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獅子山下別有天地南亞小企業在香港

〇　前言

作為亞洲國際大都會，香港目前擁有超過45萬的非華人人口，佔了總人口約6.4%（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2c）。香港一直對於多元文化城市這個稱號非常自豪，這能夠在某些官方的自我定位與論述中反映出來。當政府宣傳香港是亞洲的國際化都市時，香港被描述為是「開放的、寬容的以及多元的社會、一座擁有豐富文化和悠久傳統的城市」（Inform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 2010:29）。在殖民地時期，香港也經常被宣揚為中西文化交匯處，一個能夠容納不同族群和諧相處的多元文化社會。自從《種族歧視條例》（RDO）於2009年生效以來，保護少數族裔居民不被歧視以及促進他們的社會融合成了香港政府的任務。於是，政府制定各項措施來配合條例的推行，而重點則放在教育、語言、就業服務和社區建設方面（香港政府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然而，這種開放和諧的形象到底反映了多少現實面貌？這種定位是僅僅針對遊客、短期居住的精英移民（跨國企業的僱員、專業移民等），還是也包括以香港作為第二故鄉或是在這裏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群體？而《種族歧視條例》的落實，又是否真正促進了香港少數族裔居民的社會融合？

南亞族群在香港已經有百多年的歷史，而今天在香港定居的，大部分已經不是第一代移民。這些與香港淵源甚深的少數族裔移民，除了擁有與主流社會截然不同的語言、宗教和文化之外，還在他們族群聚居的地區經營着不一樣的商業活動：餐館、快餐店、雜貨店、髮廊、網吧、匯款銀行……等等，而這些小企業集中的聚居區漸漸形成了在港南亞人別有天地的城市空間。這些小型的商業活動看似微不足道，卻構成了香港社會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單是因為它們豐富了香港的城市景觀，讓人感受到多元文化的一面，更是因為它們為少數族裔居民在香港的社會融合賦予了重要的意義。然而，這種意義似乎卻一直未被關注。

本書通過在港巴基斯坦和尼泊爾小企業的個案故事，從族裔經濟（ethnic business）、移民融合（integration of migrant）以及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的視角，探究南亞移民經商的背景和原因，並了解他們的經營手法、資源運用、面對的困難，以及其對向上流動的作用等等。誠然，不少研究曾經探討過少數族裔整體的生活經驗和面對的困難，但少數族裔如何在香港商業世界中立足、打拚和扎根，卻鮮為人知（Hewison, 2004; Loper, 2004; Ku et al., 2003;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2009; Crabtree & Wong, 2012; Law & Lee, 2012;Law & Lee, 2013）。至於南亞裔移民在香港所面對的結構性障礙，以及其與自僱現象之間的關係，就更少人注意。

在香港，政府和公眾人士傾向以「弱勢社群」的視角來看待少數族裔群體，認為他們是「有需要幫助」的弱者，多於「有平等權利」去獲得公共資源的公民。我們認為，南亞移民在香港並非只是被動的弱者，他們同時也是能動者。當小商戶主動通過自己個人或社群的資源去解決生存問題時，這是一種自立自強的做法。而南亞小企業在香港的城市空間當中創造了有別於主流社會的商業模式，這顯然是香港多元文化故事的一部分，應該得到尊重與關注。因此，我們期望透過對它們的了解，為促進南亞移民的社會融合提供另一種視角的思考以及一點建議。

