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史的回顾

著名学者罗志田曾说：“所谓的学术史，最好让读者看到学者怎样治学，并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之中展现学术思想观念的发展过程。”⁽¹⁴⁾笔者非常认同这个观点，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本书将对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中国当代展览史研究以及国家形象与政党形象研究进行学术回顾。

一、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的新进展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有长足进展，成果颇丰，或从宏观上，或从微观上，或从新的视角进行探究⁽¹⁵⁾。梳理博览会史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已有多篇翔实而精辟的综述。谢辉认为，就总体而言，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有许多领域有待进一步开拓和探讨⁽¹⁶⁾。马敏教授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之前，撰文对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做了全面的回顾和思考，并对进一步深化中国博览会史研究指出了未来努力的方向⁽¹⁷⁾。因此，本书不再赘述，只对2010年以来学术界研究状况进行归纳。现有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大致包括以下方面：

博览会与近代化研究。博览会是中国迈向近代化的标志，它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力量。在管理近代化方面，万立明指出，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摸索出一套卓有成效的展览运作模式⁽¹⁸⁾，这种运作模式蕴含了中国共产党的管理经验。王玉慧研究清政府与博览会管理问题，重点阐述晚清政府对中国参与国际博览会事务，以及国内自办博览会的具体政策和措施⁽¹⁹⁾，有些政策和措施在当时来讲还是很先进的。在经济近代化方面，丁丽从清末经济新政的角度研究商品赛会，认为清末新政中振兴工商的经济政策与商品赛会的发展有重大关系，两者相互促进，并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²⁰⁾。在观念近代化方面，朱荫贵指出，“《商务官报》刊载的文章是对南洋劝业会进行观察和分析的窗口，可以从一个具体的侧面来观察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感受，同时也能够折射出该时期中国社会的大体面貌，以及中国人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描绘和追求”⁽²¹⁾。洪振强研究了民族主义的近代化，他认为，自晚清至民国一直连贯存在着一种追赶型、内向型、开放型的较为理性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主要是经济层面的理性民族主义⁽²²⁾。这些学者以博览会为切入点，极大推动了近代化研究。

博览会与科技文化。博览会是科技文化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是科技文化快速传播的载体。万立明指出，展览会中的实物、口头和印刷三种传播手段，提高了根据地民众的科学文化水平⁽²³⁾。沈娟专门研究了抗战时期大后方木刻展览，“对各种木刻展览的规模、形态、性质，出展作品、参展作者及社会影响进行了全面的论述”⁽²⁴⁾。迟娜论述了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是会展与地域文化形象紧密融合的最佳典范⁽²⁵⁾，该研究具有极大的社会价值，对今天西湖博览会的举办也有启发意义。肖元媛将西湖博览会展示设计分为三大部分：展示空间设计、展示平面设计、展示多媒体设计⁽²⁶⁾，她从多个案例出发，对有关内容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还有研究生聚焦民国时期的美术展览，研究《良友》画报（1926—1945）对民国美术展览的传播⁽²⁷⁾。

博览会与中外交往。参加国际博览会是中外交往的重要方式，蕴含了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吴伟研究中国参加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世界博览会的历史，他不仅研究了中国参展的历史影响，还提出展览中中国暴露出的各种问题⁽²⁸⁾。张方舟研究劝业博览会与近代日本国民意识，他以明治时期日本政府主办的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与近代日本国民意识形成的内在联系。通过分析“劝业博览会”向“帝国博览会”转变的过程，透视“明治日本的国民意识由于发育的不成熟，而兼有国民与臣民的双重性格，为此后日本迅速帝国主义化，民众沦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帮凶埋下了伏笔”⁽²⁹⁾。张玉莲以日本在台湾台南县与山西忻县两地举办的首届博览会，即当地所谓的“品评会”为例，探析了不同殖民政策下博览会的筹办、展示及其社会影响的差异⁽³⁰⁾。郭子杰研究民国时期中国参加国际会展的艺术品外交，他以中国参加的大型博览会为案例，还原出民国政府从初期漠不关心，到后期极为重视的历史过程，并与日本的艺术品外交进行对比⁽³¹⁾，颇有新意。

