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研究——基于风险防范的视角
张毅攀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它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会议，比如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科学谋划了新时代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也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全局性的转变，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提高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今后五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① 由此可见，在肯定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积极健康向上的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还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风险和挑战。从国际层面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一直没有停止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②而从国内层面看，随着我国进入改革深水区、矛盾突发期和风险高发段，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观念更趋多元、多样、多变，思想舆论发展态势也随之呈现主流与支流价值观交错、先进和落后价值观交锋、传统与现代价值观交融、本土与域外价值观交织的阶段性特征，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当今时代，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纷纭激荡。我说过，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和灰色‘三个地带’”。① 不仅如此，随着我国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虚拟的网络文化空间成为我党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新阵地，“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问题值得高度重视。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② 综合起来看，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国内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红”“黑”“灰”分立，以及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风险是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所面临的长期挑战。
而从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来看，党内一些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够坚定，以及体制机制、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会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有效性。“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弱，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③“党内政治生活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根子还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这个‘压舱石’发生了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现了松动”。④ 此外，当前党内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比如“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管党治党宽松”等。⑤ 以及“党内存在的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问题特别是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⑥ 应该说，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也是每个党员的内在信仰和行动准则，而党内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必然会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吸引力，甚至是造成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化和空心化。
总体上看，上述中央层面的论断，全面揭示了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主要风险，这对于我们归纳总结特定区域、行业、群体中具体的意识形态问题大有裨益。但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又具有隐匿性强、识别难的特点，因此，不加分析地将社会生活中与官方不同的思想言论观点，都归结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又会造成一种“泛意识形态化”的弊端，从而阻碍社会中的正常信息流动。不仅如此，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往往会在各种社会突发事件中得以显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专业理性的分析判断、合理正当的批评监督同别有用心的攻击炒作都会交织缠绕在一起，这更增添了识别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难度。
鉴于此，在宏观梳理了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风险之后，本课题组重点调研了交大、复旦以及我院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的若干举措，实地访谈了市委宣传部、长宁区委宣传部的相关工作人员，力求从实证的角度归纳总结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风险和问题，并在厘清这些风险和问题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从而不断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风险
从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实践来看，错误价值观念的管控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是主要的两条路径，因此，实地探究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和挑战，也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就前一个方面来说，本课题组主要调研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社科院，3家单位都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学研究任务，而当前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其实都有相应的学理基础，因此，梳理总结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各种意识形态风险颇具针对性。就后一个方面说，本课题组深度调研了长宁区推进基层理论宣传的案例，着重总结了主流意识形态“飞入寻常百姓家”过程中的问题，这同样是意识形态领域不可忽视的风险和挑战。具体情况如下：
