最早产生于史官之手。《说文解字·序》：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吕氏春秋·君守》《韩非子·五蠹》《世本·作篇》《淮南子·本经》中，都有“仓颉作书”的记载，另《风俗通》及卫恒《四体书势》，皆谓黄帝之时与仓颉同制文字者，尚有沮诵，亦为史官。这种把文字的产生归功于某一个或某几个人创造的说法，自然不符合文字产生及发展规律。《荀子》卷十五《解蔽篇》言：“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最大的可能是黄帝时期的仓颉、沮诵二人，在文字产生与早期发展过程中曾经进行过专门的规范整理工作，贡献突出，影响最大，此就如同李斯、赵高、胡母敬之于小篆。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黄帝之时仓颉、沮诵的史官之名是汉之后人们追加的（《说文解字》之前，只言仓颉、沮诵创文字），但这只能说明远古时期史官名实发展的不同步性，而丝毫改变不了仓颉、沮诵所从事的是后来人心目中的史官工作。戴君仁说：“因史是识字专家，写字专家，读字专家，极可能亦即造字专家。”(2)《说文解字·序》把文字的产生与史官联系起来，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时期的历史事实。
文字的功能主要在于其社会应用性，史官与文字的密切关系，主要就是从文字的社会应用角度而言的，史官是文字的主要应用者。金毓黻《中国史学史》：
吾考古代史官，职司记事，位非甚崇，试以周制征之。周礼，春官之属有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掌赞书；而六官所属诸职司，莫不有史。史与胥徒并列，故又释之曰：“史掌官书以赞治。”郑注云：“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征之汉制亦然。《汉书·艺文志》云：“大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是则史之初职，专掌官文书及起文书草，略如后世官署之掾吏。如谓仓颉、沮诵为黄帝之史官，则其所掌当不外是。凡掌官文书者及起文书草者，日与文字为缘，整齐其现行之字，以供起草之用，亦史官之所有事。周之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命，御史掌赞书，是史职起文书草之证也。太史掌邦之六典，内史掌八枋之法，外史掌四方之志，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是史掌官文书之证也。凡周之六典、八枋之法、四方之志、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或为当代之法典，或为治事之案据，今日称为寻常之官文书，异日则视为极可贵重之史料，古今一揆，理无二致。周代有然，黄帝以来迄于夏商，亦莫不如是。是则史之初职，本以记事为务，史官之多，亦以此也。(3)
金氏将“记事”与官书的“起文书草”混而言之，是不妥当的（下文将论），但“记事”与“文书起草”主要为史官所执掌，是官方主要的文字应用领域，却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因史官撰写文书、载笔记事之职，使之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遂使文字的应用成为史官专职。故此，夏曾佑谓“学术、艺文、朝章、国故，凡寄于语言文字之物，无不掌之于史”(4)。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刘师培的“古学出于史官论”，以及今所见汉以前的大量甲骨、青铜、刻石、简牍等文字资料几乎全部出自史官之手，这些都无不说明了史官是文字的主要应用者。
史官又是古代文字的整理、传承与监督者。《左传·襄公十三年》载晋国史赵通过拆解“亥”字字形的方式来标记绛县老人的年龄，可见这一群体对文字的熟悉程度。史官由应用文字、熟悉文字，进而成为文字的整理、监督与传承者。戴君仁说：
史字形状，象人手执简册，表示他的生活和书本不离。文字的需要，一天天广泛起来，他的职务范围，便一天天扩张，不但书籍归他们掌管（《史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索隐》云：乃周藏书室之史。）极可能连作教科书用的识字本，也是史所编制的（《说文序》谓黄帝之史仓颉造字。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秦丞相李斯作《仓颉篇》……《博学篇》）。仓颉其人之有无不可知，太史籀据王国维氏说亦非人名。这些只是传说，而认为他们都是史官，却暗示着史和作字有关系。秦时作仓颉三篇，恐怕只有胡母敬是真正的作者，而李斯以丞相居名，赵高以权臣居名，如后世官修书之领衔者。(5)
《仓颉篇》之后，汉代影响最大的字书《急就篇》，也是出自史官之手。这些字书既是学童的识字、练字教材，又是官方整理、规范、统一文字的标准范本。两汉时期往往“以史篇为字书之通名”(6)，更说明了在一般人心目中史官与字书的密切关系。
《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郑玄注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书之文字，得能读之。”《周礼·大行人》“九岁，属瞽史，谕书名”，王聘珍注：“九岁省而召其瞽史，皆聚于天子之宫，教习之也。”《汉书·艺文志》自注云：“《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这些都是史官负责文字教育与传承的记载。
又《说文解字·序》：“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僮……课最者以为尚书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之。”“太史试学僮”，说明了太史负责文字的考课；“课最者”尚书史的职责——“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之”，则说明了史官负有监督文字应用之责。
“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7)“史是古代教育极不普及状况下的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的流传，有莫大贡献。凡是文字的功绩，都可以说是史的功绩。”(8)这些都是对史官与文字关系的高度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