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导论

第一章 我们时代的反智主义

一

虽然这本书主要处理的某些方面，来自美国久远的过去，但也可以认为它回应了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和思想状况。反智主义这个词虽然以前很少听到，但那十年间成了我们国内相互非难和彼此叱责的词汇中常见的一个。过往，美国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1]经常都因为国家对心智的不敬而垂头丧气，愤愤不平，但在这段时期，知识圈以外的大量民众也都共同关注这一问题，而这方面的自我批评也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这样的时代前所罕见。

在那时，人们担忧批判性的心灵在这个国家中被视如敝屣，主要是因为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引发了这样的恐慌。当然，知识分子并非麦卡锡持续发难的唯一目标——他在下一盘更大的棋——只不过知识分子正处在受攻击的火线上。当他们受到打击时，这似乎令麦卡锡的信徒们格外欢呼雀跃，而且在整个国家中，一大拨不怎么崇高的审查者也不甘落后，尽力效仿着麦卡锡对知识分子和大学的突袭。于是，当麦卡锡连珠箭似的控诉掀起了强烈的恶意和无趣的愚蠢时，就在这样的气氛里，1952年的竞选又戏剧化地展现了两派中智识一方与庸俗一方的对立。一方是阿德雷·史蒂文森[2]，他的思想和作风在政治家里与众不同，这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好感，他的这种吸引力让近期历史中的任何事情都黯然失色。另一方就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思想墨守成规，口齿相当不清，还联手了招人厌烦的尼克松[3]；在他发动竞选时，制定选举基调的似乎都不是将军本人，而是他的这位竞选伙伴及其政党中的麦卡锡一羽。

艾森豪威尔决定性的胜利既被知识分子自己，也被他们的批评者视作美国抛弃知识分子的标志。作为舆情周刊，《时代》摇了摇头，不足为信地做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4]它说，艾森豪威尔的获胜“揭露了一个令人怀疑已久、触目惊心的事实：在美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有一条悬殊而有害的鸿沟”。小阿瑟·施莱辛格[5]在大选后不久就用辛辣的笔调表示抗议，他发现知识分子“正处在他这一代人闻所未闻的处境中”。之前，民主党执政的二十年间[6]，知识分子基本上受到理解和尊重，但这之后，商业又重新掌权，它带来了“商业至上造成的几乎难以改变的后果——粗俗化”。此时，知识分子被摒弃为“蛋头”[7]、怪胎，被不需要他或者根本不理解他的党派所左右；知识分子也成了替罪羊，从所得税到珍珠港偷袭，一切都是他的责任。“反智主义，”施莱辛格论述道，“长久以来就是商人的反犹主义……知识分子……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犹如丧家之犬。”[8]

在新政府运转之后，所有这些情况似乎都得到了充分证实。用史蒂文森的话说，卖汽车的（car dealers）取代了新政派（New Dealers），这让知识分子及其价值观受到抛弃这一状况成为定局——而之前在杜鲁门时期，法院里的政客早已给他们蒙上阴影。由此，款待这个国家的就是查尔斯·E.威尔逊[9]调侃纯研究的俏皮话，还有艾森豪威尔喜欢把西部小说当读物的八卦，以及他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唠唠叨叨和自命不凡之徒的说法。但是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国家情绪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在共和党总统面前，麦卡锡分子的怒火燃烧殆尽；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10]孤立了自己，他受到谴责，垂头丧气。最终，在1957年，苏联发射“伴侣号”卫星这一事件重又激起了美国公众常常会进行的、如周期性浪潮一般的、对国家的自觉的重新评价。“伴侣号”不仅仅给美国的4国家虚荣心当头一棒：它还让人们尤为关注反智主义在学校系统乃至整个美国生活中造成的后果。转瞬间，国家对智识的反感似乎不只是耻辱，而且还是危及存亡的风险。之前若干年，国家一直认为它应该关心的是审查教师是不是忠诚[11]，但现在，它开始担心教师们的低收入了。这么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说：越发受到安全问题的困扰，这让人失去了搞研究的心气；而此时，他们却一下子找到了接纳自己的听众。抗议美国教育松散懈怠的呼声之前只有少数教育批评家呐喊过；如今，电视、大众报刊、商人、科学家、政治家、海军将领和大学校长也都纷纷表态，很快就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异口同声的自我检讨。当然，所有这些并未立刻打消民间的防备之心，也没有驱散在美国生活中作为一股力量的反智主义；甚至在最直接受到卫星事件影响的地方，即教育领域，公众的主导情绪似乎也还是希望多造出一些“伴侣号”，而不是培养更多的知识分子；一些谈论教育的新说辞几乎在建议：要把天才儿童视作冷战的重要资源。但尽管如此，气氛还是明显改观。在1952年，也许只有知识分子受困于反智主义的幽灵；而到了1958年，大多数思想健全的人都相信这样的看法：反智主义是这个国家严重的，甚至危险的缺陷。

