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手札
在海边，靠近海岸线处，二十多株黝黑的高大山樱并排耸立着。新学年伊始，山樱树便抽出连绵的褐色新叶，在蓝色海洋的映衬下，绽放着绚烂的花朵。待到樱花散落之时，沸沸扬扬的花瓣撒向大海，点缀在海面上，落樱乘着海浪，在海岸线上起起伏伏。东北部地区的一所中学，便将这片落樱沙滩用作学校操场。我连入学考试都没怎么准备，竟也顺利入学。这所中学的校帽徽章、制服纽扣，都有樱花图样绽放其上。
一位远房亲戚就住在这所中学附近，基于此，家父为我选择了这所靠近大海、樱花遍布的中学。我就寄住在这位远亲家中，由于学校近在咫尺，我越发懒惰，总是听到早会钟声[4]响起才奔向学校。即便如此，我依旧凭借那搞笑的本领，日渐赢得同班学生的拥戴。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远离故乡，竟觉得异乡之地远比故乡更让我轻松自得。这或许得益于我的搞笑本领早已出神入化，欺骗他人已不再如幼时那般艰难。这样解释也未尝不可，更重要的是，在至亲与旁人、故乡与他乡之间，难免存在演技的难易之差。无论怎样的天才，即便是上帝之子耶稣，这种差异也同样不可避免。对于一个演员，难度最大的演出场所莫过于故乡的剧场。若再逢亲朋好友齐聚一堂，想必再出色的名伶也顾不得讲究演技了。而我坚持完成了演出，还收获了不小的成功。如此功力深厚的演员踏上外乡的舞台，自然万无一失。
我对人类的恐惧毫无消减，反而日益翻涌。但我的演技却日益精进，经常在教室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就连老师也一边感叹着“这个班要是没有大庭（叶藏），该是多好的班啊”，一边掩口窃笑。就连那吼声如雷的驻校军官，我也能轻松让他喷笑。
就在我以为自己已完全隐藏了真面目，要长吁一口气的时候，一支冷箭竟从我身后射来。在我背后放冷箭的男生，长相极为普通，是班上最瘦弱的孩子，脸色苍白浮肿，穿的似乎是他父亲或兄长的旧衣服，拖着圣德太子[5]那样长的衣袖，功课也一塌糊涂，军训课和体操课总是见习，简直是个白痴。连我也觉得，不必对这种人多加防备。
一日上体操课，那男生（我已想不起他的姓，只记得名字大概叫竹一）照旧见习，我们则做单杠练习。我故意摆出最为严肃的神情，瞄准单杠，“哎—”地大叫一声，向前冲去，像跳远一样猛力冲刺，却一屁股摔在沙地上。这一连串失败的动作均在计划之中，大家果然大笑不止，我也苦笑着爬起，拍着裤子上的沙土。竹一不知何时来到我背后，对我低语：
“故意的，你是故意的。”
我大为震惊。完全未料到，自己刻意出丑，竟被竹一一语道破，仿佛眼前的世界在瞬间被熊熊地狱之火包围，我“哇—”地大喊一声，唯尽力自持，方不致癫狂。
之后的每一天，我都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
表面上我依然上演着可悲的滑稽戏码逗笑他人，但总在不经意间发出沉重的叹息。无论我如何行事都会被竹一识破，如此一来，他迟早会把真相告诉别人。每思及于此，我的额头总会冒出密密麻麻的汗珠，继而用怪异的眼神环顾四周，鬼鬼祟祟的样子，犹如一个疯子。如果可以，我真想从早到晚寸步不离竹一左右，以防他泄密，然后，在和竹一形影不离的时间里，我会竭尽全力让他相信，我的“搞笑”并非刻意之举。顺利的话，我想成为他独一无二的挚友。如果这一切均不可行，我只能祈求上天早日夺去他的性命。不过，我终究无法对他产生杀意。尽管在过去的人生中，我曾多次祈盼死于他人之手，却从未动过杀人之心。面对可怕的对手，我反而只想着让对方幸福。
为了让竹一归顺于我，我屡次在脸上堆起基督教徒般“温柔”的谄笑，头左倾约三十度，轻轻搂着他瘦小的肩膀，用甜甜的声音邀请他到我寄宿的家里做客。他却总是心不在焉，沉默不语。印象中，那是初夏一个放学后的傍晚，大雨倾盆而下，同学们被困在教室，但我家就在附近，于是我打算冒雨前行。这时，我看见竹一垂头丧气地站在鞋柜旁，于是立刻对他说：“去我家吧，我借你伞。”于是我拉着怯生生的竹一，在大雨中狂奔回家。到家后，我拜托阿姨将我俩的衣服烘干，成功地把竹一带到我位于二楼的房间。
我寄宿的家里只有三位家庭成员：五十多岁的阿姨，约莫三十、似乎抱恙在身、架着眼镜的高个子姐姐（曾出嫁，后又回到娘家长住。我和家里其他人一样，叫她姐姐）和刚从女校毕业名叫阿节的妹妹。妹妹与姐姐不同，她个子娇小，脸庞圆润。一楼有间店铺，她们三人做少量文具和运动器具的销售，不过已故先生留下的五六栋长屋的租金似乎是这户人家主要的生活来源。
“耳朵好疼。”竹一站着说道，“每次被雨淋过都会疼。”
我仔细一看，发现他的耳朵有严重的耳漏[6]，脓水都快流到耳郭外了。
“这样可不行。很疼吧？”我夸张地露出惊诧的神情，“都是我不好，拉着你淋雨。”
我学着女人的口吻，“柔声”致歉，下楼取来棉花和酒精，让竹一枕在我的膝头，细心地替他掏耳朵。竹一终究也没察觉到这是我伪善的诡计，他枕在我腿上，说着无知的恭维话：
“肯定会有女人为你着迷。”
日后我才发现，竹一无意间说出的这句话，犹如魔鬼的预言，着实令人恐惧。
为别人着迷，或被人迷恋，感觉都很粗俗、戏谑，有得意扬扬愚弄他人之感。无论何等严肃场合，只要这类词语稍一露头，忧郁的伽蓝[7]也会在顷刻间崩塌，流于平淡与庸俗。假若用“被爱的不安”这类文学用语来替换“被迷恋的痛苦”这类俗语，忧郁的伽蓝便将不受任何影响。这又是何等奇妙之事。
我帮竹一清理脓水，他傻乎乎地恭维我日后会被女人迷恋。彼时的我，只是满面通红地笑着，没作任何回应，但其实我隐约觉得有些道理。然而，“被迷恋”这种粗俗的说法总带着一种让人得意忘形的意味，他那样一说，我竟然觉得有理，这无异于表明我的想法是如此愚笨无知，比之相声中小少爷的台词还不如。我自然不会抱着这种戏谑、扬扬自得的心态，认为他的话“不无道理”。
