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物忆
黄花被
爷爷从劳改队回来是1973年。那一年，整个中国都像一只被快要吃空的大面袋子。我们家更是穷得叮当响。记得落着小雨，雨丝细密。下了许久了路面上仍不显泥泞。村里人簇拥着爷爷进院里来。大家都在院里站着打量。一群戴着白帽的人里，只有爷爷是戴有檐帽的。我们都有些紧张地看着爷爷，我们都怕他看不上这个家了，我们都担心爷爷不认我们了。小姑姑的头一直乱蓬蓬的，但那天不知为什么，格外显得扎眼，都觉得首先是她丢了我们的人。要是爷爷当时拧转身走掉，我们都会松一口气，接着过我们的日子的。爷爷不在，这样的日子我们已经过了十年，自然还能过下去的。屋顶上长满了滨草，在寒风里战栗着，认命似的受着雨淋。爷爷忽然偏头，带些严厉地对着父亲说，房子上的草，你们也拔不动吗？但是不等父亲作答，爷爷就招呼着村里人进屋去了。
屋里几乎什么也没有，只是许多湿湿的带些寒气的人。
炕上一面精席，被火炕烫出几个大洞。
真是没什么好看的。
大家都陪着爷爷落了一会儿泪。
接着便陆续有人拿东西到我家来，一瓶煤油，一小袋洋芋，一只小凳，一条旧毛巾什么的。记不得爷爷和父亲他们是怎么样给村里人道谢了。记得人们是默默地来去着。一直在下雨。落在窗玻璃上的雨丝，小叔对着它们一哈气，就变白起来，一下子看不到窗外了。但慢慢就会清晰起来。雨丝落在窗玻璃上，很像一个人情绪复杂时挂在睫毛上的泪迹。爷爷剃了头发，剃了胡须，戴上了白帽儿，使他立即像换了一个人。昨天，爷爷来的那个时刻一下子像飞逝得极遥远了。
我们都怀着一种想哭的心情欢乐着。从没有过这样的心理。小姑姑的头也非常努力地梳过了。我们都跟爷爷上房去拔滨草，很容易就能看到整个村子。看到不少人立在自家的院子里仰着头看我们。
奶奶的一个堂妹，和奶奶一样，出嫁也是在本村，嫁给了我的一个外爷。她给我们家抱来了一床被子。被子八成新，上面开满了素淡温暖的小黄花。我们都数那上面的小黄花有多少。手摸，用脸贴，感觉都是很异样的。那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绸被子。有几处的绸子受损了，显得如梳齿似的，像是又返还到织布时的某一过程。透过它们往里看，里面混混沌沌的。有时候也在故意和一不小心之间，通过那些松散的梳齿，将什么东西弄入被子里去了。这也是容易找着的，一捏就捏到了，然后再一点点弄它们到破损处，再拿出来。
这些游戏都是发生在夜里。夜里，偌大的一面被子就被展开了。爷爷，两个姑姑，小叔还有我，我们几乎一家人都睡在这被子下面。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把头分置于四面，把脚集中在被子中间，这样不但每个人都能盖到被子，而且簇到一起的脚也很容易热乎乎的。只要有好日头，我们就拿出去晒被子。夜里盖着开小黄花的被阳光晒过的被子，是根本不会有噩梦的。小叔间或有尿床的毛病。要是早晨起来，身边意外地不见了小叔，那么掀开被子，就会有尿臊味从奥深的暖热里传来。小叔说，他真是很小心的，一次一次辨认着确定着是一处干草垛，而不是炕上，于是才放开来尿了，没想到到头来还是尿在了炕上，好像专门有个谁在梦里头骗他似的。被小叔尿湿的被子晒在院子里，上面有一团尿痕，我们走过的时候，都夸张地掩一掩鼻子。
被子在白天绝少拉开。除了拿出去晒日头外，似乎总是淑静地叠放在靠墙的被床子上。由于有了这么一床被子，我家的一只旧被床子又被派上用场了。但似乎上面也只有这么一床被子。被子依被床的样子叠成长条形的，像一个修长的少女，成天将她的两条长腿羞涩地耐人寻味地闭锁着。一想到这叠放在被床上的黄花被，也讲不清为什么，我总是由此自然地想到静跪着点香的老人和临窗做针线的有孕的少妇。这里面似乎有着某种足够的富足与安静。
不动声色的被缝中实际是常常夹有一些东西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伸手到里面去，总是会拿出几样来的，有袜子、针匝、一束线或一块布什么的，有时也会有几角钱、一两块钱，不期然地摸出来时叫人眼热心跳，觉得这里面原来竟有着这么大的秘密。但是，能怎么样呢？依旧放入去，只是放得更深些，不使一摸时便可摸到。把手伸入静静的被缝里的感觉是异样的，纯然像探索着一个个幽深莫测的秘密似的。
这被子直到80年代中期我们似乎还用着，觉得是比以往重了。那时候我们的日子好过一些了，爷爷常说起这床被子，说拿个什么报答他的妻妹呢？在那样困难的时候给我家送来一床新被子，不容易呀。
岁月变化，使我成了一个城里人。数十年岁月也一晃过去。很少想起那床被子了。人在不觉中就可以忘掉许多，似乎什么都不允许人记住，什么也愿意随时间一并消失干净似的。
已是换到了另一个世纪。
我搬了家，新置了沙发，于是和妻四处跑着选沙发套。做这些事情也是很有意思的。人四处奔竞，原来是无不寻找着合乎自己心意的东西。这才发现，要求正合己意，莫说别的，即使一副沙发套，也是不易寻的。
先就近跑遍了新市区，没有。又跑几十公里到老城去，一家家商场出进着。其实口袋里的钱没多少的。想着也可笑，难道新市区那么多沙发套竟都是无用的吗？发现选择本身就是一个圈套，一旦落入选择和落入误区没什么两样的。
在妻的一以贯之的兴致勃勃里我终于打起了退堂鼓，我落在后面不再想动，妻说，三家，再跑三家，有没有都不跑了。
但是在接下来的第三家里就发现这一趟老城真是没有白跑，我看到了一样颜色，触动了一份记忆，我觉得我是被轻轻地深深地袭击了一下。这真是专意来寻也寻不到的。
当时已经转了好几个来回，我的目光疲倦地落在一种沙发套上，但很快，我真切地觉得好像是在我的控制之外，我的目光自行来了一个大的更换，我被这颜色强烈地吸引了，记忆恢复得竟会那般迅疾，我眼里也悄然地就蓄满了泪花，那些小黄花载沉载浮，飘飘欲飞，竟飞作了一大片盛开的胡麻花。
周围的一切落潮似的退下一边去。我看见妻在我的泪光里转悠着，显得那么的遥远而又莫名所以。
好在我一个人可以感知、享用并忍受这一切。
我擦去泪水。那些小黄花像凋谢过多次又重新绽开了那样。那么多的它们，不知为什么，竟是有些孤单和冷清。
我没有走过去更临近它们，我没有去抚摸哪怕是一个花瓣。
自然是要买它了，可算是天赐之物，没有比这更合我意的了。
然而和妻走在街上的时候，我手里却拎着按她的意愿挑选的沙发套。我们在熙熙攘攘的车流人声里走着，阳光强得刺眼，我的心境一时难得改观，但足可以陪着妻说说与黄花被无关的话。而且妻大功告成，心情颇好，只要能作势听她的讲，我自己是大可不必说什么的。
老木床
在我的记忆里，这似乎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笨重的一样东西。
床比现在的双人床略小一些。比单人床就大多了。床板很厚，侧面看去，像快刀切开的紫牛腱肉。不用抬，只拿眼睛一看，也知道它是很重的。四条腿如韩斡画中的马腿一样，由臀部顺下来的部分夸张地宽着，而且趁势弯进去一个不小的弧度，床脚状如狮足，稳稳地抓牢着屋地，给人一种与屋地焊接在一起的感觉。的确，在这样的床上休息或玩闹，真是和在炕上没什么两样，不会像现在的床那样，翻一个身，咳嗽一声，它也受不住似的咿呀不已。这床似乎以它的结实与宽厚默默地承受和担待了许多。
我生下来的时候，爷爷还在劳改队，家里的老人连连地去世了，只余了我高寿的祖太太，用老花的眼睛给我用小布片连缀着尿布子，但是也在我出生后一个月故去了，当时父亲才19岁，家里的老人都没有了，最老的就算是这个老木床了。有时会匪夷所思地想，在我家没有老人的那一大段日子里，老木床是否暗暗地起过什么作用呢？
一直觉得老木床在我儿时的生活里有着一个很重的分量，似乎我关于儿时的一切记忆都可以浓缩到它身上，似乎我们一家老小十几口都是从它身上来的，但细加检索，发现我对它的具体的记忆并不是太多。