所謂「別有天地」，可以有兩個層次的解讀。其一，南亞商戶在香港建立族裔經濟空間以求獲得穩定的生活。這空間中的經濟活動儘管難以抽離於主流商業環境和法例的規範，但它們主要還是以族裔產品、族裔資源和族群的特點為進路；有一些甚至超越本地主流商業環境，直接面向跨國和跨族裔的商業世界。這種情況類似平行社會（parallel societies）：大家共存於同一個時空之中，但是各自為政，幾乎互不相干。族裔經濟與主流商業社會並非完全隔絕，然而由於運作模式有別，互動有限，成為了當中自成一角的「小天地」。其二，從移民融合的視角看，有別於主流商業世界的「小天地」既提供了各種機會，也展示了讓人憂慮的一面。一般少數族裔移民由於面對歧視、語言和資歷等限制而難以在主流社會的勞動市場和商業市場立足，族裔經濟提供了主流社會以外的就業和賺錢機會。也可以說，「小天地」創造了一種保護性環境，讓南亞裔居民能夠逐步縮小在經濟和社會地位方面跟主流社會的差異，這是其積極的一面。然而，本書的故事也讓我們看到，目前南亞族裔經濟能夠以族裔文化產品作為招徠而成功吸引到主流消費市場的例子不多，而南亞商人能夠動員跨族裔資源的情況也不普遍，這意味着香港主流社會對於南亞移民和南亞文化的接受程度不高。長遠而言，我們希望「小天地」與主流商業世界不再以平行社會的形態存在，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有更多的互動與交流。「小天地」的存在固然有其重要的作用，不過也提醒了我們，香港南亞族裔社群和主流社會之間還存在不小的距離。

以下，我們會先闡述幾個貫穿全書的關鍵概念：多元文化、移民的社會融合和族裔經濟。接着，會帶出南亞族裔經濟與獅子山下本土論述的思考。最後，我們會簡單介紹本書資料收集的方法，還有各個篇章的主要內容和觀點。

〇　多元文化與社會融合

在全球化與移民的年代（Castles, de Haas & Miller, 2014），無數國家和城市都因為外來移民而在文化上變得愈來愈多元。目前，多元文化與移民人口的社會融合是全球共同面對的挑戰。這不僅僅限於傳統的移民國家（例如美國和加拿大），在一些新興移民國家（如北歐和南歐），多元文化也成為非常具爭議性的社會議題（Runblom, 1994; Grillo & Pratt, 2002; Banting & Kymlicka, 2010）。在東亞，為了面對數目日益增長的外來勞工，台灣、韓國和日本等地也紛紛開始探索多元文化政策的可能性，以及不斷地進行相應的修正（Kim, 2009; Kim & Oh, 2011）。

一般來說，「多元文化」可以理解為一個既直接又簡單的表述性用語，指涉的就是一個社會因為殖民或是移民歷史而存在不同族裔的社群和文化多樣性。除了這個表述性解釋，多元文化還有更深層次的解說。猶太裔的匈牙利學者Agnes Heller（1996）指出，多元文化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也是一種保護、保存和推動文化多樣性的承擔。她認為多元文化的終極關懷來自兩個現代性的重要概念：自由和生命。因此，多元文化主義追求的社會理想是每個人有平等的自由和平等的生存機會。為了朝向這個目標，一個社會應該儘量在政治、法律以及文化安排上作出調整以有利於所有人，並且特別關注少數族裔社群的權利和資源分配。Heller承認這些是比較抽象的價值標準，是應該追求、接近，然而難以完全落實的。

至於多元文化社會的由來，我們可以粗略地歸納為兩類。第一類是在國家建立初期由不同背景的移民共同建立起的文化多樣性，例如典型的移民國家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第二類是在傳統的單一民族國家裏，由新近移民所帶來的多元文化，例如法國和英國社會自二戰後至今所經歷的多元文化。我們認為，香港的殖民歷史和新近的全球化發展為香港引進了非華人族群，他們逐漸在這裏落地生根，建立家園，這樣的經驗比較接近第二類的多元文化。