（一）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意识形态风险
1．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成效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高度集中的地方，也是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环节。总体来看，高校和科研院所也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以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和我院为例，尽管三者在教学研究上各有侧重和特色，但都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在总体部署和具体实践上都颇具特色，取得了较好的实效，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两校一院都对标中央文件要求，制订出台了《意识形态责任制细则》或《党建工作计划》，强化各级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在机制体制上不断完善工作体系，在实践中则不断细化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实行“意识形态一票否决制”的考核制度，切实绷紧意识形态工作这根弦。
（2）意识形态管控常态化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点部门，经过多年的沉淀和积累，两校一院在课堂管理，教材使用，思政课改革，辅导员队伍建设，学校社团管理、留学生趋同化管理，校内讲座论坛管理，校内宗教活动管理，校内期刊、报纸、电台、网络媒体管理，教师接受境内外媒体采访管理、科研成果发布管理等方面都形成了常态化做法，有力维护了意识形态安全稳定。
（3）意识形态建设学术化
两校一院结合自身优势，不断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与此同时，还积极搭建各种理论宣讲平台，在各种媒体刊物上发表专业文章，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引领、理论阐释、宣传教育等工作，意识形态建设的学术含量很高。
总体而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意识形态工作呈现出意识强、制度全、覆盖广、管控有力的特点，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围绕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推出了一大批重要学术成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
2．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通过实地调研访谈和相关研究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意识形态风险和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主义有边缘化的倾向
整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处于指导地位，但在一些领域却存在边缘化的倾向。在调研中发现，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如今已沦为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学术研究上，主张以“价值中立”的态度进行教学和科研，消极对待甚至排斥马克思主义，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功力不足，不能积极参与到事关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讨论中，更谈不上有效批判地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更为严重的是，在作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重要阵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也有少数教师“在马不言马”“学马不言马”，甚至羞于向他人提及自己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①
（2）西方学术的理论渗透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等三方面的资源，但在实际的教学研究中，以学术交流、学术研究为名的理论渗透一直存在。改革开放后流入中国的各种理论中，经济学理论、金融学理论、法学理论，已经成功地渗透到学术理论界，在有些方面已替代了主流理论。一些学者和理论家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和提出自己的理论，而是一味地顶礼膜拜，引进、阐释西方的理论，甚至去拿美国的理论套中国的情况，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演绎为市场决定一切，公开鼓吹土地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有的人甚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认为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① 不仅如此，在当前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和教材体系中，一些学科研究和教材建设仅充当或扮演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角色……高校法学、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已沦为西方理论话语的“跑马场”。如法学与政治学推崇资产阶级宪政民主，书中章节多以讲解西方法律体系与政治制度为主；经济学信奉新自由主义，引进所谓的“欧美范式”原版教材；新闻学则把西方新闻自由观奉为圭臬，宣扬新闻的绝对独立、自由，割裂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等等。②
（3）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
绝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有着较为纯粹的学术“初心”和学术“理想”，但受社会上各种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部分人的价值观甚至是政治立场上也会发生动摇。受消费主义的影响，有人忽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崇尚金钱和个人欲望的满足，急功近利导致的学术不端和学风失范问题时有发生，甚至一些高校连续爆发了多起涉及师德败坏、师风不正的舆情热点事件，严重损害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社会形象。受历史虚无主义和泛娱乐化思潮的影响，有的人披着“理论依据”“学术支撑”的外衣，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③ 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人质疑党的领导，攻击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宣扬西方宪政民主等。
（4）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不力
高校和科研院所意识形态制度的四梁八柱已经构建完成，这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根本保障。但在实践中还有不断完善的空间，如对哲学社会科学教学教案的意识形态检查制度、学校各级媒体的意识形态发布和检查制度、社会科学成果的意识形态审查制度、研究生博士生论文的意识形态检查制度等都还存在着制度不全、执行不力的问题。① 更为突出的是，有人认为意识形态工作过于“务虚”，将其看成“软任务”“软指标”，比如，部分单位对完成人才计划申报等各项“指标”非常热衷，认为这是首当其冲必须完成的“硬任务”，而思想政治工作难有量化的标准，做与不做差不多，可以“等一等”；部分领导干部对争取获得各种“项目”异常热心，觉得争取资源是浓墨重彩的“加分项”，思想政治工作难出显性的标志成果，投入精力不值得，还是“放一放”；部分教师对发表论文高度重视，认为产出论文是职称晋升的唯一要素，思想政治工作容易引起争论，多费口舌不划算，不如“躲一躲”。②