只记得严冬的时候，炕上冷得睡不住，我们一家人就都挤到这张大床上去睡，三个姑姑，叔叔，我，（有母亲吗？）我们都挤睡在木床上。生活寒苦的原因，父亲那时候脾气相当不好，除了我，沾了年幼的便宜外，家里的其他人都饱受过他的拳脚。夜里父亲也不睡在家里，披一个老羊皮袄，到饲养院的驴槽里去睡。驴槽里有驴吃剩的草，铺在身下，盖上皮袄，就可以凑合着睡到天亮了。据姑姑们现在讲，几乎是整个冬天，父亲都在饲养院的驴槽里过夜。父亲借口给饲养院看牲口，夜里不仅是把自己的觉睡了，还能连带着挣一点工分。姑姑们也说，要是父亲不去饲养院睡驴槽，而是睡在木床上，那么，毫无疑问，我们都得睡到冰石板一样的炕上去，我们就会一个个都被冻死。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显得很结实的老木床，竟被拆得零散了，床板靠墙斜立在磨房里，旁边是它的几个腿子，或立或躺，涣散而落寞。似乎它们里面那立站和支撑的力量在拆散的一刻悄然而莫名地逃逸了，那原本抓紧着屋地的床脚，也颓然在地上，像被割下来的兽足。不用细看，就能看到足趾间显出朽败的裂缝来，裂缝很深，吹一口气进去，会发出枯索玄远的声音，还会腾出一丝烟尘，直入到鼻窍深处去了，滋味辛辣，似乎使人一瞬之间就古旧和衰败起来。拆散前后的老木床真像是两样相去甚远的东西。
或许关于它的结实，我记忆有误也未可知。
拆开来的木床，后来就有了这样的用场，村里不管谁家无常（去世之意）了人，就来我家借床去做“停埋体”用。
当三两个头戴孝帽的人急匆匆地走进我家里时，我们便知道村里是无常人了。这时候，多时关着的磨房门就打开了，人们将床腿一件件拿出来，将床板费很大周折抬出来。床板很重，需三四个人抬着，父亲常常帮忙抬着，一路就去亡人家了。床腿一人掮一条去。像我们这些七八岁、八九岁的娃娃，一人还抱不动一条床腿。但我们也缠紧在大人们的脚脖子里跟着去了。记得他们扛犁那样扛着床腿，走得很疾，不时会把床腿在肩上换一换位置，但脚步不会停下来。不久就会听到哭声。到那家院子里，几个人在一片哭声里开始洗老木床，洗得很详尽，一个人用汤瓶倒水，一个人洗，一条腿一条腿地洗，一小片一小片地洗床板，就像洗一头宰了的大犍牛那样。
洗过的老木床会显得神情庄重，深具意味。
稍稍晾晒片刻，就会七手八脚抬入有哭声的屋子里去。
一会儿进屋去时，见老木床已被结结实实、规规矩矩地支起来了，它默默地、稳稳地立着，像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地担负和完成着一个什么使命一样。亡人盖着一片白布，已安静地躺在它上面了，它那么阔大而安详，似乎亡人睡在它上面便已有了一个好的归宿一样。亡人头畔的香烟缭绕着，也似乎一律缓缓地汇入它的木质里去了。它的四周跪满了伤心落泪的人。有人用手攀着床沿；有人轻轻揭起尸布来，望一眼亡人被竖立着捆在一起的双脚；有人把亡人的手从白得发青的尸布下轻轻牵出来，惜疼而又绝望地摸上一摸，又悄然送回去掩住。老木床在那一刻似乎默默地驮着亡人和活人的一切，似乎在暗暗地不停地劝说着亡人不要惊恐，尽早安息；也在告慰着活人不要过分悲痛，顺主节哀。觉得老木床就像村里一个年高德劭的老者一样，平时不觉得什么，但在关键时刻，危急关头，却当仁不让，不可替代地站出来，引领了大家，安抚了众人。有时候甚至有了这样的念头，要没有我家的老木床，村里这么多的亡人一个个该怎么办？该往哪里停？
实际上这样的自满和忧虑都是不必有的。
亡人入土后三两天，我家的老木床就会被送回来，是被重新拆散了送回来的。照旧又放入磨坊里去，静候着另一个亡人来用它。
正像凡事在习以为常之后，又总不免有着变化一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不知为着什么原因，村里再有了亡人后，不很用我家的老木床了。
偶尔打开磨坊进去，会有意无意地看见老木床，已蒙了冰凉的尘土在上面，鼠屎和鸟屎上面也有的，偶尔还会攀连一些蛛网。蜘蛛不知哪里去了，余了一个死苍蝇什么的结在网上，已枯寂得像一点干菜叶了。
似乎把它扔在那里，再也没有动过。
直到一对老人突然到来，要用它时，才发现它的一条腿找不见了。
那时候爷爷已经从劳改队回来了。
爷爷1963年开始劳改，1973年才刑满回来，20世纪70年代初在中国是一段很苦的日子。记得爷爷把面袋锁在箱子里，到做饭时就用一杆小秤称出些许面来，让母亲拿去做饭。爷爷还带我们一家去山里挑苦苦菜回来贴补着吃。
爷爷在劳改队学了不少手艺，饭也会做的，但是回来后就不做饭了，只是教母亲怎么样把苦苦菜和麸子合在一处做窝窝头。那时候爷爷才五十多岁，有人劝爷爷再成个家。但爷爷一直孤身过到他无常。关于爷爷的事情真是可以写一部长篇。
一日家里突然来了很老的两个人，一男一女，我们当时视野是很狭窄的，就觉得他们两个是有一些派头的。那老爷爷胡子白得叫人敬重，胸前的扣子上还系着一块链表，不时掏出来看一看。老奶奶戴着大盖头，脸熟透的梨一样黄俊着。他们在屋里和爷爷说着什么，然后几个人就都哭起来。那老爷爷哭起来像一个委屈的孩子，而且有些像笑声，但泪水是很实在地流下来了。爷爷放了声哭着，有几声哭得简直叫人害怕。好在他们都是哭了片刻就收住了。原来这个人是爷爷的一个堂叔，很小的时候就出走了，多少年来没有一点音信。实际上离家并不是太远，是住在青海的什么地方。那天家里来了很多人，都是我们的本家，来了又是哭又是笑的，使家里的气氛在那一天显得很特别很异样。夜影落着的时候，院子里空静下来。这一对老人双双在炕上做礼拜。爷爷和父亲就开始给他们支老木床。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和爷爷一样，睡在炕上。不知道爷爷为什么要偏偏为他们支床，是显得洋气一些吗？
床就支在爷爷睡的正房里。
真是不用不知道。这时候才发现少了一条床腿，翻遍了磨坊也没有找见。父亲红着脸问母亲是不是放在灶火里烧了。虽是这样问，但知道借母亲几个胆子母亲也不敢这样做的。眼看着星星出来，地上黑到看不清脚了。就不再找那条床腿。爷爷在劳改队学过泥瓦工，便在缺床腿的地方用泥巴土块很快砌起一个与床腿齐高的土柱子来。自然是再稳当不过的。
夜里那一对老人就睡在老木床上。我和爷爷、叔叔睡在对面的炕上。已记不清爷爷和他们晚上说过什么没有，只记得他们两个仰面齐并着睡在大床上，眼睛像是在等着药水落下来那样挤巴着。床头靠墙的地方，并排斜放着他们的拐杖。
他们住了大概三四天就走了，走的时候又是一场哭，但后来就没再听到他们的音信。当然现在他们是早不在世上了。有时想起他们，想起青海还有我们的一支血脉，就问父亲，与青海方面有无联系。但联系是肯定没有的，若有，也用不着我问父亲了。于是就觉得两个老人的到来如同一个梦境了。
两个老人走后，老木床竟没有像以往那样，拆散了抬入磨坊里去——磨坊不知什么时候也不见了——竟就一直放在那里，似乎在等待着两个老人重新来睡。也许是那条泥腿拖住了它的缘故。后来就逐渐放了些东西上去，粮袋啊旧木箱啊什么的。
后来，大概有十年到二十年，在我的眼里就再也没有见过老木床。
前一段日子到一个收藏古董的人家里去看旧家具，一个尺把高的单屏，虽模样古旧，但做工粗糙，他竟索价六百元。我心里一动。于是打电话问父亲，家里那副老木床还在不。答说在的。家里自然是有一个杂货房的。父亲说，埋压得很深，不好翻出来。
不知现在翻出来，它是什么样子了。
父亲说，我家的光阴，在我祖太爷手里是不错的，田地也有，街上的铺面也有，但到后来，什么都不见了，只这一副床阴差阳错地留了下来。往少里说，也有百把年了吧。
要是有收旧家具的寻上门来，我们会把它卖掉吗？
大立柜
这大立柜现在也还在我们家里。母亲用一片塑料将它严严地苫盖着，上面放着座钟，录音机之类。里面装的已不知是一些啥，我很少将它打开过。