在社會學的意義上，社會融合（social integration）指的是個人納入社會系統之中。移民的整合可以被視為社會融合（Bosswick & Heckmann, 2006）的其中一種。當移民到達目的地國家，通常會渴望獲得一席之地以及主流社會的認同。這是被接納成為社會一員的過程，牽涉多方面的融合。學者（Baubock, 1994; Kymlicka, 1995; Penninx, 2005）建議大家從以下四個面向去了解移民的融合：法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宗教，而這四個面向是相互牽連和依存的。比如說，如果一位外來移民有政治投票權，他也許會對所處身的新環境和社會有更多的投入和認同感。這是政治面向和社會面向融合的相互牽連。至於經濟面向的融合，主要跟移民的經濟福利和權利有關。要在經濟方面達至融合一般有兩種方式：通過參與勞動市場，或者是成為自僱人士，自己當老闆。那麼少數族裔移民在就業市場上有平等機會嗎？如果在就業市場上面對重重障礙而找不到工作，他們會被賦予平等權利去進行商業活動嗎？能夠獲得相關體制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嗎？這些是經濟融合關注的議題。我們認為，族裔經濟是少數族裔在社會融合過程中重要的一部分，而成功的社會融合應該有助於「縮小主流社會和少數族裔群體之間的差異和社會距離（Penninx, 2005），指向一個更具包容性的社會。

作為移民的社會融合模式，除了多元文化，我們最常聽見的是同化模式（assimilation model）。前者依據多元文化主義的理念，平等看待少數族裔群體與主流社會，鼓勵多方互動、學習和融合，支持文化多樣性，並提供族裔群體為本的相應措施和服務。後者不追求文化多樣性，要求移民與其後裔放棄自己的文化，以適應新的主流社會。法國是推行同化模式的一個典型例子，為了將少數族裔新移民同化成新法蘭西人，法國政府銳意消除移民原有的宗教文化傳統，例如在文化生活中突出法語的絕對地位，不容許其他語言在公共空間出現，而公民也不得穿戴有宗教標誌的服飾。然而，法國目前卻面對棘手的困境：在缺乏平等機會的環境中，移民愈是被同化，跟主流社會反而愈是疏離。

香港儘管自稱「多元文化」社會，但看來它只是一個表象的術語，用以形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居在一起的現象。多元文化主義本質上所包含的平等的自由、平等的生存機會、免於歧視、相互尊重和接納，在香港還是甚為貧乏（Law & Lee, 2012；Lee & Law, 2014）。這種判斷，在許多方面都得到支持。首先，除了在日常生活中面對歧視，香港的少數族裔社群，尤其是南亞裔人士，在教育、就業、居住權，甚至是獲得特區護照方面，仍然會因為語言和文化方面的差異而面對重重障礙（Ku et al., 2003; Crabtree & Wong, 2012; Law & Lee, 2012; Cheung, 2016）。2009年開始生效的《種族歧視條例》雖然有助於打擊歧視，然而它的角色被動，未能在提倡種族平等、共融等議題上產生更積極的作用。而香港的平等機會委員會亦礙於職權所限，只能就歧視個案作出起訴；面對其他政策的不足，只能提供建議，難以主導多元文化的發展。幾年過去了，曾經象徵着希望的《種族歧視條例》，並未能有效地保護少數族裔群體以及讓他們增加權能。歧視和社會排斥仍然是香港南亞裔居民一種普遍的生活經驗。誠然，就如Heller所言，多元文化主義的理想很難完全落實。回歸以來，除了陶醉於多元和諧的論述之外，香港在朝向一個有真正內涵的多元文化社會方面做了足夠的探索和嘗試了嗎（Lee& Law, 2014）？

〇　族裔經濟

族裔經濟指的是由一群有共同文化、國族背景或者移民經驗的人，作為少數族群所從事的經濟活動。世界各個移民大城市中的中國城、小印度或是小土耳其等，都是進行少數族裔經濟活動的典型場域。少數族裔經濟有兩個特點，其一是企業的所有權屬於少數族群的成員，其二是由少數族群所形成的就業網絡和所控制的人力市場（Light, 2005）。但是，也有學者把其定義擴大，認為凡是由少數族裔人士擁有、管理或者聘用少數族裔員工的商業活動，都可以包含在少數族裔經濟的範圍內（Zhou, 2004）。我們參照比較廣義的看法，認為不論是由少數族裔人士擁有、管理或者聘用少數族裔的商業活動，只要當中明顯地依賴族裔資源，或是營業的商品具族裔文化特色的，都屬於族裔經濟。

