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經濟概況

在詳細訴說南亞裔人士如何憑藉族裔小企業在香港安身立命之前，本章希望為讀者提供一個以他們過去十數年來在香港的經濟狀況為主題，透過普查數據去掃瞄的一幅宏觀圖畫。此外，我們也會在一些跟經濟狀況密切相關的方面（例如教育和經濟轉型），扼要着墨補充多一些觀察（Law & Lee, 2016b）。

〇　收入與職業

為了考察南亞裔人士與香港勞動市場融合的情況是否理想，我們採用三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即2001年、2006年和2011年，將南亞裔人士的主要就業收入、勞動參與率、失業率和職業，跟香港社會整體的數字進行比較。我們假設，兩組數據愈接近，表示南亞裔人士愈能與香港的勞動市場融合。

如表2.1所示（本章五個圖表的數據均編整自下列三份報告：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02b；2007；2013），除了尼泊爾裔人士之外，其他人士的收入分布均呈現出兩極化的趨勢，即是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組別的人口比例，於2001年至2011年期間有所增加。在一般情況下，低收入組別主要包括來自菲律賓和印尼的外籍家庭傭工，最低工資為每月收入少於$4,000（港元，下同）。倘若外籍家庭傭工不計入工作人口，低收入組別於2001年、2006年和2011年分別構成整體工作人口的5.9%、6.8%和5.3%（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2b：Table 2.2）。巴基斯坦裔勞動者就屬於低收入組別——由於宗教原因，巴基斯坦婦女基本上不被鼓勵外出工作，以免她們與其他男性有接觸；即或如此，最低收入巴基斯坦裔勞動者的比例都有所上升，由2001年的2.9%增加至2011年的8.8%。在2001年、2006年和2011年期間，大多數巴基斯坦裔勞動者的每月收入介乎$4,000至$14,999的較低水平，分別佔工作人口的79.2%、69.0%和67.5%，處境明顯較整體情況為差（55.8%、56.8%和49.8%）；不過，十年間他們的這個比例下降了11.7%，改善的效果算是比整體情況的6%為佳。在高收入組別方面，巴基斯坦裔勞動者的比例很小（2011年是7.9%），跟整體數字比較（2011年是15.2%），僅僅過半；過去十年，也只是增長了2.1%，低於整體增幅（4.1%）。巴基斯坦裔勞動者的每月收入中位數（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較整體數字少約$2,000。可以說，雖然他們的情況有所好轉，但仍然是頗為弱勢的一群。

與此同時，尼泊爾裔人士經歷了政府移民政策變更而帶來的衝擊。在2001年至2006年期間，尼泊爾裔移民的增幅高達26.95%。然而，可能因為那期間尼泊爾當地的政局不穩，政府於2005年6月起開始暫停為申請來港工作或學習的尼泊爾人批發簽證（Ma, 2010）。結果，尼泊爾裔移民的增幅於2006年至2011年期間降至3.56%而已。政府禁止尼泊爾裔婦女到港受聘成為外籍家庭傭工，導致低收入組別人口比例由13.5%跌至6.7%。與巴基斯坦裔勞動者情況類似，大部分尼泊爾裔勞動者的收入介乎$4,000至$14,999的較低水平，在2001年、2006年和2011年分別佔工作人口的78.2%、74.2%和75.6%。然而，不同於巴基斯坦裔勞動者，屬較低收入水平的尼泊爾裔勞動者十年來無甚顯著改善，只減少了2.6%；另一方面，高收入組別的人口極少（2011年是1.8%），是南亞人士當中之最。雖然他們於2001年的每月收入中位數（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稍高於巴基斯坦裔勞動者數百元，同時較整體勞動人口少$1,000而已，但到了2011年，尼泊爾裔和巴基斯坦裔的勞動者的每月收入中位數相同。換句話說，在這方面十年來尼泊爾裔勞動者的情況並無改善，反而跟整體情況的差距擴大到$2,000。

不少印度裔婦女擔任外籍家庭傭工，最低收入組別一直佔印度社群的顯著部分；印度裔勞動者收入介乎$4,000至$14,999的比例（於2001年、2006年和2011年分別為40.3%、33.9%和26.7%）則低於整體數字，屬每月收入較低水平的，比例也於十年間減少了13.6%。印度裔勞動者屬於高收入組別的，比例不小，較整體工作人口的比例多一倍。他們的每月收入中位數也高於整體數字，十年來與整體情況的差距更有頗為顯著的進步。按數據顯示，印度裔勞動者的收入分布兩極化現象明顯，但他們的經濟狀況較其他南亞裔人士及整體工作人口為佳。