我以为，女人要比男人复杂难懂得多。我的家人中，女性人数多于男性，亲戚中也有许多女孩，对我犯下罪行的佣人中也有女性，说我是自幼在女人堆里长大的亦不为过。然而，我一直都怀着如履薄冰的心情和她们交往。她们大多数时候都让我难以捉摸，我总是如堕五里雾中，生怕踏错虎尾，受到伤害。与男人们的鞭笞不同，女人带来的伤痛犹如内伤，经久不愈。
女人有时非我不可，有时将我弃如敝屣，在众人面前对我尖酸刻薄，独处时却拼命抱紧我。女人能像死去一般熟睡，让人怀疑她们是为了睡觉而活。自孩提时起，我就从各种角度观察女人，发现尽管同为人类，女人与男人却迥然不同，宛如两种生物。而这种难以理解、不容小觑的生物总是奇妙地照顾着我。用“被人迷恋”或“被人喜欢”来解释这种情形都不贴切，恐怕用“受人照顾”来形容更为贴切。
女人似乎比男人更能轻松地面对搞笑。我搞笑逗乐时，男人们不会一直开怀大笑。我知道若是在男人面前搞笑到得意忘形，会过犹不及，因此我总是把握时机、见好就收。女人却不懂得适度，永远不断索求，我为满足她们毫无节制的要求，时常筋疲力尽。她们着实能笑。女人似乎比男人更能享受快乐。
我中学寄宿的亲戚家，那两姐妹稍有空闲就到二楼找我，每次我都会被吓得几乎跳起来。
“在用功吗？”
“没有。”我胆战心惊地报以微笑，合上书本。
“今天，学校有个名叫‘棍棒’的地理老师……”我信口说出言不由衷的笑话。
“小叶，你戴上眼镜看看。”
某晚，妹妹阿节和姐姐一起到我屋里玩，在我一通搞笑献媚之后，她们提出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
“哎呀，就戴上看看嘛。借一下姐姐的眼镜。”
她们总是用这种粗暴的口气发号施令。我这个搞笑艺人当然老老实实地接过眼镜。我戴上眼镜，两姐妹立刻笑翻了天：
“太像了，和劳埃德简直一模一样！”
哈罗德·劳埃德是当时在日本很受欢迎的外国喜剧电影演员。
于是，我站起身来，举起一只手道：
“诸位，下面，我将为日本的观众带来……”
我模仿劳埃德和大家寒暄的样子，她们笑得更欢畅了。从那往后，每逢镇上播放劳埃德的电影，我必坐在台下，偷偷揣摩他的神情举止。
一个秋天的夜晚，我正躺着读书，姐姐像鸟一般飞速跑进我的房间，径直倒在我的被子上哭泣：
“小叶，你会救我的吧？会吧？住在这样的家里，还不如一起离家出走呢！你一定要救我，救我。”
她激动地说完，继而又哭起来。不过，这已不是我第一次目睹女人的这种态度，所以听到姐姐过激的言辞，我并不惊慌，她毫无新意的表现反而令我索然无味。我轻轻钻出被窝，剥开桌上的柿子，递给姐姐一块。她抽抽搭搭地吃着柿子问我：
“有什么有趣的书吗？借我一本。”
我在书架上为她选了夏目漱石的《我是猫》。
“谢谢你的柿子。”
姐姐难为情地笑着，离开了我的房间。不光是这位姐姐，世上的女人到底抱着怎样的心态在生活呢？于我而言，这比揣摩蚯蚓的心思更加复杂、麻烦，让我心生畏惧。女人若是突然哭泣，只要给她一点甜食，她吃后便会恢复平静—孩提时的我，早已总结出此规律。
此外，妹妹阿节甚至会把朋友带到我房间，我依然公平对待，卖力逗笑大家。朋友走后，阿节定会讲起朋友的不是，诸如“那人是不良少女，应多加小心”等坏话。若当真如此，不把她们领来不就好了？也多亏阿节，我房间的访客几乎都是女人。
但在那时，竹一对我的恭维之词还远远没有成真。换句话说，那时的我不过是日本东北部的哈罗德·劳埃德。竹一笨拙的恭维变成可憎的预言，在我身上生动再现它不祥的样貌，是在多年后了。
竹一还赠予我另外一份大礼。
“这可是妖怪的画像。”
某次竹一来我二楼的房间玩，他得意地拿出一幅原色版的卷头插画[8]给我看，这样说道。
“咦？”我暗自不解。多年后我才意识到，也许在那一瞬间便注定了我此生的归途。我知道那不过是梵高的自画像罢了。我们这代人年少时，所谓的法国印象派画风在日本广为流行，这也是西洋画鉴赏的初级阶段。即便是乡下念书的中学生，也都曾见过梵高、高更、塞尚、雷诺阿等名家作品的照片版。我则见过不少梵高的原色版画作，对其笔致的新意和色彩的鲜艳颇感兴趣，却从不认为他画的是妖怪。
“那这些呢，画的也是妖怪吗？”
我从书架上取下莫迪里阿尼的画册，翻开古铜色肌肤的裸体妇人像那一页。
“真棒！”竹一瞪圆了眼赞叹道，“像是地狱之马。”
“这果然也是妖怪。”
“我也想画这种妖怪的画像。”
对人类极度恐惧的人，反而会比任何人都渴望亲眼见识妖怪的可怕。愈是敏感、愈是胆怯，愈会企盼暴风雨降临得更加猛烈。啊，这群画家被名为人类的妖怪所伤、所威慑，最后只能相信幻影，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见到了活生生的妖怪。他们不以搞笑敷衍，而是努力将其所见描绘于世。如竹一所言，他们毅然决然地画下“妖怪的画像”，将来的自己肯定也是如此。我这样想着，兴奋得几乎落泪，却又不知为何竭力收紧声音，对竹一说：“我也要画妖怪的画像、地狱之马的画像。”
从小学时起，我就喜欢画画，也喜欢看画。但我的画不似文章一般，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因我一向不信任人类之言，作文于我而言不过是搞笑表演的一种致辞。从小学到高中，老师们无不因我的文章大笑不已，我却对写作毫无兴致，只有画画时（漫画则另当别论）我才会全身心地投入，虽然笔触稚嫩，却竭力表现所绘之物。学校发的画帖甚是无趣，老师的水平也极为拙劣，我不得不漫无边际地摸索各种表现手法。进入中学后，我的油画用具已一应俱全，尽管我选择临摹印象派画风的画帖，画出的画却像千代色纸工艺[9]般呆板乏味，不成样子。竹一的话让我恍然大悟，自己对绘画的理解一直存在偏差。一直以来，我捕捉美好的事物，努力展现它原有的美好。这种做法太过稚嫩、太过愚蠢了。真正的大师，能以主观力量，在平淡无奇的事物中创造出美，或许丑陋的事物令他们隐隐作呕，但仍无法阻挡他们的兴趣，大师们沉浸在表现事物的喜悦中。换言之，他们不被他人的想法所左右。竹一启发我的，是最原始的绘画秘籍。日后，我开始瞒着来访的女客，着手于自画像的创作中。
