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為自由鳴炮

一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力推進改革開放

（本文原載《青年論壇》1984年創刊號。）

“自由”，這本是人類第一個階級社會最底層的人們——奴隸，最早發出的怒吼和要求。以後，每個被壓迫階級都有一部自由鬥爭史，每個代表新的生產力的先進階級也總有一曲自由的凱歌。

奇怪的是，歐美資產階級只把自己尊為自由的代表，把他們的社會稱作“自由世界”，認為社會主義就是消滅自由的社會。同樣奇怪而又令人難過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有人也作如是觀。對自由，或是噤若寒蟬不敢問津；或是囁嚅趔趄不敢越雷池一步；或是心嚮往之，卻把自由和“自由世界”畫等號。筆者有感於此，願為自由鳴放一炮，以求學術上徹底、明確地探討，並希望“自由”二字在政治上不要永遠成為一個避諱的字眼。

我們關心自由，不是從道義和情感出發，更不是從唯心主義的觀點出發，把自由作為純粹精神的範疇，而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出發，認為自由的本質首先要從人類在自然界、人類在社會歷史中的主體地位來看。自由始終是和勞動、人類的基本實踐緊密相關的。自由是人類主體對必然性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人類的自由程度始終不能超過對客觀事物認識和改造的程度。自由作為人類一種特有的主觀能動性和主觀勞動力，一直都為人類自身的發展和解放開闢道路。自由既不是人的自然屬性，也不是思維的先驗特徵，它始終是社會勞動的屬性，始終是社會實踐內在的本質規定。我們關注自由，就是關注人們的主觀能動性和主觀勞動力，也就是關心社會生產力。既然社會主義最根本的任務就是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那麼我們也就應該極大地關注自由。

自由是怎樣產生的？混沌初開，從原始人製作第一件石器開始，原始人就通過勞動把自己從動物界提升出來。是勞動創造了人，是勞動實踐開創了人類與自然鬥爭的歷程，是勞動把人與人結成為一定的社會關係，是勞動發展了人類的思維和語言。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整個所謂的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1]人類勞動的出現，就是人類自由的表現；人類勞動的開始，就是人類主觀能動性的體現。勞動的主體是原始人，勞動的對象就是自然界。主體和客體的相互作用伴生出主體的自由與客體的必然的矛盾統一。初民維艱，茹毛飲血，日夜誠恐，崇拜萬物，那時，人類的自由是極其有限的，以至原始人的頭腦中根本沒有自由的概念。但我們從第一批站立起來的猿人，從他們第一次發出的音節和第一件製成的石斧中看到了自由——人類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支配自身和外部世界，此即自由的開始。人的主觀能動性和主觀勞動力是何等寶貴。

文明社會之所以能夠代替人類的蒙昧時期，完全是由於人類社會生產力的逐漸提高。隨着生產工具由青銅器轉為鐵器，鐵器生產又轉到大機器生產，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和主觀勞動力也依次飛躍，勞動者的自由度也依次從“主人之物”轉變為“主人之人”，最後轉變為可以自由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僱傭者。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在文明社會中每個勞動者都為自由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同時，每個代表新生產力的先進階級也為自由建立了劃時代的功績。奴隸主階級的德謨克利特、赫拉克利特、亞里士多德即是自由民主共和制的傑出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孟子提出的“民貴君輕”，荀子主張的“人定勝天”，至今還是我們歷史真善美的光輝寫照和寶貴遺產。資產階級時代產生的生產力超越了以往的全部歷史，就是給僱傭者帶來的自由也是以往幾千年不可比擬的。資產階級的人文主義者、啟蒙思想家和社會革命家第一次全面系統地對人的自由作出了精彩的論述，又提煉為政治宣言，並制定了政治、經濟、科學、文化綱領，並領導了革命實踐。但是這些資產階級的啟蒙運動，仍然不能給僱傭者帶來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僱傭者的自由始終要服從資本的自由，資本主義的文明總是和不文明聯繫在一起，自由仍然受到特定文明的壓迫。凡屬某種真實的自由都是和生產資料的佔有珠聯璧合、天衣無縫。奴隸、農奴、僱傭者無一例外都避免不了上帝對亞當的嚴訓——“你必須滿頭大汗地勞動！”從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由於文明時代的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所以它的全部發展都是在經常的矛盾中進行的。生產的每一個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對一些人是好事，對另一些人必然是壞事，一個階級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對另一個階級的新的壓迫。”[2]

社會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結構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它的本性一直是要求發展的，逐步要求解放的。社會生產力中首要的因素——人（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也是一直要求解放的，而最終進入自由王國則是它的目的和動力。“人類的能力的發展，雖然在當初要與個人的發展歸於一致；並且個人的高度發展，也只有由一個以個人為犧牲的歷史過程來購買，因為種屬的利益，在人類界，是和在動物界植物界一樣，要由個體的利益的犧牲來貫徹。”[3]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半個多世紀中所進行的革命就是為了打破這種對立的成功實踐。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即為人類能力與個人能力的發展歸於一致而創造了條件。在中國共產黨以十年內亂的慘重代價換來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巨大補償的今天，在中國人民正投身於城鄉體制改革的現在，我們鄭重研究、密切關注勞動實踐的主觀能動性和主觀勞動力——自由，充分依靠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就理所當然成為首要之事、當務之急了。