總的來說，印度裔和尼泊爾裔人士的勞動參與率高於整體人口，巴基斯坦裔的則較低（見表2.2）。仔細地看，印度裔和巴基斯坦裔的女性勞動參與率顯著低於整體數字，而尼泊爾裔男性和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則顯著高於整體人口。如前所述，巴基斯坦裔婦女的勞動參與率甚低，主要原因相信與文化和宗教有關，而言語不通也是障礙之一。

就男性勞動參與率而言，十年來巴基斯坦裔和尼泊爾裔人士的比率明顯下降了，這現象就印度裔人士而言並不顯著。對南亞裔家庭而言，男性勞動參與率尤其重要，因為大部分家庭都是依賴男性家庭成員來賺取主要收入（特別是巴基斯坦裔人士）。比例下降的其中一個主因是大部分人口的年齡低於15歲；就巴基斯坦和尼泊爾組別而言，年齡低於15歲的人口於2001年至2011年期間分別由28.4%和10.4%上升至38.6%和21.6%（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3：Table 3.3）。另一方面，年齡介乎15至24歲的勞動參與率在過去十年分別由62.1%和76.1%大幅下跌至32.4%和62.6%（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02；2013）。與此同時，介乎17至18歲和19至24歲的少數族裔人士入學率（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分別由65.9%和13.4%增加至76.2%和32.8%（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3：Table 5.1）。這些統計數據顯示，少數族裔人士獲得更多教育機會，致令他們的勞動參與率下降（這未嘗不是一個好現象）；不過，年齡介乎15至24歲的南亞裔人士的勞動參與率，在2011年仍然高於整體勞動人口的相關比率（表2.3）。

由於進入勞動市場的機會減少，求職的競爭力較本地華人為差，導致年齡介乎25至34歲、35至44歲、45至54歲和55至64歲的巴基斯坦裔男性勞動參與率，十年來相比於整體勞動人口而言是下降了（表2.3）。反而令人遺憾的是，在2011年超過三分之一的巴基斯坦裔勞動者需要在退休年齡之後（以65歲起計）繼續工作，而這個數字在整體勞動人口當中的比例僅為11.5%。另一方面，尼泊爾人的兩個青、壯年組別（介乎25至34歲和35至44歲）於2011年的男性勞動參與率比巴基斯坦裔的稍高，但依然低過社會整體數字；而年齡介乎55至64歲和65歲或以上的勞動參與率依然極之高企（95.2%和55.9%），老而未能休的苦況嚴重，而相似的現象也在印度裔組別存在（87.3%和43.1%）。另一個勞動參與率高的年齡組別是15至24歲的年輕南亞裔男性，印、巴、尼的比例分別是71.9%、80.4%和86.4%，而整體人口的比例只是48.2%。主因之一，可能是本地華人在這年紀都應該在高中就學，不少之後進入大專，但在這方面南亞裔年輕人就處於劣勢了。這些數據大致上顯示，青、壯年組別的南亞裔男性勞動參與率較整體勞動人口低，但由於年輕（15至24歲）和老邁的男性在勞動力市場的參與率甚高，所以南亞裔男性的整體勞動參與率是高企的。然而，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雖然勞動參與率可以量度少數族裔在勞動市場的融合情況，但有關工作穩定性的資料還是不甚充分。工作穩定性可透過失業率來量度，根據一項在1999年至2000年進行的政府調查，印度裔（11.8%）、尼泊爾裔（14.3%）和巴基斯坦裔人士（29.0%）的失業率高企，而香港整體的失業率為6%（Hong Kong Government, 2000：3-4）。多年後香港基督教服務處（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2009進行另一項調查，當中訪問219名南亞裔男性（27.4%印度裔、38.4%巴基斯坦裔和33.8%尼泊爾裔），以了解全球金融海嘯對少數族裔就業率所帶來的影響。調查發現，129名南亞裔人士為全職僱員，34人為兼職僱員，46人失業。2009年4至6月期間，少數族裔的失業率約為21.2%，而同一時期香港整體的失業率只是5.4%（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0：2）。這些調查結果顯示，南亞裔人士的工作穩定性一直面對甚高風險。