最终我完成了一幅阴森凄惨、令人毛骨悚然的自画像。但这正是我埋藏于内心深处的真面目。表面上我性格开朗，逗人发笑，实则有一颗如此阴郁的心。“这也没有办法啊。”我暗自承认。除了竹一，我没给任何人看过这幅画。一方面，我不希望人们看穿我搞笑背后的阴郁，继而对我心生戒备；另一方面，我担心人们辨别不出这才是我的真面目，反而视其为我搞笑的新成果，画像就此沦为人们的笑料—这比什么都令人难过，我马上把这幅画藏进抽屉深处。
在学校的美术课上，我也极力收敛“妖怪画风”，照旧以平庸的笔触，完美地描绘出美丽的事物。
唯有在竹一面前，我可以放心展露我自幼脆弱的神经。所以，我把这次的自画像拿给竹一看，他赞叹不已。之后我又画了两三幅妖怪的画像，终从竹一那里得来另一个预言：
“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
“女人为我着迷”“成为了不起的画家”—白痴竹一将这两个预言烙印在我身上。
之后不久，我来到东京。
我其实想去美院读书，但父亲告诉我，他早前就希望我能读高中，日后可以进入政界。自幼便不敢还嘴的我，只有茫然从命。家父要我念到四年级便参加考试，我也对这所靠近大海、遍布樱花的中学彻底厌倦，于是在完成四年的学业后，没有继续升级，直接报考了东京的高中，顺利通过考试，开始了住宿生活。然而，对肮脏、粗俗的住宿生活，我一筹莫展，再也没有兴致继续搞笑。让医生帮忙开出“肺浸润”的诊断证明后，我搬出了宿舍，住进家父在上野樱木町的别墅。我无法适应集体生活，那所谓青春的感动、年少的自豪等话语，只会让我胆战不已。我与那“高中生精神”格格不入，无论教室或是宿舍，在我眼中都如同被扭曲的性欲垃圾站，我那近乎完美的搞笑戏法，在这里派不上任何用场。
家父在议会休会期间，每个月都有一两个星期不住在东京。家父不在的时候，这座宽敞的别墅中，只剩下管家老夫妇和我三人。我经常旷课，但没有观光东京的兴致（最后我大概连明治神宫、楠木正成[10]的铜像、泉岳寺的四十七烈士墓都不曾去过），终日闷在家中，读书画画。家父回到东京后，我每天清早都急匆匆地去上学，其实多数时候是去本乡千驮木町的西洋画画家安田新太郎先生的画塾，在那里进行素描练习，一待就是三四个小时。搬出高中宿舍后，许是我别扭的性格使然，去上课时我总觉得自己身份特殊，像个旁听生，于是越发提不起上学的兴致了。我从小学、中学、高中一路走来，始终不懂何为爱校之心，甚至连校歌也没记住过一首。
从画塾的一位同学那里，我得知了烟、酒、娼妓、当铺和左翼思想。上述组合虽很奇妙，但确是事实。
这位同学名叫堀木正雄，家在东京下町，比我年长六岁。自私立美术学校毕业后，由于家中没有画室，所以便来这家画塾学习西洋画。
“能借我五元吗？”
他说这话时，我们仅打过几次照面，从没交谈过。我惊慌失措地给了他五元。
“好，去喝酒。我请客。怎么样？”
我还未来得及拒绝，就被他拉到画塾附近蓬莱町的一间酒馆。这就是我们交往的开始。
“我早就注意到你了。对，就是这种腼腆的笑，这是大有前途的艺术家特有的表情哦。为我们的相识，干杯！小娟，这家伙是个美男子吧？可别被他迷倒哦，都是这家伙来了画塾，才害我沦为第二美男子啦。”
堀木五官端正，肤色黝黑，穿笔挺的西装，领带的花色十分朴素，打了发蜡，梳着整齐的中分。在学画的学生中，这样的打扮并不多见。
酒馆并不是我熟悉的环境，我局促地一会儿抱紧双臂，一会儿又松开，始终露出腼腆的笑容。喝下两三杯啤酒后，我不可思议地感到一种释放后的轻松：
“我原来也想去读美术学校，但……”
“那多无聊，那种地方太无聊了。学校本身就很无聊。我们的老师存在于大自然—是对大自然的激情！”
不过，我一点也不对他的话心生敬意。我以为，堀木是个笨蛋，画技一定也很低劣，倒是可以做一个好的玩伴。换句话说，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遭遇都市无赖。对方与我装束不同，但就举止完全脱离世俗定规、迷茫无措这一点来看，我们确是同类。但堀木与我本质上的不同，在于他的搞笑是无意识的，他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搞笑的悲哀。
“总之只是玩玩，当个玩伴罢了。”我打心底里瞧不起他，以有他这样的朋友为耻。在与他结伴而行中，我终被这个我瞧不起的男人击垮了。
不过，起初我坚信这男人是个好人，是难得一见的好人。那样惧怕人类的我，居然也掉以轻心，以为自己在东京遇到了一位不错的向导。我独自一人，坐电车时会害怕售票员；去歌舞伎剧场时，玄关处铺着红色绒毯的台阶旁的迎宾小姐也让我感到害怕；去餐厅时则害怕默默站在身后为我撤去餐盘的服务生，尤其付账时，唉，我的手总是变得笨拙而僵硬。购物付款时，我并不吝啬，却因过度紧张、羞涩、不安、恐惧而头晕目眩，世界仿佛陷入一片漆黑，几乎令我神志错乱。哪里还顾得上讨价还价，我甚至连找零都忘了拿，还屡次忘记带走结过账的东西。因此，我一个人根本无法走上东京的街头，这才是我整日闷在家中、游手好闲的真实原因。
而我把钱包交给堀木，与他一起上街，情形俨然大不相同了。他会把价钱还到很低，而且很会玩乐，能力超群，消费时能让仅有的钱发挥最大的效用。他不坐价钱昂贵的出租车，而是乘电车、公交和小汽艇，能在最短时间内赶到目的地。他还在实际生活中对我进行教育。比如，早上从娼妓那里回家的路上，他会带我顺路去某家饭馆泡个晨澡，点个豆腐锅，喝点小酒，消费不高，却颇感奢华。他还告诉我，摊贩卖的牛肉盖浇饭和烤鸡肉串既便宜又有营养；还向我保证说，欲求速醉，电白兰地[11]是最好的选择。总之，由他结账，我从不会感到一丝的不安和恐惧。
与堀木形影不离，还让我获得了另一种救赎。堀木全然不顾听者的感受，一天二十四小时散发着所谓的“激情”（也许所谓的“激情”就是无视对方的立场），一刻不停地说着无聊的话。和他在一起，永远无须担心两人走得累了，会陷入难熬的沉默。原本少言寡语的我，曾无比担心那可怕的沉默降临，于是在那之前，我便拼命搞笑，以防冷场。现在有了堀木这个笨蛋，他总会无意识地扮演搞笑的角色，而我不必勉强回应，只需左耳进右耳出地听着，适时地插科打诨便足以应付。