博览会与经济社会发展。近代博览会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商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艾险峰等研究了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之间的互动发展关系，认为晚清武汉城市较为开化的社会风气、完善的市政建设、兴旺的文化教育、发达的经济事业和畅通的区位交通，以及张之洞等人的开明进取和对博览会事业的重视，有力促进了武汉博览会事业的兴起和开办⁽³²⁾。马敏、付海晏认为，以振兴商务为己任的商会参与博览会，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配角到主角的发展过程。晚清商会对近代博览会的参与，包括出洋参加国际博览会和在国内举办全国性或地方商品博览会两个方面，商会配合官方开展了大量活动，在展品征集、评比的过程中，更是起到了主导性作用，为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做出了重要贡献⁽³³⁾。左旭初通过早期世博会上中国企业的获奖产品，来介绍和宣传世博会与中国经济、企业发展的渊源⁽³⁴⁾，让读者对中国近代品牌产品有更多的了解。许海娜研究了天津展览会对天津社会经济的影响⁽³⁵⁾，推动了地区博览会史的研究。

博览会个案研究。近年来，对南洋劝业会的研究是最大的个案研究热点。研究的视角是多样的，有设计、品牌、人物、休闲、体育、商贸、城市等多个方面⁽³⁶⁾。西湖博览会是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博览会之一，遗留的资料非常翔实，研究成果也非常多。王佩良从纪念的视角，阐述了1929年首届西湖博览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并提出了如何提升西湖博览会品牌价值的建议⁽³⁷⁾。倪侃发表了三篇相关论文，探讨了西湖博览会的宣传形式和宣传技巧，以及对今天的启示⁽³⁸⁾。个案研究非常翔实的是严斌林，他以1935年武汉防空展览会为题撰写了一篇硕士论文。该文以武汉防空展览会为具体考察对象，在充分掌握相关原始资料汇编与报刊杂志评论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论述了防空展览会举办的时代背景，重构了武汉防空展览会办展的整个过程，分析了防空展览会的深刻影响⁽³⁹⁾。作者指出防空展览会具有特殊时代使命和鲜明的时代印记，见解深刻。

博览会人物研究。著名人物对博览会举办起着重要作用。2010年以来，学术界主要研究了吴锦堂、黄开甲、熊希龄、黄炎培、涩泽荣一、张謇与博览会的关系。纪立新研究近代海外宁波帮杰出代表吴锦堂，认为他于1910年回国参加南洋劝业会有四个目的：一是携自己在日本生产的安全火柴参展，二是衔浙江巡抚之命劝说侨商赴浙考察、投资，三是动员侨商赴汉冶萍公司考察、入股，四是为商舰协会募集资金。吴锦堂参加南洋劝业会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⁴⁰⁾。有学者研究后认为，留美幼童黄开甲曾经参观过1876年的美国费城百年博览会⁽⁴¹⁾。杨伟研究熊希龄在苏宁、东北担任晚清政府幕僚期间积极从事博览会事业，是晚清推动博览会事业发展的重要人物⁽⁴²⁾。黄方毅研究其父亲黄炎培参加1915年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会见了当时美国的政要和科学家等，并为中国留学生争取到了正当的权益⁽⁴³⁾。值得一提的是，张卉的硕士论文非常有深度。她认为：“张謇与涩泽荣一的博览经历和博览活动有所相似，深究又各有差异。从中日博览会发生发展的背景到二人游历的具体活动，以及张謇和涩泽荣一对博览会的认知，包括归国后二人的博览会实践都有所不同。”⁽⁴⁴⁾同学界以往的博览会人物研究侧重经济和文化不同，该文所关心的是展览对于参与个体产生的客观影响，很有新意。

