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徐学标教授的专著《史官主书与秦书八体》，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问世。学标教授2010年至2014间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这部著作就是根据他的博士论文修订补充而成的。作为学标的指导教师，我对他的研究思路和学术观点自然有较多了解，现在不妨利用写序的机会，专就此书的新颖独到之处向读者作简单的介绍。
学术界有关先秦秦汉时期史官文化和“秦书八体”的讨论一直非常热烈，研究史官文化的论著和探讨“秦书八体”的论著都相当丰富，但是长期以来大家习惯于分别从历史学和文字学的角度孤立地看待这两个论题，很少有人想到要把两者联系起来考察。特别是研究“秦书八体”的论著，大多单纯从文字学角度对“八体”的名称、内涵作出推测，立论缺少统一的背景参照和推论标准，遂致各骋想象，异说纷纭。学标的著作尝试将“秦书八体”问题置于“史官主书”的文化背景下来观察和分析，把两个看似各自独立实则密切相关的领域打通为一体，这是一个很有突破性和启发性的思路，我认为提出这一思路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在某些细节问题上提出新的观点。与其他同类论著常用的研究方法相比较，从史官文化的角度考察秦代书体的分类情况，结合“史官主书”的文化背景来推求许慎《说文解字叙》所列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诸名称的涵义，目前来看确是最有系统、最为合理的一种解释方法。学标认为，作为史学僮课试内容之一的“秦书八体”，与“史官主书”的主要内容相对应；与官府日常行政关系最为密切的八种主要官方用字，是“史官主书”的主要书体内容。又强调指出，研究“秦书八体”各体名实问题，应当以此种认识作为根本的出发点。按学标的解释，诸如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等比较奇僻的书体名称，只有参照史官职能的总体背景，尤其是参照史官人才的教育和考试背景，参照官方确定的字体类别必定与国家行政行为紧密关联等背景，才能得到确解。如果对“八体”的解说距离史官职能过于疏远，这些解说就比较可疑。学标将他的主要论断组织成一个严密的体系，使各个具体论点之间相互呼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读来自有较强的说服力。从书体书法的角度拓展对史官职能的研究，从史官职能的角度加深对书体书法的认识，这两个方面在学标的著作中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使史官文化研究和“秦书八体”研究同时得以深化，其学术价值和学术贡献是不言可喻的。
从新的研究思路出发，这部专著对涉及先秦秦汉时期史官职能和“秦书八体”方面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作了一番全面细致的梳理，其中有不少见解平实可信而又富于新意。在讨论史官职能时，学标对府史群体牵涉的官文书制度、档案制度、符信制度等等作了重点分析，这些分析虽然是在充分吸收史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但其目的在于解决文字学方面的问题而有所强调有所侧重，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叙述之中蕴含一种特定的关照，从而赋予新视角下的史官职能以特殊的意义，故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书中论述史官文化，十分注重运用新近出土的考古资料，而在运用考古资料时又特别注意与文献记载作对比分析。例如，《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之《史律》所记“［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能讽书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与《说文解字叙》所引《尉律》一段文字高度吻合，其中的“十五篇”显然就是指《汉书·艺文志》所列“《史籀》十五篇”、《说文叙》所谓“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十五篇”所指应是当时文化人熟知的事情，就像汉儒熟知“以三百五篇谏”一定是指《诗经》一样，不会出现什么歧义。如果不顾及文献记载中有关“十五篇”的流行说法而对这个概念作其他解释，立说的随意性就太大了。学标对这些缺少文献旁证的说法提出商榷，他的论证充分而有力，相信很多读者都会赞同他的观点。
这部专著对“秦书八体”中每一种书体的得名原由几乎都作了重新解释。这些解释都是围绕着“史官主书”的中轴进行的，有原理，有系统，重逻辑，重理据，故深细而不琐屑，新异而不怪谲。学标认为，“秦书八体”中的大篆、小篆和隶书是适用于简册的一般官府文书用字。篆、隶之名皆相对而出，“篆”为“掾”之同源后起字，“掾”是秦代专司文字工作的政府吏员，是官方文案的主要责任者，因这些文案大多直接呈报给皇帝及中央所属机构，故规定必须以正体来书写，篆书之名也即因此而起。与篆书之名同出的“隶书”，则是因其使用的对象为“徒隶”而得名。“八体”中的刻符，是指“竹质符”上的墨书文字，而非一般史官接触不到的兵符上的刻铸铭文。刻符之“刻”，不是指用刀在符信上锲刻文字，而是指“竹质符”上的刻齿。诸如此类的解释，皆能独出机杼，自成一说，其巧妙之处可以使会心的读者得到一种意外的喜悦。在人文学术研究领域，提出有价值的假说就是重要的贡献，这种假说的可贵不在于它能否得到证实，而在于它所展示的想象力对我们的理性有深刻的启悟作用。先秦秦汉文献中有很多与“秦书八体”类似的很难作出确切说明的概念，例如《周礼·大祝》所谓“六祝”“六祈”“六辞”“六号”“九祭”“九拜”等等，都是只列名称而不详说内容。因为“经无明文”，后人很难将这些概念各自的内涵外延以及诸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考证清楚，不少名称甚至永远不会有众人普遍认可的解释，但是这并不妨碍历代学者以极大的热情想方设法去探索这些名称的真相，也不妨碍在众多的推测和论证之中总有一些巧妙的解说会让人感到怡然理顺，深受启发。面对那些缺少原始阐释，后世多方求解、莫衷一是的难题，一旦有学者另辟蹊径提出新的解法和答案，岂不令人欣喜？学标有关“秦书八体”的考辨，其优点正在于此。
学标对先秦秦汉时代书体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大概从他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就开始了。他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秦汉书体方面的题目，读博之前他已在高层次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讨论《史籀篇》和秦汉书体的文章。他在古文字学特别是在古代书体书法研究方面有深厚的积累。《史官主书与秦书八体》一书，可以说是此种文字学和书法学的根株经过历史学的滋养之后自然结出的果实。
学问永无止境，探索未有穷期。看到一个好学深思者已有的成绩，总会引发我们更多的期待。衷心希望学标沿着此前选择的正确道路不断攀登不断前进，在文字研究和书法创作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
胡新生
2020年4月5日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