不久我渐渐发觉，若想暂时消除我对人类的恐惧，酒、烟和娼妓都是绝好的手段。我甚至觉得，若能拥有它们，即使变卖自己的所有家当也无怨无悔。
在我眼中，娼妓既非人类，也非女性，像是白痴或疯子。躺在她们怀中，我却能放松身心，沉沉睡去。她们没有半点欲望，单纯得可悲。或许我身上有某种气息能让她们感到同类的亲昵，娼妓们总是对我展现毫不作伪的善意。那是自然流露的善意，是不带任何勉强的善意，是对一个不知是否还会光顾的客人表露出的善意。有些夜晚，我在这些白痴或疯子般的娼妓身上，仿若看到了圣母玛利亚的光环。
为了摆脱对人类的恐惧，求得一夜安眠，我不断与娼妓会面。在与这群“同类”一同游戏的过程中，某种讨厌的气场开始充斥在我身边。这是我未曾想到的“后遗症”。但这“后遗症”逐渐浮出水面，越发鲜明。堀木点破这一点时，我一时惊愕，继而深感不悦。在旁人看来，即通俗的说法是，我利用娼妓磨炼本领，而且最近明显功力大增。据说在娼妓身上磨炼猎艳的本领，是最严厉也最富有成效的。我身上已然开始散发“情场老手”的气息，女人（不仅限于娼妓）可凭本能循着气息而来。这下流而难堪的气场即所谓的“后遗症”，已远远胜于我渴望歇息的本意。
堀木的提醒原本带有一半恭维之意，我却觉得言之有理，继而感到沉重压抑。我的确记得，酒吧的小姐曾给我写过幼稚的信；樱木町住处的邻家一位将军的女儿大概刚刚成年，明明没有要事，却在每天清晨我出门上学时，化好淡妆在自家门前进进出出；去餐厅吃牛肉时，即使我一言不发，那女服务生依然……那间我经常光顾的香烟铺子的小姑娘递给我的香烟盒里居然有……去看歌舞伎时，被坐在旁边的人……喝醉的我睡在深夜的电车里时……老家一位亲戚的女儿，某天出乎意料地寄给我一封信……一位不知名的姑娘，在我不在家时留下一个亲手做的人偶……由于我态度极端消极，每个故事都没有下文，全都到此为止，没有任何进展。我身上似乎散发着让女人怀抱幻想的气息，这并非炫耀，并非玩笑，而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的这一特质被堀木一语道破，在感到屈辱般的痛苦的同时，我渐渐丧失了与娼妓游戏的兴致。
某日，在堀木虚荣而新潮的想法驱使下（我至今没有想到其他致使堀木这样做的原因），他带我去参加一个共产主义读书会（大概叫R·S，我记不太清了）的秘密研究会。于堀木这类人而言，带我去参加共产主义的这类秘密集会，不过是“东京游览”的行程之一。我被介绍给所谓的“同志”认识，然后买了一本宣传册，听坐在上席的一位长相奇丑无比的年轻人讲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过，在我看来，他讲的那些都是再简单不过的东西。理论诚然不假，人类的内心却比理论复杂、恐怖得多。谓之贪欲，则不足够；谓之虚荣，亦不贴切。将色与欲两者并列在一起，亦不符实。我隐约觉得在人世深处，不是只有经济方面的事物，还有鬼怪、奇诡的事物存在。对鬼怪退避三舍的我，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对所谓的唯物论予以自然的肯定。但这并未将我从对人类的恐惧中解放出来，我的眼睛依然看不到绿的枝叶，心中依然感受不到希望的喜悦。但我却从未缺席R·S的集会，“同志”们总是如临大敌般，表情僵硬地耽于类似“一加一等于二”这种像初级数学理论一样简单的研究中，这在我眼里简直滑稽异常。我开始用自己擅长的搞笑努力缓和会场内的气氛，或许是起了一定的效果，研究会紧张的气氛渐渐消减，最后我甚至成了会场中不可或缺的红人。也许，这群单纯的人以为我和他们一样单纯，把我看作一个乐天诙谐的“同志”。若真如此，我算是彻底把他们骗了。我并不是什么“同志”，但我从不缺席集会，为到场的各位“同志”奉上周到的搞笑服务。
我喜欢这样，我喜欢这群人，但并非因为马克思主义下的同志友爱。
我喜欢的是，集会的非法性质。或者说，这种“非法”让我身心舒畅。世上合法的事物反而可怕（它们让我觉得高深莫测），结构往往复杂难懂。我无法忍受坐在那没有窗户的阴冷房间，相较之下，即使外面是非法的汪洋，我也乐意纵身跃入其中，游到身疲力竭，反而觉得畅快无比。
有个词语叫作“湮没于世”，似乎是形容人世间的可怜虫、失败者或无良人士的。我却觉得，自己打出生起就已湮没于世，于是每每遇到被众人指责的同类之人，我必定温柔相待。我那温柔的心房，连我自己都如醉如痴。
还有个词叫“犯罪意识”。在这世间的一生，我饱受这种意识的折磨。另外，它却像我的糟糠之妻，和我寂寞地嬉戏，这俨然成为我的生活姿态。此外，俗语说“脚上有伤，怕被人知”，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这伤就极自然地出现在我的一只脚上，及至我长大，伤口非但没能痊愈，反而日益严重，深入骨髓，每晚的痛苦犹如置身千变万化的地狱，但这伤口（也许这种说法略显奇怪），却与我日渐亲密，胜过血肉的无间。伤口的痛楚仿佛是伤口活灵活现的情感，抑或是爱情的私语。对于我这样的男人，地下运动的气氛自有一种奇妙的安全感，令我心旷神怡。换言之，比起地下运动的目的，地下运动本身更吸引我。于堀木而言，它则更像是一个白痴的无谓消遣，他把我介绍给读书会后，就再也没参加过活动，还开了个拙劣的玩笑说：“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应该仔细观察一下消费关系。”他只想频频邀请我一同观察消费关系罢了。现在想来，那时真是什么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有堀木这种追求虚荣和新潮、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人，也有我这种只因中意它的非法性质而频繁参加集会的人。