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分期

中國政治思想史十講

《中國政治思想史》,民國二十四年在上海光華大學所講,子女翼仁筆記之,而予為之訂補。以閱時甚暫,故所講甚略,特粗引其端而已。雖然,古之所貴乎朋友講習者,曰講明。學者於義有所不徹,教者罕譬而喻焉,曰講貫。既習其數矣,而未能觀其會通,故教者為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也;故曰:予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者也。專門之士,窮幽鑿險,或非聖人所能為。然覆杯水於堂坳,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況於翻檢鈔錄,又不足以語於曲者邪。抑聞之,古之為政者,必立諫鼓,置謗木,豈不知忠言之逆耳,讒諂面諛之快於心,雖睿智,思慮有所弗能用;雖聰明,耳目有所弗能及。是以用眾以自輔,求賢以自鑒,而不蔽於其所親昵也。若乃將直言極諫,與誹謗同科。舉國計民生,唯黨徒之殉,弗思耳矣,亦已焉哉。雲南起義前夕自記。

中國的政治思想史,是頗為難講的,因為:

(一)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不同。政治制度,是有事實可考的,歷代都有記載。記載自然有缺漏,但是一件事實,缺落其一部分,或者中間脫去一節,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自然有人去研究,用考據手段去補足他。政治思想則不然,他是存於人的心裏的。有許多政治思想,怕始終沒有發表過;即或發表過的,亦不免於佚亡(凡高深的學說,往往與其時的社會不相宜,此等學說不容易發表,即使發表了,亦因其不受大眾的注意,或且為其所摧殘而易至於滅亡);此等便都無可稽考。

(二)中國是一個政治發達的國家;而且幾千年來,研究學術的人特別重視政治;關於政治的議論,自然有許多,但都不是甚麼根本上的問題。為甚麼呢?因為一件事情,我們倘然看作問題而加以研究,必先對於這件事情發生了疑問,而疑問是生於比較的。我們都知道,希臘的政治思想發達得很早,在亞里士多德時,已經有很明晰的學說了。這就是由於希臘的地小而分裂,以區區之地分成許多國,各國所行的政體,既然不同而又時有變遷,留心政治問題的人,自然覺得政治制度的良否和政治的良否大有關係,而要加以研究了。中國則不然。中國是個大陸之國,地勢是平坦而利於統一的。所以其支離破碎,不如希臘之甚。古代的原民族—即今日所謂漢族—分封之國雖多,所行的政體大概是一樣。其餘諸民族自然有兩樣的,但因其文明程度的低下,中原人不大看得起他,因而不屑加以比較研究。孔子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1]最可以代表這種思想、這種趨勢。直到後世,還是如此。沒有比較,哪裏會發生疑問?對於政治,如何會有根本上的研究呢?因此,中國關於政治的史料雖多,大都係對於實際政務的意見—如法律當如何改訂、貨幣當如何釐定之類—此等學說,若一一列舉,則將不勝其煩,而其人對於政治思想依舊沒有明瞭。研究中國的政治思想,非將一個思想家的學說,加以綜合,因其實際的議論而看出其政治上的根本主張來不可。這是談何容易的事情?

凡思想總是離不開環境的,所以要講政治思想,必先明白其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事實,而政治制度和事實的變遷,就自然可以影響到政治思想而劃分其時期。我們根據於這種眼光,把中國的政治思想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期,自上古至戰國。這是中國的社會組織發生一個很大變遷的時期。自政治上言之,則為由部落至封建(編者按:指實行分封制的政體),由封建至統一。

第二期,自秦至唐。秦漢是中國初由封建而入於統一的時期。封建之世不適宜的制度,在此時期中,逐漸凋謝;統一之世所需要的制度,在此時期中,逐漸發生;逐漸發生的制度,自然又有不適宜的,不免釀成病態,政治家所研究的,就集中於此等問題。

第三期,自宋至清中葉。第二期中所發生的病象,到此漸覺深刻了,大家的注意自然更切,而其研究也漸深,往往能觸及根本問題。而這時期之中,民族問題也特別嚴重。實際上,民族問題在秦漢時代已經發生,當“五胡亂華”之時,已經很嚴重了,但是人們的思想往往較事實要落後些,當彼其時還不曾感覺他十分嚴重,到宋朝以後,卻不容人們不感覺了。要禦侮先要自己整飭,因此,因為對外問題的嚴重,也引起了內部改革的問題。

第四期,自清中葉至現代。這是中國和歐洲人接觸而一切思想都大起變化的時期,政治思想當然不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