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走近敦煌

一
解讀敦煌

一生守護

我們的祖先，世世代代用一千年的時間，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莫高窟。這莫高窟，1700米長的山崖上有735個洞。莫高窟的九層樓裏有武則天時代修造的35.5米的彌勒大佛彌勒像。它的背後都是沙山和沙子，前面是祁連山的支脈，屬不毛之地。石窟就開在鳴沙山的斷崖上。祁連山支脈三危山和鳴沙山之間有一條溪流，那位置的泉水，形成了小綠洲，名為月牙泉。這小綠洲背着峰，有樹有山，是一個風水寶地。莫高窟就是在這片寶地的附近。

公元366年一個和尚選擇了在這地方開了第一窟。就這樣，一開便是一千年了。後來因為沙漠絲綢之路的衰落，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加上嘉峪關修了以後的封閉，莫高窟再沒開放。到了1900年發現藏經洞，再一次振動了世界。原來莫高窟是個佛教聖地。

敦煌與我

以下我想談談自己怎麼樣來到敦煌工作。

我跟敦煌的結緣是一種偶然，也是一種必然。我祖籍杭州，在北京出生，在上海念小學中學，家人都說杭州話，我能聽但不會說。我很小就到上海，在上海長大直到中學畢業，考到北京大學，念了五年考古學。畢業以後到敦煌工作至今，我的經歷就是這麼簡單。

中學的時候，便喜歡歷史，也喜歡藝術。我很喜歡去看博物館、美術館。其實我不會藝術，但就是喜歡看，去欣賞。偶然之下，看到一些敦煌的畫片，而中學的課文中剛巧也有提到敦煌莫高窟。作為一個學生看到敦煌這麼美，這麼好，感嘆我們國家有這樣的寶庫，心裏很嚮往，希望能多認識它。

考大學時我選了幾個專業，最後不知怎的選了考古學。學考古時有更多機會接觸莫高窟，看到很多資料以後便更喜歡了。曾經看到《人民文學》上有一篇報告文學的文章叫〈祈連山下〉，共上下兩篇，寫當地的長虹，我看了以後特別感動。看着看着，心裏便很嚮往，想到敦煌去看看。

初到敦煌

進入大學最後一個學年，要進行畢業功課。同學分組到不同地方考察和實習，有的到河南，有的到陝西，有的到山西，有一組要到敦煌。敦煌那組有很多同學報名，我也很想去看看。這是多好的機會，想去的原因並不是要努力學習，只是想借此機會去看看。誰知道這一看，我就看上它了，它可能也看上我了。那時我們也不太懂敦煌。儘管在學校已首先上課，但老師講的課跟實際看到的並不相同，老師講得很枯燥。那次看一個洞，很美，再看另一個洞，還很美。一天後回到房裏，甚麼印象都沒有了，只知道敦煌太美了。

一個星期後便要開始實習。那時候莫高窟還沒有加固，很多洞不能輕鬆去到，但還是要上呢，怎麼辦？他們就使用一把蜈蚣梯，之前我是從沒見過的！平常的梯子是兩邊支架中間橫杠的，它不是，它只是一枝粗樹杆，這邊插一枝木棒，那邊插一枝木棒，就像一隻蜈蚣。那兒的工作人員叫我們用那蜈蚣梯往上爬到洞內。當時我們都不敢爬，他們還勸說試一試，然後往下看看，看下方更可怕！

實習的時候，工作人員跟大家說，早晨不要喝水。喝了水，要爬來爬去，很麻煩。所以大家不敢喝水，乾着嘴巴，吃了東西就上洞，盡量少下洞。居住的敦煌的生活跟北京、上海等反差特別大。房子裏沒電燈，也沒自來水。每天只有兩頓飯，早晨十點和下午五點，沒早飯，我們很不習慣。食物就是麵粉饅頭或玉米發糕，吃了也很不習慣。很多人留一點炒菜的油，回家自己做飯。我們學生只能在食堂吃，食物很少鹽，沒甚麼味道，但稍微下多一點就變成苦的。當時的生活很不習慣。

而且敦煌很封閉，甚麼消息都不知道。報紙要看很多天以前的，也不能隨便進甚麼貨或到哪裏，因為幾十里方圓都沒有人，離敦煌城也有25公里。我們剛到達的第一個星期特別興奮，一星期後興奮感覺也過了。住在這麼封閉的地方，每天要爬到洞裏測量、考古、寫報告。然後住的房呢，最初我一個人住，後來他們不放心。當時有三個男同學和我一個女生去敦煌。他們不放心我獨自住在房間裏，把我調到跟一位女雕塑家同住。桌子是土的，凳子是土的，炕也是土的。書上都是土，撣一撣，待會又撣一撣，就是撣不完，最後就不撣了，反正到處都是土。

