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建安文学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汉末三国这一段历史是比较特别的，虽然这段历史的总时长不到一百年，却产生了大量家喻户晓的英雄豪杰和令人赞叹的璀璨文化。可以说，这段时期不但人才辈出、群英荟萃，而且他们还在乱世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求贤令

赤壁之战失利后，曹操回到了北方。在痛定思痛后，曹操反思在赤壁失败的原因，意识到是自己的骄傲自大导致了兵败。于是，曹操收敛起了自负的心态，认真分析天下形势，认为当下孙刘联盟还处于蜜月期，不能再冲动地去征伐江南地区，但西边的广阔地方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因此，曹操决定大量培养人才，认为人才是最宝贵的财产，只有广聚天下英才才能保持优势。于是，曹操颁布了“求贤令”访求人才，“唯才是举”，以有用为原则，即使品德有瑕疵也仍然会重用。

在“求贤令”中，曹操特别列举了两个例子——齐桓公重用不廉洁的管仲和汉高祖刘邦重用品德有污点的陈平，认为他们正是用人不拘一格才建立下不世出之功业。所以，曹操在“求贤令”中讲出了自己求贤的标准——光廉洁有德而缺乏才干的人是不行的，治理国家是靠有真实本领的人才行的。同时，曹操还希望部属们多出去寻访打听，明察举荐出身低微的有才之士，不要让怀才不遇的士人流于困顿而湮没了才干。

曹操认识到只有人才才能让国家兴盛起来，所以他要向古代有作为的君王们学习并不拘一格用人才——“宁可重用有用的坏人，不录用无用的好人”。当然，这里的“坏”更多的是说个性，即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也可能在生活中会有一些弊病和瑕疵，但只要有才能就可以因材施用。

此后，曹操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多次颁发此类政令文章，公开向天下求贤，并把“德行”“门第”“名节”等迂腐无用的选才标准一扫而光。曹操针对东汉选官的积弊，提出了实用的用人标准——唯才是举。曹操知道，人性是有弱点的，人无完人，不能求全责备。

曹操打破传统的用人实践，体现了他对人才的重视和爱惜，也充分表现了他超越别人的气魄和胆识。

从这一方面来看，曹操的“求贤令”无疑为国家任用人才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毕竟没有才能空谈道德的人是不能治理国家的。但这道“求贤令”也有其弊端，即过分求才不求徳也会导致严重后果，而后来的历史也已经验证了这一点。不过，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曹操颁布的这道命令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此时曹操迫切需要更多的“贤才”与他一起“共治天下”。当曹操的这一条用人标准公开后，天下有志有才之人纷纷前来投奔，并对他的事业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铜雀台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冬，曹操在邺城建造铜雀台。据史料记载，铜雀台高十丈，分三台，中间架飞桥相连，蔚为壮观。最盛时期，铜雀台上又修建五层高楼，有房屋百余间。整座铜雀台宏伟壮观，楼顶又放置了一只一丈五高的铜雀，展翼若飞，神态逼真，建筑精美，风格独特。总之，铜雀台是中国古代台式建筑的杰作。

铜雀台落成，曹操召集天下文人墨客雅集，邺城的名人雅士和达官贵人们都相继前来，如曹操的儿子曹丕、曹植以及陈琳、王粲、徐干、刘桢等。大家济济一堂，杯酒言欢，出口成章，落笔成文，其中最让人惊艳的是曹植的《铜雀台赋》。

曹植登台作赋，下笔成章，妙笔生花，写出了传诵一时的名作——《铜雀台赋》。其文辞华美，语言精练，是汉赋中的经典名作，后世评价颇高。

曹操看了曹植的这篇赋文，大为赞赏。第二年，曹操封年仅二十岁的曹植为平原侯，作为曹植弱冠之年的成人礼。

邺城作为当时中国北方的文化中心，吸引了一大批文人雅士来此居住，而铜雀台自然成了他们慕名雅聚之地。他们经常在铜雀台畅谈人生、抒发理想，吟诗作赋、撰写辞章，并直接创造了一座文学高峰——建安文学，永载史册。

三曹

建安文学，指建安年间（公元196年—公元220年）文人们所从事的文化活动。不过，文学史所说的建安文学，一般是指建安初年至魏明帝最后一年（公元239年）长达四十余年的文化活动。其实，这段时期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是曹魏势力统治下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建安年间。