如果这些真相被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拥护者识破，堀木和我必将招致众怒，或许会被视为卑鄙的叛徒，立刻被逐出组织。不过最后，我和堀木谁都没有遭受除名处分，特别是我，在非法世界竟比在合法的绅士世界更为悠然自得，真可谓“朝气蓬勃”。因此，研究会认为我是大有前途的“好同志”，源源不断地透露给我大量机密，甚至托付我许多要事。而事实上，我也从不推辞，泰然自若地照单全收，从没因举止生硬被“狗”（同志们对警察的称呼）怀疑、盘问。我总是笑着，或逗别人笑着（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伙伴们总是如临大敌般紧张兮兮，甚至拙劣地模仿侦探小说中的方法，高度戒备。他们拜托给我的任务总是无聊透顶，却煞有介事地制造紧张气氛），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眼中危险的工作。以我当时的心情来说，即使因为入党被抓，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也无所谓。我惧怕这世上所谓的“实际生活”，与其让我每晚在不眠的地狱中呻吟不止，倒不如锒铛入狱来得痛快。
家父时常外出，或是在樱木町的别墅中招待客人，即使是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们也经常三四天见不着面。我总觉得家父难以接近又很可怕，私下盘算着要搬出别墅，租间房子住。正当我不知如何开口时，别墅的老管家告诉我，父亲有意变卖这栋别墅。
家父的议员任期将满，想必有种种缘由，他似乎无意继续参选，打算在老家建一处院落退隐。他对东京似乎并不留恋，且觉得我还只是个高中生，不必特地为我留下别墅和佣人（家父的心思与世人一样，非我所能理解）。总之，这间别墅很快便转售给他人，我则搬入本乡森川町一家叫仙游馆的老旧公寓，住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生活顿时陷入窘迫。
一直以来，家父每个月都给我固定数目的零花钱，即使我两三天就将它们挥霍一空，家里也总是备有烟、酒、芝士、水果，而书籍、文具、衣服等相关用品也可以在附近的小店以“赊账”的方式获得。即便是请堀木吃荞麦面或大碗盖饭，只要去街上家父经常光顾的餐馆，我们都可以在吃完饭后一声不响地离开。
但现在突然开始一个人租房度日，一切都要靠每个月固定数额的汇款支撑，我茫然不知所措。汇款还是会在两三天内花得精光，我惊慌不已，轮流给父亲、哥哥、姐姐拍电报、写长信要钱（我在信上写的也全是虚构的搞笑之事。我认为，要想请人帮忙，以先讨其欢心为上策），并在堀木的教唆下，频繁出入当铺。尽管如此，手头依然拮据。
在无亲无故的出租房中，我终究没有独自“生活”下去的能力。我害怕独自一人静静地待在房间里，觉得随时会被人偷袭，继而遭受重击。于是我冲上街头，为地下运动提供支援，或与堀木四处喝廉价酒，几乎放弃了学业和画画。升入高中后第二年的十一月，我与一位比自己年长的有夫之妇相约殉情，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一直以来我常旷课，也丝毫没有用功学习，但我能摸清考试的答题方法，所以虽然劣迹斑斑，却能瞒过家里人。可如今，校方似乎向人在故乡的父亲通报了我严重缺课的情况，于是长兄代笔，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给我。但缺钱的痛苦远比读到信来得更为直接，我在先前的地下运动中承担的工作亦日渐繁重，已经无法以半游戏的心态来对待。不记得是叫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了，总之我成了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的队长，负责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的一切学生运动。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把小刀（现在想来，那刀子用来削铅笔都嫌不锋利），把它放进雨衣口袋四处奔走，便是所谓的“联络”事宜。我想喝酒，想醉后熟睡，可我没有钱。而且P（我记得P是党的暗语，不过也可能记错）不断给我下达任务，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我这病弱的身子骨实在吃不消。参与小组活动本就仅源于自己对“非法”的兴趣，如今却变得骑虎难下，我手忙脚乱，不禁在心中懊恼地对P的人嘀咕：“你们恐怕搞错对象了吧？这种任务难道不该交给你们的嫡系成员吗？”最终，我逃走了，但这并没有让我的心情变好，于是，我决定去死。
当时有三个女人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好感。一个是我寄住的仙游馆公寓东家的女儿。我每搞完学生运动，累得要死要活地回到住处，饭也不吃便倒头睡下，接着，东家的女儿便拿着信纸和钢笔来敲我的门：
“不好意思，妹妹和弟弟在楼下大吵大闹，我没法专心写信。”她在我的桌前坐下，一写就是一个多小时。
我本可以佯装不知，呼呼大睡。可这姑娘似乎总希望我能说些什么，我便发扬之前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明明一句话都懒得说，却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强打精神，一边抽烟一边和她闲聊：
“听说有一种男人，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洗澡水哦。”