研究族裔經濟的主流文獻一般都集中探討促進少數族裔經濟活動和影響它們存活的兩大種因素。一是移民社會的機會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這包括移民政策、經濟環境、營商條件和社會歧視等等；二是少數族裔群體的特性和內部資源，而資源指的是以資本形態出現的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和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學者們辯稱，以上兩方面的因素並非獨立存在，而是相互關連地影響着族裔經濟的成與敗。這就是「雙重根植」⁽¹⁾（mixed embeddedness）概念（Kloosterman, Van der Leun, & Rath, 1999），指的是族裔經濟同時根植於族裔外部的機會結構和內部的族裔文化，既受益或受制於主流社會的大環境，又被族裔內部層層的人際關係、文化價值和規範所滲透，形成兩股內外互為影響的力量。

族裔經濟是否能夠提供賺錢的機會和幫助少數族群成員達到社會向上流動的目標？這是大家最關注的課題。一直以來，學術界主流的看法是推崇族裔經濟，認為這類經濟活動可以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使少數族裔移民能夠首先在自己人的圈子裏提升經濟社會地位，繼而相對容易地與主流社會達至融合（Light, 1972; Waldinger, 1986; Zhou, 1992; Portes, 2010; Zhou & Cho, 2010），當中主要的論點是族裔經濟創造工作機會。一般初來甫到的少數族裔移民缺乏在地的語言能力，即使有學歷也不一定受承認，所以難以在主流勞動市場找到合適的工作，而族裔經濟就能為這些被主流市場排斥的少數族裔移民提供就業機會和相對安穩的收入。此外，族裔經濟能夠創造一種保護性的環境，同鄉前輩可以成為後來者的學習榜樣，讓後來者積累工作經驗和資金，培養他們成為下一代的族裔商人，以達至經濟社會地位的提升。除了經濟方面的貢獻，最近有一些研究（Zhou & Cho, 2010; Liu, Miller &Wang, 2014）突出了族裔經濟帶來的非經濟性效果，例如鞏固少數族裔的社群結構，使族群成員有更多機會得以互動交往和釋放感情。這些積極的影響為族裔商人在其長期的整合過程中提供了正面的經驗。

認識到族裔經濟的重要性（創造就業機會、促進當地經濟、加強社會凝聚力），一些西方政府例如歐盟國家和澳洲等紛紛推出措施，並以專項支持計劃促進少數族裔經濟，甚至主動鼓勵少數族裔婦女的商業活動（Ram & Smallbone, 2003; Collins, 2003; Rath & Swagerman, 2011）。這些項目有一個共同的理念，認為少數族裔群體所面對的具體挑戰（如語言障礙和社會歧視）與主流商人所面對的有異，而族裔成員之間的社群關係也很不一樣，故此有需要為他們量身打造支援計劃和措施。就在同一個語境中，族裔經濟中的「族裔」，也成為了富有市場價值的資源，通過民族音樂、民族服飾或者民族餐飲等形態，塑造成可以推廣和銷售的產品。學者們批評這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neoliberal multiculturalism），擔心新自由主義政權以多元文化之名去追求經濟目標，而這種做法很容易變成是「消費」族裔，抵消了多元文化主義本質上對平等的自由和生存機會的追求（Glick Schiller, 2011; Kymlicka, 2013）。

學術上也有反對吹捧族裔經濟的聲音（Aldrich et al., 1984; Phizacklea & Ram, 1996; Chiang & Kuo, 2000; Kogan, 2011），認為族裔經濟僅僅是一種掩飾失業的方式，把被邊緣化的勞工轉換成被邊緣化的小商戶，讓他們有僅足糊口的苟活途徑而已，與社會向上流動根本沾不上邊。此外，族裔經濟中常見的剝削也是被批評的焦點：恰恰就是為了獲得工作機會和相對安穩的收入，工人即使受到同鄉老闆不公平對待也默默承受而很少反抗，漸漸地就形成了一種習以為常的剝削文化。這些看來都是跟主流文獻的觀點不盡契合的陰暗面。