此外，博览会资料编撰进展很快。陈占彪编撰的《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⁴⁵⁾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精选了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24篇，图片200余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美国学者居蜜编撰的《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中国参展图录》回顾了中国参加1904年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的始末，并论述中美外交关系的发展⁽⁴⁶⁾。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撰了《民国展览史料汇编》，该书为民国时期展览文献汇编，收录与博览会、展览有关的文献90余种，为博览会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⁴⁷⁾。苏克勤等人编撰了一系列南洋劝业会资料⁽⁴⁸⁾，作者对资料点校注释，编撰大事日志，有较大学术贡献。

2010年以来，港台及国外学者在博览会研究上成果较少。香港的李培德从港货、国货、香港名牌的角度，研究了1933—2008年香港工展会，重点研究了1938年的香港厂商借助内地国货运动的声势，借鉴先前在香港和新加坡举行国货展览会的经验，首次成功地举办较大规模的“香港中国货品展览会”的历史⁽⁴⁹⁾。台湾大学颜娟英指导有一篇硕士论文，从博览会的角度，说明台湾展览会的组合性质，以及20世纪20年代受观光风气影响而产生，以城市为单元的城市展览会，给予台湾文化三百年祭在台湾展览会脉络中确切的定位⁽⁵⁰⁾。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国际历史学大会第15个特别议题是“世界博览会的历史研究：对比较文化史的贡献”。各国专家提交了相关论文⁽⁵¹⁾，选题颇具本国特色，推动着博览会史研究走向历史研究前沿。

总之，近些年来博览会史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缺憾：一是研究主题较窄，主要限于南洋劝业会和西湖博览会，其他相关研究比较薄弱；二是综合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个案研究，关于博览会的通史性或专史性的著作较少；三是理论突破较少，除少数研究深入到了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研究外，基本都采取“事件史”路径，在背景、过程、影响、局限上做文章。学者潘杰1991年出版了《中国展览史》，时间过去了近30年，但至今还没有一部中国博览会通史出版，的确是史学界的遗憾。相比较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国的博览会史研究任重道远。

二、当代中国展览史研究的现状

改革开放前，学术界对新中国展览史研究极少。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展览史的研究性论文开始出现。据笔者所见，最早研究展览的论文是民族文化宫批判组撰写的《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批判“四人帮”破坏〈民族工作展览〉的罪行》⁽⁵²⁾。此后，韩绍诗于1987年发表论文《六十年来河南省博物馆陈列展览情况》⁽⁵³⁾，对展览的历程进行了梳理与反思，颇有价值。

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代中国展览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1990年，中国农业展览馆协会组织编写的《展览学概论》，有专章对展览史进行论述，是国内最早的较系统的研究成果。该书对展览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述，为以后的展览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3年，著名会展专家潘杰出版了《中国展览史》⁽⁵⁴⁾，该书系统论述了抗日根据地举办的各种展览，对新中国举办的展览也作了介绍。这是中国第一部展览通史，具有开创意义。

1999年，昆明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世界级的博览会，受到各界的重视。在媒体宣传的推动下，博览会史研究高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博览会论文，主要是对晚清和民国博览会的研究，对新中国博览会研究较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会展研究备受重视，政府和高校的有关研究机构纷纷成立，相关研究成果愈来愈多⁽⁵⁵⁾。这些研究主要从经济、产业、外贸、管理、人力资源等方面进行，但从历史学视角进行研究的较少。

2002年，中国上海获得了世博会的举办权。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吸引了学界对当代中国展览史的关注，将博览会史研究推向高潮，极大促进了当代中国展览史研究。梳理学术史，当代中国展览活动史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展览宏观研究、区域展览研究、典型展览研究、编撰展览志等方面。