今天，方有可能冷静地旁观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文化。如果说在那时，很容易看到麦卡锡主义，甚至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存在的，会给公共生活里的知识分子造成灭顶之灾的末日之乱，那么如今，这种情况绝无可能，因为华盛顿重又对哈佛教授和获得过罗兹奖学金的学者礼遇殷勤。如果说在过去，有人质疑智识，认为它是阻挡政治或政府成功的令人绝望的障碍，那么现在，毫无疑问，新总统[12]的所作所为必然平息了这样的疑虑：比如，他对思想有着明显的兴趣，尊重知识分子；他在典礼中的种种姿态又将这一尊重体现在了国务层面；他青睐有理智力之人的陪伴和建议，尤其是当政伊始，他就计划长期、仔细地招贤纳士。不过曾经，人们也过分相信招募这样的才俊可以彻底改变处理我们事务的作风，但时间的确注定会让人清醒。眼下，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时刻：知识分子终于能避免夸张的朋党之见和自哀自怜来讨论反智主义了。

二

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乱局和教育方面的争议使得美国在自我评价时总是把反智的一词当作关键的形容语；它不显眼地溜进我们惯用的语言，却没得到太多的界定；它通常被用来描述各种不受欢迎的现象。那些突然意识到它的人往往都会设想：反智主义是这种或那种生活领域里的新生势力，既然它是近期社会状态的产物，那么可以预计，它将来也许会达到难以克服的程度。（遗憾的是，美国知识分子对历史的理解很肤浅；由于现代人长期生活在某种末日灾难的阴影下，故而知识分子甚至总会把社会变革中的小旋涡当成潮汐一般。）但是，对于美国历史的研究者来说，20世纪50年代普遍响起的反智倾向的调子听起来并不新鲜，还似曾相识。20世纪50年代的反智主义，并不是第一次在美国露面。事实上，美国的反智主义比我们的国家身份还要古老，而且具有漫长的历史背景。对这个背景的考察可以看出：在美国，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并没有持续走低，也没有突然下降，而是经受着周期性的波动；此外，也可以看出：在我们的时代，知识分子遭受的怨恨并不表明其地位的降低，反而体现出了他们与日俱增的重要性。我们没有以任何系统的方式了解上述所有这些内容，而且关于反智主义这一主题，也很少有人对它做过太多史料翔实的思考。大量著作写的都是美国知识分子与其国家之间旷日持久的争论，但这样的作品主要研究的是知识分子眼中的美国，仅仅会偶然地窥及美国眼中的知识界和知识分子。[13]

反智主义之所以没有被清晰定义，一个原因在于，恰恰是它的模糊性使其能更便利地作为形容语用在争论中。但无论如何，给它下定义确非易事。作为观念，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命题，而是一系列复杂的相关命题。作为态度，它通常都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存在，而是充满矛盾——纯粹、单纯的厌恶知识界或知识分子的态度并不常见。作为历史问题，如果还是用这个名字，那么它并不是一条恒常不变的线索，而是一股在强度上时时出现波动的力量，它从不同的来源获取自身的动力。在这本书中，我不想坚持严格或狭隘的定义，这样的定义放在这里并不适宜。一种在逻辑上说得通，但在历史方面武断随意的定义方式，只需要在一组复杂特征中挑选出一个特征，而我认为这种做法并无益处。我感兴趣的恰恰是这个复杂体——有着诸多交点的各种态度与观念之中的、历史关系的复杂体。将众多我称之为反智主义的态度和观念联结在一起的普遍特征，就是对理智生活以及那些被认为代表这种生活的人抱有的怨恨和怀疑；它也是一种总会贬低这种生活之价值的倾向。这种公认的一般表述，接近于定义，我认为斗胆一试还是有用的。[14]

一旦采用了这种方法，我们就会清楚：在将反智主义作为正式的历史主题时，其处理方式不可能像处理个人生平、制度发展、社会运动一样。既然我研究的是美国人的思想所发生的环境和氛围，那我就不得不使用印象式的手段，借此，人们可以尝试再现那时的环境，或捕捉当时的氛围。

在给出一些我认为是反智主义的例子之先，我还得解释一下不在我意图之内的内容。除了偶然场合之外，我不会处理美国知识分子团体内部的纷争或争议。美国知识分子像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一样，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时通常都感到不安；他们总是习惯于互相怀疑，甚至相互憎恨，有时他们还用尖酸刻薄、一网打尽的话来评论自己所属的整个群体。这种内部批评很说明问题，也颇为有趣，但并不是我主要关心的内容。同样，知识分子彼此之间所采取的那种无礼的或考虑欠妥的批评也不是我要关注的。例如，没有人会比H.L.曼肯[15]更鄙视美国的教授阶层了；也没有人会比玛丽·麦卡锡[16]更毒辣地在小说中刻画其他作家；但是，我们不会因此就妄想把曼肯和威廉·F.巴克利[17]通通划为教授们的敌人，也不会想把麦卡锡小姐和后来的那位同名参议员混为一党。[18]毕竟，对其他知识分子的批评也是知识分子的重要功能之一，而且每当他这么做的时候，素来都精力充沛。我们也许会希望，但我们难以指望：他能仁慈、优雅、中肯地批评其他知识分子。既然知识分子的事务就是追求多元和意见相左，那么，他们有时候很可能会一味斗嘴，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风险。