和老木床一样，它也是很结实很笨重的，结构单一，实际是一个深阔的木箱，中间用一面厚厚的隔板一隔为二。柜边、柜面都是乌黑的，母亲保护得好的缘故，那乌黑直到如今还发亮着，能隐隐照见人的影子。正面是两幅花鸟画，花是牡丹，鸟为鸳鸯，用笔细致而自信，着色艳丽又大胆，给人一种强烈的喜庆气氛和民间意趣。那时候的匠人心实，木料好，做工也半点不马虎，搭眼一看，会觉得它最多三五年的样子。即使柜子里空着，抬起来也是很沉的，母亲和父亲抬不动，要挪动清扫下面时，母亲就把同村的小舅舅请来和父亲一起抬。像屋檐那样，柜面会在前面稍稍探出一小点来，就把了这一小点抬着，也不妨事的，父亲和小舅舅常以这种方式抬柜子。实际这样抬着，就像抓着一个人的脑袋把他揪起来，是有些危险的，要是现在的柜子，根本不敢这么抬，现在的柜子得从最下面抬，得端着，就这样也会有不可测的危险的，而且现在的柜子看在眼里是重的，一抬，那轻会使人意外到吃惊。见得多了，再看到现在那些极尽工巧，煞有介事的柜子时，连眼里也觉得它们是轻的了。
实际上这憨厚实诚的立柜样式被淘汰至少有二十年了。
它的构造的确是太简单了，没有明确设计出哪是放被褥的地方，哪是挂衣服的地方，哪是安排鞋袜的地方，它像两个麻袋放在一起那样，纯然就是为了一股脑儿装东西用的。
去过许多人家，发现即使在乡间，这样的立柜也不多见了。
说来这还是爷爷从劳改队回来，近十年间，置办的最为大宗的一样东西。记得似乎是花了一百三十多元。在当时，算是很贵的了。自然就摆放在爷爷的屋子里。记不清里面装过什么东西了，爷爷后来做过一段时间的皮匠，里面大概是装过拾掇好的二毛皮的，因为直到今天，那里面似乎还有着一种熟羊皮的味道。偶尔还能看见内壁上挂着短短的一截羊毛，看见了也不愿伸手把它取下来。记得那时候的柜面上坐着一个拱形的座钟。心脏似的钟摆无休止地荡来荡去，似乎使屋子里的一切都因此古静和凝重起来。但这座钟后来不知哪里去了。两边还有电壶、茶杯、空罐头瓶以及几个没有花却插着卫生香的花瓶一类。还有一个做工精细而古朴的小木盒，一只猫大小，上面蹲踞着两头侧目相视的木狮子。那时候觉得这小木箱木狮子一类都是无用的，现在才觉得那也可谓是一组家传宝物，可惜被有远见的叔叔收拾去了。
实际上叔叔要是后来不结婚（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要是这立柜一直在爷爷的屋子里摆放着，也就一切太平，不会发生什么的。但慢慢就到了叔叔结婚的时间。媳妇说下了。爷爷托媒人对女方说，大立柜就无须再花钱买了，家里是有的。这样一来家里就可以省一笔开支。
爷爷所说的大立柜，就是他屋子里的那个。
女方不大信，差人来巧妙地看了，回去说，果然是有的，是最为时兴的大立柜。
这时候一向逆来顺受默默无声的母亲却突然地有意见了。她知道父亲是靠不上的，就自己厚了颜面泼了胆子，去爷爷的屋里哭诉说，她结婚的时候，田家是一个老人也没有，礼钱花了五十元，不要说大立柜，连结婚穿的裤子也是向别人借的，结果呢，还没有回门，裤子的主人就趴在墙头上要裤子。这都是不应该说的，一时有一时的条件，她这些年说过这些话没有呢？没有说过，一句也没有说过。可是现在的条件总的来说是好些了，现在的人结婚，穿的戴的抹的擦的置办了一大堆不说，光礼钱就是七八百。母亲对爷爷说这些她都不讲了，现在的人好是现在的人的运气，说一千道一万，她没有别的要求，她到田家这么多年了，男孙子女孙子都生下了，功劳是没有的，苦劳还算有一点的吧，那么，是否可以作为补偿，把家里的立柜分给她？母亲说，要是立柜照旧放在爷爷的屋里，她一句闲话也没有，要是把它作为小叔两口子的结婚用具，那么她就忍不住要说一说的，可以给小叔两口子再置个新立柜嘛，比这个再好再贵些她都不会有闲话，嘴头上心里头都是理解的满意的，她就要求再买个新立柜，以备小叔结婚用，好把这个旧立柜给她。
母亲当时给爷爷说这些时，爷爷正坐在炕上吃饭，听了母亲的话，一向极能忍耐的爷爷就把碗扔到饭桌上，然后一脚把饭桌踹到了地上。
这就算闯下了弥天大祸。
母亲当然是少不了父亲的一顿毒打。
后来爷爷是好几天不再吃母亲做的饭。
父亲就请了说和的人来，让母亲做好饭，两个人一起端去，在说和人的劝解里，跪在地上请爷爷原谅他们，请爷爷吃饭。
爷爷就吃饭了，吃到后来，竟落下泪来，把剩下的饭和着眼泪吃了。
后来爷爷果真就给叔叔婶婶买了一个新的立柜来，和旧有的立柜简直一模一样。于是就把旧的立柜分给了母亲。
这时候痛定思痛，母亲已经不很想要立柜了，但又怕拂了爷爷的好意，就说立柜算在她的名下，但暂时还是摆放在爷爷屋子里的好。
爷爷却近乎决绝地让母亲把柜子搬过去，搬到我们那间葵花秆子盖就的小屋里来了。
这样，叔叔和我们的屋子里都各有了一个富丽堂皇的立柜，爷爷的屋子里却显得空荡荡了。
人是容易忘记的，常常见到母亲用眼泪和皮肉之苦换来的这个立柜，竟似乎司空见惯，毫无所感，今夜缘于写这篇文字，才恍然记起这一切来。
母亲天天开柜锁柜，不知是否还记得这些事情。
雨毡
我们这里素来被称为一个十年九旱的地方。
然而奇怪的是，在我的记忆里，似乎小时候并不缺雨。我还记得打雷的时候，我们坐在窗前看云层里闪电的情景，破裂云层的闪电像遭电击的巨蟒那样战栗着。在黑乎乎的灶前忙碌的母亲总是告诫我们，不要把头或手伸出窗外去。也总是记得狗或者鸡在暴雨中瑟缩在墙根里的样子。村里人立在河边看洪水滔滔而下，不休地议论着，但只是见黑洞洞的嘴张开来闭上去，却听不到声音。那时候村里有好几处涝坝。水面上浮漂着厚厚的水草一类，村里人呼之为浪沫。等暴雨停了，就去捞浪沫。这被浸过的水草捞上来，可以搓绳子用，可以烧火用。一次和爷爷叔叔捞浪沫时，我不觉间走到了水深处，一下子双脚漂离坝底，斜斜地淹到了水里。那种在徒然的挣扎中数度被浊水淹没的感觉真是怪异而惊怖，要不是爷爷及时赶到我就淹死了。坐在岸上呕吐完积水后，看着依旧在水里捞浪沫的人，我觉得自己好像到什么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去了一遭，有一种重生感。关于水的记忆，那一次真是太深刻了，像一个一辈子也难以摆脱的噩梦。我后来再想起这幅情景时，就觉得满河影子一样的人不是在捞浪沫，而是拨弄着水面上厚厚的浪沫，在寻觅淹在下面的我。另有一次下暴雨时，我跑出家门去喊母亲，母亲去外奶奶家借什么了，还没有回来。但刚出门不到十几米，雨骤然就大起来，而且夹杂着冰雹。刚开始还能觉得痛，还能看到冰雹在巷子里变戏法似的多起来，能看到冰雹带着果敢而可怕的激情砸到两边的墙头上纷溅开来，但很快就看不清了，觉不到痛了，只是觉得呼吸不够用了，要窒息了，觉得自己像一只粽子要被千重万重地包裹起来了，明知离家不过十来米，但是却似迷失了方向，迈不开步，裹挟在一个旋涡中了。要不是柳阿訇从冰雹中跑过，要不是他穿着老羊皮袄，把我裹在皮袄下面带回，我也许就没有机会回忆这个事情了。后来逢主麻日，母亲就烙了油香让我给柳阿訇端去。这样子大概端了有五六年之久，后来大家的日子都有些好过了，不在乎一两个油香了，而且柳阿訇已成了大阿訇，我也就不再端了。一次柳阿訇在清真寺给众人讲经，柳阿訇头戴代斯塔（缠头之意），身着衷拜（礼拜衣），胡须像流水那样溢出他的下巴来。我跪在人群里，想到自己的生命被这样一个人救过，心里有一种难述的感动与满足。
这说的是暴雨。但记忆中更多的还是绵绵秋雨。
只要是秋雨，只要下稳，总是不肯轻易就住的。这样的时候，除了放羊的人，其他人都待在家里等雨停。趴在窗前久久地看雨不下不说，怎么下起来就没个完。于是就纷纷预测着这雨什么时候才能停，纷纷说起一些关于雨的陈年旧事，说是某年某次落雨，一落就落了整整四十天啊，皇宫里都漏开了啊。窗外的廊檐下，承接了桶子盆子，成天成夜叮叮咚咚响着，妇人女子在屋内焦躁了，就弹起口弦来。有一种调子就叫“滴廊檐水”，在连雨天听这种调子，人是很容易瞌睡的。
