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契丹習俗竟如何，髠髮左衽垂前額

每個民族的生活方式，總是受生存空間條件所制約，因此孕育出不同的文化模式。生活習俗是很重要的文化模式，契丹民族早期的習俗，由於文獻不足，難作詳述，但就現有資料來看，契丹在建國以前的生活習俗，可就以下數項加以敘述。

葬俗

人之大事，莫過死生，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喪葬習俗，因而葬俗有時也可以作為識別民族的條件之一。茲據《北史•契丹傳》所載，契丹之葬俗為：「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為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使我多得豬、鹿。』」從此項史料可知契丹民族早期的葬俗，既是天葬的一種，所以沒有棺槨，但是從「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又可知具火葬的特色，因此與土葬民族絕不相同。

以往有若干論著，如《魏書》等，認為契丹族為鮮卑宇文部之後，而某些論著又以宇文部乃匈奴別部，由是得出契丹也可能是匈奴之裔，如舊《五代史》就直接指稱：「契丹者，古匈奴之種。」此外北宋編著的《冊府元龜》、記載典章制度的《宋會要》等文獻，也作如此認定，但是如果從葬俗來論，匈奴的葬俗，據《漢書•匈奴傳》所載為：「其（指匈奴）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

從《漢書》這項記載，足見匈奴的葬俗有以下三項特色：土葬、厚葬、殉葬之俗，與早期華夏民族似無二致，而與契丹之葬俗迥然不同，從葬俗差異中，就可以輕易推翻舊《五代史》、《冊府元龜》及《宋會要》所持「契丹者，古匈奴之種」的說法，而《魏書》認為契丹為宇文部之後，從葬俗上看，等於證實宇文乃是烏桓的音轉，烏桓或鮮卑原本都是東胡部落聯盟主要構成者，當匈奴冒頓單于擊破東胡，東胡之眾分別向東逃逸後，退保鮮卑山者稱鮮卑；退保烏桓山者稱烏桓，宇文很可能就是烏桓之另一音譯。

契丹民族早期葬俗，如以上所述，既是天葬，又有火葬的後續作為，是相當特殊的葬俗。當然，後來契丹壯盛，漸次與其他民族大量接觸，尤其是與漢族接觸之後，葬俗方式已有明顯之改變，建立政權後，許多典章制度模仿中原王朝，葬俗也不例外。

中原漢人在春秋戰國之前，無論貴賤，死後葬身之地概稱之為墓，如《尚書•太甲上》稱：「太甲既立，不明的，伊尹放諸桐。」其注稱：「桐，湯墓地也」。

但到春秋戰國時，情況有所改變，君王為了表示高貴身分，與眾不同，稱其埋葬之地為「丘」，如楚昭王之墓稱「昭丘」、趙武靈王之墓稱「靈丘」、吳王闔閭之墓稱「虎丘」。戰國時代後，已將君王之墓稱為「陵」，從此之後，直到清代，所有帝王之墓都稱為「陵」。

契丹建立政權後，很快的學會了中原王朝的葬俗，如稱創建遼朝的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埋葬之處為「祖陵」、遼太宗耶律德光之墓為「懷陵」、遼世宗耶律阮葬身之所為「顯陵」、遼穆宗耶律璟之墓為「祔懷陵」等。

帝王如此，一般契丹民眾必然是有樣學樣，捨舊有葬俗，而採土葬，近年中國考古學家在內蒙古自治區發掘大量遼墓群，可見契丹族建立政權後，在葬俗上已經採用漢人的墓葬之俗了。

髮式

凡人類幾乎都有頭髮，而頭髮會生長，如何處理頭髮，也就是髮式，在古代各民族均不相同，因此髮式有時也成為區別民族的方式。

孔子曾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可見髮式確實代表一個民族的形象，古代時處理頭髮的方式不外束髮、披髮、辮髮及髠（音「坤」，剃髮之意）髮這幾種方式，現在且將這幾種髮式酌予介紹如下：

一、束髮

這是古代華夏民族或後來漢人的傳統髮式，就是將頭髮紮成一束，而後挽在頭上盤成髻狀，以笄或簪予以固定，或在髻之上加以冠。

二、披髮

北方草原各游牧民族的髮式多為披髮。所謂披髮，並非披頭散髮，而是將頭髮拖向身後，或垂於肩、或垂於背，並在髮末端束一結，不讓頭髮散亂。中國考古學者曾在陝西省長安縣客省莊發掘一匈奴墓葬，其中有一透雕銅飾，所呈現的人物都是披髮。諸胡列國時代時，匈奴族劉淵所建之漢，其後被劉曜篡立而改國號為趙，故多稱「漢趙」；及源於今中亞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Toshkent）一帶，已經匈奴化的羯族所建立之「後趙」，就應該都是披髮的。