若以以上的討論和觀點作為參照，我們在香港看到的現實情況是怎樣的呢？南亞族裔的商戶正在面對怎樣的機會結構？他們能夠通過族裔經濟活動向上流動嗎？南亞族裔經濟中的「族裔」是正在被「消費」還是未被注視？

〇　只緣身在此山中：本土論述的一個側面

在考察南亞族裔經濟如何「別有天地」的同時，我們不應忽視它其實也是豐富本土論述的一個側面。前面提到，南亞族裔經濟這「小天地」雖然跟香港主流社會不盡共融，但又並非完全隔絕，毫無互動。細讀本書的故事，尤其是他們的經營策略、相關的意識形態和生活體驗等等，或會重新發現「在獅子山下相遇上」的老相識，為今天香港的本土論述探索更寬廣的合理空間。例如，不少商戶都相信金錢不會辜負願意努力的人，也對香港的自由經濟邏輯深信不疑。這跟傳說中香港主流社會的「共識」十分相似，相信市場主導的自由經濟能夠為社會提供最大的發揮空間，政府愈少干預愈好。此「共識」認為成功必須依靠個人努力，如果未能成功，那是因為個人還不夠努力；如果個人未能解決生計而需要求助於政府，那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一直以來這種相信自由經濟、自由放任政策和個人努力的「共識」深入民心，跨越不同階層，在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不斷肯定、伸延的情況下，幾乎已經成為了一種香港社會的文化霸權（季德琳，2002）。長期在香港生活或是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居民，耳濡目染，多多少少內在化了這種深入民心的思維。再者，作為非主流的少數族裔商戶，會特別要求自己去迎合主流社會的強烈期望，以立足於商業世界以及獲得主流社會的認同；即使不算成功的商戶，思想上也沒太大分別。這種「共識」成了他們在這裏掙扎求存的機會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的重要構成部分之一。而同樣在這裏為生活拚搏的主流華人，在唸唱「獅子山下」之時，自然對這種「共識」不會感到陌生。這是因為相信「香港模式」而形成的一種「迷信」，排斥了未能成功「自食其力」的基層市民，忽略了他們的需要和所面對的制度性限制。這種「迷信」和因而衍生的壓力和遭遇，「人生不免崎嶇」，華人與南亞裔居民沒有大不同。

相信香港主流華人也不會感到陌生的，還有南亞族群小商戶賴以圖存的經營策略。例如，他們的創業資本一般不向外求，常見的例子是向家人、親族或親密的朋友集資。另外，全部受訪商戶都喜歡僱用他們自己的同鄉作為員工。這些高度依仗家人、鄉族同仁支援生活（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營運）的「同舟人誓相隨」策略，自從香港作為一個移民社會以來，何嘗不也是主流華人的生存方法（Sinn, 1997；Sit &Wong, 1989）？同樣會令「獅子山下精神」論說者感到似曾相識的，應該是那種「同處海角天邊」的社區氛圍、社群認同和人情味的可貴。作為位處邊緣的小商戶，儘管利潤微薄，偶爾更捉襟見肘，但他們堅持經營小生意。這似乎不單是權宜之計，在那一種不依靠別人而能夠繼續生存的策略背後，還有一種非經濟性的生活體驗與信念——他們緊緊地依賴着同鄉街坊之間的網絡、聯繫，以及彼此之間的支援。族裔經濟提供一種比較優越的空間：沒有了與主流社群相處時要面對的文化阻隔，因此能夠放鬆自己、分享內心的喜悅、抒發工作上的不快以及互相交換信息。如果借用近年本土論述的話語，可說是「自食其力背後的一份尊嚴」（馬國明，2013）。這些，都會在書中的故事仔細展現開來。