但很快就睡不住了，房子啊窑洞啊开始漏雨了，皇宫需落雨四十日才漏，老百姓的房子窑洞自是支持不了这么久，最多能支持一周。于是盆盆罐罐，碗碗碟碟都派上了用场，放在适当的地方承接着漏雨。人缩紧着身子，在暂时不漏雨的地方歇缓着。但地盘总是被漏雨蚕食着，是越来越小了，感到盆盆碗碗里的水溅到脸上、手上、脚丫子上，只得忍耐着，一点办法也没有。发誓说这一次晴好起来，一定给房子厚厚上一层泥。房泥是年年上着。但雨淋风蚀，厚房子是很容易薄起来的，几乎比鞋底还不经日月。那时候的好处是水突然不缺了，真是忙坏了妇人女子，成天唰啦唰啦洗个不休，但洗好了的衣服一类却无处晾晒。门上风匣杆上锅盖上都是厚厚地搭了一层。
我家那时候有着两间房子。一间被名为正房，据说是干爷的，暂时让我们用着。这房子盖得倒气派，虽然椽子黑得发亮，然而却是根根直端着跑出屋檐去，而且全是上好的松椽，颇能经年月，已经半个世纪了，但不易漏雨。另一间房子我父母住着，兼伙房之用。这房子就不济了，稍一落雨，就开始哭鼻子抹眼泪，像个多难的寡妇一样伤心不已。雨只要连落三天，屋内就没有一块干地盘了。也难怪，这屋子不是用椽子盖的，而是用向日葵秆子盖的。向日葵秆子一折即断，能盖房吗？我家就用向日葵秆子盖了间房。太易漏雨之故，父亲就在头顶撑了一块塑料。那塑料后来比腐叶都黑，而且长期承雨，这里那里都累下一个个包来。每个包都沉甸甸的，只要用针刺开一个小眼就会有房土漏下来。父亲是直不起腰来的，他的头常常顶得头上的塑料闷沉地响着。大概葵花秆子是容易生虫的，我们叫它葵花虫，细腰多足，跑起来极快，赶着捉都捉不住，还会飞，两片翅膀阴险地支起来，一下子就飞到黑暗里不见了。夜里常常掉下来在脸上跑，妹妹吓得大哭。有时候正吃饭，啪，掉一个到碗里去，在面汤里动，搛出来狠狠地砸到墙上去，掉下来一动不动，死了的样子，但在墙下面休息休息，又可以很快地跑了，又可以支起翅膀飞了。好像父母亲也没有什么抱怨。屋里漏得实在无法将就时，就一齐搬到正房里去。这时候要是日头出来，一家人的喜悦真是不可形容，真是恨不得把伙房湿棉袄那样翻开来晒一场。日头晒着屋顶，向日葵秆子就叭叭叭响，像是在舒展筋骨。那些小虫子似乎是见不得阳光的，天气一晴好，它们也就神秘地不见了。
但是有一年雨持续地下个不停，连正房也支持不住了，开始若有所思地漏起雨来。后来像是要破罐子破摔，终于不加顾忌有些放肆地漏起来。我们在有限的地方挪腾着。爷爷说，不行，这要是把人家的椽子弄坏了就不好交代。于是就派我和叔叔去县城找干爷，借一些雨毡来。
干爷是一个喜欢种花的人，满院子各式各样的花朵使他的家似一个天堂。但那天却全部委顿在地上，像一锅馒头漏了气那样。这使得干爷的家里有了一种萧索与冷清。发黑的窗棂被雨水浸蚀着，像很久没有住人似的。但实际上每个屋子里都有人住的。干爷是一个大户，光老婆就有两个。干爷是我所见的面相最为奇异的人，有些像史书上的朱元璋。但没想到的是干爷家的屋子竟也漏雨了，这样油毛毡我们就借不出来了。干爷坐在临近门槛的一个小竹凳上，很有气派地喝茶，喝完茶，就拿出一大捆塑料让我和叔叔带回去。
叔叔装模作样地去伙房里喝了半瓢凉水，目的是想看看干爷的三女子。经爷爷提议，和干爷商量，就把他的三女子许配给叔叔了。干爷的意思是让爷爷在老三和老四里任意给叔叔挑一个，但老四明确说不会嫁到乡下去。那么便只有老三了。但叔叔在阴雨天白喝了一瓢凉水，没见到想见的人。后来这个事情也没有成。说起来复杂，这个老三直到今天也没有嫁人，在街上卖酥馍，还拖着一根长辫子。都说她是高不成低不就。人总是向着自己的一面说，叔叔说他当时觉得那个女子个头太小了，还胖。
塑料很沉，我和叔叔抬了回来。我身轻，上房去铺开在房上，四面用砖压着。但是像跟我们开玩笑似的，雨很快却停了，这就让人心情很不快很失落，我还记得我和叔叔望着天空，盼云不要散，盼着好好再落上几天雨的样子。
漏雨时怕雨，可以防雨时又盼雨，这种心理是很可捉摸很有意思的。
椽子
干爷之所以把他的房子盖在了我家的院子里，是因为他娶了一个小老婆。
那么干爷与爷爷是怎样成了兄弟的呢？这个看来得说一说。
干爷是县城的富户，像姑太太讲的，我家的核桃曾经用长口袋装那样，干爷的银圆的确是用长口袋来装的。干爷是有名的花匠。口才极好，能说三国。还颇谙医道。然而不知为什么，颇谙医道的干爷在干奶奶生产时，却乱了阵脚。于是就派出两匹骡子，委托当脚夫的爷爷去数百里外的靖远，把一个老女人接来，给干奶奶接生。一来二去，觉得爷爷这个人不错，做事谨重，还有赤胆义肝，就说，我们结拜弟兄吧，从此钱财上不分你我。就结拜了弟兄。
后来才知道干爷这是在暗暗地收络人才，招兵买马。这是因为一个叫马英惠的人掐算过，说干爷这一辈子，有四十天江山可坐。马英惠是一个能掐会算的人，有名于一方，他的说法自是不妄的。干爷就说，四十天太短了，能不能再长一些。说不成，天命呐天命呐。问干爷这只有四十天的江山究竟坐还是不坐。自然还是要坐的。干爷就开始暗暗地活动了。马英惠算是军师。干爷流着泪说，他坐江山完全不是为他个人的，完全是为弟兄的。只要江山打下来，大家都是一字儿并肩王。不知道爷爷他们当时是怎么响应的。
不久，干爷就弄了一个小老婆。大老婆闹着不得成，和爷爷商量了，就在我家盖了一个大房子，和小老婆一起生活了。眼不见心不烦，大老婆慢慢也就接受了。
干爷的皇帝自然是没当上。大老婆殁掉了。他便携小老婆上城去，继续做他的花匠，继续行他的医。把那间当时很气派的房子给爷爷丢下了，说只要还认他这个做哥哥的，那么就不要再讲房子不房子的话。
过了几年，爷爷因为偷偷地做生意，被逮去劳改了，一判就是十年。干爷每年弄两口袋炒面酥馍，让父亲分春秋两季给爷爷送去。
爷爷从劳改队回来时，干爷已经很老了。爷爷的第一打算是把房子拆了，将椽子给干爷送回去。干爷就指着小老婆说，我要是要这几根椽子，你嫂子马上就死在你面前。那时候干爷家的院子里虽是鲜花盛开，但明显今不如昔，只剩一个空架子了。干爷一直活到九十多岁，只剩一副骨架子了，好像还想活下去。但他的病已经很重了，似乎很容易就能看到他的骨头，青黄着，像精心腌制过似的。爷爷那些日子就住在干爷家里，朝夕侍候着他，直到他吐出最后一口气。干爷早已枯槁的遗体被一床龙飞凤舞的缎黄被子盖着，双腮深凹入去，嘴闭得很紧，像是紧咬着牙关，不再打算开口似的。
送走干爷，爷爷也是一场大病。父亲跪在炕头哭着劝了几天，才开始吃喝。但爷爷的身体刚一好转就开始拆房子。
拆下来的椽子黑得发亮，摞了大半院。爷爷让我们一家人开始用刀片刮椽子。刮得很仔细。但刮去黑皮后，露出的部分依旧乌青着。刮了好几天才刮完。一根根抬到涝坝里去洗。爷爷自己洗，把我们洗过的他再洗几遍。
然后就分好几趟，把这些椽子装在架子车上，一车车拉到县上去，交给干爷的小老婆。
这些事情我曾经写过一次，总觉意犹未尽，这里再写一次，实在也写不出什么新东西来，就算是对老人们的又一次缅怀吧。
不太愿意讲的是，后来，干爷的五个儿子里，竟有三个曾屡次找父亲和叔叔借过钱。与富甲一方的干爷相比，他们现在的日子基本上都不怎么样，有一个还在街面上为人补鞋度日，和各种各样的鞋打交道的手看起来真是令人感慨。听说时不时还去卖血。另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终生没有婚嫁，没有结婚的是最小的儿子，年纪轻轻就修起了胡子，留起长发，胡子和头发连在一起，几乎将脸遮掩得没有了。在自家院子里盖了一间修道室，很少出来一次。后来突然宣布说，干爷其实并没有去世，是活着被埋掉的，屡屡要去打开坟墓看一看。一家人在这件事上就把他守得很紧。忽然一天就来和父亲借钱，很诡秘地向父亲笑着。另有两个也来借钱。往往都是借而不还。宣布说，当时爷爷不知拿了干爷多少钱。弄得父亲和叔叔很不高兴，但查对无门，两个知情人都不活在世上了。
不是还有小干奶奶吗？就是干爷的小老婆。