附圖就是陝西省長安縣客省莊出土匈奴墓葬中透雕銅飾，圖中所出現兩個在摔角的匈奴男子，都是披髮，很清楚看出在披髮末端結成一束。

三、辮髮

魏晉時，東晉、宋、齊、梁、陳的史書，都稱鮮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為「索虜」或「索頭虜」。所謂「索」、「索頭」就是指辮髮而言，這種說法直至北宋《資治通鑑》等史書都作如此記載，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時就指稱：「索虜者，以北人辮髮，謂之索頭也。」（《資治通鑑•魏紀一》）足證當時鮮卑民族為辮髮。

所謂辮髮，就是將頭髮編成辮子，挽在背後。從史實看，鮮卑系及肅慎系（渤海、女真）民族，都是辮髮，從甘肅省酒泉丁家閘發掘出一座大型墓葬，墓壁壁畫經考證為諸胡列國時代的作品，當時甘肅實際上是胡、漢雜居，甚至是胡族多於漢人的地方。.

四、髠髮

所謂髠髮，是指頭髮長到一定長度即予剪短，烏桓（丸）就是採髠髮制，另外匈奴某些部落也採髠髮之俗，如《三國志•魏書•烏丸傳》就稱：「烏丸者，東胡也；……悉髠頭以為輕便。」

可見烏桓確採髠髮之俗，另《北史•宇文莫槐傳》稱：「匈奴宇文莫槐，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屬也。……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為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北史》雖載：「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所謂「遠屬」並未指明其為匈奴族，甚至可指為「偏遠之部屬」，其實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民族意識並不強烈，君不見匈奴強盛時，「諸引弓之國皆號匈奴」。

從此項記載，可見烏桓或宇文，確有髠髮之俗，前面《三國志•魏書•烏丸傳》說過契丹可能為烏桓之遺胤，因此契丹有髠髮之俗，而烏桓或鮮卑都曾是東胡的一支。

此外，據《契丹國志》載有：「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兵，步騎萬餘人，並髠髮左衽，竊為契丹之飾。」從此項記載，可見契丹民族之髮式為髠髮。

另據考古學家在今中國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庫倫旗所發現遼代墓群壁畫等資料，可以明確發現契丹人的髮式，大致如下：先將頭髮分為兩綹，分垂兩耳前或耳後，額前有蓄髮或不蓄髮（王慶澤，〈庫倫旗一號遼墓壁畫初探〉《文物》第九期，一九八三年），從而可見契丹民族確實為髠髮。

宗教信仰

有人類之始，幾乎就有信仰，這點從近現代在世界各地所發現山洞裡的岩畫可以得到證實，不過從信仰到宗教，中間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宗教是後期的「產物」，而且有其必要的條件：自有之神、自有之經典、專業之神職人員、公開固定之禮拜場所、神職人員有傳統之服飾、有傳統之禮拜、儀軌、趨吉避凶、最後審判等條件，缺一即不得稱為宗教（詳情可參見胡耐安，《邊疆宗教》，臺北蒙藏委員會）。信仰則無需具備這些條件。

初民時代幾乎都是泛靈的薩滿信仰，契丹民族也不例外，據《遼史•地理志》所載：「……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每行軍及春秋時祭，必用白馬青牛。……」

這項記載充分顯現契丹人萬物有靈的泛靈信仰，認為以白馬青牛為圖騰信仰的兩個部落，互通婚姻繁衍後代。故凡出兵作戰前，必以白馬、青牛為犧牲以祭祀天地，以白羊骨炙卜，由太巫占卜與主持各種原始祭祀儀式。契丹建國後，遼帝之祭山儀、歲除儀、瑟瑟儀（射柳祈雨）這些傳統信仰，仍然由巫師負責祝禱行禮，可見雖建立朝代，契丹仍保留有傳統的薩滿信仰。

契丹民族崇拜太陽，所以向東為尚。此外，從契丹民族古老傳說中的三位首領：乃呵、喎呵以及晝里昏呵充滿神話色彩與祖先崇拜的故事中，就可以看出契丹民族從傳說時代演進到游獵，乃至游牧時代的過程，這個過程與其他民族的演進完全一致，可見這些古老傳說所具有的歷史意義。