建安文学是汉末三国时期的一个标志性文化活动，其代表主要是曹氏父子（三曹）和建安七子。

曹操的文学造诣很高，代表作有《薤露行》《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等。据史料记载，曹操“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鲁迅先生曾评价曹操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曹操是建安文学的核心人物，身体力行地积极领导发展文学事业，引领时代的创作风格。曹操喜欢用诗歌、散文来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及人生理想，他的很多作品都反映了民生疾苦，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反映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和广阔的社会面貌，对后世研究汉末三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曹操在经过不懈的努力逐步消灭了北方割据势力后，颁布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其中有一项是大力发展文学事业。例如，“外定武功，内兴文学”的治国方针，就得到了贯彻落实。

曹操击败袁氏势力后大力营建邺都，把驻地搬到了邺城。曹操重视文化建设，投入大量资金招揽文化人，并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在北方统一后，邺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前来，直接带动了文化的繁荣，而邺城也由此成了建安文学的发祥地。

总之，曹操戎马一生，不但军事生涯极其辉煌，而且是马背上的文学家——作有《步出夏门行》《薤露行》《短歌行》《蒿里行》《苦寒行》《碣石篇》等高水平的诗篇。——后人对曹操的作品加以考订和整理，辑有《曹操集》；他的很多诗歌都被选入了现代的教材中，如《观沧海》《短歌行》《龟虽寿》等。可以说，曹操对当时以及后世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力，并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曹丕，生于公元187年，字子桓，曹操继室卞夫人所生长子。曹丕六岁时会射箭，八岁时会骑马，十岁时就略通文武之道。他自幼天资聪颖，博览群书，通晓诸子百家学说。建安年间，二十岁出头的曹丕已经是文坛上冉冉升起的明星，赋诗作文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他的诗歌形式多样，委婉悱恻，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特有的沉郁气质。曹丕从小跟随曹操南征北伐，长时间的军旅见闻为其诗歌创作积淀了丰富的素材。他见惯了生与死、战争与别离，思归、别离、征人、建功、立业等都成了他诗歌的主题。其诗歌多以爱情、伤感为题材，代表作有《燕歌行》《杂诗》等。

其实，曹丕最杰出的作品应该是《典论》。《典论》是中国最早的文艺理论批评专著，此论集详谈了政治、社会、道德、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每篇专文论述，共有二十篇。其中，《典论·论文》这一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批评，对后世的文学评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历代文学评论家频频引用。

《典论·论文》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论著作，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它在中国文学评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以及当时文学趋向自觉的深刻表现。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的文学价值观和作家论以及“四科八体”的文体说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可惜的是，《典论》中的大多数专文已经散失，今仅存《自叙》《论文》《论方术》三篇。《典论·论文》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其文学理论对后世研究汉魏文学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曹丕另一篇流传于世的文论著作是《与吴质书》，这也是一篇比较有名的论文。

毫无疑问，曹丕是当时文坛的一位佼佼者，他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他的几篇价值极高的文论也让他有资格成为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

曹植，生于公元192年，字子建，卞夫人所生第三子。曹植自幼聪慧过人，博闻强记，博览经传，天赋异禀，个性鲜明，是曹操诸子中最具有文人气质的。曹植十几岁时就把《诗经》《论语》背得滚瓜烂熟，能诵读几十万字的先秦两汉辞赋，精通儒家典籍，广泛涉猎诸子百家著作，堪称文学史上的神童。

曹植擅长作文，文章水准极高，一度连曹操都不敢相信，怀疑是他人代作。有一次，曹操看到曹植的新作，直接问他：“你老实说，是不是请人代作的？”只见曹植不慌不忙地跪下来，说道：“我把话说出口就是文论，下笔就能写成文章。您若不信，只要当面考考我就知道了。我又何必找他人代作呢？”见此，曹操才相信曹植所作的文章都出自他自己的手笔。

——这则小故事明确记载在《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里。

其中，《铜雀台赋》就是曹植的临场“作文”，此文一出就让曹操十分惊奇和折服。当时，曹植还不满二十岁，却能写出天下超一流水准的文章，其文学天赋在当时确实无人可与之媲美。