當時有一件事情令我很驚奇。常書鴻先生那時已經在莫高窟生活了20年。他是著名的油畫家、留法的高才生。在巴黎得過幾次獎。他回國後受命到現在中央美院，當時的北京藝專籌備建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研究所成立的時候，他被任命為所長。我們去實習時，很早便知道他的故事，但看到他真人時，說話鄉音很重，穿的衣服都發白了，如果他不說話、不戴眼鏡，跟普通農民差不多。大家都說常先生就長這個樣子，實在不像一個教授呢！

因為當地的氣候，跟東邊差距太大，生活質素也太差，我不久便水土不服。後來只好趕緊收集實習資料便回去了。當時我沒想到，還會再回去。但是我並不認為那是個鬼地方，那些洞窟多好啊，只是生活太差，沒電沒水，吃飯也不順口，地方也很封閉，當時只想把任務完成，反正我也到敦煌一遊了。

再一次的緣份

畢業的時候，學校分配畢業生到不同地方工作，叫我們填志願。當時覺得國家培養我們，我們就應該為國家服務，所以我們也跟學校保證，一定會服從分配。

最後分配了我們實習時的其中兩位到莫高窟，那麼幸運，挑上我了。另外的一位同學在莫高窟也待了15年，後來回到北京成為北京大學教授。當時我就服從了，並寫信告知家人，父親馬上回信，着我把勸說信給學校，好分配到另一個地方。但我沒交給學校，就這樣去了敦煌，我覺得不能做些言而無信的事，而且，敦煌還是挺好的一個地方。

到了敦煌，確實非常艱苦。那個時期包括我，共有48人。每逢禮拜天，有一些人就回家了，我一人在房間裏，萬籟無聲，原來那曾是和尚的寺廟。我在敦煌的20年都住在那裏，晚上會聽見九層樓的鈴鐺聲，其他甚麼聲音也沒有。有一次，我的扣子掉了，衣服破了，自己拿來縫，縫衣針掉在地上，“騰”的一聲，那麼清楚的聲音，可見是多麼安靜。像這種情況，我就會想家，想到和家人團聚。可是這樣日子又過去了，曾經有離開莫高窟一陣子，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領下鄉，到農村去辦活動，然後文化大革命來了。當時我已經在敦煌三年了，那時候已經不招大學生，也沒學生可分，老師也無法幫助你，我就那樣待着。時間久了，感情慢慢發生了變化。

工作與家庭的矛盾

我覺得自己有專業，好像甚麼也沒做便走，有點不甘心！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即使離開也不能幹甚麼，又覺得應該保護敦煌，其實很多工作沒有做好，心情很矛盾。另外我有自己的家了，我跟丈夫在1967年結婚，1968年便有了孩子。最後，孩子在敦煌出生。當時我趕緊發電報告訴丈夫，他帶着小孩的衣服，雞蛋等，挑了一擔，從河北到武漢，再到鄭州轉車到敦煌。那時候，小孩已經六七天大了。

56天產假後我就上班了，丈夫已回武漢，小孩只能鎖在房子裏，沒人帶，我用繩子捆着他，他越長越大便捆不住要找人。其他人說他會動，那繩子可以會勒脖子，我聽了以後，天天心裏嘀咕。遠遠聽到哭聲心裏說，沒事！平安無事！有時候他不哭，我又說，安不安全？會不會出事？打開門縫一看，他衝着我笑。有時候他會從床上滾到地下。家人便說趕緊把孩子送到上海，直到一歲多，才送走了他。所以研究院的年輕人要找對象多在敦煌裏找，但也不好找。現在有些年輕人帶父母到莫高窟，請他們幫忙帶孩子。在莫高窟，很多人生了孩子直接送走，由父母幫忙照顧。

1972、73年我有第二個孩子了，但一家人總不能老是這樣分居，可是心裏對莫高窟有感情，希望自己能多做點工作。一直就是這樣拉据，孩子都十歲了。當時武漢的學校叫我調回去工作，可是敦煌有種吸引力，把我吸引了。而敦煌的老前輩有時候勸我別走，說大城市有的是人才，大家都需要我，令我越來越矛盾。