最后，如果我们不想陷入难堪的境地，那么重要的是，必须弄清楚一点：在本书中，反智主义不同于那种我更愿意称之为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的哲学学说。一些思想家，如尼采、索雷尔，或柏格森、爱默生、惠特曼，或威廉·詹姆斯，还有一些作家，如威廉·布莱克、D.H.劳伦斯，或欧内斯特·海明威，上述这些人的思想可以称为反理性主义。但是，在我使用的“反智”一词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上，这些人都不是典型的反智者。当然毫无疑问，众多反智主义思潮经常会引用这样的反理性主义思想家的观点（仅爱默生一人就为它们提供了大量的文本）；但是，仅当这些思潮确实这样做的时候，而且仅仅在最低程度上，高知者的反理性主义才会成为我叙述的一部分。在本书中，我集中关注广泛的社会态度、政治行为，以及中知者和低知者的反应，只会顺带关注一下表述清晰的理论。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那些对我们的事务产生了影响的、严重抑制理智生活与文化生活或使之贫乏的态度。有一些例子，是从我们最近的史料中选取出来的，它们或许可以充实定义，补充其细节。

三

有一些定义来自那些对美国知识分子强烈不满的人，我们不妨从它们开始。

例A：在1952年竞选中，国家似乎需要一些词汇来表达对知识分子的鄙夷，到那时为止，知识分子成了美国政治中具有自觉性的主题。蛋头这个词原本在使用时并没有贬义的联系，[19]但它很快就被赋予了这样的联想，比起传统使用的高知一词，它具有更尖锐的言外之意。大选结束后不久，信奉右翼政治信仰的通俗小说家路易斯·布龙菲尔德[20]提议，如果有一天这个词收入词典，那么可以按照如下方式：[21]

蛋头：自命有智识的冒牌货，通常是教授或教授的门生。骨子里浅薄无知。对任何问题的反应都过分情绪化，女性气十足。目空一切，自负狂妄，轻视更合理、更有能力之人的经验。其思想在本质上一团乱麻，沉浸在多愁善感又狂热传道的混乱中。是中欧社会主义的空谈教条的支持者，与希腊——法国——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主义理念针锋相对。遵循尼采那种老派的哲学道德观，这不断地让他们身陷囹圄或蒙受耻辱。他刻意地把自己弄成一副学究样（prig），喜欢考察问题的方方面面，以至于头脑糊里糊涂，原地打转。有一颗贫血的心。

“最近的大选，”布龙菲尔德评论道，“证明了很多事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蛋头’已经彻底远离了全体人民的思想和情感。”

例B：差不多两年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似乎以官方的名义批准了一种与上述类似的、轻视知识分子的态度。1954年洛杉矶的共和党会议上，他在发言时提到了一个观点，有位工会领导曾向他表示过这个看法：只要让人民看到了全部真相，他们就总会支持正确的事业。接着，总统补充道：[22]

我们身边一向有那么多爱说风凉话的、所谓的知识分子晃来晃去地在向人们证明：所有不同意他们的人都是错的。那么，一想到这位工会领导人说的这番话，就着实令人欣慰。

顺便提一下，我听到过一个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我认为挺有意思：他是不懂却非要讲，讲的话又毫无必要的人。

例C：20世纪50年代的争议中，有一个并不新鲜的关键议题，就是专家知识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1957年，随着连锁店董事长麦克斯韦·H.格鲁克（Maxwell H. Gluck）被委任为锡兰[23]大使，反对专家、拥护外行的高潮也许就来到了。1956年，格鲁克先生贡献了——按他自己的估计——两万或三万美金支持共和党竞选活动[24]，但是，像许多与他类似的前任一样，谁也不知道他们在政治或外交方面有什么经验。在被参议员富布赖特（Fulbright）质询其任职资格时，格鲁克先生遇到了一些麻烦：[25]

富布赖特：你认为你能处理锡兰方面的什么问题呢？

格鲁克：问题之一就是那里的人民。我相信我能——我认为我能建立，除非我们——还有，除非我碰上我之前没遇到过的事情——让锡兰和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和良好的感情……