展览宏观研究。梳理展览活动的发展历程，这是展览史研究的基础。刘建美的论文《六十多年来中国国家博物馆近现代基本陈列的演变》⁽⁵⁶⁾，利用国家博物馆一手档案资料，对中共六次重要展览进行了论述，值得学习借鉴。笔者的论文《新中国会展业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启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会展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1965年是初步发展阶段，新中国会展业在会展规模、办展形式、展览场所和展出范围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1966—1977年是曲折发展阶段，会展业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发展受到挫折，但中国参加国际博览会取得了较好的反响；1978年至今是迅速发展阶段，中国会展市场逐渐扩大，会展产业化进程加快，会展国际化趋势加强，会展体系进一步完善。”⁽⁵⁷⁾

区域展览研究。不同地方举办的展览活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一些硕博论文，对地区展览的历史进行了介绍。陈晓宇的硕士论文《武汉会展业发展历程研究》主要论述：武汉展览业在清末兴起、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在民国时期的发展特点及其逐渐衰落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比较发达的概况，以及20世纪90年代后武汉会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衰落的原因⁽⁵⁸⁾。林翰的硕士论文《广州会展史研究》中，有一部分对新中国成立后广州会展的发展史进行梳理的内容，分析了广州会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广州城市建设的促进作用及其对岭南文化的展示功能⁽⁵⁹⁾。杨嵋通过查阅1978—2007年《解放日报》的有关新闻，总结和梳理在上海举办的展览项目并获取相关研究数据；在全面分析上海展览会三十年数据的基础上，力求从中找到上海展览业发展的客观规律⁽⁶⁰⁾。

典型展览研究。广交会是当代中国第一展，对其历史研究成果斐然，主要著作有《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志（1957—2001）》⁽⁶¹⁾、《百届辉煌》⁽⁶²⁾、《亲历广交会》⁽⁶³⁾、《会展、经济与城市发展——关于中国“广交会”的综合研究》⁽⁶⁴⁾和《逐梦世界：广交会启示录》⁽⁶⁵⁾；主要论文有孟红的《“中国第一展”——广交会的沧桑巨变》⁽⁶⁶⁾，该文对广交会的历史脉络梳理得十分清楚。尤其是，广州市委党校的欧阳湘撰写了一系列高质量的论文⁽⁶⁷⁾，对广交会与中日贸易、广交会与中国外经贸战略、广交会的历史渊源和国情依据等问题进行探讨，极大地推动了对广交会的研究。

编撰展览志。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贸促会等单位就组织人员编写《中国展览年鉴》，基本上每年编辑1本，为展览研究和展览志的编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9年，长春市贸促会（会展办）志编纂委员会编撰了《长春市贸促会（会展办）志（1990—2008）》⁽⁶⁸⁾，这是地方展览史研究的重要成果。2012年，《上海世博会中国石油参与志》出版，该书主要收录了上海世博会天然气供应，上海世博会天然气输送、天然气输送建设、天然气使用，上海世博会天然气设备改造、站场防护及改造、信道光缆防护，上海世博会天然气调控管理、编制供气预案、多方联动机制，上海世博会天然气输送安全管理等内容⁽⁶⁹⁾。通过这部展览志，可以详细了解中国石油与世博会的关系，是一本颇具学术价值的展览志。

学术研究需要长期积累与沉淀，离不开观点的碰撞与交锋。梳理学术史后可以发现，尽管当代中国展览史研究方兴未艾，但学界还是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1．展览活动与政治教育

“刘介梅忘本回头”展览会是20世纪5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政治展览会之一，该展览从黄冈到武汉，又到北京，再到全国巡展，影响非常大。吴子勋详尽地叙述了刘介梅忘本回头展览会的来龙去脉，资料丰富，内容充实⁽⁷⁰⁾。洪振强认为，围绕刘介梅这个典型，各地结合具体工作实际，开展了“刘介梅思想之转变”的大讨论，展开批判与自我批判。同时，全社会创作了诸多以“刘介梅”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广为传播，使得“刘介梅”形象更为生动，产生更为广泛的教育效果。展览会被高度政治化，变成宣传和动员工具⁽⁷¹⁾。

