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陽湖文派：別有建樹的清代散文

【關鍵詞】

陽湖文派；桐城派；惲敬；張惠言；陸繼輅；董士錫；李兆洛

陽湖派古文的特色

清代散文（古文）的一個主要流派是安徽桐城派，以方苞、劉大櫆、姚鼐等為代表，影響甚大，從清初延續至清代末葉。稍後又有陽湖派的出現，又稱陽湖文派或陽湖古文派，以惲敬、張惠言為代表，是乾隆末年至嘉慶年間興起的散文流派。其名稱始見於張之洞著《書目答問》，將「陽湖派古文家」惲敬、張惠言、李兆洛、陸繼輅和董士錫五人與「桐城派古文家」並列，且將兩派加以區別；兩派之外，則為「不立宗派古文家」。

惲敬、張惠言兩人都從鄉人錢伯垌學古文，是桐城派古文家劉大櫆的再傳弟子，提倡撰寫「氣勢奔放」、「不因循守舊」的散文，在文壇上稱雄一時。陽湖派的古文理論受桐城派的影響，但對桐城派古文的清規戒律及由此而造成的拘謹枯淡文風有所不滿，主張作文要取法六經史漢，並參以諸子百家之書。其創作手法不避駢語，思想亦較為活潑，文風與桐城派相比，顯得更為恣肆而有文采。

周寅賓著《明清散文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指出：「清前期的散文家，包括桐城派、陽湖派與不立宗派者，原本儒家經術的程度不同，對待漢學與宋學的態度也不一致，但均缺乏反封建制度的思想。文章體裁與語言，均以《史記》、《漢書》、唐宋大家文為標準，雖然在遵守常法、提倡變法的程度上也有區別，但均未能突破古人的體格與雅俗的界限。」所論實亦允當。

陽湖文派的創始者

惲敬（1757-1817年），字子居，號簡堂，陽湖（今江蘇常州）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舉人，以官學教習授浙江富陽知縣，嘉慶時，歷任知縣、同知。為官雖清廉有政聲，但所至輒忤上司，終為忌者誣劾，以致罷官家居。他向母親告罪說：「兒為官不謹，害了母親憂慮！」其母答道：「以你的性行看來，禍患不止於此。而今僅以小罪去職，也是幸運。」

惲敬少喜駢文，稍長致力古文，四十歲後專心研究經史，探求治亂興衰之得失。其古文出自韓非、李斯，義法本司馬遷；早年與張惠言同受錢伯垌傳誦劉大櫆的桐城義法，但未師承其宗，而另闢流派，與張惠言同創陽湖文派。駢散並用，文筆放縱，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八股文」的束縛和禁錮。論文強調作者修養，認為「文集之衰，當起之以百家」；主張古文的最高境界是醇而能肆，「積之而為厚焉，斂之而為堅焉，充之而為大焉」。重「性靈」、「氣魄」，倡言綜兼各家之長。著有《大雲山房文稿》、《大雲山房雜記》、《大雲山房詩集》等。惲敬在生時，世人對其散文理論和創作評價並不太高，附和者也很少，身後的推崇過於生前，是因他和他的追隨者在桐城派之外另有心得，而成為一大宗。

張惠言（1761-1802年），初名一鳴，字皋文（一作皋聞），武進（今江蘇常州）人。嘉慶進士，初為庶吉士，繼授翰林院編修，充實錄館修纂官。博學多才，敦品自守。精於《易》、《禮》，易主虞翻，禮主鄭玄，阮元謂之「孤經絕學」。於文少學司馬相如、揚雄，壯學韓愈、歐陽修；古文、駢文及詞學，均所擅長。論詞講究「寄託」，是常州詞派的創始人；又與惲敬開創陽湖文派，其散文風格較桐城派自由。他又是書法篆刻家，篆書初學李陽冰，後習漢碑及石鼓文，曾奉命到盛京（今瀋陽）篆歷代皇帝加尊號玉室。著作甚多，有《虞氏易》、《虞氏消息》、《儀禮詞》、《讀儀禮記》、《茗柯文》、《茗柯詞》等。誠如錢仲聯在嚴明等選注評點《張惠言文選》（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的〈總序〉中指出，張惠言代表「陽湖派」，他既是學人，以「虞氏易」名家；又能為古賦，詞為「常州派」宗祖，可謂一專多能。換言之，張惠言不但與惲敬同為陽湖文派的領袖，同時又是常州詞派的開創者，而較為人所忽略的身份是清代易學大師。

論者指出：「張惠言是在常州的學術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學者。他所處的時代，正值常州今文經學異軍突起，駸駸然將與風靡乾嘉學界的考據學分庭抗禮之際。常州學派主張用西漢宗尚『微言大義』的今文經學去取代東漢專講『訓詁名物』的古文經學，認為講求微言大義，才能經世致用，救國家之急。這是常州學派不同於當時吳、皖兩派的學術趨向，而張惠言一生的立身行事和著述文章，也深深為這種精神所灌注浸染。」（嚴明、董俊珏選注評點《張惠言文選》，〈前言〉。）這段文字，不但說明了張惠言治學精神的所在，也釐清了他與常州諸家的關係，並且交代了常州各個流派之間的思想脈絡。