“哎呀，真讨厌。你就是这种男人吧？”
“我倒是曾用情书来热牛奶。”
“真是了不起。那你就喝吧。”
我巴不得这姑娘赶紧离开，说是来写信，其实我早就看透了，她不过是在胡乱涂鸦罢了。
“让我看看吧。”—其实我死也不想看，谁知这样一说，她竟大叫着：“啊，不行，不能给你看。”我简直看不下去她那兴高采烈的模样，真是倒胃口，想着不如打发她做点什么。
“有件事想拜托你，能不能去电车轨道那边的药店，帮我买点卡尔莫钦[12]？我有点累，脸上发热，睡不着觉。麻烦你了。至于钱……”
“钱的事情无所谓。”她愉快地起身。让女人们去办事，她们绝不会垂头丧气，反而因为受男人所托，备感开心。这一点，我十分清楚。
另一个女人，是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文科的一位“同志”。由于参加地下运动，无论愿意与否，我不得不每天和她碰面，见过面后这女人还是跟在我身后，而且总是给我买各种东西。
“你把我当成亲姐姐就好了。”
她那装模作样的态度让我浑身打战，我用面带愁苦的笑容答道：“其实我也想这样。”
惹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我一心一意想要敷衍了事，最终还是选择奉承这位既丑陋又惹人嫌的女人。她买东西送我（这女人买东西实在没有品位，我大都立刻转送给烤鸡肉串的老板），我便装出高兴的样子，说些笑话逗她开心。某个夏夜，她无论如何不肯离去，为了让她满意地走开，我在一条昏暗的街上亲吻她。她欣喜若狂，叫来一辆车，把我带到大概是大家为进行地下活动秘密租借的一座大楼。在一间看似办公室的狭小的西式房间中，我们折腾到天光大亮。我暗自苦笑：“真是位荒唐透顶的大姐。”
无论是东家的女儿，还是这位“同志”，我几乎要天天与她们碰面。再不能像对待往常那些女人一样避之不见，最后，我只得稀里糊涂、忐忑不安地拼命讨好她们二位，自己也被束缚得动弹不得。
那段日子里，银座某家大型酒吧的女服务生意外地施恩于我。我与她只有一面之缘，却拘于恩情，时常感到一种被束缚的不安和担忧。那时，我已不必依靠堀木，一个人也可以乘坐电车、去看歌舞伎了。我甚至可以装成厚颜无耻之徒，穿着花纹衫踏进酒馆。尽管在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类的自信和暴力感到怀疑、恐惧、烦恼，但至少表面上渐渐可以与他人一本正经地寒暄—不，不对，若不借由充满挫败感的笑容，只凭我的本性依然是无法与人沟通的。总之，我掌握了这种交流的“伎俩”，即使只是一些答非所问的寒暄。这难道是在为地下活动四处奔走时练就的？或是得益于女人或美酒？应该说，这一切都归功于手头拮据。走到哪里都惴惴难安的我，也许只有混迹在这种大型酒吧，湮没于醉鬼和男女服务生之中，这颗不断被追逐的心才能获得宁静。我揣着十日元，独自走进银座这间酒馆，笑着对招待我的女服务生说：
“我身上只有十日元，能不能喝点什么？”
“您不必担心。”她说话带有关西腔。这样的一句话，不可思议地让我颤抖的心瞬间平静。不，这并非由于不必再担心钱的问题，而是在这个女人身旁我感到无比踏实。
我喝了酒。由于对女服务生放心，也不再想偷乖讨巧。我毫不掩饰自己沉默而阴暗的本性，只是一言不发地喝酒。
“这些吃的您喜欢吗？”
她为我端来各种菜肴。我摇摇头。
“只喝酒吗？那我陪你一起喝吧。”
秋夜寒凉。我照恒子（她似乎是叫这个名字，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我连一起殉情的人的名字都记不清楚）所说，在银座的某个寿司摊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她出现。（虽说忘记了她的名字，但不知为何，那寿司的糟糕味道我至今记忆犹新，那位光头的老板长得活像条青蛇，他那佯装技艺高超、摇头晃脑地捏着寿司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后我乘电车时，总觉得有些人的脸在哪里见过。冥思苦想后我不禁苦笑：原来是像那寿司摊的老板。事到如今，我已不记得那女人的名字，连她的脸的轮廓也渐渐在我脑海中模糊，却仍然真切地记得那卖寿司的老头儿的脸，甚至能准确地画出来，也许是因为他卖的寿司太难吃，令我太过痛苦。不过，别人带我去好评如潮的寿司店用餐时，我也从未有吃到美味寿司的记忆。寿司这东西太大了。我总是暗暗思忖：难道不能把它们捏成拇指大小吗？）
她在本所[13]一位木匠家的二楼租住。在她二楼的房间，我毫不掩饰自己阴郁的内心，宛如害了牙疼一般，单手托腮喝着茶。没想到，那女人喜欢的，正是那副模样的我。她本身给人的印象，是个完全遗世独立的女人，仿佛身旁刮着凛冽的寒风，只有落叶随风狂舞。
我们躺在床上，她告诉我，她比我大两岁，故乡在广岛。她说：“我是个有夫之妇，原本和丈夫在广岛经营一家理发店，去年春天，我们一起逃离家乡来到东京。但我丈夫在东京不做正经事，不久便因诈骗被抓进监狱。我每天都去监狱给他送点吃的，不过明天起我不打算再去了。”不知为何，我生来便对女人的身世提不起半点兴致。或许是女人讲话技巧太差，她们似乎永远把握不住讲话的重点。总之，我全当那些话是耳旁风。
真是寂寞。
对我而言，听女人就自己的身世说上千言万语，也不及这一句低喃让我心生共鸣。我是如此期盼听到这句低语，然而我在这世上遇到的女子，竟没有一人向我如此诉说，我深感不可思议。眼前这名女子，虽然没有用言语表现自己的寂寞，但整个身体的轮廓却无声地吐露出巨大的寂寞气息。她的身旁仿佛充斥着约莫一寸见方的气流，走近她身旁，我的身体也被那气流所包裹。这气流与我自身携带的阴郁气流完美地融合，如贴在水底岩石上的枯叶一般，使我得以从恐惧与不安中抽离。
与躺在那群白痴娼妓的怀里安然入睡的感觉完全不同（首先，那些妓女是快活的），和诈骗犯的妻子度过的那个夜晚，于我而言是获得解放的幸福一夜（我想，在这本手札中，再也不会有一处肯定的言辞用得如此笃定、如此狂妄了）。