富布赖特：你知道我们的印度大使吗？

格鲁克：我知道前大使约翰·谢尔曼·库珀（John Sherman Cooper）。

富布赖特：你知道印度总理是谁吗？

格鲁克：知道，不过他的名字，我叫不上来。

富布赖特：你晓得锡兰总理是谁吗？

格鲁克：他的名字我现在还不太清楚，说不上来。

人们会怀疑格鲁克先生是不是为他即将上任的职务准备好了，这进而又会让人联想，他之所以被委任，是因为他为共和党竞选提供了资助。在1957年7月3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对此，艾森豪威尔总统宣称：因为资助了竞选，就用委任当回报，这实在是天方夜谭。关于被委任者的能力，他评论道：[26]

人们出于无知，所以觉得这就是他被任命的原因：其实，很多我敬重的人极力推荐了一组人员，他正是从中挑选出来的。他的业务履历已经审查过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评价完全良好。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没去过锡兰，他完全不熟悉那里；但他可以学习，只要他是那种我们期待的人物和人选。

有必要补充一下，格鲁克先生一年后辞去了在锡兰的职务。

例D：美国科学家的种种抱怨之中，有一个就是：他们意识到，美国对纯科学的轻视不仅阻碍了科学调查，也妨碍了国防部的研究和发展的进程。1954年，密苏里州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审查了国防部长查尔斯·E.威尔逊，赛明顿引用了部长之前的言论当作证据，尤其是这样一条，部长说：即使有纯研究，那也应该是其他什么机构来资助，而不是国防部。威尔逊部长证实过：“我可不感兴趣为什么土豆一油炸颜色就会发棕，如果这算是军事项目。”为了给威尔逊部长施压，参议员赛明顿又转向了之前举出的一个证据，它涉及的问题是：轰炸机、核推进、电子技术、导弹、雷达以及其他项目的研究——而不是土豆——都缺少充足的资金。部长回应道：[27]

所有这些领域都在进行着重要的研究和发展……

然而，很难让这些总是企图思想超前的人回到当务之急上来，很难列出他们想得到的项目和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他们想要一罐能拿得到手的金子，还不需要太多监督……

首先，如果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不资助纯研究了。你们把事情搞复杂了。

例E：20世纪50年代，在政界中表达出的那种反智倾向主要是传统商人对一些专家的质疑，这些专家的工作领域，不论是科学实验室、大学还是外交使团，均不受商人的掌控。而极右翼阵营对知识分子表现出的敌意更为尖锐和彻底，这是一股来自民间的厌恶感，它无条件地针对知识阶层，以及任何体面、权威、显贵或斯文之事。在20世纪50年代，右翼的讨伐运动满是激烈的修辞，谈论着“国务院里的那些哈佛教授和思想扭曲的知识分子……”；还有“那些肩负着斐·贝塔·卡帕的钥匙和学术荣誉”却“并没有同等地拥有诚实和常识”的家伙；还有“美国当代的那些体面、有社会背景、有文化、浑身学位、正牌的绅士和学者……他们是‘精英’，全都拥护阿尔杰·希斯[28]”；还有“浮夸自大、穿着条纹裤、装出一嘴英国腔的外交官”；还有那些试图“用羔皮手套在香气扑鼻的客厅里”同共产主义斗争的人；还有那帮东部佬，他们“侮辱处于美国心脏的广大中西部和西部人民”；还有那群“祖宗能上溯到18世纪或者更早”但其忠诚度依然可疑的人；还有那些听得懂“希斯——艾奇逊[29]之流的格罗顿[30]腔儿”的人。[31]这种如扎克雷暴动[32]般的修辞，其核心精神被《自由者》[33]主笔牢牢掌握：[34]

有个现象真让人吃惊，就是那帮受过大学教育的家伙居然失去了理智，他们向约瑟夫·R.麦卡锡发起了攻击……就算麦卡锡先生确乎是“可敬的”新闻界描写的那种无赖；但这就能……证明，到目前为止，纽约和华盛顿的那些装备更加精良的编辑部喷了将近一年的、如灾难爆发一般的言论是理所应当的吗？……麦卡锡的个人性格中肯定有某个特点。似乎，他拥有一种让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同学会感到排斥的、负极的生物磁性。我们自认为很清楚这种磁性是什么：这个年轻人骨子里就不能顺从社会等级。

在社会等级最为稳固的领域，美国存在着种种问题，麦卡锡本人发现了其中的核心原因。如已经刊布的、他知名的威灵演讲[35]所言，这种麻烦就在于[36]：

那些被这个国家善待的人所做出的背叛行径。出卖国家的，并不是那些不幸的人，也不是弱势群体的成员，而是这样的人：他们享用着这个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不得不提供的一切利益——最温馨的家居、最优秀的学院教育和我们能给的最棒的职位。国务院就是如此，再明显不过了。这帮出生时嘴里含着银勺的青年才俊从来都是最下作的家伙。