展览活动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洪振强以武汉举办的展览会为中心，深入地探讨了展览会与地区社会变迁的关系，认为展览会强化了人们对共产党新政权和社会主义的认同，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几乎成为社会大众认同的一种惯性思维和行为标尺⁽⁷²⁾。这种分析非常深入，给人启发颇多。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展览会十分复杂，是研究的薄弱环节。卫东风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展览活动进行案例分析，认为这是另类的展览⁽⁷³⁾。李静萍论述了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农业副业展览和水利展览是在学大寨运动兴起初期举办的；这三次展览展示了各地在学大寨运动中所采取的具体做法以及所积累的宝贵经验⁽⁷⁴⁾。

2．展览活动与经济发展

展览活动在经济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办的物资交流展览会，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王巧鹏以20世纪50年代华北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为研究个案，探讨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经济恢复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是如何致力于“国计民生”这一攸关国家和民众前途命运的大事的。文章将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作为国家与民众、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之间相互关系建构的重要场域，进而考察分析国家形象的塑造与民众利益诉求的复杂关联⁽⁷⁵⁾。杨建慧研究了中南区第一届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对大会的兴起背景、筹备组织、会场概况、历史特点和社会影响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⁷⁶⁾。

展览活动与城市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艾险峰考察1909—2010年博览会与武汉城市社会变动的关联。她认为，1949—1979年三十年间展览会与武汉城市的互动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指武汉城市社会的变动以自上而下的行政督办力量，通过展览会展示出来。同样，这些展览会通过强化社会主义宣传教育与动员效力，又进一步推动了武汉城市社会的变动⁽⁷⁷⁾。此外，蔡成喜详尽地叙述了第一次日本商品展览会⁽⁷⁸⁾的来龙去脉，资料丰富，内容充实。何立波叙述了20世纪50年代东北新农具展览会、规模宏大的三届全国农业展览会和向世界展示中国新成就的广交会⁽⁷⁹⁾。文章较短，只是简单介绍史实。

3．展览活动与文化科技交流

展览是一种文化，展览活动也是一种文化活动。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较多。陶金研究了全国版画作品展览，他从全国版画展览史料的分析入手，廓清新中国成立后所举办的制度性展览会的基本面貌，厘清其发展脉络，阐明新中国的版画展览对中国创作版画发展的影响及相互关系⁽⁸⁰⁾。赵建伟研究了首届全国美术工艺品展览会，该会是新中国建立之初举办的第一次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展览，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建设⁽⁸¹⁾。胡清清研究了新中国对外美术交流展，她认为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等外交政策的影响下，新中国有选择地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美术展览交流，对新中国造型艺术的变革与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⁸²⁾。武洪滨的研究颇有代表性，他出版了一本艺术博览会的专著，论述了艺术博览会的历史渊源及当代阐释，探讨了中国艺术博览会“学术性”建构历程及现象剖析，研究了中国艺术博览会的价值目标和现实策略等问题⁽⁸³⁾。

展览活动是科技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是科技成果快速传播的载体。对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仍比较薄弱。杨文君对1951年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的事件及建筑群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分析，结合对大会亲历者的采访与文献记录，展馆设计蓝图、合约与施工说明等史料原件的研究，阐明华南土展会建筑群是新中国第一次有现代主义倾向的集群设计，是塑造新中国岭南现代建筑地域性格的重要开端⁽⁸⁴⁾。

4．展览活动与对外开放

边疆博览会是中国与周边国家联系的重要纽带。刘明广将21世纪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中国边疆地区举办的博览会活动作为分析研究对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边疆地区博览会所具有的动力机制和功能维度，全面而深刻地分析了其对中国周边战略的影响，并根据中国边疆地区博览会发展过程的趋势和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⁸⁵⁾。