〇　資料來源

本書的實例與經驗性資料主要來自2014年4月至12月期間以質性方式進行的一個研究項目，名為「自強自立：南亞裔小企業在香港」。研究由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2013/14年度的「平等機會研究項目資助計劃」資助，內容包括：（一）與22位巴基斯坦裔和尼泊爾裔小商戶進行了面對面的深度訪談；（二）與非政府機構員工和社區領袖等主要資料提供者進行八次訪談；（三）超過40小時的實地考察和參與式觀察，以及（四）與非政府機構員工進行一次焦點小組討論。本書有部分資料是在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期間收集和補充的，當中包括了一些跟進面談，以及跟更多非政府機構員工進行訪談。

本書聚焦在香港的巴基斯坦和尼泊爾兩個族群，原因有三。首先，在經濟和社會意義上，巴基斯坦裔和尼泊爾裔人士是香港非華裔居民中最貧窮的群體之一。官方統計數據顯示，他們每月的平均收入低於整體人口的平均收入（政府統計處，2012）。此外，在香港所有非華裔人口當中，主流社會對他們的接納程度很低（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2009）。再者，巴基斯坦裔和尼泊爾裔的文化和日常生活行為跟香港本土華人的文化有很大差異，容易產生誤解。因此，我們認為有迫切需要去了解他們，創造有利的環境，從而推動香港主流社會與南亞族群的社會融合。22位接受訪談的商戶當中，有12位是尼泊爾裔，10位是巴基斯坦裔。受訪商戶的族裔屬性並非按照他們所擁有的護照或國籍，而是根據受訪者主觀的族裔認同。我們在資料收集的過程中發現，即使南亞族裔經濟中不乏女性的積極參與，但是願意接受訪談的不多，所以大部分的受訪者是男性（17位），女性僅屬少數（5位），這是研究中一個很大的限制和不足的地方。

〇　本書結構

本書主要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觀背景。第1章〈香港社會政治變遷與南亞人移民簡史〉從19世紀港英殖民地「開埠」說起，敘述南亞裔人士移民香港的幾個不同階段，以及他們的生活形態如何跟香港的宏觀變遷環環相扣。本章帶出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香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超過一個半世紀以還，南亞族群都跟這歷程同生共變，在2001至2011這十年期間，這些居民的增長率接近50%；在2011年，香港出生的華人其實僅佔香港華人總數的64%左右，而在香港出生的南亞裔人士也佔香港南亞裔人士總數的32%（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統計處，2012）。在這些客觀事實面前，今天當香港華人反思何謂「本土」的時候，是抱着一種排他性的態度，還是「拋棄區分求共對」更為合情合理？第2章〈經濟概況〉為讀者提供一幅比較宏觀的圖像，讓大家初步掌握南亞族裔居民在就業、收入和教育方面的概況。我們看到這些方面如何互相影響，使屈處基層的南亞裔居民難以走出多重邊緣化的處境。

第二部分訴說六個少數族裔商戶的真實故事，分別是第3章的Rajun、第4章的Babu和Maya、第5章的Farid、第6章的Susan、第7章的KK、第8章的Ashfaq和Samila。當中三位故事的主角是尼泊爾裔，另外三位是巴基斯坦裔的。他們的商業活動分布在幾個少數族裔人士商住集中的地方，包括尖沙咀、佐敦、葵涌、荃灣和中環。六個故事各有特點，不僅展示了六種不一樣的少數族裔營商之路，也提供了豐富的材料為我們闡述族裔經濟中的一些重要課題：什麼是典型和非典型的族裔經濟？為什麼要自己當老闆？為同鄉朋友打工有什麼好處、限制？女性在族裔經濟中有什麼角色？這些經驗為女性帶來的是個人的釋放，還是性別與種族歧視的延續？什麼是族裔經濟中的跨國草根商人？