當時跟丈夫討論，總得選擇是他離開武漢，還是我離開敦煌。我理解他還是支持我的，知道我捨不得離開敦煌。最後1986年他便到了敦煌。敦煌的魅力很大，我們都想為它作出貢獻。前輩都幹了多少年，再加上丈夫的支持，我就留下了。敦煌也把我的丈夫吸引過來。原本他是研究商周考古的，我們是研究佛教考古的。佛教考古屬魏晉南北朝，離商周很遠。最初擔心影響他的專業研究，後來發現北區還沒有人研究，便由他開始做起。洞窟裏的密教研究也是他進行的。

金光乍現莫高窟

說來到底怎麼會有莫高窟？有一位和尚叫樂真，從長安走到莫高窟前，往三危山一看，金光萬道，狀似千佛，他認為這是一個佛地，便在站立的位置開鑿第一個洞，然後公元366年又來了另一位和尚樂僔，之後馬上又來了第三個和尚法良再開鑿洞窟。後來一些世家大族、官僚貴族、僧侶商人、軍人都來開窟了。從4世紀，到元代14世紀共1000年，在1700米長的地方留下了735個窟。記得1995、96年的一個夏日，下暴雨，洪水漲，假如不防洪，水溢上會把洞子淹掉。當時員工都已經下班了，他們都回到城裏，我則住在莫高窟，便帶着員工疊沙包，低着頭疊着疊着，抬頭一看，黃金色的，金燦燦的，整個天空全是金色的。一陣子還有兩道相交的長虹。我們心裏想，這可能是老佛爺顯靈了。那些金光真漂亮，光一退，天空便湛藍湛藍的。

敦煌研究院的開拓者

接着想跟大家說說常書鴻先生。前文提到他是著名的留法油畫家。他的油畫在巴黎得過獎，他是學院派的畫風，把形象把握得特別準，顏色也特別好。比如他畫一串葡萄，旁邊有個剛切開的白蘭瓜。畫中讓人感覺到那深綠淺綠的瓜好像在冒水，那葡萄好像剛摘下來似的。1913年他授國民政府之命到莫高窟籌建敦煌研究所。他的夫人跟他是同在巴黎留學的同學，她學雕塑，他學油畫，有一子一女，本來在重慶有很好的生活。夫人不同意他到敦煌，常先生便先去看看，他當時看到的莫高窟幾乎像廢墟一樣，幾百年沒人管了，門塌了，樓梯也塌掉了，沙子都堵進洞裏了，一片荒涼，但這沒有把他沒嚇退，反而令他更堅定要完成這工作。他破釜沉舟，帶着家人去敦煌，連重慶的房子也退掉。常先生的女兒常莎娜說，第一頓飯，就摘下戈壁上的紅柳拌麵來吃。

1943、44年是抗戰期間，常先生以前畫室的工作人員和學生如董希文，都到敦煌了，因那兒不會打仗，他們藝術家非常願意在比較安定的地方畫畫，便開始臨摹工作。可惜常夫人在敦煌的第二年便受不了，跑了，留下兒女給常先生。他們沒法上學，常先生就教他們畫畫。抗戰勝利，國民黨政府下令撤銷敦煌藝術研究所，其他畫家正好趁機會回家，但常先生說不能撤，他覺得才剛開始，還有很多保護工作。但那時他仍然離開了敦煌，第二年才回去。原來他跑到重慶、南京說服政府，說研究所絕對不能撤，最後政府被他說服，研究所就這樣保留下來，所以我經常說，常先生確實了不得。

這麼的艱苦條件，他是個南方人，一口鄉音，在敦煌住那麼長時間，別人都聽不懂他的話，他說：“你怎麼不‘娃娃’？”，原來他問怎麼不畫畫。但他仍然堅持，如果沒有他，研究所便解散了。常先生的研究所是從外招大學生的，研究院為甚麼能留到今天，因為一直有人才，他懂得專業的重要性。

常先生到敦煌時非常糟糕，洞子裏都是沙，沙子怎麼清出來？他們用水沖，但卻不能沖到壁畫。有時大雨，水就進到洞裏。窗壞了，門壞了，窟岩壞了，棧道壞了，沙子不斷進，水也進，有些壁畫被風吹沙打磨壞了。常先生面對這樣一個殘局，只能先做清沙。而且1917年十月革命時，白俄羅斯人逃到莫高窟。他們一批跑到東北，一批跑到西北，西北那批人跑到新疆，他們都有馬有重武器。最後新疆政府跟他們說，願意繳械便替他們安置住處，結果安置在莫高窟。可是常先生都要住在和尚的破廟裏，他們沒地方，只好住在洞裏。他們在洞裏亂寫，寫笑話、髒話，還在洞裏置炕和灶，燒炕做飯，把部分的洞壁燻黑。