听说她也是极少出门，在一边提心吊胆、日复一日地守着未嫁的女儿和一个装神弄鬼的儿子。
父亲不好意思去问，就让叔叔去了。叔叔就问干奶奶，爷爷欠没欠着干爷的钱？如果欠着，那么是多少，还清了没有，如果没有还清，那么还欠多少。
干奶奶的牙掉得不余几颗了，说话总是漏风，但还是很明确地说，她知道的只是，干爷和爷爷一天哭着说了色俩目，说不管谁欠谁的，这个色俩目一说，就都一笔勾销了，前世里是这个话，后世里也是这个话。照这么说，是没账了。
这话对父亲叔叔而言，总还是一个负担。但又不知该怎么做才是。
干奶奶活着时，父亲和叔叔逢年过节还去一趟，去了带一桶油一袋面什么的。干奶奶一无常，他们就不再去了。
交往了几十年的两家人就落得这样一个结果。
后辈是绝少联系了，干爷的几个儿子因为借过父亲和叔叔的钱，偶尔在街上见了，还不等父亲叔叔问候出一声，他们就见鬼一样匆匆躲开了。
四十房土蜂
1960年至1965年，我家养过一段土蜂。最鼎盛的时候，达到近四十窝。一年可以割到五六百斤蜂蜜。
土蜂是一种比较于洋蜂的叫法。洋蜂逐花而居，饲养起来要更精心些。洋蜂的好处是产蜜多，成蜜快，一般一月可摇一次，这样一年下来，一箱蜂可摇十二次蜜。土蜂一年却只能割蜜一次。但土蜂的蜜要比洋蜂好吃许多。
不知为着一个什么由头，我家养起土蜂来。刚开始只养了两三窝。我们这里的乡俗，过什么宗教节日或纪想老人的时候，会请阿訇满拉来。家里光阴紧，宰不起羊，就烙点烫面油香，消几碟蜂蜜，算是上品的招待物了，大家都喜欢吃的。
那时候我的祖太太，太太都还活着。祖太太近一百岁了，一床被子补补缝缝，盖了近八十年，一个人把手来拎，拎不动的。问她多少岁，总是说八十几岁咧；刚刚吃过饭，问她吃饭了没有呢？委屈着说没吃，说谁给着吃呢。母亲怀我的时候，祖太太就用许多旧布片给我缝尿布。结果不等我生下来，她就眼睛一闭走了。但祖太太是很喜欢养蜂的。常常铺一个什么了坐在蜂房旁边，听蜂飞的声音。太太更是能干得很。她就爷爷这么一个儿子，而且早年自行离开太爷，携着爷爷从县城到娘家来，娘儿俩相依为命地过着。她疼爷爷是出了名的。连上房泥这样的事，她也不让爷爷干，自己房上房下地忙活着。家里的几十个蜂窝，都出于太太的手。要不是爷爷被捕去劳改，她还会多活一些日子的吧。
父亲说，土蜂这种东西，灵性得很。有些人家是越养越多，有些人家是越养越少。我家就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再由多到无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轮回下来，人会明白许多东西，但也似乎越发的不明白了。
我最喜欢听老人们讲蜂子分窝和割蜜的事。
先说分窝。
一般是到四五月份，天气是好得很，没有大雨大风，连阴天也不多，日头长时间足量地照着，各种野花庄稼花也都依序盛开着。这样的时候，突然的会看见蜂子在暖暖的日光中成群地飞出来。却和前去寻花采蜜的蜂子有所不同。它们总是围绕在近边嗡嗡地飞着。飞得乱麻麻的，飞得不可开交，似乎在激烈地商讨着去哪里却总是定不下来，傍暮时分，又飞回蜂房里去。第二天又出来，又是这样闹腾腾的不见结果的飞一天。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情绪激烈着乱糟糟的飞。终于一天，一只鹅冠博带与众相异的大蜂子隆重地飞出来，很快在院里的一根树杈上落定了，这时候就见大批的蜂子陆续地飞出来，飞到那树上去了。原来那先飞落树上的是新生的蜂王，众蜂子竞相落在它身边，密密叠叠地结成一大团，沉甸甸的有惊无险地吊在树杈上。树大分枝，这就算是蜂子在分窝了。像鸟类的领翅学飞一样，看来前几天幼蜂们是出来演习的，而且侦察好了落脚点，使蜂王一旦出窝，就不必再东飞西飞，顾左盼右，一径地飞到早已侦察好的位置上去。父亲一再感慨地说，看蜂子的迎来送往与井然有序，会觉得它们的治理能力与合作能力都是超过了人的。将要分窝的那一段时间，蜂房内表面上看去会比平日更噪闹更杂乱，会发现一些蜂子在欺负另一些蜂子，撕咬着，冲撞着，似要驱赶它们出来，父亲说，这是幼蜂已经长成，不可再坐享其成，老蜂子不客气地要赶它们自己去谋生了。这似乎是一个有些艰难的过程，一些幼蜂竟因此被狠狠地咬死了。
分出来的蜂子吊在树杈上，像无数频频眨动的复眼或刚刚从水里捞出的鱼子。它们刚刚从一个整体里飞出，竟如此迅疾地又形成了一个完备和谐的整体，看它们那种挤挤挨挨，簇簇拥拥的样子，是很难把它们再驱散开来的。另一些蜂子围绕着这蜂团不即不离地飞，它们一定另有使命和任务的。蜂房里飞出了那么多幼蜂，一时显出些许寂寞来，但照旧很忙碌。蜂房的底部总有着为数不少的死蜂子，有的业已枯槁，有的翅碎腿折，只余了局部。它们这样子似乎一点也不影响那些还活着飞来飞去的蜂子。
新的蜂房收拾好了，要把树杈上的蜂团收拢下来了。
这样的时候，天高气清，日光和暖，在阵阵的蜂鸣声里，总是让人能觉到一种特别的气氛，喜庆、祥和而又似一个梦幻。
常常是父亲上树去收蜂子，偶尔太太也拐了小脚上树去。真是不可想象，一个七十多岁的小脚老奶奶，是怎么爬上树去的呢？
不能白手上树，得拿一个小背斗，背斗里面和边边沿沿，涂上一些蜜，然后倒拿在蜂团的一边，一边用一束青草轻轻挥动着，一边喊着：“蜂王——上斗，白雨过来了——，蜂王——上斗，白雨过来了——”
就这样一遍遍不厌其烦，津津有味地喊着，喊得一大团云朵在天上分裂成了碎片，喊得风倦倦地拂动着树叶，似乎是在登高望着一个神往的远方，在深情地呼唤着一个丢失在荒野终古的魂灵。
我后来听人骑在树杈上这样呼唤过，想起来真是要叫人落下泪来。
白雨是什么？白雨就是暴雨，暴雨一过来，凭翅飞动的蜂子自是没有好果子吃的。这是在吓唬蜂子们尤其蜂王。
但蜂子们听得懂这呼唤吗？
因为常常是天清气爽，倒使人觉得从收蜂人口里出来的白雨并非暴雨，而是一种宽阔的光线，或者就是光雨吧。
一些蜂子飞入背斗里去吃蜜，但因为蜂王没有入斗，它们总是吃饱了肚子再飞出来。
在一切蜂子里，蜂王似乎是最具耐心的，它似乎知道是在呼唤它，但总是一副我命由我，充耳不闻的样子。它似乎比一头大象还难说动。静静地趴着不动，像灵魂业已出窍，只余了一副躯壳那样。但突然间它就飞起来，它的翅翼要比普通的蜂子大一些，听到它飞动的声音有些重沉，在空间划一个弧，然后，像是瞄准了那样径直飞入倒置的背斗里去，蜂群立即也哄的一声飞散，一时节，收蜂人几乎被乱麻麻的蜂子遮蔽了，约十来分钟，就像小背斗里有一种吸力那样，将乱飞的蜂子一一吸纳进去，在背斗里结成摇摇欲坠的一团。这就算把又一窝子收入囊中了，算是从今儿个起又可以多一份收入和指望了。可以从树上下来了。当然，有时不免被蜂子刺几箭的，但养蜂人被蜂子刺几箭算什么呢？一直把幼蜂安置在新的蜂房里，给它们准备一些蜂蜜作为过渡应急之用，这才回去研碎几只红皮蒜，敷在叮伤处。心里的快乐与安慰几乎无法说给第二个人听。父亲讲，人有时候分家后又会合于一处，蜂子却从来不会这样，它们只会一窝一窝分下去，从来不走回头路。
但有时候一窝蜂会突然地分出两个蜂王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辅佐幼主吗？是垂帘听政吗？然而有两个蜂王的蜂群，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遂人意，产蜜也不多，有时候竟似乎连它们自己也不够吃。分出两个蜂王的事不常见，一旦有，家里人不会很高兴的。