例F：大学，尤其是那些更负盛名的学府，一再被右翼批评者当成靶子；但是，从《自由者》的一位作家的话中可以看出，这种对常春藤联盟的歧视，其理由仅仅是武断的，因为他认为共产主义正在我们所有的大学中蔓延：[37]

我们的大学成了训练未来野蛮人的基地，这群人以后会装作有学问的样子，扛着无知和愤世的草叉子[38]一个个冒出来，朝着人类文明的遗迹乱戳一气，使其毁灭殆尽。要去把墙拆掉的人，可不是地铁里工作的乡巴佬：他们只对我们这帮有知识的兄弟唯命是从……正是后者，他们把个人自由从人类思想的总账里抹去……

如果你让自己的子弟去了今日的大学，你就会造出明天的刽子手。理想主义必定重生于那些零星散布、思想没有学院气的修道院中。

例G：右翼对大学的敌意在一部分意义上质疑了顺从和社会等级，但另一部分也反映了那种老杰克逊式[39]的对专业人士和专家的厌恶。下面有一段很典型的断言，它认为男性平民（在这个例子中也包括普通女性）和所谓的专家一样，都具有同等的能力。这段话来自业余经济学家弗兰克·乔多洛夫（Frank Chodorov），他曾写过《所得税：万恶之源》（The Income Tax: The Root of All Evil），此人是右翼喉舌中最有迷惑力的一位：[40]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咨询了一帮顶尖的经济学家，让他们诊断国家目前存在的所谓的不景气这样的小毛病；这拨人开出了个方子，虽然稍稍压缩了些内容，但还是占了《纽约时报》两页的头版篇幅。由于这群博士出类拔萃，故而，不以经济学为“专业”的人若去检查他们治疗配方中的成分，就有点放肆无礼了。但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必定也是经济学家，既然我们全都在谋生——这不就是经济学涉及的全部内容吗？任何能读会写的家庭主妇，天生稍微有点常识，就应该能对这个方子的特性做出评价，只要人们能从这批专家包装上去的废话里摘出这些特性。

例H：虽然有辨别力的读者很可能会认为下面这个例子属于反文化而非反智，但我还是不能忽视这段话，它来自密歇根州众议员乔治·邓德罗（George Dondero），此人长久以来都是个警惕学校中的共产主义，以及立体主义（cubism）、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和其他艺术思潮的十字军战士：[41]

种种什么什么主义的艺术都是苏联革命的武器，它们都被移植到了美国，在今天，全都渗透进并充斥着我们诸多艺术中心，它们势必带来这样的威胁：会威慑、践踏和压制我们传承下来的艺术。在我们这个令人挚爱的国度中，所谓的现代或当代艺术包含了一切腐朽、堕落和覆灭的“主义”……

所有这些主义都是舶来品，肯定不能在美国艺术中享有一席之地……它们都是毁灭性的工具和武器。

例I：在本书中，关于福音派[42]传统的反智主义，我后面会加以详述，所以在这里，有必要至少先引用一个这一传统遗留下来的例子。下面这些简短的引文都取自当代最成功的传福音者，比利·格雷厄姆（葛培理）[43]，他在1958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被美国公众选为仅次于艾森豪威尔、丘吉尔和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的“全世界最受敬佩之人”：[44]

对于众多个人来说，昨日的道德标准不再是今天的准则了，除了所谓的“知识分子”还支持它。

我由衷地相信，全世界的偏颇的教育简直比没有教育还要糟，只要我们还在一味地培养毫无灵魂的心智……就让那种人待在世界上，不要管他了：他不具备比自己的能力还要高级的能力[45]，他是头怪物，受过半吊子的教育，却比没受过教育还要危险。

你们能在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的每一个街区中心设置公立学校和大学，但是只凭智识教育，你们阻止不了美国道德的腐坏。

在过去几年，人类理论的理智支柱已经被摧毁。甚至一般的大学教授也想去听听布道者的声音。

我们用理性、理性主义、精神文化、科学崇拜、政府的工作力、弗洛伊德主义、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行为主义、实证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代替《圣经》］。所谓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如此］。成千上万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公开宣称：道德是相对的——并没有什么规范或绝对的标准……

例J：“伴侣号”卫星发射后，人们对美国教育一片愤怒，最受批评的学校系统之一就在加利福尼亚，那里的课程实验曾非常著名。旧金山校区委派了一批专业学者去检查当地的学校，为这一目的组建的委员会督促要回到更为严格的学校标准上来。对此，六所教育机构展开了尖锐的反击，在反击中，他们批评旧金山报告的作者们，指责其“学术眼光狭隘，趋炎附势”，还说他们逾越了自己的职能，竟想把教育的目的局限于“向心灵传授知识和培养智力”；在批评的同时，这些教育机构还重申了“教育的其他目标——如培养预备公民，职业能力，成功的家庭生活，伦理、道德、审美和精神维度上的自我实现，以及享受身体健康”——所具有的价值。这些教育学家主张：美国教育最值得称颂的特色就是[46]