曹植性格开朗，放浪不羁，常与邺城的一群文人喝酒作乐、撰写诗文，往还者无一不是当时文坛的成名人物或颇有才名之辈。曹植才思敏捷，出口成章，落笔成文，早年即有“绣虎”的雅号，一度深得曹操的喜爱和信任。

曹植的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建安年间的创作，早年的诗文表达了少年英雄渴望建功立业的理想（如《白马篇》），主题积极向上；后期的创作是在曹丕称帝之后，曹植希望被朝廷任用，给他施展才能的舞台，但现实是由于曹植屡受迫害而屡改封地，人身自由被严格限制，动辄得咎，如同囚徒，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让他生活在抑郁与苦闷之中，这种境遇直接导致了其创作风格的转变，所以后期的作品经常抒发无限的悲伤怅惘之情，隐约流露出想建功立业而又不能的苦闷。

在建安文人中，曹植的作品留存最多，作品质量极高。南朝梁文学批评家钟嵘赞誉曹植的诗文“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并在他的诗歌美学著作《诗品》中将曹植的作品列为“上品”，为“三曹”中评价最高者。钟嵘极尽赞美之辞，把曹植列为品第最高的诗人，堪称当时诗坛第一人。

曹植的诗文代表作品有《白马篇》《七步诗》《七哀诗》《铜雀台赋》《洛神赋》等，其作品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在建安文学家中都是最大的。曹植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推动了文人五言诗的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曹植的诗文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即当作范文来给天下文人欣赏与借鉴。在“三曹”中，后世对曹植的评价最高。例如，南朝文学家谢灵运给出了足够让古往今来的天下文人羡慕的评语——“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这就是成语“才高八斗”的出处。

谢灵运是南朝著名的大才子，才华横溢，为人轻狂，恃才傲物，把全天下的文人都不放在眼里，唯有曹植例外！

当时，谢灵运的文章冠绝天下，诗文歌赋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可以说，谢灵运就是当时的一代文坛大师，拥趸如云，很多人都模仿他的文笔来写作。由此可见，曹植的文才是多么卓越才让谢灵运由衷折服呢。

又如，清代大学者王士祯对曹植的评价也很高，“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只不过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而已”。

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是汉献帝建安年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他们都是当时文坛巨匠，分别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位文学家。“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的《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孔融，生于公元153年，字文举，是建安七子中年纪最大的一位。他是孔子的第二十世孙、太山都尉孔宙之子。他有家学渊源，从小聪明伶俐，口才了得，经常把大人们驳倒。孔融自小就身负美名，成名很早，因四岁时给长兄让梨而受到众人的称赞。

孔融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少有异才，写一手好文章。他在担任北海相时政绩非常突出，修复城邑，建立学校，举荐贤才，重视儒学，是一个称职的地方官。后来，袁绍扩张盯上了北海郡，把孔融赶走了。孔融被袁谭打败后，兵败逃往山东。不久，曹操迎驾汉献帝幸许都，朝廷将孔融征召回朝当官。

此时，孔融已是一个年过四十的中年人了。孔融是汉末建安时期的文坛巨匠，文章以议论为主，文采一流，辞采典雅富赡。孔融的章表在当时独树一帜，代表作有《荐祢衡表》。孔融的文章富有风韵，气度高雅超俗，辞采胜过说理，讲究辞藻的华美和字句的对称，具有浓重的骈俪气息。孔融的散文锋利简洁，以文笔犀利诙谐见长。

孔融擅长写多种体裁的文章，是一个文体大家。据《后汉书》记载，孔融写过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等文章，共记二十五篇。但是，这些文章现在大多数失传了，只保留下为数不多的一些遗文（其中诗歌仅存八首）。

孔融的作品在艺术上具有较高的价值，其文章比喻精妙，气势充沛，独具一格。曹丕直接称他的文章“体气高妙”，有过人之处。总之，孔融的创作体现了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共同风尚。

孔融自负有高名清才，与曹操政见不合，故意散布一些曹操的“惊世骇俗”之语，惹得曹操非常不满。

为此，孔融和曹操经常对着干，锋芒毕露，并在文章里“引经据典”讽刺曹操。由于孔融名声在外，曹操一时也拿他没办法，多次警告无果后便怀恨在心。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再也忍受不了孔融的“胡言乱语”欲治他，“恰巧”此时有人诬陷孔融，于是曹操便以“欲图不轨”“谤讪朝廷”“不遵超仪”等罪名将孔融处死，并诛其全家。一代名士、文章宗师孔融就此殒命，年仅五十六岁。