社會主義社會以滿足全體成員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而進行自己的有目的、有計劃的生產。其中此點，我們可以說，社會主義社會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拋棄了社會自發發展的消極因素，逐漸成為自由、自覺、自主的積極發展的社會。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勞動者已經擺脫了私有制的必然束縛，除非發生大規模的外敵入侵，在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內一般不會發生全社會的暴力震盪。勞動者的基本任務是一心一意、聚精會神地發展生產力，長期在更廣闊的領域內擺脫自然界對於人們的束縛。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是光輝的，但其花費的沉重代價又與其取得的成就難成適當的比例，我們沒有得到應當得到的更加輝煌的成功。原因何在呢？

我們可以這樣回答：中國共產黨對國內外的總形勢長時期地做了過“左”的估計，直到引爆出十年浩劫；連續不斷地開展“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運動；經驗不足，過多地抄襲別國經濟體制的模式。這些都衝擊、破壞了剛剛發展起來的社會生產力。同時，還有種種原因，使中國共產黨內民主、國家政治社會生活民主沒有制度化、法律化。當然，這些回答都是對的，但我們仍然可以再問一句，一向堅持獨立自主，勇於走自己道路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什麼從建設時期的開始階段就沒有能夠完全避免重大的失誤，而是走了一條十分曲折的道路呢？我想大概還有一個更為隱蔽的原因，那就是在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來說還是一個必然王國，我們在這個必然王國中，不可能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那樣已經獲得的自由去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剛剛建立的蘇維埃俄國又何嘗不是如此。列寧講：“我們曾經是而且現在還是一個小農國家，因此我們向共產主義過渡比在其他任何條件下困難得多。”[4]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是這樣說明我們的錯誤的。第一，“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已經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於繼續探索。”[5]這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必然王國中，中國人民遠未贏得自由，中國共產黨也遠未贏得自由。第二，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的時候，“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淩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6]這些，正是毛澤東同志作為一個傑出的領袖人物失去自由的表現。

“文革”對於中國人民說來，確屬一場民族的動亂、國家的浩劫。但是歷史進程中自由和必然性的規律告訴我們，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陰謀集團是社會主義自由最兇狠的敵人，他們妄想用倒行逆施的“意志自由”把歷史車輪拉向後退，到頭來卻被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徹底粉碎。馬克思說得好：“連自由的反對者在反對自由的現實的同時也實現着自由。”[7]

打倒“四人幫”後，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規律、根本任務、主要矛盾等問題的認識打開了一個嶄新的天地。這意味着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必然王國中，贏得了更多更大的自由。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共產黨開始摒棄集體勞動模式和小生產者“以糧為綱”的思想，並制定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新型政策，向八億農民指出了農業勞動的自由之路。八億農民在責、權、利一致的承包土地上，放開手腳、投資投勞、廣開門路、多種經營，包括可以脫離土地經營工商業。在短短的時間裡就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績，從而避免了相當的地區、相當的農民終年不得溫飽的懲罰。這些都證明，農村改革的勝利，農業生產力發展的勝利，同時也是農民勞動自由的一次重大勝利。

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將討論通過城市企業改革的決議，可以概括兩點決議精神：其一，中國的經濟體制將是賦予企業以充分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這就意味着承認社會主義國家與企業、企業與職工矛盾存在的必然性。我們對此必然性而產生的政策，就是給國家收稅的自由，給企業以自主權的自由，給職工“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自由，力爭結束企業吃國家“大鍋飯”，職工吃企業“大鍋飯”的狀況。其二，中國的計劃經濟，將是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經濟。這就意味着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着商品生產、等價交換。我們對此而產生的合於必然性的措施就是利用價值規律，給指導性計劃以日益擴大的自由，給部分行業以市場調節的自由，給經濟效益、經濟槓桿以自動調節的自由，打破官僚主義、無所不包的計劃給我們帶來的必然性懲罰。城市企業體制改革必定勝利，同樣這將是工人階級又一次勞動自由的勝利。

目前，中國農民取得的勞動自由和工人階級將取得的又一次勞動自由，既有它的客觀性，又有它的歷史性和社會性。因為，“各盡所能”的勞動是真正自由的勞動，最好不要把它作為被動的義務來看待。在這方面，政府、社會和勞動者自己都要不斷為其實現而創造條件，因為自由總是相對的，總是和必然性相比較而存在的。

最後，請允許我再放一炮。這是馬克思主義表述得最為完整的一段自由觀，但願我能夠有的放矢，切中自由之的：

“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着人的發展而擴大，因為需要會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但是，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8]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