陽湖文派崛興的分析

陽湖文派繼桐城派之後崛起，同為清代散文的重要流派。陽湖文派別有建樹，主要是相對於桐城古文派而言，學界或強調兩者相承的一面，認為陽湖派是桐城派的旁支別系；或強調兩派相競的一面，視陽湖派擺脫桐城派影響而成為獨立的文派。究竟應推舉誰人作為陽湖派的首領，也有兩種意見：一種看法推張惠言、李兆洛，而尤強調前者的重要性；另一種看法以惲敬、張惠言並稱，而更重視惲敬的地位。

要之，陽湖文人相互為友，從而形成一定的文學風尚，既有同邑同鄉之誼為彼此的交往提供了便利，復有立身為人的共同理想作為，同氣相求，體現了自立的精神，卻較少黨同伐異、標榜聲名的宗派習氣。曹虹在其《陽湖文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中指出：「這種自立的精神，因常州學派、常州詞派與陽湖文派的紐結而格外彰顯。」又說：「陽湖文派有宗旨而不以門戶自矜的存在形態，在中國文學流派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一個範例。」

作為清代散文的兩個主要流派，不論桐城派還是陽湖派，都繼承了古代散文的優良傳統，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寫作體系，在實踐方面亦取得一定的成績，曾經對八股文的束縛起過抗衡作用。常州文學三派之中，以常州詞派最受重視，常州詩派則最為活躍，陽湖文派較少為人提及，其實陽湖文派在常州文學界具有奠基和中堅的位置，意義是很重大的。

陽湖文派的繼起者

陽湖文派除惲敬和張惠言外，李兆洛、陸繼輅、董士錫亦為重要成員；前三人為先導者，後二人為繼起者。與他們通聲氣、相激揚的還有錢季重、陸耀遹等，也同是陽湖人。

陸繼輅（1772-1834年），字祈孫，又作祈生，一字修平，江蘇陽湖人。嘉慶五年（1800年）舉人，曾師事惲敬。工詞曲，擅古文，著有《崇百藥齋文集》、《合肥學舍札記》，在陽湖文派中是僅次於惲敬、張惠言的骨幹人物。亦通文字音韻之學，喜金石書畫。道光九年（1829年）入安徽鄧廷棹幕，纂《安徽通志》，甚得時譽，並以修志敘勞，為江西貴溪知事，三年引疾歸。著述頗豐，多傳於世。

董士錫（1782-1831年），字晉卿，一字損甫，江蘇武進人。他是張惠言的女婿，張惠言的遺稿由他整理而成。嘉慶副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歷主通州、揚州、泰州書院講席，曾受河督黎世序聘修《續行水全鑑》。工古文、詩、賦，亦擅填詞，尤精《虞氏易》，著有《齊物論齋文集》。他與陸繼輅同被時人推為陽湖文派和常州詞派的重要作者。

李兆洛（1769-1841年），字申耆，晚號養一老人。其先世為武進人，清代武進縣析置陽湖縣，因此是陽湖人。嘉慶十年（1805年）進士，曾官安徽鳳台縣知縣。精地理學，為修志名家；擅駢體文，主張駢散合一。著有《養一齋文集》。論者指出：「在陽湖派成員中，他是有意與桐城派角力門戶的一位。」他不僅編選《駢體文鈔》七十一卷，有意與姚鼐的《古文辭類纂》抗衡；並且對方苞的「義法」提出不同意見，認為「不當岐而二之」，對方苞很多時候把義法分為兩個概念提出了修正。（周寅賓著《明清散文史》）順帶一提，張琦、丁履恒、陸耀遹、莊綬甲、周儀暐、管繩葉、方履籛、吳育、張成孫及江陰祝百十、宜興周濟等都是詩人，合稱「並世友人」，常在李兆洛家作文會，李兆洛作《同車圖》留念，自撰題記，管貽葃亦書題識於上。

人物傳論

嚴明、董俊珏選注評點《張惠言文選》

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256頁）

本書是「明清八大家文選叢書」的一種，主編錢仲聯在〈總序〉中指出張惠言代表陽湖派，又說：「惠言是學人，以『虞氏易』名家；又能為古賦，詞為『常州派』宗祖，可謂一專多能。」嚴明、董俊珏的〈前言〉認為：「張惠言從喜愛辭賦到選擇古文為主要創作形式，應該說是他本身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和他獨樹一幟的詞論一樣，是其經學思想在文學領域內的反映。至於桐城派劉大櫆對他的影響，只是一個次要因素，至多是在藝術趣味上為張惠言提供了一些借鑑。」本書選錄張惠言的作品五十餘篇，大多數是序和傳，以《四部叢刊》本的《茗柯文編》為底本，而以其他版本相較。附錄〈張惠言傳記資料〉、〈關於張惠言的評論資料〉和〈主要參考文獻〉。

蔣彤編《清季李申耆先生兆洛年譜》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196頁）

本書是王雲五主編「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十五輯，據嘉業堂叢書《武進李先生年譜》三卷影印，合為一冊，署「陽湖弟子蔣彤編」。書首有〈李夫子年譜稿成祭告文〉及〈譜例〉。〔按：本書另有兩個版本，其一題為《李申耆（兆洛）年譜》（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其二題為《武進李先生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

延伸閱讀

唐富齡編著《明清文學史˙清代卷》，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

熊禮匯著《明清散文流派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

周寅賓著《明清散文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曹虹著《陽湖文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惲敬撰，莊適、費師洪選注《惲敬文》，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