广交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窗口，也是中国开放的窗口。何慧论述了广交会在六个时期的发展历程，指出这一历程折射了中国对自身及外部世界认识的变化，留下了冷战转型过程中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的痕迹⁽⁸⁶⁾。参加世博会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笔者论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基于历史和现实的综合权衡，参加了许多重要的世界博览会。中国参展具有政府高度重视、展品契合博览会主题、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等显著特点，不仅促进了国内各方面的发展，还塑造了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⁸⁷⁾。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展览活动史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在时段上，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展览，较少有人研究；在研究类别上，对国内展览研究较多，但对出国展览与外国的来华展览，较少有人研究；在研究形式上，单篇论文较多，专书较少，还没有一本完整的当代中国展览活动史；在研究内容上，个案叙述、介绍较多，联系新中国发展变迁，从多个视角进行探讨的则较少。故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有许多相关领域尚未涉及，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展览史整体研究更是不足，迄今为止，尚无系统研究当代中国产业博览会史、区域博览会史、中外博览会交流史的专门成果。

三、国家形象与政党形象研究回顾

形象研究从西方传过来，激发了中国学者的研究兴趣。不少学者从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传播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些年，从历史的视角研究形象，成果也比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厦门大学周宁对中国形象的研究⁽⁸⁸⁾，论述缜密，影响较大。

2012年12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形象史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中华书局、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四川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等多家文保单位、知名大学与科研机构的50余位学者参加。与会者从文物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美术学、宗教学等学科视野出发，针对形象史学的概念、内涵、学术渊源、理论架构、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⁸⁹⁾。

国家形象和政党形象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早在1998年，中国学者就翻译了明恩溥的名作《中国人的特性》⁽⁹⁰⁾。随后，一批关于中国形象的书籍被翻译引进⁽⁹¹⁾。2003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写的《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⁹²⁾，极大地推动了国家形象研究。梳理已有的研究，学界对女性形象研究、名人形象（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等）研究、外国形象研究与中国形象研究非常关注，取得了较多的成就。如台湾学者潘光哲借用Alfred Schutz“知识仓库”的概念，梳理了华盛顿形象在近代中国的流传情况，同时关照孙中山“国父”形象的制作及打造何种历史记忆的问题⁽⁹³⁾。陈建华对拿破仑的研究，审视了晚清的小说革命化及民初的都市文化和民主观念⁽⁹⁴⁾。这些研究观点新颖，视角独特。

在建构国家和政党形象方式上，许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进行论述。余居道采纳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进行权力话语分析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对近代美国来华传教士所作有关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著作进行分析⁽⁹⁵⁾。曹树基认为，20世纪50年代民众对国家的规划和目标作出积极的反应，这些反应有可能对国家新规划、新目标的定位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50年代新的国家形象的塑造是国家与农民“同谋”的结果⁽⁹⁶⁾。阳海燕通过对1951年《光明日报》国庆征文文本的分析，探讨文艺副刊所建构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特点，并反思其形象建构的不足之处⁽⁹⁷⁾。陆勇指出，“天朝大国”形象陨落后，清政府在“中国”观念的调适中，一度重塑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但是伴随传统大一统外围屏障的丟失和国家主权危机的加深，这种努力收效甚微；随着“民族国家”话语霸权的形成，中国“国家形象”的构想出现了“汉民族”国家和“大民族”国家的分野。基于“大民族”国家观念，清政府在整合东北和藏区疆域过程中，重塑了近代中国整体国家形象⁽⁹⁸⁾。周勇认为，城市形象是国家形象的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统帅部所在地，在这里发生了许许多多早已载入史册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中国故事，重庆这座城市的形象则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形象。深入发掘重庆城市的历史资源，讲好重庆的战时故事，对于建构真实的中国国家历史形象意义重大⁽⁹⁹⁾。此外，一些新闻传播史的专著⁽¹⁰⁰⁾，也较好地研究了建构国家形象和政党形象的问题。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是域外的视角，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王鸣彦指出，日本人长期以来一直都醉心沉迷于中国文化，相同的书写文字及文化渊源使中日双方对彼此有着更深层次的了解。事实上，这份亲切感奠定了双方交流的基础，但却让日本人误以为自己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解读中国。这批日本赴华游者留下了大量的游记，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书写中国，重塑他们眼中的近代中国形象。但他们的作品大多都掺杂着自己的民族意识及预设目的，他们所塑造的近代中国形象都是偏激而片面的，是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¹⁰¹⁾。朱琳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选取了1949—1999年这五十年间美国《时代》周刊的涉华报道进行话语分析，认为中国形象经历了四个阶段：即邪恶中国阶段（1949—1971）、向美好过渡阶段（1972—1978）、美好中国阶段（1979—1988）、“中国威胁”论阶段（1989—1999）⁽¹⁰²⁾。刘礼飞围绕额尔金来华这一历史事件展开讨论，通过对日记、游记等文本进行的分析，探讨他眼中的中国形象，并且尝试对同时代中国人眼中的英国形象进行考察，试图揭示出中英互视下异国形象差别的深层文化内涵⁽¹⁰³⁾。王楼进以比较文学形象学和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分析清末民初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认为清末民初的中国形象呈现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种类型，这是启蒙思想“现代性”视野中停滞、专制、保守的帝国形象的继续⁽¹⁰⁴⁾。