试图避免太过死板的教育系统。当然，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否认学术能力对任何社会具有重要性，相反，这恰恰是要认识到，从历史的角度看，那些强调为了知识本身而去积累并吸收知识的教育系统会渐渐导致堕落。那些把课程“固定死”并让教育目的僵化的人都曲解了美国民主制教育的独特功能。

例K：下面的内容摘自一位家长的发言记录，它原本是为了回应一个老师对当代教育标准松懈的不满。整篇文章都值得一读，因为这位家长的语言生动鲜活，他完全认同没有学术素养的孩子与更加新式的教育。我们后面会知道，这里表达的对学校老师的刻板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47]

但是学前班的老师理解小孩子们。他们的规划以孩子为轴。上学的日子也是不断享受游戏、音乐、绘画和伙伴带来的乐趣。生活就这么无忧无虑地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地……过下去。然后算术就来了！不及格就像个妖魔邪祟，从白天到黑夜缠着我们。做父母的就开始去听心理讲座，读一读关于自卑情结的东西。我们费死劲才过了四年级，来到五年级。这个时候，总得做点什么了，因为就连当爸的都拿数学题没辙，我决定去和老师谈谈。

那个学校可不会欢迎你。没有人跟生人打招呼，也没人注意到你来。一条昏暗的走廊出现，隔一段就很有规律地出现一道紧闭的门。里面传来不熟悉的声音。我跟一个行色匆匆的小伙子问好路，就敲了敲令人生畏的屋门。我朝老师报上名姓，尽可能笑得开心点。“哦，好的。”她说，好像对我此番来意早就胸有成竹，接着，她突然伸手够过班级册，快得就像电影里的土匪抓枪一般。

学生的名字出现在一页横线整齐的纸上，严格按字母排序。老师伸出毫无血色的手指沿着页边向下移动，找到了我女儿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小方框。框子里都有小标记。我可不懂这些符号的意思。接着，她的手指横穿过这张纸。我孩子的标记和其他孩子的不太一样。她得意扬扬地抬头看看我，好像再没什么话可说了。我在想这个小框子。她把一个那么活泼的孩子的全部活动都压缩在了里面。我对整个生活，整个人充满兴趣；而老师只是对算术能力感兴趣。我真希望我从没来过。我懵懵懂懂地怅然而去。

例L：下面这段话已经因阿瑟·贝斯托[48]而为人熟知，但这里还是重录一下。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伊利诺伊州一所初中的校长，在此处节选的这篇演说演讲和出版之后，其职业地位并未受损，相反，他又受聘在长岛的大颈区（Great Neck）担任了相似的职位，这一地位在全国中学里都非常令人向往。之后，他又受邀成为一所中西部大学教育系的访问教员。[49]

这么多年，我们在阅读、写作和算术周围营造了一种光环。我们说过了，它们是为每个人准备的……为了富人和穷人、才华横溢和智力天分不高的人，为了那些喜欢它们的人和不支持它们的人。教师也说了，这些是“每个人应该学”的东西。校长也谈到了，“所有受过充分教育的人都知道如何写作、拼写和阅读”。当一些孩子对神圣的课目公然表达厌恶，那么他就会受到警告：如果不好好掌握它，他长大后就会成为这样或那样。

“三R”[50]为了所有孩子，所有孩子都要为了“三R”！就是这样。

我们在破除这句口号上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时不时地，有些得过斐·贝塔·卡帕奖的母亲，或有些雇用过不会拼写的小女孩的雇主会大惊小怪，对学校发一通牢骚……于是，我们的地盘又丢了……

只要我们渐渐认识到，并非每个孩子都必须去阅读、计算、写作和拼写……只要我们认识到，许多孩子要么不能，要么不愿掌握这些无聊的杂务……我们就走在改进初中课程的道路上了。

从以前到今天，大量的宣传说服是必须得做的，但现在，又要再来一次了。我们总有一天会接受这样的想法：认为每个男孩子都必须能阅读，这跟认为每个人都必须能拉小提琴，是一样荒唐的；要求每个女孩子都能拼写得很好，这和要求每个人都能烤出好吃的樱桃派，是一样不合理的。

我们不可能全都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不喜欢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也不乐意。如果成年人最终认识到这一事实，那么每个人都会更幸福……学校就会成为生活更舒适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说服一些民众，让他们相信：掌握阅读、写作和算术并非通向幸福和成功的道路，那么下一步，我们就要削减花在普通初中课程的这些学科上的时间与精力……

一所东部的初中，经过长期仔细的研究后，已经接受了一个事实：学校大约20%的学生都达不到阅读的标准……但学校正在为这些男生和女生做点其他什么事情。这才是想通了。这就跟那种说什么“每名学生毕业前必须学会乘法表”的初中截然相反了。