但仅此一夜。次日清晨，睁开眼睛，起身离开，我又变成那个轻薄的、矫揉作态的小丑。胆小鬼连幸福都会害怕，碰到棉花都会受伤，有时还会被幸福所伤。趁着还没受伤，我想及早和她分道扬镳。于是，我又开始施放搞笑的烟雾弹。
“俗话说‘金钱散尽，情缘两断’。其实人们对这句话的解释是颠倒的。并不是说男人的钱一用光，就会被女人甩掉。而是说男人一旦没有钱，就会意志消沉，变得颓废窝囊，连笑都没力气。性格也开始扭曲，最终破罐子破摔，主动甩掉女人。他们会像个半疯的人，分分合合最终彻底与女人断了联系。《金泽大辞林》里，就这样解释。男人真是可怜啊。我理解那种心境。”
我确实记得自己曾说了上述那些蠢话，把恒子逗得哈哈大笑。“此处不宜久留，以免夜长梦多。”我这样想着，脸也没洗就慌忙跑了出来。没曾想，我随口胡诌的“金钱散尽，情缘两断”，日后竟与自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关联。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再也没与那晚的恩人会面。分别多日，起初的喜悦渐渐淡去，曾蒙恒子一时照顾的事令我越发惶恐，心里更觉束缚不已。想起那晚在酒吧结账时，竟让恒子付了全款，我更是耿耿于怀，觉得恒子也和公寓东家的女儿、女子高等师范学院的“同志”一样，不过是把我逼向绝路的女人之一。我一面疏远她，一面又惧怕她。且我总觉得，一旦再见到那些和我上过床的女人，她们的愤怒必将如烈火般熊熊燃烧，因此我颇为抗拒与恒子的重逢，也渐渐远离了银座的生活，对银座也渐渐敬而远之。但我这种嫌麻烦的性格绝非出于狡猾，而是因为在女人这种生物眼中，和男人上床这件事与早晨醒来后发生的事情之间毫不相干，她们像是能忘记上床之事，将昨天与今天完美地切割成两个世界。如此匪夷所思之事，我尚不能完全适应。
十一月末，我与堀木在神田的小摊上喝着廉价酒。这位损友在这家小摊喝完之后，还想去别的地方再喝。明明我们已身无分文，他还吵着“喝吧、喝吧”。当时我或许是喝醉了，大着胆子道：
“好，既然如此，我就带你去梦之王国。那可是会让你大吃一惊的酒池肉林……”
“酒吧吗？”
“对！”
“还不快去！”
就这样，我俩搭上市营电车，堀木兴高采烈地道：
“今晚，我对女人饥渴难耐。我可以亲女服务生吗？”
我不大喜欢堀木酒后醉态百出，堀木深知这一点，特意叮问我：
“听见没？我要亲她们。我要亲坐在我旁边的女服务生给你看。你不介意吧？”
“随便你。”
“太感谢了！我太想要女人了！”
在银座四丁目下车后，仗着恒子的关系，我和堀木两个几乎身无分文的人在空着的包厢里相对而坐，只见恒子和另一位女服务生走过来，那女服务生坐在我旁边，恒子则重重地坐在堀木身旁。我吃了一惊：恒子会被堀木亲吻。
我并不感到可惜。我的占有欲本来就不强，即使偶尔稍感惋惜，也不会公然展现自己的支配欲，我没有与人争夺的勇气。甚至于日后的某一天，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被人侵犯，竟也一言未发。
我总是尽可能地避免介入人世间的纠纷。被卷入是非纷争的旋涡，让我感到恐惧。恒子与我不过是露水姻缘，她并不属于我。对这种事，我不该有“可惜”之类的多余欲念。
但我还是吃了一惊。因为恒子将在我眼前遭受堀木的狂吻，我只是为她感到可怜。被堀木玷污了的恒子，势必与我分手。何况我也没有足够的热情挽留她。“唉，我和恒子就这样完了。”我为恒子的不幸感叹，随即又对自己从不争取、顺其自然的软弱感到彻底的绝望。我望着堀木和恒子的脸，冷笑起来。
但是，事态的发展远比我想象的更为糟糕。
“我认输！”堀木撇嘴说道，“我再饥渴，也不能和这样的女人……”
他颇为无奈地抱起双臂，苦笑着打量恒子。
“请给我酒，我没有钱。”我低声对恒子说。
我现在真想喝个痛快。在世俗的眼光中，恒子连得到醉汉的亲吻都不配，是个难看又穷酸的女人。这未免太出乎我的意料，对我来说犹如五雷轰顶。我从未喝过那么多的酒，一直喝到天旋地转，与恒子悲戚地相视而笑。被堀木那么一说，我也发现，恒子不过是个疲惫又穷酸的女人。然而一种穷人间特有的亲近感（尽管我至今依然认为，贫富之间的不睦，虽是老生常谈，却也是戏剧永恒的主题之一）涌上心头，恒子在我眼中如此可爱。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心因爱意而萌动着柔弱却积极的力量。我吐了。那是我第一次酩酊大醉，醉到分不清东南西北，醉到不省人事。
睁开眼，恒子坐在我枕边。原来我躺在本所木匠家二楼的房间里。
“你曾说过，‘金钱散尽，情缘两断’，我还以为是在开玩笑，原来你是认真的。那之后再没来过。就这样分手，真是纠缠不清呢。我赚钱给你花，也不行吗？”
“不行。”
接着，她也睡了。天刚蒙蒙亮，她口中第一次说出“死”这个字眼。她似乎也对这人世间的生活感到困顿不堪，而我，恐惧人世，为其烦忧，再想想金钱、地下运动、女人和学业，简直觉得无法继续活下去，于是随口赞同了她的提议。
但那一刻，我并没有真的做好“去死”的心理准备。对死亡，我多少还抱着一种“游戏”的态度。
那天上午，我们在浅草的六区徘徊，走进一家咖啡店，点了杯牛奶。
“你去付账吧。”
我起身，从和服袖子里掏出钱夹打开，里面只有三枚铜钱。一种比羞耻更为凄厉的情绪俘虏了我，那一刻我脑海中浮现的，是我在仙游馆的那间屋子。那屋子里只有学生制服和被子，家徒四壁，能用来典当的值钱物件已一件不剩。再加上我身上穿着的碎花和服和披风，这就是我的全部。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再无法活在这世上。
她看到我踌躇的模样，站起身来看着我的钱包：
“哎呀，只有这些了吗？”
她无心的一句话，深深地刺入我的骨髓。生平首次，我为心爱的人的一句话痛不欲生。其实这真的不是大事，三枚铜钱根本算不得钱。但这件事于我而言却是奇耻大辱，是让我再也无法苟活的耻辱。说到底，那时的我还没彻底脱离“有钱人家公子哥”的身份。那一刻，我真正地下定决心：我要去死。