第三部分由三篇分析性文章組成。第9章〈向上流、向下滑〉依據22個訪談個案整理出三種類別的南亞族裔商戶，分析其營商的形態、特點與心態。成功型商戶透過族裔經濟活動逐步向上流動；穩定型商戶的生意帶來微薄、僅僅足以維生但是穩定的收入；倖存型的少數族裔商戶則受困於競爭激烈而不穩定的零售業，缺乏足夠的個人資本，主要依賴親戚和同鄉的幫助，藉以在生意上掙扎求存。這裏我們嘗試回應一個核心問題：南亞族裔商戶能否通過族裔經濟活動向上流動？我們發現，族裔經濟讓香港少部分有能力的南亞裔商戶向上流，然而也有少部分際遇欠佳的會面對經濟往下滑的困境，而大部分刻苦耐勞地工作的，只能維持「不差也不好」的狀態，保持基本生活。

第10章〈經營與局限〉梳理了南亞裔商戶所共同面對的一些局限和常見的營商策略，亦展示了機會結構和族裔內部文化兩股力量如何內外交互地影響着這些策略。共同局限包括語言方面的阻力、商住租金熾熱飆升、整體社會對自力更生的期望，以及作為被遺忘的群體所面對的誤解和漠視。這些局限是整體社會經濟大環境的產物，是個別商戶無法逃脫的結構性限制。而營商策略包括創業資金不向外求、延遲付賬和僱用同鄉員工等特點。

第11章〈資源與運用〉闡述不同類型的商戶如何運用和積累有利於商業運作的資源，展示了個人和集體資源如何影響族裔經濟。分析顯示：商戶個人資源愈少的，就愈需要動員集體族裔資源；個人資源較多的，對集體資源的倚賴就相對地減少，例如不用憑藉集體文化產品。後者是能力比較高的商戶，足以應付社會經濟大環境中無法逃脫的局限，以及減低其帶來的負面影響。

第四部分是兩篇（第12、13章）探訪非政府機構的交談記錄，展示了不同機構如何為少數族裔居民提供服務，過程中服務團隊對「多元文化社區」理念的反思、嘗試和掙扎以及族裔小企業在當中的角色，值得細味。兩間機構分別坐落在葵涌和油麻地，工作員都表示他們的工作是創造平台，讓社區內的居民有機會互動、互相認識與接納，然而兩個團隊的手法和重點大異其趣。前間以社區為本，銳意創新，與好些族裔店舖共生共融；後者則以族裔為本，主要根據政府所定下的服務方向工作，服務創新的空間有待開拓。我們比較認同和欣賞前者，認為他們的工作比較接近多元文化的理念，而後者是不是反而比較接近同化取向？讀者或可齊來判斷。訪談也帶出了一些值得繼續思考的問題，例如說多元文化活動的目的是以經濟考量為主，還是社區教育為主？多元文化要求少數族裔社群認識主流社會，那麼他們也有機會認識自己的文化嗎？族裔小企業在社區中的可能性和限制是什麼？社區工作者在當中起什麼作用？

在最後一章〈結語與建議〉中，我們嘗試提出一些未盡成熟卻也許值得思辨的課題。作為關注香港少數族裔社會融合的族裔經濟研究者，我們認為「香港的多元文化往何處去？」是必須引發大家關注的問題，我們呼籲政策制定者、服務提供者和社區的耕作人多加關注本地南亞裔居民的經濟活動，也認為推動多元文化社區對族裔經濟和南亞裔居民的社會融合會有幫助。通過多元文化社區的發展，我們期望南亞族裔經濟的「小天地」能夠逐漸變成主流商業社會的一部分，而南亞族群和主流社會之間在經濟和社會地位方面的距離，也能夠逐步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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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ixed embeddedness在一般中文文獻中被翻譯為「混合鑲嵌」。「雙重根植是作者自己的翻譯，因爲我們認爲這更能表達受内外兩股互為影響的力量所滲透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