上述问题在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且由于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来说，无疑是不可忽视的风险和挑战。
（二）基层理论宣传中的突出问题
不断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能够挤兑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的生存空间，这对于保障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当下的实践中，依靠行政力量的推动，基层理论宣传能够整合舆论媒体、文化事业单位、理论研究部门、社区、学校、国企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等方面的资源，在极短时间内能掀起学习贯彻主流意识形态的高潮。以长宁区为例，党的十九大之后，该区制订了相关学习文件和宣讲方案，依托各级党组织迅速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和进网络。不仅如此，该区尤为重视宣讲手段的创新，比如辅导报告、面对面谈心、小型座谈交流、集中展览展示、文艺作品展演、主题活动、网络微宣讲等，努力实现中央与上海重大部署、民生政策、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有效转化。此外，该区还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探索网络宣传新路径，积极壮大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声势和影响力。应该说，长宁区的上述宣传模式，是我国基层理论宣传中颇具代表性的个案，但在实地调研中，就宣传的覆盖面和有效性而言，我们发现这种基层理论宣传模式也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两新”组织覆盖渗透难
基层理论宣传是同基层党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两新”组织内的党组织能获得体制内的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其功能的发挥又多取决于所在企业或者社会组织领导的重视程度。如在临空经济园区的调研中发现，该园区内的携程公司有党员近1000人，约占整个园区的1/3，并且年轻党员居多。作为两新组织，该公司高度重视党建工作，公司高级副总裁担任党委书记，在各业务线设立党支部，党委委员全部进入集团管理层和部门经理班子，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打造了“互联网+党建”的模式，携程公司的理论学习由此也做到党员全覆盖。但也要看到，更多的“两新”企业和组织则缺乏建立党组织的内在动力，党员的数量、稳定程度，以及所在单位的发展状况，都会成为建立党组织的外在约束条件，影响理论宣传的实际效果。在街道的调研中发现，联合支部分散在不同企业，集中起来难度较大。尤其是中青年人群体，由于处于成家、养家的阶段，加之高房价、高物价的挤压，生活压力大，对理论学习缺乏内在动力。结合上述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到，基层各级党组织是当前提升理论宣传覆盖面的有力保障，“两新”组织和中青年群体显然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工作的方向和重点。
2．内容深化难
基层理论宣传的宗旨在于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定位决定了基层理论宣传的重点，是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和路线方针政策。但另一方面，理论宣传是做人的工作的，要围绕不同人群的特点来展开。这就要求基层理论宣传必须坚持联系实际，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既有政治高度、理论深度，又有人文温度。但在调研中发现，一些社区、园区的理论宣传内容，难以转化为干部群众易于接受的内容和形式，各种便民政策解读、职业培训、社会公益、体育健身、相亲交友等活动占据主流，理论学习有边缘化、形式化的趋势。一些街道以民生为抓手，着力凝聚人心，但也形成了重物质实惠、轻理论宣讲的倾向。因此，在挖掘、迎合受众群体的需求点、关注点和利益点的同时，如何保持理论宣传的政治性，也需要不断探索和改进。
3．手段创新难
当前，理论宣传主要依靠各级宣讲团、社区党校、党员驿站、工作室、讲堂、读书会、各种线上学习平台和传统媒体等形式展开。但在实际调研中发现，一些部门创新意识不强，将理论宣传简化为发几本书、听几次讲座、搞几场活动、树几个广告屏、看几场电影等，消极应付的心态不时显现。一些部门反映，网上在线学习平台过多，网络学习没有针对性和目标设置，被动学习、碎片化学习的现象仍然存在，学员缺乏兴趣，缺乏交流、碰撞，效果欠佳，疲于完成任务。还有一些部门线下宣讲有些特色，但线上线下结合意识不强，覆盖面和影响力有限。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理论宣传的形式、手段，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不断更新，但是，如何结合本地实际和受众的特点、需求，不断整合、运用各种新手段，则是一个需要不断提升的过程。
4．内在积极性调动难
理论宣传本质是一种外在教育，而教育的完成在于自我教育，因此，调动每个党员、群众的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尤为重要。调研发现，部分宣传主体参与基层理论宣传积极性不高，理论学习和具体工作“两张皮”的现象突出。部分基层仅仅依靠上级党委的安排，组织开展各项学习宣传活动，能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推出有吸引力、影响力的宣讲品牌的单位、部门较少；更有部分基层党员将理论学习和实际工作相脱节，片面强调实际问题的解决，忽略思想问题的解决，完全以具体个别问题的解决与否作为思想认同的标尺，理论的学习和具体工作相分离的现象较为突出。
5．宣传效果评估难
就覆盖面和有效性的界定来说，前者相对而言还有一定的量化标准；后者则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因此，缺乏一套合理的系统的量化考核标准，也是当前基层理论宣传中比较突出的难点问题。以往的基层理论宣传工作比较重视扩大受众群体的覆盖面，尽力保证宣传对象的全覆盖，这一点还是有大量有效做法可以遵循的。难点就在于如何提升有效性上，这涉及理论宣传的效果评估问题。以“学习强国”在“两新”组织的党员群体中的推广为例，虽然在做了大量工作后，APP的下载率和安装率都有明显提升，但是打开率和使用率依然有限，如何激发他们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仍是个棘手问题。
总的来看，这些问题也是基层理论宣传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必然会造成主流意识形态式微，并给各种错误的价值观念和非主流社会思潮的壮大以可乘之机，从而影响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稳定。
二、意识形态领域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
综合起来看，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既有体制机制方面的，也有方式方法层面的；既是理论体系的内在属性所致，也是世情国情党情不断变化的外部因素使然。就意识形态领域风险产生的原因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的转型发展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现状，根源还在于社会转型的时代巨变。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观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当前个人价值观点和社会思潮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必然是由于现实社会经济领域的变革所引起的。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确实是整个国家发展的趋势，但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尤为突出，各种各样的价值观点和社会思潮都能在现实社会经济领域找到栖身之所。在这样的时代前提下，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是“两新”组织的年轻群体，自然也会受到社会上一些错误价值观念的影响，从而与主流意识形态逐渐疏远。