官方的統計數據顯示，不少印度裔人士擔任高階層職位，例如經理和其他同類職位，而受僱於非技術職位的比例，亦跟整體勞動人口的相關比例相若。相反，巴基斯坦裔和尼泊爾裔僱員集中從事非技術職位（表2.4）。然而，有趨勢顯示巴基斯坦裔僱員開始從上述情況轉型，愈來愈多巴基斯坦裔人士成為專業人員或輔助專業人員，從2001年的6.9%上升至2011年的17.0%。儘管大量尼泊爾裔人士繼續從事非技術工作，但趨勢顯示他們的工種由工業類轉型至服務性行業，在2011年，共有37.4%的尼泊爾裔僱員擔任文書、服務工作或銷售人員，比整體勞動人口的相關數字31.8%還要稍高。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2006年，17.5%的尼泊爾裔人士擔任經理或專業職位，可惜這數字在2011年減少至8%，反映了政府於2005年將移民政策轉為嚴苛之後所帶來的衝擊：除非是啹喀兵的子女，否則許多擁有專業技術的尼泊爾人都難以移民到香港。

從上述的數據觀察，巴基斯坦裔和尼泊爾裔人士的經濟狀況在過去十年是稍有改善，但他們的經濟福祉依然落後於香港整體社會。由於備受嚴苛的移民政策所影響，尼泊爾裔人士的處境尤其複雜。另一方面，整體而言印度裔人士的經濟處境不賴，比很多本地華人猶有過之；不過，很多低下階層的印度裔人士仍然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而在艱苦掙扎。

〇　教育與就業

在2001年至2011年期間，15歲以下的少數族裔兒童，在獲取教育機會方面有顯著改善。表2.5顯示15歲及以上南亞裔人士的教育程度，當中可見印度裔人士較其他少數族裔和整體人口擁有更高的學歷。印度裔人士接受專上教育的比例，分別由2001年的41.9%增加至2011年的52.5%，而整體人口則由2001年的16.4%增加至2011年的27.3%而已。雖然巴基斯坦和尼泊爾組別亦顯示出增長趨勢，分別由2001年的11.1%及10.2%增加至2011年的17.1%及16.1%，但這些數字依然遠低於整體人口的比例。不過，如果將高中和專上教育類別合併，巴基斯坦裔人士的相關比例（53.2%）在2011年就趕上了整體人口的比例（59.4%），而尼泊爾裔人士的比例（73.7%）比整體人口的更高。

以高中學歷而言，雖然巴基斯坦裔和尼泊爾裔人士接受過較高水平的教育，但上述的收入和就業數據卻顯示他們的經濟狀況比整體人口為差。擁有愈高的學歷，愈能改善他們的收入和就業機會。然而，在香港這種以知識為本的後工業化經濟體系，不少高薪工作（如專業人士和管理階層）都要求專上或大學學歷（Lee, Wong & Law, 2007），這種情況正正就是導致巴基斯坦裔和尼泊爾裔人士的經濟福祉始終低於整體人口的主要原因。

香港的平等機會委員會（簡稱平機會）從2010年開始收集有關方面的意見後，於2011年7月發表了《少數族裔教育工作小組報告》（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 2011），批評香港的教育制度歧視、排斥和隔離少數族群學生。根據2006年的中期人口統計顯示，學前程度的非白種少數族群學生約佔總學生人數的3.2%，比例跟他們在港的人口比例相符。但是到了高中程度，少數族群學生就減至1.1%，而專上程度更少至0.59%，最後能夠進大學的，微乎其微，這種現象不免讓人憂慮。平機會指出，阻礙大部分巴基斯坦裔和尼泊爾裔年輕人入讀大學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的中文語言能力較差。故此，除非在學前教育階段為他們提供中文學習支援、制定中文以外的課程和學歷資格標準，以及放寬大學有關中文科成績的入學要求，否則南亞裔年輕人難以獲取高等教育程度的劣勢，將很難有長足改善。Carmichael（2009，第62頁）甚至批評，政府的政策是將大部分少數族裔學生集中在少數「指定學校」，為他們提供語文教育，導致他們很少有機會與本地華裔學生接觸交流，彷彿是在間接地實施「種族隔離」，而非促進社會融合。她更進一步批評政府的教育政策帶有歧視性，因為小學評估採用一個版本的中文測驗，令不熟悉中文的少數族裔學生成績較差。結果，少數族裔學生被標籤為學術能力較低下的一群。他們的潛力難以發揮，被主流的教育制度拒諸於門外，阻礙了日後與主流社會融合的可能性。教育本來應該是一種促進弱勢社群向上流動、改善經濟狀況的重要途徑，但是以目前的情況看，香港的教育制度不但未能做到這點，還可能延續少數族群的跨代貧窮。