分出两个王倒还不要紧，要紧甚而要命的是，有时倒是只飞出一个蜂王来，但这王却像是脑后有反骨的，像胸襟别具，另有识见，不再循规蹈矩，要我行我素，自作主张，于是漠然地飞过预期的树杈，带着满朝文武及庶民百姓，浩浩荡荡义无反顾地飞到远处去了。能飞多远？有时会飞得不知去向，有时会飞到邻村，但大多还是落户在了本村的某家。依村里人的说法，这便说明不是你的蜂子，不是你的财贝，眼睁睁看着叫飞远去，不要追，追也追不回来的，飞到谁家就是谁家的。这真是一桩令人惊诧和莫奈其何的事。数年间，我家的蜂子也曾不告而辞过，我们上下两家邻居家的蜂子，都是从我家飞过去的。其中一家后来越养越多，直到超过了我家，另一家却没能发达得起来。父亲说，人这个东西，心怪得很，见蜂王带着自家的蜂子飞走后，知道自己这里是没指望了，就盼着能飞到亲戚家里去，要不就飞到队长或者会计家里去，这样下来，也可算是无形中送了他们一份礼物。但蜂子却不作人想，一次却飞到哑巴家里去。哑巴的男人殁了，一大堆儿女，不知日子是咋过的。蜂子飞到哑巴家里使父亲不大痛快，对蜂子有些恨意了，觉得是吃了个哑巴亏。但哑巴却到我家来，口吐白沫指天画地说了老半天，意思是我家的蜂子，还是我家收回来吧。这自然是不能收回的。哑巴后来就给祖太太和太太各做了一双鞋送来，那时候哑巴的蜂子已经分成四窝了。真是啥人有个啥命呢，飞到哑巴家的蜂子，不知是什么品种，一年时间，竟频频由一窝分出四窝来。
我家蜂子最多的时节是1962年。
是年年末，爷爷被捕去劳改了，不久，奶奶去世，不久又是太太，祖太太觉得少者已逝，自己再活没什么意思了吧，就也眼睛一闭走了。短短几年，我家劳改一人，归真三人，家里的气氛也是大变，蜂子像是也有所感知，竟得了什么瘟疫一样一窝窝死起来。死起来是很快的，而且叫人束手无策，时间不长，响彻我家数年的蜂鸣声听不到了，只剩下四十来个空空的蜂房，像被盗的坟墓似的。
爷爷那些年暗暗地做生意，公家闻讯追捕得紧，爷爷常常是东躲西藏，公家也抓不住的。但一天蜂子却分了，在地窖里藏久了的爷爷出来看时，被村里的一个积极分子发现了，就这么被捕了去。
爷爷劳改回来后，那些空洞的蜂房使他落泪了。但是父亲却从一个蜂房里挖出三百块银圆和小半瓶黄金交给爷爷。原来我家是有积蓄的，那么艰难的日子里，父亲竟没有拿出来花掉，使爷爷为他的儿子哭起来。这些银圆和黄金挖出来的当天夜里，爷爷就让父亲给干爷送去了。这是一段闲话，这里略提一提，接下来说割蜜。
父亲说，白露过后，就开始割蜜。
并非每一房蜂都可以割蜜的，四十房蜂，可割蜜者一年不过十来房。这和年年留歇地是一个道理。
怎么割蜜呢？
选择一个主麻日（穆斯林称星期五为主麻日，视为吉日），向将要割蜜的蜂房里大口大口喷以清水，这样可使蜜蜂翅膀受潮，再飞也飞不动，只能在蜂片上盘桓。割蜜是有一把特制的小铲子的，一下一下铲下来，落到备好的塑料上或净布上，紧接着和泥那样，用铲子把割下来的蜜和蜂片悉数捣烂，翻来覆去搅和成泥状。
那些蜂子呢？
都和在里头了。
它们还活着嘛。
活着也和在里头了。
听起来真是毛骨悚然。
但是父亲说，一种性命一种归落，蜂子它命定就是这么个下场嘛。
然后是过滤蜜，用竹筛子过。蜜若太过黏稠，就在锅里热一热，这样过起来就方便了。这样的蜜叫熟蜜。但这样会使蜜变色，而且不如生蜜好吃。什么都是有用的，蜂片炼成蜡拿到采购站卖掉。蜜若想卖，也只有一个去向，那就是公家的采购站。一房蜂平均产蜜五六十斤，我家一年能产蜜五六百斤，亲戚朋友送一送，卖一卖，也就没有了，一斤五角钱，一年能卖个一二百块钱。父亲说，严冬，他像吃馍馍那样吃冻成硬块的生蜜。采购站把蜜还要过滤一次，滤出来的死蜂子在采购站堆成了小山，远远看去，像一种草，是颇易燃的，果然都一堆一堆烧掉了。
父亲说到蜂子，很是深情。他说见过比人勤苦的蜂子，没见过比蜂子勤苦的人。说有些蜂子长途跋涉，会到几十里外的花地里去采花，有一些蜂子，回来的时候，摇摇晃晃的，沉重得飞不动，细一看时，见它的两股缠满了花粉，连背上，翅膀下面也有花粉携带着。一些出门劳动的蜂子当天飞不回来，就在野地里过夜，第二天再飞回来。父亲说的白雨也真是有的，有时候，一场暴雨不期然地倾泻下来，花地里的蜂子和往返途中的蜂子就悉数遇难了。每一场白雨后，总有几间蜂房几乎要空出来。
衬衫
小时候，记得屋里的柁梁上有两样东西，都用白福绸包着，一样是一册《亥亭目》（《古兰经选章》），另一样是一件衬衫。夜里睡下，目光望上去，就能望见。
衬衫已经很旧了，记不得它的样式了，但总有着一种残存的香味和樟脑味。在我的记忆里，这衬衫可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那时候我们兄妹只要有一点头痛脑热，或者是夜里睡不着觉，哭，父亲就会躲在门背后的暗影里洗一个小净，然后从屋梁上取下一个布包来，默念着经文打开，是那件衬衫。父亲就握了它，口里念念有词地在我们的脸上身上擦来拂去。
父亲擦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哭了，闭着眼睛，挂着泪痕，默默地顺从地体味着这一古老的疗治和安慰方式，我们似乎与生俱来般知道这一时刻是不宜哭的。
衬衫微凉，轻轻擦过的时候，像一些香灰体贴而均匀地敷在了人的脸上，它里面散发出的那种滋味，给人一种既古奥莫测，又简单明了之感，淡同游丝，薄如蝉翼，一次次眷顾地袭来，不断地给人以面目的洁净与心的安静。
父亲往往要擦上很久，似乎这原本就是一个安详静谧，来不得半点喧哗和着急的事情。母亲自始至终坐在父亲边上默望着，像一个坐在崖边上的人俯望着深玄莫测的大海那样。
擦完，父亲就把衬衫包起来，重新放到屋梁上去，然后跪下来接杜瓦（祈祷仪式）。母亲也跪在父亲身边端了两手接杜瓦。这接杜瓦的时间也较平时要长些，似乎时间在这一刻漫长，富足了起来。然后父亲就会轻轻拍拍我们，说，再放心睡吧，一觉睡个大天亮。我们果然像船在静水上漂荡一样，不觉间就睡去了。睡得像一叶小舟那样在无际的海面上没有了影踪。有时候在父亲擦的过程中我们就睡去了。父亲还会继续擦拭上很久，像在不停地梳理我们的呼吸似的。直至我们睡深了，呼吸听起来均匀了，才轻轻地罢手。有时候父亲罢手时会禁不住把衬衫凑到嘴边吻一下。
记得父亲用衬衫擦完我们后，我们身上还会长久地缭绕着一种余味或余音，像夜风从水面上轻轻掠过后，兴起的涟漪久久不肯散去似的。我们似乎正是凭着这些余味或余音逐渐安静下来，缓缓睡去了的。
也许有人借这个衬衫而父亲却不愿借吧，也常常看到一些人抱着自己的孩子来，睡在我家的炕上，让父亲给他们擦一擦，然后就释然和满足地抱着孩子走了。也有大人来擦。然而更多的时候，受这衬衫擦拭的都是孩子。
在我们幼年的心里，哪怕父母去劳动了，门朝外锁着，屋子里黑洞洞空荡荡的，看门背后的缸孔黑森森的，看大腹的菜坛子把我们的脸映得一条蛇似的长，老鼠也从风匣或洞里出来，公然地在地上来去，钻到鞋子里吱吱叫，拱得鞋子一动一动，所有这些，都是准备着给我们以惊吓，叫我们恐惧的，但只要一抬头，看到衬衫包儿在屋梁上，我们就会安宁下来。在透窗而入的阳光里继续猫儿一般睡着，等父母回来。
这衬衫在我们的儿时究竟引动过我们怎样的联想，在我们的心灵里起过何等作用，都是难以言喻的。
不知有多少次听父亲说起这衬衫的来历。
是一个教门上的苦修者穿过的贴身衬衫。后来这苦修者不知因什么事触犯了公家，就被公家判了极刑，但是就在临刑的前一日，这个人却悄然地归真在号子里了。
几个跟随者趁着夜深人静，从公家手里偷回了他的遗体，悄悄地不露痕迹地把他埋掉了。
可是把他往回偷的时候，他脸上连个遮面的手巾也没有，咋办呢？没办法，几个人就只好用他的衬衫包着他的头，趁着鸡还没叫时抬了回来。
偷苦修者遗体的几个人里，有一个人是我的爷爷，也因此我家才有了这件衬衫。
后来便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家里有着这么一件不同寻常的衬衫了，这使父亲觉得殊为荣耀，但也日渐地觉到一种不安和压力。有一些人几乎当着父亲的面说，这衬衫是所有的追随者的，谁都可以看，谁都可以抚摸，凭啥只放在你家里呢？要说你们家是有功劳的，放这些年也算抵销了吧，神秘莫测地威胁父亲说，众人的东西，你一家占着不好，你要认真想这个事呢。