上述这些例子，虽然它们的来源和用意多有不同，但放在一起，可以集中体现出反智主义的典型设想。知识分子也许被认为是自命不凡而狂妄自负，女里女气又爱摆臭架子；他们很有可能毫无道德，危险并且具有颠覆性。普通人的朴素意识，尤其当它顺利地符合了实践活动的某种高要求的方式时，它就足以完全替代在学校学到的严格的知识和专长，甚至实际上还高于后者。诸如大学和学院这样的机构，由于知识分子在其中往往颇有影响，因而都烂到骨子里去了，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在任何情况下，比起那种旨在培养精神并使其响应新式思想和艺术的教育来说，内心的准则、老式的宗教和道德原则都是生活的更为可靠的指导。甚至在基础教育领域，强调学习纯粹知识的学校教育——相反于那种使身体生活和情感生活蓬勃发展的教育——其教学模式了无生气，而且有可能带来导致社会堕落的危险。

四

为了避免某些误解，我或许有必要说明一下：一部专心研究此类主题的著作，既然要突出主题的关键性，那么为了达到这一效果，所必然采取的方式，就不会依据于全面的美国文化史。我只能说，我不想让人产生一个错觉，好像复杂的美国历史可以令人满意地简化为“蛋头”和“猪头”（fathead）之间持久不断的争斗。再有，即使我们的历史能被视为一种文化和思想冲突，但公众也不会简单地分为智识和反智两派。极大部分的公众，甚至大部分有才智而且机警的公众都仅仅是非智识的（non-intellectual）；他们心中充满矛盾地看待智识和知识分子，又爱又恨，以至于他们会受到这样和那样的影响，从而在当今的文化争议上左右摇摆。他们对“蛋头”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对启蒙和文化又有着真诚的渴望。另外，我们不能把一本论述美国反智主义的书视为它好像是想对我们的文化做出全面持中的评价，这正如一部破产史也不能被视为我们商业生活的全史一样。虽然我相信，反智主义在我们的文化中无处不在，但我坚信，它不能被认为是主流。我一再注意到，而且我希望读者也会注意到：可以证实，那种更温和、更善意的反智主义才是最为广泛的，而那种极其恶意的反智主义主要存在于那些吵嚷不休的少数群体中。还有，本书不是一项比较性研究，尽管它也许应该是这样：我关注美国的反智主义仅仅是因为我的兴趣专门针对美国社会，这很可能是范围有限的旨趣。我并不认为，反智主义在其他地方就并不存在。虽然我觉得在美国，这是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但我相信，它也以某种形式和程度存在于大多数社会中；如在某个社会，它以给人服用毒芹[51]的形式存在；在另一个社会，它则是市民和学生之间的[52]动乱；在某个社会，它是审查和系统管制；在另一个社会，它又成了国会调查[53]。我倾向于相信，反智主义，虽然有自己的普遍性，但也许可以被视为我们英语文化遗留之物的一部分；我也相信，在说英语的美国人中，人们可以特别强烈地体会到它的存在。几年前，莱昂纳德·伍尔夫[54]评论道：“在轻视和不信任智识与知识分子这方面，没有谁能超过英国人。”[55]或许伍尔夫先生尚未充分考虑到，美国人在这方面才自认是更胜一筹（这可以理解，毕竟英国人经历了美国佬一个多世纪的自吹自擂后已经厌烦透顶了）；但是，尽管做出这样评论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方面如此经验丰富又见多识广的英国知识分子，这也有理由让我们美国人停下来思考一番。虽然美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形成了一些特别紧迫和尖锐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很多不幸也是其他地方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遇，况且在美国生活中，某些情况下，知识分子还能得到点补偿。

本书是批判式的研究，不是知识分子反击美国社会的诉状摘要。我可不想鼓励人们顾影自怜，但知识分子有时动不动就会如此，他们会说自己是落在巴比伦城[56]中的具有纯粹美德的君子。无须这样论断，也无须断言：对知识分子就应该一概纵容，他们就应该行使强权；尽管这样说，是为了强调：对智识及其功能的尊重是任何社会的文化与健康的关键，而且我们这里通常都很明显缺乏这种尊重。与知识分子生活在一起的人，不太可能把他们过分理想化；不过，虽然知识分子作为人，也会犯错，但他们与重要的智识功能之间的关系，令我们想起了教会的一个卓见，其认为，尽管教士难免有错、难免有淫邪之罪，可教会本身依然是神圣的。当然，甚至在这一点上，我并没有忘记，智识本身是会被高估的；我也没有忘记，试图在人类事务中为之安排恰当的位置，这种合理的做法不应该被叫作反智主义。人们会欣然同意T.S.艾略特的看法，他认为，“没有太多人性的理智能力仅仅如同象棋神童的才华而已，虽然它们都值得赞赏”。[57]然而，在一个风险遍布的世界中，就算整个美国社会都高估智识，或将之确定为超越性价值以取代其他合法价值，我们也无须困扰于这样的风险。