遼政權建立後，統治地區除今中國東北各省區外，還包含今華北各省，在這片土地上的漢人，原多皈依佛教，僧侶自然會向尚未奉佛的契丹民族傳播人生無常、六道輪迴、諸善奉行、諸惡莫作的佛教理論，於是契丹人紛紛皈依佛教，匍匐在佛陀座前而向之頂禮膜拜。

如此積極的傳教之下，契丹人不但信奉佛教，甚至到了佞佛的程度，皇室常不恤民力，大肆興建寺塔，如在今山西省朔州市應縣城內西北佛宮寺內興建的釋塔，即為今日有名的「應縣木塔」，這座木塔據說是遼道宗清寧二年（北宋仁宗嘉祐元年，西元一○五六年）命田和尚募建，木塔建造在高約四公尺多的臺基上，分上下兩層，上層的臺基和月臺各角都有角石，從角石上突起的石獅子來看，雕鑿風格古樸，經專家學者鑑定，認為應該是遼代遺物。

木塔總高六一•三一公尺，其中塔剎高約十公尺，塔平面呈八角形，底層直徑為三○•二七公尺，從外表上看木塔有五層，且各層又夾有暗層，所以若從內部登塔，則實際有九層，底層為重檐並有迴廊，整座木塔比例勻稱，外形顯得穩重而莊嚴。且如此一座巨大高聳的木塔，竟然沒有使用一根釘子，距今已有九百五十多年之久，卻依然屹立如故，這種建築技巧，很值得後人研究與敬佩。

從山西應縣木塔可以看出契丹人佞佛之深，有遼一代的佛教寺塔建築，當然不只應縣木塔，只是這座木塔名氣特別響亮。

事實上，在遼朝版圖之內，各種佛教建築可說是遍布各地，從而可見契丹民族已從原始的、泛靈的薩滿信仰，過渡到佛教信仰，縱使如此，有遼一代仍然保留一些傳統泛靈信仰遺跡，如上文提到的祭山儀、歲除儀等。

服飾

很多時候，服飾也可以用來區別民族，春秋時代孔子所說的：「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就可以證明右衽是中原華夏民族或漢人的服裝特徵，而左衽則是北方諸游牧民族的特色。

但為何衣衽有左右之分別？從現有文獻上，似乎都找不到合理的解釋，我們只能師心自用，試圖從地理環境推論，北方諸游牧民族生活空間廣大，通常都是以馬代步，而長城以北，氣候明顯不同，冬季不但長且奇寒無比，加上騎馬的習慣通常是右肩向前。如為右衽，則寒風將從縫隙中吹進，令人難以忍受，因此才改為左衽。當然這僅為大膽推測，是耶？非耶？仍有待更深入的探討和研究。

事實上，自諸胡列國時代以後，在生活習俗上，胡漢民族彼此互相吸納、混融，早已不再嚴格區分所謂右衽或左衽。

如《北齊書•王紘傳》有如下一段記載：「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為小部酋帥（可見王紘極可能為胡族）。父基，頗讀書，有智略，……紘少好弓馬，善騎射，頗愛文學。性機敏，……年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論掩衣法當為左、當為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為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侯）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

侯景（西元？∼五五二年），懷朔（約今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固陽南）人，也可能為胡族之後。懷朔為北魏時的六鎮之一，侯景縱非胡族，也極可能為胡化之漢人，初為北魏爾朱榮帳下將領，後降南朝梁，此段對話，是他在北魏時事，當時官銜為行臺，即魏晉時專為征伐之官，為尚書省之派出機構，總攬一方軍政。

侯景在與尚書敬顯儁討論衣著究竟應以右衽或右衽為是時，尚書敬顯儁引孔子之說，認為應以右衽為是，但王紘則以為北魏龍興朔漠，征服中原，況且三王、五帝各有不同儀式制度，因此無論左衽、右衽都是合適的，無所謂對錯。侯景覺得王紘之說頗有見地，還特別賜以名馬。

可見在諸胡列國南北朝時，中原地區已經不堅持右衽。據考古學者在今中國河北衡水市景縣出土的封氏墓北朝著褶陶俑，檢視其服裝左衽、右衽都皆有（如附圖）。生活習俗本來就或多或少會向四周傳播，契丹民族興於今遼河、潢水一帶，其地在五個世紀前，原是鮮卑慕容部前燕的大本營，前燕境內又曾吸納大量漢人前往墾殖，早已是胡漢文化混融地區。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契丹民族在服飾上，應不至有太大突出之處，因此在文獻上也很難找到相關記載，幾經查尋，終於在《北史》中找到有一段關於契丹嫁娶時的服飾記載如下：「……熙平中，契丹使人初真等三十還，靈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際，以青為上服，人給青兩匹，賞其誠款之心……」