关于展览活动与国家形象以及政党形象关系问题，一直是博览会研究的热点。展览活动的兴起与发展，恰好见证了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发展过程。近代中国通过博览会塑造出了什么形象？洪振强研究了晚清博览会与国家形象的关系，他指出：“在国际博览会上，近代西方国家对晚清中国‘国家’塑造以外力压迫方式产生了影响。晚清时人既在博览会言论中谈及大量‘国’之词汇，又与在会场上羞辱中国的诸多行径进行坚决抗争。这些言行中所蕴含的‘国家’观念是对近代西方国家的一种条件反射式移植，与中国由清政府主导而展示出来的王朝、文化和农业三位一体的传统国家形象之间有着较大落差，虽缺乏近代国家之真义，但具有建设一个富强的近代国家的价值追求。”⁽¹⁰⁵⁾陈蕴茜研究了民国展览与政党形象的关系，她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各地充分利用纪念馆的常年展与各类临时展来纪念、宣传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并通过展览陈列的视觉冲击让人们感知辛亥革命的艰辛与壮烈，形成深刻的革命记忆，以强化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¹⁰⁶⁾丁蕾透过分析物品的展示方式及其象征意义，“探讨民国时期的公共展览如何在政府、学者等力量的共同推动下，通过公共展览建构区域形象”⁽¹⁰⁷⁾。胡斌具有宏观视野，他考察了世博会100多年的历程，阐述中国透过这一窗口向世界呈现自身形象的时代变奏和文化要义⁽¹⁰⁸⁾。

博览会是展示和塑造形象的绝佳场所，台湾学者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关注。吕绍理的专著《展示台湾：权力、空间与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较好地论述了博览会与台湾形象建构的关系，是博览会研究的代表性作品⁽¹⁰⁹⁾。王正华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从“中国”整体展示和“民族国家”形塑的角度，细致分析了圣路易斯博览会中中国的参展品及其陈列方式，认为中国展品没有体现出博览会的“现代性的展示秩序”⁽¹¹⁰⁾。吴淑瑛研究了中国参加1935年伦敦国际艺术展览会的情况，她认为，中国参展是为了“宣扬国威”和“发扬中国文化”，但在实际展览过程中，所呈现的并非“中国”艺术或文化，更偏向是英国“想象或构建”出的中国艺术与文化⁽¹¹¹⁾。这些文章都注重实证，从新的视角来推进博览会的研究，但都集中在晚清和民国研究，对新中国展览活动与形象建构问题涉及较少。

总之，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形象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有些研究在进行低水平重复，观点上的交锋与碰撞较少。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意学术史的积累，加强理论分析与观点创新；同时，要拓宽研究领域，引入“他山之石”，进行交叉学科研究。这样，我们才会有更新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