常先生到莫高窟後的工作便是，把沙子清出，把炕拆掉，跟鄉親們募捐，修築一道長長的圍牆，保護莫高窟。土匪進不來，家禽等也不會到處亂跑。有一些特別好的洞，常先生便修一些門，保護那些洞。當我首次去敦煌，是在加固之前，情況已不佳，常先生去的時候，更是一片破敗。最初我想像這個研究所一定很高級，估計常先生、段先生都是西裝革履，處處窗明几淨。實際上哪有玻璃窗，窗都是紙糊的，他們都穿得很土。感覺怎麼還不如上海郊區村鎮的境況。到處是不毛之地，荒涼一片。當然現在有感情了，看的也不同，大城市太擁擠，敦煌多開闊。

1949年新中國建立，我們的藝術研究所改稱文物研究所，繼續由常先生當所長。常先生另外還很了不起的是，他是個藝術家，一方面讓搞藝術的人去臨摹壁畫，同時叫人調查研究複雜的洞窟，又設立功德組主力募捐修洞。我們現在的資料實際上是由常先生開始做的，他一直想方法保護敦煌，後來跟政府反映，莫高窟的價值及當中的困難。中央政府就派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學者、學生到來調查研究。

洞窟加固、治沙、修壁畫

當時的首要任務是替洞窟加固。常先生到北京去呼籲，最後1962年周恩來總理很支持，批准撥資金加固，共一百多萬。如今加固工程的效果很好，可以抵擋七級地震。常先生還治沙，弄圍牆擋沙，還請了治沙專家、沙漠專家，在山頂上造沙帳，想在山頂上擋沙。當時設想的治沙辦法並不全都成功，但是為我們現在治沙積累了很多經驗。然後常先生又去抓修壁畫。北京的修壁畫專家說洞窟的門一開，風吹到洞裏，有些壁畫便被風吹掉了。當時常先生很着急，向北京反映後，請了一位捷克專家到來。可是他沒逗留多久便走了，捷克專家要喝牛奶，要每天洗澡，要吃麵包。敦煌土得很，哪有這麼豐富的物資，捷克專家要求的根本辦不到，他便走了。他留了一個解決辦法給我們，使用針管把高分子液體打到有病的壁畫，翹起來的地方便能壓下去。

所以我們現在治沙、修壁畫、加固，冒着嚴寒到山頂上的氣象站去看溫度濕度，都是從常先生的時候開始的，他很有眼光，知道首先要保護敦煌，才能做其他工作。

後來除了以上的工作，常先生還着大家去考古、學歷史、學文學、學建築。1966年，是莫高窟開窟的1600週年紀念，常先生跟我們說要開國際學術會議，要每人準備一篇論文，寫好宣讀給大家聽，不夠好的要修改。可惜文化大革命時，事情擱下了，但大家的論文不會白費，後來中國文物出版社跟日本平川社出版的第一批書，共五卷，便按時代劃分出版了我們的論文。那是研究院非常有份量的、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學術著作。那些都是常先生時代的積累。常先生是個藝術家，不能要求他甚麼，但是他做了很多工夫，環境監測、治沙、修壁畫，野體加固。他還培養人才，他故意招不同專業的大學生到敦煌，擔當不同的工作。

文革前，研究所的隊伍大概有48人，約百分之七十多都是大學生，他們來自不同的專業，來自祖國各地。大家都是抱着為了莫高窟的精神，要研究它，保護它，也有很多人是為了畫畫。他們一輩子默默無聞，為莫高窟獻身。常先生在1994年，90歲的時候去世。去世前，他年事已高，便由段文傑接替他當院長，自己任名譽院長。而段先生在2011年去世，終年95歲。有機會大家可以去看，在莫高窟對面有常先生和段先生的墓，他們一生都在莫高窟。

培養專才

談到段先生上任後，他繼續進行保護工作，同時下工夫培養人才，如今的講解員、學外語都是從段先生時候開始的。他願意把年輕人送到大學培養。大城市有的是人才，莫高窟這樣博大精深，又是佛教又是藝術又是人文學科，非常需要人才，可是很難留住他們，所以我們最後的辦法是自己培養。所以段先生的時候開始就是，大學生到敦煌後，可以再念研究生，直到念博士。培養講解員後可以送到大學學外語，再讓他們在工作中練習。我們還跟日本建立聯繫，送到日本研習，出國培養。段先生就是在常先生培養人才的基礎上更進一步。

就是不斷在培養人才，有意造人才才有今天的敦煌人。事情能不能做好，關鍵在人，沒有人甚麼也做不上。另外段先生也創辦了《敦煌研究》雜誌，他鼓勵大家發表文章，進行研究。當時改革剛開放，百廢待興，但敦煌研究院奇怪了，怎麼莫高窟短時間內有這麼多成果？因為段先生把在常先生時代積累的研究、文章等都發表出來。逐漸一批批人才到來，成果也不斷結成。