這裡所謂熙平，是北魏孝明帝（西元五一六∼五二三年在位）的年號，熙平共三年（西元五一六∼五一八年），熙平中，契丹曾遣使初真等三十人到魏都洛陽貢獻，孝明帝之母靈太后了解契丹人嫁娶之際以青（音「門」，指細毛製成的毛氈）為上服，所以賞賜這批使者每人青二匹，以嘉勉契丹誠款之心。青可能類似今日的披風，也就是說契丹人在嫁娶時，有披上青色毛氈的習俗，至於其他服飾則未見描述，很可能跟北魏人民衣著並無多大差異，不然《北史》理應加以描述。

至於北魏鮮卑人的服飾又是什麼情形呢？關於鮮卑服飾，最早見諸文獻的描述是《楚辭•大招》：「姱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來，思怨移只！」

《楚辭》是戰國時楚國大夫屈原（西元前三四○∼前二七八年）所撰，他極有可能親眼目睹鮮卑人的服飾是「小腰秀頸」，這跟中原華夏民族或長江流域的楚人，在服飾上有絕大的不同，當時中原（含楚人）人的服裝是寬大的上衣下裳，與鮮卑的「小腰秀頸」，可說是天差地別，所以屈原才將之納入《楚辭》。

稍後趙武靈王（西元前三二四∼前二九九年在位）又有「胡服騎射」之舉，從此華夏或後來的漢人，在服飾上多向胡服傾斜。到了東漢靈帝（西元一六八∼一八九年在位）時，傾斜的幅度更大了，且看《後漢書•五行志》所載：「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京都貴戚皆競為之。」俗語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帝王、貴戚既喜好胡服，一般庶民自然更是趨之若鶩了。

及至西晉武帝時（西元二六五∼二九○年在位），更是徹底胡化，據《晉書•五行志》稱：「（晉武帝）泰始之後（約二六五年），中國相尚用胡床貊槃……（晉武帝）太康（西元二八○∼二八九年）中，又以氈為絈頭及絡帶褲口。」

可見自戰國至西晉，漢人在服飾上傾向胡化，乃是不爭事實。雖然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九年（西元四九四、四九五年）推行華化政策，其中有禁服一項，然而幾無成效，孝文帝曾親到魏都洛陽街上巡視，見街上婦女衣著仍然是原有傳統的鮮卑式，所以責備留京的官員說：「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為夾領小腰。」

所謂「夾領小腰」與《楚辭》所說的「小腰秀頸」幾無二致，可見「胡服」已成漢人服飾的主流；所以宋人沈括（西元一○三一∼一○九五年）在其所著《夢溪筆談•卷一•故事•胡服》中曾稱：「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線短衣、長靿靴，有鞢躞帶，皆胡服也。窄袖便於騎射，短衣長靴皆便於涉草，……。雖王庭亦在深荐中。予到胡庭日，新雨過，涉草，衣褲皆濡，唯胡人都無所沾。帶衣所垂鞢躞，蓋欲佩帶弓劍，帉帨、算囊、刀礪之類。自後雖去鞢躞，如馬之鞦根，即今之帶銙也。天子必以十三環為節，……本朝加順折，茂人文也。」

這裡所說的鞢躞（鞢躞均音「洩」）帶，就是腰帶上的小帶子。用以佩掛弓、劍、帉帨（手巾）、算囊、磨刀石之類。沈括曾奉命出使契丹，這些都是他所親眼目睹到的「實景」，有其可信度，這裡且引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展的一幅《射獵圖》大略可以看出契丹人的服飾。

此外，南宋大儒朱熹更直接指明唐宋以來，漢人服飾胡化過程，朱熹《朱子語類》說：「而今衣冠未得復古，且須辨得華夷，今上領衫褲，皆胡服，本朝因唐，唐因隋，隋因（北）周，周因元魏。」由此可見自鮮卑拓跋氏建北魏後，漢人服飾實際上是逐漸向鮮卑族服飾方向融合的，而契丹是鮮卑的餘緒，所以，也可以說契丹民族的服飾是當時（西元九一六∼一一二五年）中國服飾的主流。

契丹民族的習俗當然不只以上所說的四項，只是限於資料取得不易及本書篇幅所限，對契丹民族的習俗，僅能介紹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