（二）各种学术流派的涌入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大规模的学理输入，掀起了一轮“西学东渐”的高潮，这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过了积极促进作用。但是，人文社会科学中又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理论假设，也就蕴含着意识形态因素，尤其是在引进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部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主张要坚持所谓“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态度，更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各种西方价值观渗透，进而以“学术研究”为名排斥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的整体策略中，学术界的理论渗透就是重要的环节，因此，在学习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同时，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戒备和谨慎，就极容易陷入“西化中国”的陷阱和圈套之中。
（三）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攻坚期、深水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都发生着深刻变革，由此也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和社会阶层的分化。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价值观点各异，这必然给基层理论宣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这一特点在长宁区实际的理论宣传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华阳街道老房子多、老居民多，其诉求也多集中在改善民生、提高福利，因此，该街道的理论宣传工作就需结合各种民生项目来展开，通过增加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来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周家桥街道则在年轻白领比较集中的来福士广场开设“三味学堂”，不仅学习地点是精心选择的，而且在内容上也强调党味、鲜味和趣味的融合，努力满足青年群体的精神需求。不仅如此，社会阶层的变化也带来社会治理模式的改变。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以强政府、弱社会为基本特征，而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则更强调社会组织和民众的参与。伴随着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当下依靠体制内行政力量推动的理论宣传模式，显然也需要不断更新。要而言之，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而当前的基层理论宣传尚未适应这种巨变，这也是当前部分组织和人群中理论宣讲效果不佳的深层原因所在。
（四）网络文化空间的兴起
随着我国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各种新媒体、新业态不断涌现，尤其是5G技术的逐步普及应用，网络文化空间的整体格局日趋复杂多变，网络文化空间的治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基层理论宣传也要充分利用各种互联网技术，不断提升党的创新理论在网络文化空间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如长宁区就特别重视线上理论宣传，大力推广“学习强国”平台，覆盖了全区3.3万余名党员。值得注意的是，依靠行政力量的推广固然可以使主流理论在网络文化空间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网络文化空间的超地域性、开放性、文化自生产性，以及草根文化、亚文化的盛行等特点，又制约着主流理论影响力的进一步发挥。这种制约是多方面的，以话语系统为例，在现实社会的理论宣传中，抽象的理论需要接地气，需要转化成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而在网络文化空间中，主流话语系统还需转化成各种网络语言，才能获得更多网民的关注和理解。这种转化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有研究者指出，网络文化空间中，大众话语体系逐渐上行，并与官方话语体系、精英话语体系形成鼎立之势。综上所述，网络文化空间的兴起，为基层理论宣传提供了新载体新渠道，但网络文化空间的自身特点又制约着基层理论宣传功能的发挥。
（五）理论体系的抽象性、宏观性
一般来说，理论是由一整套的概念体系组成的，具有抽象、宏观的特点，而普通大众多是从感性直觉、具体经验出发认识评价各种社会现象的。因此，理论的学习需要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哲学素养，而面向大众的理论宣传又需要采取生动、形象和具体的方式。可以说，这种矛盾是基层理论宣传始终需要面对的外在约束。而从社会的角度看，党的创新理论是制定各项政策、开展具体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基本遵循，决定了整个国家和民族未来走向，但在这个理论转化为政策、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理论又有可能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这种情况在基层理论宣传中的表现就是，部分中小企业关注各种行业政策的走向，营商环境的改善，年轻人更关注落户、公租房等，而对理论学习则兴趣不大。综上可知，要做好基层理论宣传，就必须使理论具像化，必须讲清楚党的创新理论同各项具体方针政策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显然对基层理论宣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三、相关对策建议
（一）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就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而言，不同的学科体系、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的话语体系并存的基本格局，导致该领域的意识形态风险又常披着“理论”“学术”的外衣，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更不能简单采用灌输、说教、行政命令等方式，而是需要更精准化、科学化的创新思路和举措。具体来说，要改变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和西方学术理论渗透的现状，根本之道还是在于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面临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其中最为紧迫的就是学术原创能力不足。这种能力的不足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表现就是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既不能从学理的高度批判吸收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最新发展成果，也不能回应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命题。不仅如此，这种能力的不足还会导致具体的哲学社会学科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当前，一些学科的理论前提、研究方法、话语系统，甚至是评价体系完全移植西方学界，不可避免地形成潜在的理论渗透。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努力提升学界的学术原创能力，比如，复旦大学实体化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发挥“人才孵化器”的功能，为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输送一批熟稔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专门人才，防止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话语体系一枝独秀。这种做法就是一种极为有益的尝试。