当晚，我们在镰仓跳海。恒子说，她的腰带是从店里的朋友处借来的，于是解下腰带，叠好放在岩石上。我也脱下披风，和她的腰带放在一起。我们双双跳入海里。
恒子死了，我却被救了回来。
或许由于我是高中生，家父又名声在外，报社认为很有新闻价值，便把此事视为重大事件，加以报道。
海边的一家医院收诊了我，老家那边派来一位亲戚替我收拾残局。在故乡的父亲和家人极为恼火，也许会自此与我断绝关系—这位亲戚转告我这些话后便转身离去。比起这些，我更思念死去的恒子，终日落泪不止。原来，在我遇到过的女人中，我真正喜欢的，只有模样穷酸的恒子。
房东的女儿寄给我一封长信，里面写有五十首短歌[14]，全都以“为我而活”这种奇怪的话开头。此外，常有护士来我病房玩，她们笑得一脸灿烂，甚至有的护士会走来紧握我的双手，然后才离开。
经医院检查，我的左肺有些问题，这正合我意。不久，警察以“协助自杀罪”的名义将我从医院带走，但他们当我是病人，把我安置在保护室中。
深夜，一位年迈的夜班巡警悄悄拉开保护室和值班室中间的门。
“喂！”他冲我嚷道，“那边很冷吧，到这边来暖和暖和。”
我故作消沉状，走进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烤火。
“你还想着那死了的女人？”
“是的。”我故意用细若蚊蚋的声音回答。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他渐渐摆开了架势，像法官一样故作正经地审讯我。他以为我是个无知的小孩，在这个百无聊赖的秋日夜晚，自以为是调查案件的主任来审讯我，实则不过是图谋从我口中套出猥亵的情欲往事。我早就洞察真相，拼命忍住不笑。我知道，面对一介巡警的“非正式审讯”，自己有权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可为了给那漫长的秋夜添些兴致，我始终表现出不可思议的诚意，仿佛我坚信这位巡警才是审讯主任，自己所受刑罚的轻重全在他的一念之间。我适度编造出一些“陈词”，以满足这个色鬼的好奇心。
“嗯，我大致明白了。你若照实回答，我们会从宽处理的。”
“感激不尽。请多多关照。”我的演技出神入化，但这次的表演对自己毫无用处。
天明时分，我被警察署署长传唤。这次是正式的审讯。
我推开门，走进署长办公室，眼前是一位皮肤黝黑、看起来像是大学刚毕业的年轻署长。
“哟，长得真帅。但这不是你的错，是你母亲的错，怪她把你生得这么俊。”
署长一见我就这么说。这话让我感到一阵凄凉，仿佛自己是个半面脸颊长满红痣的丑陋残疾人。
这位貌似柔道或剑道选手的署长的审讯风格十分爽利，和深夜那位年迈又好色的巡警在深更半夜好色隐晦的“审讯”有云泥之别。审讯结束后，署长一面撰写报送检察署的文件，一面说道：“你可得养好身体啊。好像还在吐血吧？”
那天清晨，我莫名地咳了起来。我每次咳嗽，都用手绢掩住口鼻，结果手绢上似乎沾上了血，如同落上了红色的霰。其实，那不是咳出来的，是前一晚我挤破了耳朵下面的小疖子时流的血。不过，我马上意识到，不向警方说明此事于我有利，于是仅仅垂下眼帘，煞有介事地答了一句：
“是的。”
署长写完文件后对我说：“是否会起诉你，要由检察官决定。不过，你最好拍封电报或是打电话给你的担保人，让他们今天到横滨的检察署来一趟。你有担保人或监护人吧？”
我想到，有个叫涩田的书画古董商，曾频繁出入家父在东京的别墅。他与我是同乡，身材矮胖，是个四十多岁的单身男子，常拍父亲的马屁，他就是我在学校的担保人。由于那男人的脸，特别是眼神很像比目鱼，家父总是叫他比目鱼，我也一直这样称呼他。
我向警察借来电话本，查到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打电话拜托他来横滨的检察署。而比目鱼在电话中一改平日作风，用趾高气扬的口吻与我对话，好在最后还是接受了我的请托。
“喂，最好赶紧把那电话消消毒，那人吐血呢。”
我回到保护室后，署长对巡警们命令道。那大嗓门甚至传到了坐在保护室的我的耳中。
午后，我被他们用细麻绳捆住，不过他们允许我用大衣遮住麻绳，绳子的另一端则牢牢握在一位年轻巡警手中。我们二人一同乘电车前往横滨。
不过，我没有丝毫不安，反而怀念起警察署的保护室和那位老巡警。唉，我怎么会变成这样。身为罪人被五花大绑，反而感到轻松，感到悠闲自得，甚至于现在提笔写起这些回忆，还依然津津乐道。
在这段令人怀念的记忆里，也有一件悲惨之事令我冷汗淋漓，终生难忘。当时我在检察署一间阴暗的屋子里接受了检察官简单的问讯。那位检察官年届四十，看起来个性沉稳（若说我长相俊美，那俊美一定带有邪淫之气；那位检察官才称得上是容貌端正，浑身散发着睿智而文雅的气息），气度不凡。面对他，我不再戒备，只是心不在焉地叙述着事情经过。突然，我又咳了起来，从袖子里掏出手帕时，我瞥见上面的血迹，顿时一个卑鄙的念头涌上心头：这咳嗽也许可以作为我讨价还价的筹码。于是我故意夸张地大咳两声，用手绢掩住口鼻，偷偷瞄了检察官一眼。
就在此时，他露出沉稳的微笑，问道：“你那是真咳吗？”
登时，我冷汗涔涔。不，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依旧紧张得手足无措。中学时代，傻瓜竹一曾戳着我的脊梁，说着“故意的，你是故意的”，把我一脚踢进地狱。此时我心中的惊慌远远胜过那次。这两件事，是我平生仅有的两次演技穿帮记录。有时我甚至想：“与其遭受检察官那沉着的羞辱，还不如直接被判十年徒刑。”
我被予以缓期起诉处理。但我却丝毫不觉庆幸，我坐在检察署休息室的长椅上，悲戚地等待着担保人比目鱼的到来。
透过身后高高的窗户，我望着布满晚霞的天空，海鸥排成“女”字形，消失在天际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