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日，父亲哭着把这件衬衫交给了苦修者的继承者。他接受的时候，真是极为难得，他一个出家的，淡漠于世事的人，竟然也落泪了。他的落泪使父亲突然地双手蒙面，号啕大哭。
但是过了十余年，到1998年，某一天夜里，那继承者专程来到我家，又把这衬衫交还给了父亲。一再嘱咐他守护好。他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父亲说，他觉得放在我家才是唯一合适的。而且让父亲放心，他不会把衬衫还回的事说出去。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的叔叔离我家不过二十米远，不知怎么知道了，来讨要，说这是老人传下来的，一个人独享是没道理的，后来又拿房子拿地啊等等的要来换。
父亲说，你以为存在我这里，就可以算是我的吗？我不过是个保管罢了。
叔叔说，那就让我做这个保管吧。
后来叔叔跟缠颇紧，父亲终于对他唯一的弟弟沉下脸说，啥事都可以商量，这事不要妄想。
年逾不惑的叔叔哭着走出我家的街门去了。
都怕叔叔一不做二不休，张扬出去。
但几年过去，这个担心似乎是无须有的了。
现在母亲专门做了一个锦囊盛装这件衬衫，装进去，轻轻拉一根线，锦囊的口儿就会自行收紧起来，像捏合了一只饺子。
但是不敢再放到屋梁上了。
不知道父母亲悄悄地藏在了哪里。
信件
可不是一封信两封信，而是有近百封之多。
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信，而是整整十年间的信。
是一个农民父亲和农民儿子之间的通信，是一个大墙内的老人与一个生活窘迫的年轻人之间的通信。
还说这些做什么，信早就一封也不见了。
爷爷在银川劳改期间，每月都要和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互通一信，无非是了解些情况，做一些安慰，说一些鼓励的话。爷爷劳改期满回来时，将父亲10年间写给他的信一封不落地带了回来。至于爷爷写给父亲的信，父亲更是当作宝贝一样收着。爷爷回来后，分在两处的百余封信就汇集到了一处。
记得是捆成了好几沓子，锁在磨房的一个小小的旧木箱里。好像爷爷父亲他们再没有翻阅过这些信件。大概是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将这些信翻出来，读过其中的内容没有呢？一点记忆也没有了。那时候纸张是不多的，玩具也是不多的，就用其中的一些信叠了纸飞机玩（真是要埋怨爷爷和父亲，当初怎么不制止我们呢？），后来上了初中，记得又翻出这些信来，量依然是很大的，似乎还是没有读过信上的内容，也许无所用心，磕磕巴巴地读过，但因为少不更事，或者是觉得与己无关，竟一点印象也没有。那一次翻出这些信来，是剪信封上的邮票，以及信纸上的尾花，剪了许多，花花绿绿的一大片。把信再装入信封里去时，就能直接看到里面的信了，就像裤子破了一个洞，能看到里面的裤头一样，而且连这裤头也被剪得犬牙差互，缺胳膊少腿，实际上已成了一堆鸡毛，但文字大体上还在的。
现在想起自己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剪这个剪那个，真是一种惊心动魄，不堪回首的感觉。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祸根，一个不祥之物，一个败家子，也会一再地埋怨甚至痛恨家人，为什么看到我剪这些信不大吃一惊呢？为什么不上来给我一巴掌，一把抢夺过我手里的剪子呢？
整整十年的经历与心情啊，整整十年的倾诉与思念，安慰与鼓励，整整十年之间的不说不行欲说还休啊。显然，对于这些陈年往事，对于自己的这些真正和着泪水和血的文字，爷爷父亲他们是不很重视的。
我剪下那些邮票和尾花做了书签。语文书、数学书、政治书、英语书里都夹满了这样的书签。当时孩子们还时兴做一种“风转”，就是用几个同样大小的纸片粘成一个菊花状，接在一根竹竿或木杆上，前面再插一根针，针上扎一只羊粪蛋，这样，迎着风跑，纸片就会旋转起来，像一朵花迅速而又不歇地盛开着。再没有用邮票和信纸上的尾花更适宜做“风转”的了，它们大小相当，五颜六色，迎风旋转开来，实在是很好看的。
和那只银牌一样，“书签”和“风转”成了我对那些信的最后的记忆，后来，我就再没见过它们了。那个小木箱竟然还在的，打开来，有着浓烈的陈年旧货的味道，里面自是不会空着，自是装着一些乱七八糟，派不上用场的东西，但是那些信，却一封也不见了。这一种不见的现实简直叫人有一种莫名的惧怕和绝望。
连我自己也没有料到我后来会成为一个写作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心里像是被什么鸟狠狠啄了几下，猛地想起这些信来。在我，这是多么珍贵的一笔财富。1963年到1973年，在中国是不寻常的10年，我的爷爷和父亲之间都说了一些什么，而且絮絮叨叨竟是一说十年；爷爷完全没上过学，爷爷去劳改后，上学只半年的父亲也被迫辍学了，我不知道一天学也不曾上过的爷爷和他只上了半年学的儿子是怎么样用文字交流的，不可想象，那都是怎样的一些文字啊；那也是我家至为艰难的10年，老人一个个没有了，家里只是一伙孩子，爷爷刚刚去劳改的时候，家里最为年长的孩子是我父亲，才12岁。那么，爷爷和父亲的信里难道都是一些痛苦与呻吟，抱怨与绝望吗？有一年，我家连着殁了几个老人，爷爷在劳改队得到这个音信时，精神上受不住了，几至于崩溃。但是听父亲说，这一噩耗并不是他写信告诉给爷爷的，他一直瞒着，爷爷从别的犯人的信里得到消息，写信来问，纸里包不住火他才说了。那么，家中连连殁老人的那段时间，父亲给爷爷的信是怎么写的呢？
我太想看到这些信了。
但是，都没有了，一封都没有了。
有时候见我说起这事，显得痛切，父亲像是要给我一个解答似的淡淡地说，一定是你妈剪了鞋样子了。
母亲不识字，她望着半空里，有些茫然地做回忆状，年复一年，母亲是剪了不少鞋样子，但是否用那些信纸剪的，看来她还不能确定。
银牌
是非常精美的一个银牌，镂空雕微，状如花瓣，在四周靠着边缘的花瓣上，依序连缀着小巧逼真的十八般兵器。
母亲说这银牌是祖太太给她的。我小时候佩戴过，只在世上活了一百天的弟弟佩戴过，近一段时间因遭车祸，死里逃生的妹妹也佩戴过。
除了这副银牌，小时候，我还见过一只小银锁。后来二姑姑出嫁时带去了，我在几个表弟表妹的后背里都见过它。
不知什么原因，有好长一段时间，这只银牌都在我手里。曾被同伴偷去过，也曾换过同伴们的什么玩具，但后来不知怎么的，这银牌又总是不觉地回到我手里。
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它还在我身上的，同桌是一个小女孩，侧着看去，唇上有着淡淡一抹绒毛，嫩杏子似的，她常常会把嘴噘一噘，像是在吹前面不远处的一只蒲公英。我糊里糊涂就把银牌借给她玩，她也偷偷将一些红枣给我，说是她们自家树上的。她把我的银牌拿去耍了很久，我都担心她是否不打算还我了，又不好张口去讨。心里急煎煎乱糟糟的，真后悔吃她的那些枣子了。但一天学校里包电影，电影演了老半天时，她突然把银牌悄悄递给了我，虽然看不大清，但一着手我就知道是什么，心里强烈地一喜，倒似乎她给了我一个什么，倒觉得似乎欠了她一个什么。但后来看清了时，才发现少了一样兵器，正是关公的青龙偃月刀。我的心里真是又难过又不舒服。再见到她时，她明显是有些不好意思，我也没有就此问过她。青龙偃月刀的系环儿犹在，系扣儿开得有些大了，定是从这里漏出去的。想来也怪她不得。后来初中毕业典礼上，我们坐在一起，她说起这事来。说早就想还我的，只是拿到银牌的头一天，真是倒霉透顶，一看，丢了一样兵器，她还毫无指望地找了好久呢。结果不好还我，就拖了那么久。但她的不慎也给了我提醒，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就把其他的系扣不时捏一捏紧，而且常常会检查它们少了没有。她那样给我讲的时候，并没有看我，而是低下眼帘去，望着自己的手。她的一只手背上用墨水涂着一个梅花状的花饰，她边说，边用手指轻轻摁着那朵梅花，一个花瓣一个花瓣摁着。她的脸蛋有些红，而且感觉暖暖的。我当时真有一种冲动，想把那个银牌送给她。