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人。他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大约与孔融的年龄相仿。

陈琳首次登上历史舞台，是以主簿的身份劝说大将军何进不要征召四方豪杰、猛将入京诛阉。何进被杀后，董卓迅速进京掌控朝政。袁绍与董卓政见不合，弃官逃往冀州，随即又被任命为渤海太守。不久，陈琳为避难计，依附于袁绍。

在官渡之战时，陈琳替袁绍写檄文（《为袁绍檄豫州文》）讨伐曹操。陈琳的檄文言辞激烈，不仅将曹操骂得狗血淋头，而且痛骂曹操祖宗三代，将曹操痛斥成为古往今来第一大奸臣。当时，曹操正头风病发作，头疼难以忍受，当他卧读陈琳的檄文后惊出一身冷汗，骤然之间头风病顿愈，翕然而起。

后来，邺城之战袁尚兵败，冀州集团倾覆，陈琳归附曹操。曹操很赏识陈琳的才学见识，深爱其才，不计前嫌，委以重任，聘为司空军师祭酒，主管军队的文书工作。此后，陈琳职业生涯的主要工作一直是专典文书，为曹操撰写檄文，讨伐各路英雄豪杰。

陈琳的文学成就是比较突出的。他的章、表、书、檄文笔雄健有力，文风豪放，犹如一把匕首直刺人心脾（《为袁绍檄豫州文》就是例证）。文艺理论批评家刘勰说，陈琳“符檄擅声”，“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肯定了陈琳在章、表、书、檄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

陈琳生活在乱世之中，目睹了战争带给广大百姓的巨大苦难，对百姓们充满了同情。例如，陈琳的汉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文气贯注，感情真挚，描写繁重的劳役让夫妻分离，颇具现实意义。他的诗风朴实，语言生动，富有民歌特色，尤其是以对话形式写民歌对后世乐府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诗评家所称道。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陈琳感染瘟疫，因病而亡。

王粲，生于公元177年，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人。他出身于名门望族，曾祖父和祖父都曾位列“三公”。王粲的父亲王谦是大将军何进的长史，虽职位不高，但权力不小。王氏家族在当时是比较显赫的，如果不出意外，王粲必然会沿着祖辈的路径走上仕途。

就在王粲十三岁那年，大将军何进因为诛阉泄密被十常侍灭掉，西凉军阀董卓趁机入京把持朝政，并倒行逆施引起士族不满。关东联军举起讨董大旗，孙坚给予董家军重创，逼得董卓把朝廷西迁到长安，以躲避关东联军的追杀。当时，王粲也被逼迫从洛阳随同前往长安。

在西迁的路上，王粲目睹大量的饥民活活饿死或被士兵杀死，这一幕幕惨景给了他内心极大的刺激，残酷的现实使他对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此时，王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残酷的现实也磨炼了他的意志，增长了他的见识和阅历，领悟到了人间的悲欢离合，这些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长安，一代大儒蔡邕听说王粲在门外求见，连鞋子都穿倒了也顾不上调换，便急忙出来迎王粲（“倒履迎之”）。蔡邕一见到少年王粲，就发出了语惊四座的感叹：“王粲是一代奇才，我自愧不如他！”

当时，蔡邕五十九岁，名满天下，而王粲还是年仅十五岁的少年。

王粲十七岁的时候，得到司徒推荐，征辟为黄门侍郎，专为皇帝传达诏令。不过，王粲认为长安很混乱，中原扰攘，实在不是一个为官的好时机，便没有赴任。不久，王粲到了荆州依附刘表。

刘表见王粲相貌猥琐，身材矮小，体弱多病，又不拘小节，便不器重他。

王粲客居荆州十几年，怀才不遇，只是刘表府上一名不起眼的宾客，主要职责是撰写檄文、表章。但是，王粲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渴望建功立业，渴望施展自己的才能，而现实里却没有他表现的舞台，尽管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