（二）创新宣传方式
就社会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而言，要不断完善当前基层理论宣传模式，在提升覆盖面和有效性上下功夫。要针对不同人群的特点，采用不同的宣讲方式，精细化地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入口、入耳、入心。尤其是要用网络语言将主流意识形态同普通民众的生活联系起来，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想观念的过程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不仅如此，随着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传统的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宣传模式，也需要吸引各种社会力量的参加，推动现有宣传模式的转型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我国国民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突发事情时有发生，各种杂音噪音也会乘机甚嚣尘上，动辄就会牵扯到“制度反思”的层面。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当前的宣传思路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中，常会无限制、无区别地将国民社会经济发展中取得的成就与主流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由此造成庸俗化、实用化地对待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心理，因此，当现实社会中出现各种突发事件时，也会造成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信念的动摇。因此，提倡一种专业理性的宣传报道模式，防止主动的“泛意识形态化”，应该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创新宣传方式的着力点。
（三）不断完善形态工作的制度建设
意识形态关乎国家安危，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也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不断细化责任清单和任务清单，全力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但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1．意识形态责任制要不断完善
进一步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度、分析研判制度、工作报告制度、检查考核制度、联席会议制度、专门人才培养制度等，打造全方位、全流程的意识形态工作链条。
2．掌握意识形态问题爆发的规律
厘清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对症下药，实现科学化、精细化的管控。
3．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整体性
对于单位内部来说，要将意识形态建设和具体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努力改变“两张皮”的现象。对于社会整体层面来说，则要充分调动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积极性，把意识形态管理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结合起来，形成意识形态工作的合力，构筑抵御意识形态风险的坚固堡垒。
（四）在解决现实问题中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
当前，世界大局加速深刻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我国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与此同时，国内改革开放事业也步入深水期和攻坚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领域的深层次问题也不断暴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正如马克思所说，“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由此可知，要改变人们的错误思想观念，妥善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问题，根本上还是要解决好现实中的各种问题，通过实际问题的解决，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吸引力。
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因意识形态而引发的政治运动，给党和国家造成过巨大的灾难，其教训应当时刻牢记。因此，当前的意识形态工作要围绕改革开放的大局来展开，要把人心统一到“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切实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78页。
②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28页。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8页。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80页。
⑤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⑥ 《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 《光明日报》2020年3月14日。
① 竞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重要论述探析》,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9期。
①② 刘昀辉：《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风险和对策研究》,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9卷第1期。
③ 刘昀献：《筑牢应对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的坚固防线》,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9年第3期。
① 夏文斌、赵彩霞：《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形势、问题及应对》, 《红旗文稿》2019年第14期。
② 侍旭：《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直面问题有作为》, 《红旗文稿》2017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