一些定性研究發現，若干有較高學歷的南亞裔人士表示，他們無意學習中文，因為他們在工作中毋須使用中文，而且他們的華人朋友和同事均以英語與他們溝通。例如，一名尼泊爾女孩完成中五教育，於中環區一家餐廳工作，而她的顧客很少說中文，令她沒有學習中文的動機。這些情況顯示，在一個國際化城市如香港，一些社會地位中上的職業，或者服務對象主要為非華裔客人，中文並非不可或缺的技能。然而，究竟南亞裔低下階層能否躋身於這些職位？有多少人能夠勝任？看來這是問題的癥結之一。

〇　經濟動盪的首當其衝者

近十多年來香港經濟過度金融化（Lee & Cheng, 2011），扼要而言至少帶出與南亞裔人士相關的兩大問題：問題之一是大企業抑制基層員工的薪金增長，以確保向融資來源炫耀漂亮的回報成績表，中小企業多半只有捱打份兒；問題之二是金融經濟風高浪急所導致的經濟跌盪及隨之而來的就業困難、在職貧窮等問題，也是集中在基層勞工身上，而少數族群正是首當其衝和受害極深（李劍明、羅金義，2013）。從1996年至2006年，香港人整體的月入中位數差不多沒有增加，但其實上層者（例如管理和行政人員）是增加了30%，而非技術性工人的薪金反而下降了超過一成。經濟跌盪時期（例如亞洲金融風暴、全球金融海嘯），就業困難問題（例如超過半年的失業）也是以「文書支援人員、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非技術性工人」、「工藝及有關人員、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等職業為重災區（Lee & Cheng, 2011）。而巴基斯坦裔勞動者就有七至八成以這類工作為生，2011年的比例甚至較2006年的為高；尼泊爾裔的更高逾九成，也是2011年的比例較2006年的有所上升（見表2.4）。社會排斥就在這時令他們屋漏更遭連夜雨——以南亞裔男性曾經最為熱衷的工種保安業為例，我們在田野訪談中知道的故事很能說明情況：當保安員的巴基斯坦裔Max（化名）來港超過20年了：

我在恆生銀行工作了16年後被迫退休，之後我在大埔一家小型保安公司工作。14個月後，上司告訴我其他華人同事不喜歡我，他們喜歡跟華人而不是南亞人共事。上司因此把我解僱了。（2010年5月24日訪談，Law & Lee, 2013）

一直以來，南亞裔人士在求取保安員工作都比較有優勢，但近年來有明顯轉變。還記得上一章提及巴基斯坦裔的Peter嗎？他來港40年了，當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也觀察到他們在保安行業的困難：

過去，華人不喜歡當保安員。你懂嗎？「看更」嘛，就像一條狗。現在，華人都想當保安員。為什麼？工作不夠啊！連中學畢業生都來當保安員。華人老闆就不想再僱用我們了。（李劍明，2002）

Peter就曾經在同鄉的介紹下致電保安公司老闆求職，說的是流利廣東話，對方欣然接見，但一看見Peter是巴基斯坦裔人士，馬上婉拒聘用。保安業的資深管理人士也承認，1970年代本地社區的中小型銀行、商舖或住宅主要依靠人際網絡來招募保安員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今天的保安員更多是受聘於大型保安和物業管理集團，派去為豪華屋苑或高級寫字樓服務，他們要考取政府執照，熟悉相關法律知識和懂得操作科技性保安儀器，更要講究儀表和語言能力，「專業化」和要求中上學歷早已波及到不少低階層工種，南亞裔人士的尚武形象和同鄉的信譽推薦已經不管用（Law & Lee, 2013），而這也再一次論證南亞裔人士面對的教育難題，如何伸展到他們的就業困境——即使只是在低階層工種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