就这样，王粲在荆州度过了苦闷的十几年，有志不能伸。直到有一天，一个赏识他的人终于出现了，这个人就是曹操。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大举南征。此时，恰巧荆州牧刘表病死了，荆州集团群龙无首。当时，荆州集团的大多部将都劝说新荆州牧刘琮归降曹操，而王粲作为荆州集团的一名宾客也力劝刘琮唯有如此做才是最好的选择。刘琮见众口同声，自忖自己并非曹操的对手，便按照众人的意见归降了曹操。就这样，曹操顺利取得了荆州集团，自然对“有功之人”进行封赏，于是荆州集团十五人得以封侯，而王粲就是其中的一位。王粲因为劝说刘琮投降有功，被曹操封为关内侯，并深得曹氏父子的信赖。

从此，王粲就归附了曹操，而他的境遇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粲博学多识，擅长应机辩论，口才极好，对答如流。当时旧礼仪制度已废弛殆尽，曹操便让王粲与卫觊等人负责除旧布新，重新制定新的典章。

在曹操幕府中，王粲不但受到曹操的赏识和重用，而且同曹操的儿子曹丕、曹植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王粲才华横溢，文章极好。他写文章从不打草稿，总是一挥而就，落笔成文，并且从来不用修改，随便一篇都文采斐然。当时，人们常常以为他是预先写好的，但怀疑的人尽管反复精心构思文章框架并苦思冥想，最后写出来的文章的水平也依然无法超过王粲。曹丕、曹植经常与他进行交流，畅谈文学创作，写诗作赋，互相品评。因此，王粲也是“建安七子”中唯一的一位得到曹氏父子如此器重的人。

王粲是“建安七子”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一位，他的《登楼赋》和《七哀诗》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由于王粲的特殊经历，他的作品立足于现实，深刻揭示了汉末军阀混战带给百姓的深重灾难。《登楼赋》以简洁明快的语句，忧愍世道，抒发了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愁苦，并对自己的坎坷遭遇发出了强烈的感慨，表达了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志向。

王粲的文学创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建安十三年之前，他客居荆州过着流寓的生活，怀才不遇，历经战乱灾祸，心里笼罩着一种悲凄、愤懑的情绪，所以其作品表现出忧国忧民之情与壮志难酬的感慨。后期是王粲归顺曹操后，仕途的顺遂激发了他建功立业的信心，所以其作品的创作基调转变为激奋昂扬，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以及表达了自己从军征战、为国建功的志向。

后世，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对王粲赞誉道：“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由此，王粲获得了“七子之冠冕”的荣誉。

据《三国志》记载，王粲一生中共撰写诗、赋、论、议近六十篇，其诗赋为“建安七子”之冠。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春，王粲病逝在征途，年仅四十一岁。

徐干，生于公元170年，字伟长，北海郡剧县人。他是东汉末年杰出的文学家、诗人，“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少年勤学，潜心典籍，潜身穷巷，贫而乐道。县令欣赏徐干的才能，想礼聘他做官，但被他一口拒绝了。曹操听说徐干有才名，便征召他来京城做官，数年后以病辞官。曹操还是不死心，再次授官给他，徐干称疾不就。

当时，人们竞相追逐名利，对官位趋之若鹜，世族子弟结党权门，想方设法争取个人利益。面对这种社会现象，徐干不为所动，坚守清贫，闭门自守，专志于学，不随波逐流，“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徐干刻苦钻研学问，布衣蔬食，并日而食，在陋巷简屋里创作出了辉煌的文学作品，其成就对后世产生了影响的深远。

徐干以诗、辞赋、散文、政论著称。他的诗歌语言浑朴，感情真挚，对人物心理刻画细腻，委婉动人。他潜心研究辞赋多年，造诣极深，名声颇高，代表作有《齐都赋》《圆扇赋》等。他最主要的著作是散文集《中论》，这是一部水准极高的政论性哲理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以及文章风貌，其中有许多传世之言和修身处世的道理。曹丕非常欣赏《中论》，称赞道：“《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词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与吴质书》）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春，徐干染疾而卒，年仅四十七岁。

对于徐干的病逝，曹丕很伤感，在论及徐干时说道：“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

徐干一生光明磊落，不慕名利，与世无争，生于乱世，著书立说，名留史册。

阮瑀，字元瑜，陈留尉氏人。他是东汉末年杰出的文学家，还是一位音乐家。阮瑀文笔很好，行军时在马背上一气呵成就能写成一篇檄文。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善解音律，既能敲鼓弹琴，又能跳唱做打，并能制谱新曲。