后来，到高中，大概是高一，去新华书店买书，里面一个威武的店员叫何老五，天津人，在林建三师当过多年兵，有一身武功，逢年过节，常常在体育馆展示一通气功，或者是领着一个社火队，他在最前面走着，边走边把一副流星锤舞得密不透风。后来他不知怎么又成了新华书店的店员。非常精神地在柜台后面来去着，热情而又豪气地招呼着每一个顾客。
不知怎么一来，让他看到了我的银牌，立即流露出极感兴趣的样子，在柜台上俯下身来，恳切地问我，可否五十块钱卖给他。当时做民办教师的父亲，工资也就三十块左右。
我心慌意乱地出了店门。
他从门里出来，望着我远去，但是并没有再喊我。
这就是我关于银牌的最后记忆了。
后来，莫名其妙的，银牌就不在我身边了。我也并不记得我拿它给过谁。问母亲，妹妹，都被问出很茫然的样子来。
人一生大概如同这样，会丢许多东西的吧，譬如一支钢笔，一副眼镜，一块表等等，曾经拥有，关于它们丢失的细节却毫无记忆可寻。
倒似乎是它们趁你不备，自行悄悄离开了一样。
那么，丢就丢了吧。
但二姑的小银锁还在，现在佩戴在一个表弟的孩子身上，看到它，总是禁不住要想起这块银牌来，于是便怎么劝自己也不能释然，而且会生出一种难述的惆怅与茫然来。
古董
有古董的人家是什么人家？
我家，据说，七八十年前好过一阵子。在县城里有过几百亩土地的。爷爷活着的时候，若去县城，必指着两边的土地说，哪些哪些都曾经是咱们的地。我的一个姑太太，真是略略有着一点子大户人家的风范，说话总是高声足气的。说什么呢？说我家那时候雇着多少多少人拔麦子，说核桃装满一长口袋，立在门后面，想吃就吃，吃得人尻子里流油呢。说光阴败就败在我太爷手里了。归结说，有一个挣光阴的，那么必然，就有一个败光阴的，光阴挣下了就是要败掉，不然事情不得完全。
姑太太活了八十多岁，大概是有过十来年好日子，后来的近七十年都是苦得说不成，仅守寡就守了有五十年之久。但后来的这七十年，却总是忘不了说吃核桃与尻子里流油的话，给人一种虎死威不倒的气势。
曾经也为姑太太的话感慨过向往过。但现在觉得只是有一长口袋核桃的大户人家，其实也没什么的。
而且家里也没什么特别的古董。
说是没有，实际也有着一两件的。
我小时候，记忆最深的是家里有一对铜香炉，式样相似，只是大小不一。小的可以很吻合地套入大的里面，这样看起来便似一只。连小的拿起来也沉甸甸的，比看上去要重许多。常常是两只香炉里都各有一炷香在持久地缅怀什么一样吐着轻烟。另有一个做工简朴大方的紫红木盒，上面端立着两只木狮子，也是紫红色，二狮探爪卷尾，摆头相顾，看不出是要亲热还是在仇视。
这些东西总是在桌面上近于堂皇和庄严地摆着，似乎不可轻易染指似的。母亲她们每天清扫屋里时，总是要擦擦它们。
在我们的生活里，它们毫不声张也似乎没什么大的作用那样陪伴了我们许多年。不知什么时候，那只大铜香炉没有了，直到去年我才突然问起大铜香炉的去向，父亲说早卖掉了，摇着头说，卖了十三块钱。
我心痛得直磨牙。
问卖给谁了。想去重新买回来。但父亲阻止我这样干，我也只是说说而已，而且他虽然买了去，未必现在还在他家里。铜啊铁啊，甚至木头制成的东西，人是很难与它们相始终的。
而且日子过得多么疏忽，把大铜香炉卖给别人的印象，一点子也没有。
后来到父亲叔叔分家的时候，大件都分出来了，剩了这些零碎，父亲根本不以为意，让叔叔一概拿去。母亲顺手牵羊，把那只小铜香炉拿回我家来，如今，朝朝暮暮，父母都跪在一面小木桌后，桌上就是这只小铜香炉，香炉里一炷香孤高地立着，慢慢地，像被岁月消耗着那样，悄无声息地矮下去。说不清这香炉里点过多少香了。说不清点过的香都起过什么作用。
懵懂无知，对古董一类向来不感兴趣的，后来单位领导颇好此调，上行下效，大家也都装模作样地喜欢起来。也就真的越来越喜欢了。我就到叔叔家去，围着那一对木狮子端详个不休，心里也躁躁的，真想痛下狠心，窝藏在衣襟下拿来。要是和叔叔讨要，他会给的吧。
觉得这个贪心一生，真是很可怕很叫人不安的。
好在那对木狮子如今还在叔叔家里。
县上有一古董大户，来往间成了心照不宣的朋友。这人文化程度不高，但见千剑而后识器，俨然已为一方古董专家矣，在《中国文物报》常有鉴赏文章发表。一次就拿出鸟舌似的一小片玉来，允许我们摸，摸过的无不说好，问怎么好，就答不上来了。他说，他的一个体会是，比摸女娃娃的奶头都感觉好。他这一说，大家又摸，果然是越摸越神妙，越摸越不可言说。
当下有人出五千元，没能买来。
后来我的一个老师闻讯要买，出价到一万元，人家只是笑而不答。最后交底说，不卖，钱多钱少不卖，玉和人是有缘分的，他和这玉的缘分真是太深了，叫说说怎么个深法，又是深意存焉那样笑而不答。
就对玉有些意思了。
一个没多少钱的人有意思能怎么样呢？还不如没意思的好。
一天就说起了玉，说得几个人的下巴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脱臼似的垮下来。叔叔也在其中的。忽然说他也有一块玉，拿出来让我们给瞅瞅好坏。很快就拿了来。是一只玉猴，造型调皮，颇足传神。另有一个玉坠，是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我惊得说不出话。叔叔说，这块玉，少说一百年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祖太太的陪嫁物，姑太太出嫁时，祖太太又把这赠给了她。前几年，姑太太归真前，叔叔去看望，姑太太就拿出这块玉来，说，这是娘家的东西，终了应归还娘家，就给叔叔了，另外还有一个银灯盏。叔叔说得我们心思暧昧又杂乱，无形中对父亲不满起来，你是长子，为什么家里的东西总是不归你呢？
接下来叔叔的一个打算使我心潮迭起，却一时不知怎么做才是。
叔叔有三个儿子，其中次子学习不错，品性也好，颇得叔叔青睐。叔叔说，如果我能把我这个弟弟弄进银川一中，那么，这块玉，就可以是我的了，而且我现在就可以不还他。
我自然是当下就把玉猴还给了叔叔。
我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况且为此得叔叔的玉猴，该是多么难堪。
我干干地笑着说，你这块玉，手感不好。
我这样说，就便于叔叔接过玉猴去。他诧异地翻弄着玉猴，似乎重新在对它进行鉴定似的。
其实这玉猴不错，与我们常见的有些不同，据那个人面狮身的玉坠看，有可能还是个外国猴呢，加上我们是穆斯林这一原因，这一玉猴来自于古埃及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时候叔叔从玉猴上抬起头来，他竟显得有些沮丧，突然对我说，还是那个话，要是把你弟……那么，那一对红木狮子……
我的头一下子大起来，像被人揭了一个老底似的。原来我对木狮子的心有叵测早被叔叔看在眼里了。
不要不要，我啥都不要，我有些慌张地说，我要它们干啥嘛，又不能当吃，又不能当穿。说这些话时的言不由衷连我自己也听得出来。
那天夜里，父亲对我说，爷爷劳改时期，他还卖过一个铜镜的，卖的时候也心疼，但卖了也就卖了，这些年也并不觉得少什么。
我突然敬畏地觉得，这样一些买和卖的话，对我的心灵是有大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