臨摹就是研究

段先生自己也很苦，他是包辦婚姻，夫人是個小腳，他是個大學生。可是他不愛妻子，一夜夫妻後他就走了，後來更有了孩子，直到11、12年後才一起生活。他在國立藝專學國畫畢業，曾經跟很多有名的老師、教授學習。他在敦煌臨摹了很多壁畫，數他最多，技巧出神入化。

其中有幅壁畫是都督夫人，胖胖的一個女人，真跡已經看不清了。段先生花了很大工夫把它復原。他說要跟那些古代畫家對話，本來怎麼畫的，便要臨摹得惟妙惟肖。所以他後來說臨摹就是研究。當時我不理解，不就是臨摹，照貓畫虎。其實不然，段先生會翻很多畫史的材料，反反覆覆看，看了以後臨摹，知道這線怎麼畫下來。這種畫法是吳道子的，那種畫法是閻立本的。臨摹實際上就是研究。現在留下的兩千多件臨本，有十幾個洞是一比一原大地複製洞內壁畫的，其中百分之八、九十的臨本，是段先生跟段先生那一代人，在沒有電的艱苦條件下，用鏡子反過來畫的。想想當時的條件那麼困難，他們能一比一地複製285洞窟，是相當不容易的。今天很多人看了還是建議我們，把這個複製洞拿去展覽，它是畫得最好的。我想這一定是古代的優秀作品，他們才挑選作為臨摹的對象。他們那種一心追求藝術的心思，是用心與血畫下來的。他們一生寂寂無名，就是把這些藝術再現。他們的靈魂，跟敦煌已融合在一起。血脈裏流的血，就是敦煌，他們離不開敦煌，敦煌當然也離不開他。我們應該按照他們，繼承他們好的做法，也希望往後能延伸，因為敦煌太偉大了，祖先一千年留下來的，全世界都沒有這樣的寶貝，我們應該全心全意去做。

前人的步伐，後人的延續

常先生和段先生給我們做了榜樣，他們不管多麼艱難困苦，還在堅持，還在奉獻，還在進取。如今我們實際在做的，不過是踏着他們的步子往前走。敦煌的人因為普遍離城有五十華里，很多城市社會裏的事我們都未必知道，我像個老天真。大家就是很願意把莫高窟保護下來，甚麼工資高低也管不了，反正我們有飯吃，當然必須要把保護工作做好。這是莫高窟養成的一種傳統。如今我們派研究院中的年輕人到其他地方幫忙修復，如新疆、西藏、青海、寧夏、河南、內蒙，他們做事都比較扎實、踏實，令人比較放心。這些都是常先生和段先生創造的傳統。當然大家還是會面對找對象、生孩子、醫療健康等問題，但是我們很多年輕人，只要他們結婚了，你好好善待他們，他們還是願意留下來的。

談談研究院內的組成人員吧，我下面有18個部門。我剛到敦煌時有48人，如今有600多人，為甚麼要那麼多人？想想我們的講解員隊伍有120多人，夏天或國慶時，一天便有一萬人到莫高窟來！好講解員是怎樣產生的？我們會把他們送外至少三年學外語，還要教他們打扮，要有精神、有風度才好。我們還有一支保護隊伍，從修復、監測、環境氣象、取樣分析、試驗到研究我們都要進行，因為如今要進行全國的國家工程，敦煌信息保護中心，所以那隊伍便有100人。然後要有保安保護安全，曾經有人偷壁畫，偷一線文物，所以保安隊伍也有百多人。因為我管三座石窟，而莫高窟以西有新項目，約有20個洞。莫高窟東面的榆林窟，有41、42個洞，我們都要派保安駐守，不能出事的。另外還有後勤跟園林工作的人員。在正式編制裏，其實沒有一個清潔工，但莫高窟對外開放，總不能天天垃圾成堆吧。其實我們進行研究工作和管理洞窟的人員還不到200人。但是不能沒有後勤、園林、保安的人員和講解員，不能光在那兒研究的，我們等於是一個保護、研究、弘揚的一個綜合機構。現在因為開放給公眾遊覽的地區越來越大，保護任務越來越重，所以我們的隊伍也在慢慢膨脹。現在的任務很重，要保護自己，更要保護全國的壁畫。我們現在的壁畫都在乾燥地區，但如今國家讓我們保護南方潮濕地區的壁畫，這給我們出了一個大大的難題，但是我們還得去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