阮瑀年轻时在大儒蔡邕门下学习，进步神速，领悟力惊人，被蔡邕称赞为“奇才”。

阮瑀的文章写得十分精练，名噪一时。据《文人传》记载，曹操听闻阮瑀的雅名后，想征辟阮瑀为官，但阮瑀根本就不搭理曹操。曹操看见阮瑀不应召，又多次派人召见他。阮瑀不堪其扰，匆忙之间逃进深山老林里躲了起来，以此谢绝曹操征召。曹操见此依然不死心，不甘心这样的人才“终老山林”，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阮瑀请出山。曹操效仿前人放火烧山逼迫阮瑀，无奈之下阮瑀只得勉强出山应召。

由此可见，曹操麾下人才济济的原因也就明了了：对于主动投奔的贤才，慷慨给予高官厚禄；对于不能拉拢的人才，实在不行就威胁；对于威胁不了的人才，就厚着脸皮想尽办法逼迫。总之，曹操为了搜罗人才是无所不用其极，简直是有点不择手段了。

就这样，阮瑀不情愿地踏上了仕途，到了曹操麾下领职。

曹操见阮瑀出来应召大为高兴，任命其为司空军谋祭酒，主管文书工作。曹操行军之时的檄文，很多出自阮瑀笔下。从此以后，曹操军中表章、檄文大多出自阮瑀和陈琳之手，军政信函基本上也由他们二人起草。

阮瑀志不在仕途，军中之事也只是勉强而为之。后来，曹操也不再勉强，便让阮瑀做了仓曹掾属，主管仓谷之事。

于是，阮瑀落得空闲，喝酒、谈天、写文章便成了日常事务。

阮瑀的诗歌语言朴素，比喻生动形象，反映了普遍的社会问题（如《驾出北郭门行》）。他最擅长于章、表、书、记，《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是他的名作——这是一篇非常厉害的作品（“恐吓信”）。

阮瑀现存诗歌十二首，明人辑有《阮元瑜集》。

应玚，生于公元177年，字德琏，汝南郡南顿人。他是东汉末年出色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

应玚从小聪明伶俐，才思敏捷，身负才名，被时人称为“汝南才子”。他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和伯父以及父亲都是当时的儒者，博学多识，著述甚丰。

应玚自幼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耳濡目染，言传身教，深受家学熏陶，再加上后天的努力学习，年纪轻轻便诗学文章享誉郡县，受到父老乡亲的夸赞。他身怀绝学，但因生逢乱世四处飘零，满腹经纶却毫无用武之地，踌躇满志而又壮志难酬。

后来，应玚辗转来到邺城。在邺城，应玚与曹丕、曹植都成了好朋友，也与邺城许多文人结交为同道，声名鹊起，并得到了曹操的赏识。

于是，曹操征辟应玚为丞相掾属。曹丕很敬重应玚，经常邀请他和众人一起宴游，畅谈文学，吟诗作文。就这样，应玚再也不用忧愁自己的才能没有施展的舞台了。

应玚在邺城兢兢业业，深得曹操器重，并被先后指派到曹植、曹丕府上从事文学侍奉及掌校典籍。

应玚擅长辞赋，代表作有《愍骥赋》《征赋》《灵河赋》等。他的辞赋作品辞情慷慨，立足于现实，深刻反映了汉末社会的动荡惨象，深切同情战争带给百姓的苦难，体现了他企盼天下统一的愿望。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应玚染疾病逝，年仅四十一岁。曹丕得到应玚的死讯后悲恸不已，认为应玚文采出众，常有著述之意，才能与学识都足以让他著书流传后世，但他的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实在让人痛惜。

应玚留传下来的诗文并不多，大多数作品已经散失，明人辑有《应德琏集》。

刘桢，生于公元179年，字公干，东平宁阳人，东汉末年文学家、诗人，“建安七子”之一。

刘桢从小聪明过人，记忆力惊人，口才极好，五岁能读诗，八岁能诵《论语》《诗经》。刘桢十七岁那年，因避兵乱跟随母亲和哥哥来到许昌。刘桢由于文学才能出色，渐渐地在许都有了知名度，并结识了同样喜欢文学的曹植。