很可能，上述风险的最大危害就是鼓励人们认为：反智主义通常以纯粹或毫不含混的状态存在。但看起来很清楚，那些与智识争执的人几乎总是对智识怀有矛盾心理：他们把尊敬、敬畏与怀疑、怨恨混杂在一起；人类历史中的许多社会和时代都是如此。无论如何，反智主义并非那些绝对敌视思想的人所创造的。恰恰相反：正如受过充分教育者的最有力的敌人都是受教育不足之徒（half-educated），故而主要的反智主义者通常也都深入地从事思想，只不过沉迷于这种或那种陈腐或废弃的思想中。很少有知识分子会没有反智的时候；很少有反智者会没有执着的理智激情（intellectual passions）。既然反智主义表达得如此清晰，足以在历史中找到其轨迹，既然它如此广泛，足以使人在当今的争论中察觉到它的存在，那么，它势必拥有一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还算称职的代言人。这些代言者就其大体来说，既非无教育背景之人，也非无智识人士，相反，他们是边缘知识分子、自诩的知识分子，是被褫夺资格（unfrocked）或愤恨不平的知识分子，是领导一帮半文盲但自己具有文化素质的人，他们满怀严肃地对待那些能够让世界关注自己的事业，而且心存崇高的目标。我已经注意到，在反智主义的领袖中，有些身为福音派牧师，其中很多人都具有颇高的智力水平，有些甚至还是饱学之士；有些是基要主义者，他们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神学理论；有些是政治家，包括一些最为精明的人物；还有的是商人，或其他同样为美国文化的实际需求代言的人；还有右翼的刊物编辑，他们在理智方面强烈地自命不凡并且具有坚定的信念；也有各色边缘作家（比如垮掉派的反智主义者）；有些则是反共权威，大部分知识圈中出现过的异端邪说都触犯了他们；就这一点而言，也应该包括共产主义领袖，虽然在能够利用知识分子之时，他们对其多以利用，却又极度轻视知识人士关心的事情。上述这些人的性情中如此突出的敌意并不是针对思想本身，他们甚至也不是在所有情况中都针对知识分子本身。反智主义的代言人几乎总是致力于某些思想观念，而且，尽管他们颇为憎恨同时代人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也许正是某些过世已久的知识人士的信徒——比如亚当·斯密，托马斯·阿奎那，约翰·加尔文，甚至还有卡尔·马克思。

倘若设想：那些时不时撑起反智大旗的男男女女都必定信奉反智主义，仿佛它是一套积极信条或某种原则，那么这或许有所误解而过于严厉了。事实上，反智主义通常都是某些其他意图——往往是某些正当的意图——衍生出的偶然结果。没有人会自认为在同思想和文化作对。人们不会早晨起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咧嘴一笑，说什么：“哈，今天我要去折磨知识分子，掐死思想喽！”我们也很少会认定某个人在骨子里就是反智的，就算这样做，我们也是带着最深的疑虑。在任何情况下，试图给某人归类或将之污名化，这种做法对于我的研究来说都毫无益处——当然也不是我所关心的；要紧之事在于评价某些态度、思潮和观念的历史趋势。[58]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某些个体有时明显处于这一方，有时却又处于另一方。实际上，反智主义通常都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其中存在着两股针锋相对的势力。商人和劳工领袖对知识分子阶层的看法也许会惊人的相似。另外，虽然进步教育[59]也具有强烈的反智主义成分，但是，它最为严厉和顽固的敌人“右翼自卫队”[60]，也声明了自己的反智主义倾向，虽然风格不同，但表达得更不含混而且越发好战。

如果能遇到一种简单而不受条件限定的恶，那毫无疑问是种奢侈；本书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如果反智主义像我相信的那样，已经成为我们文明中普遍存在的特性，那么，这是因为它通常都与高尚的——或至少是合乎情理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它首先牢牢抓住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因为培养它的，正是提供了人道和民主之情的福音派宗教。反智主义之所以能进入政治，原因则是，它与我们对平等的热情关联在了一起。它在我们的教育中也很难对付，这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的教育信念是平等主义的，而且带有福音派的色彩。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务必要尽可能地从这些善意的冲动中将我们的反智主义切除下来，尽管后者依靠前者为生；我们的手段就是可以免除这些冲动的、连续又精细的思想手术。只有以这种方式，反智主义方能被抑制和遏制；我并没有说要把它完全根除，因为我相信这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而且我也认为，那种想要彻底去除这种或那种恶性的不羁热情，同我们时代中的任何妄念一样，都有可能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