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有关三礼图的研究，古代学者多从不同角度入手：或校勘，如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集注》；或辑佚，如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或考说，如李锡书《周官图说》；或注解，如彭廉夫《礼记纂图注义》。如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礼教》所言：“近人致功于‘三礼’，约有五端：溯源流也，明类例也，综名数也，考同异也，搜遗逸也。”^[17]我们欲以图为线索，从历时的角度系统地对三礼图文献进行如下研究：

其一，溯源。三礼图文献首见于《魏书》，是书卷九〇言“郑氏《礼图》”、卷一〇八言“阮谌《礼图》”，其后《隋书》卷三二言“《三礼图》九卷，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谌等撰”，故汉代三礼图文献首撰者是郑玄还是阮谌，阙疑待考。据宋窦俨《三礼图集注》序称，聂崇义撰新《图》曾征引六家旧《图》，其中梁正、夏侯伏朗二家礼图撰于何时不详，又夏侯伏朗《三礼图》内容，聂崇义新《图》只字未提，亦不见于其他文献，待考。可见，三礼图文献源流不清，有待理清。

其二，体例。三礼图文献的撰作，必然有一定的体例。郑图撰作体例不明，文献亦不言。笔者以为其图作当依其注和前人图作而撰。阮图多依师说而撰，与郑注多违，故二家三礼图之内容必有出入。梁正、张镒之图多因阮图，故梁、张二图与阮图乃一脉相承。宋聂崇义集六家图而撰《三礼图集注》，综合相参诸家图作，不拘泥一家之说，故聂图撰作体例与其他三礼图之体例必有不同，这种类例的差异有待辨明。

其三，内容真伪考辨。三礼图内容，历来屡有异说。如冕之旒前后皆有还是有前无后，牺尊是画牛于尊抑或尊乃牛形，燕几、方壶、圆壶、簠、簋、匜、禁、佩玉等形制，学者持不同看法。因此，结合出土实物和相关文献对名物异制的考释工作不可或缺。

其四，辑佚补正。除聂崇义《三礼图集注》、杨复《仪礼图》外，由汉至唐的三礼图作大都亡佚。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郑、阮、梁、张四家三礼图作。王谟《汉魏遗书钞》、黄奭《汉学堂经解》则仅辑有阮谌《三礼图》。阮谌《三礼图》辑佚诸本间的异说，有待补正。夏侯伏朗《三礼图》辑佚工作有待完成。诸家三礼图作辑佚本，皆有文无图，有待和出土实物相比勘，以验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