少年曹植被青年刘桢的渊博学识所折服，为了能进一步与刘桢交流，便将博学多才的刘桢领到了丞相府。他们在一起解文作赋，诗酒酬唱，共同探讨各种文学问题，关系日笃，成为形影不离的好友。刘桢在丞相府不仅做了丞相掾属，而且还结识了同样热爱文学的曹丕。曹氏兄弟颇为敬重刘桢，刘桢遂以文学见贵，成为丞相府的座上宾。

自从曹操将邺城当作曹魏集团的大本营后，便大力招揽天下英才，于是大量文化人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入邺城。当时，邺城人才荟萃，文人墨客活跃，很受曹氏父子欢迎和接待。

有一次，曹丕设宴邀请在邺城的诸位文人，作为文学家的刘桢当然也在邀请之列。就在大家酒酣耳热、不亦乐乎之时，曹丕酒酣忘情，叫出夫人甄氏出堂与各位文人见面。只见甄氏向大家盈盈下拜行礼，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而酒席上在座的诸位男士都匍匐于地不敢抬头直视，唯有刘桢例外。刘桢不仅立而不跪、平视不避，而且满面讥意，愤然之情溢于言表。在刘桢看来，甄氏不过是再嫁的妇人（甄氏原为袁熙之妻），而再嫁就是不忠不贞、不守妇道，那她怎么能向众位士人行礼呢？再说，参加这次宴会的人都是饱读诗书的文人，甄氏只不过是徒有美貌而已，那她怎么能出席宴会呢？

曹丕和刘桢交好，对刘桢的愤然之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有看见。但曹操听说此事后很是生气，认为刘桢不懂规矩，当众蔑视曹家的权威，要以“不敬之罪”处置。于是，曹操派人把刘桢投入监狱并欲处死，后经曹丕的援救和众人的求情才改为罚做苦役（“减死输作”）。

就这样，刘桢一夜之间从座上宾变为磨石料的苦役工，这对本来前途无限的刘桢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刘桢遭到沉重的打击，对他的生活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对后世的文学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从世人尊重的文学家变成地位低微的阶下囚，从社会名士变成不入流的苦役工，既吃惯了山珍海味又品尝到了人生艰难困苦，而沉浮的人生让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现实的真面目——荣华富贵如梦如幻，只不过是一场美梦罢了！从高处跌落下来的刘桢，在劳作中托物自喻，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如《赠徐干》《遂志赋》等都是他这一时期的作品。

遭遇坎坷人生后的刘桢，他的作品中常常表现出个人愤慨不平的情感，并在诗文中给自己以鼓励，体现出了坚贞挺拔的本性。因此，他的作品气势跌宕，意境峭拔，行文中总是充盈着慷慨磊落之气，而这种精神和风骨造就了刘桢诗歌俊逸而奇丽的风格。

刘桢的五言诗和辞赋颇负盛名，被后人誉为“五言之冠冕”和“文章之圣”。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刘桢染上瘟疫不幸病逝，年仅三十八岁。曹丕听说刘桢染病去世，不胜悲惋，并为这个亦师亦友的前辈整理遗文和品评其作品。

刘桢所著诗大多散失，现存诗十五首。他的著述包括《毛诗义词》十卷，文集四卷，皆已佚。明代张溥辑有《刘公干集》传世。尽管刘桢一生存留下来的作品并不多，但其当时确为“建安七子”中的佼佼者。

建安文学的地位

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鲁迅先生曾赞誉道：“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第一个自觉时代，它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后世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曹”“七子”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他们构成了建安文学的主力军，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文人集团——邺下文人集团。他们对诗、赋、散文的发展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创作出大量表现社会现实、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使文人诗成为展现时代风貌的文学作品。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清赵翼《题遗山诗》）由于建安时期是战祸频仍的乱世，“三曹”“七子”有感于心，他们的作品直抒胸襟，意境宏大，笔调通畅，慷慨多气，豪壮悲凉，抒发了渴望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在“三曹”“七子”的诗文中，他们的雄心壮志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形成了风骨遒劲、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这种独特的文学风格即为文学史上所称的“建安风骨”。对于这种给后世留下极为深远影响的文学风格，唐人李白赞叹为“蓬莱文章建安骨”。

建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繁荣时期。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格调劲健的“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三曹”“七子”无疑是北方文化圈中的中流砥柱，他们引领了汉末三国时期的文学创作风潮，其文学成就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