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摩斯巴恩[2]

奥姆法洛斯

我想以念出希腊单词“奥姆法洛斯”开始，其意思是肚脐，因而也是标志世界的中心的石头；然后反复念它，奥姆法洛斯，奥姆法洛斯，奥姆法洛斯……直到它那迟钝而下降的音乐变成某个人在我们后门外的水泵边泵水的音乐。这是20世纪40年代初的德里郡。美国轰炸机发出低沉的嗡嗡声，朝着图姆布里奇的小型机场飞去，美军在路边的田野里演练，但那次伟大的历史行动并没有干扰院子里的节奏。在那儿，水泵耸立着，一个体形优美的铁偶像，长着口鼻，戴着头盔，饰以一根弧形柄，漆成墨绿色，架在水泥基座上，标志着另一个世界的中心。有五户人家在这里打水。妇女来来去去，来时在空瓷釉桶之间窸窣作响，去时步履平稳，被沉默的水压弯了腰背。在那些漫长的早春黄昏，马匹回家就朝着它走去，一口气喝掉一桶，然后是另一桶，男人则不断地泵水，柱塞一上一下地活动着，奥姆法洛斯，奥姆法洛斯，奥姆法洛斯。

我不知道当我迷失在屋后田野的豌豆条播沟里时我有几岁大，但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半梦状态，而我是如此经常地听人说起它，以至我怀疑这是我的想象。然而，如今我是如此长期而经常地想象它，以至我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绿色网状物，一个由有纹理的光构成的大网膜，一团由棍棒和豆荚、叶柄和卷须构成的纠结，充满怡人的泥土和叶子的味道，一个阳光照射的藏匿处。我坐着，仿佛刚从冬眠中醒来，渐渐意识到各种愈来愈近的声音，在呼唤着我，而我则莫名其妙地哭起来。

所有的孩子都想窝在他们的秘密巢穴里。我喜欢我们小巷口一棵山毛榉的树杈，屋前一道黄杨树篱的茂密灌木丛，牛棚阴僻角落里柔软、塌下的干草堆；但我尤其喜欢待在晒谷场尽头一棵老柳树的喉部。那是一棵空心树，长满多瘤、蔓延的根须，一层柔软、快要脱落的树皮，以及多髓的内部。它的口部如同马轭上油滑而坚固的孔眼，当你缩着身挤进去后，你便进入一种不同生命的中心，眺望外面熟悉的院子，那院子仿佛突然间处于一道陌生的窗玻璃背后。在你头上，是这棵活生生的树在繁茂生长和呼吸，你用肩膀顶着微颤的树干，而如果你把额头靠在粗糙的木髓上，你便感到整个柔软和低语着的柳树冠在你上面的天空中晃动。在那个紧窄的豁口里，你感到光和树枝的拥抱，你是一个小阿特拉斯在用肩膀顶着它，一个小塞努诺斯[3]在支撑着一个鹿角世界。

世界变大。摩斯巴恩，这个最初的地方，也在拓宽。那里有我们所称的“走沙路”，那是一条位于古老树篱之间的沙径，从大路岔开，伸进去，先是蜿蜒于田野间，然后是穿过一小块沼泽地，通往一座偏远的农舍。那是一个柔滑、芬芳的世界，在最初几百码内，你是足够安全的。小径两边是覆盖着金雀花和羊齿草的土堤，点缀着苔藓和报春花。金雀花背后，在丰盛的草丛中，牛群安详地嚼着。兔子偶尔会从隐蔽处蹿出来，跑在你面前，扬起一阵干燥的沙粒。还有鹪鹩和金翅雀。但是，茂盛而轮廓明确的田野渐渐让位给凹凸不平的沼泽地。桦树露出苍白的胫骨，立在沼泽中。羊齿草在你头顶上茂密起来。古老叶子的扭打使你神经紧张，每次经过獾洞你都得壮起胆，那是长满杂草的壕沟里一个由新土形成的伤口，老獾就从那里钻进地下。在獾洞周围，是一个危险力量的场地。那是鬼怪的领域。我们听说有一个神秘男子在这里的沼泽边缘地带出没，我们谈论“擒人螈”和“苔巫”，它们都是未经任何博物学家归类的生物，但依然是真实存在的。无论如何，什么是“苔巫”呢，如果不是这个词本身柔软、邪恶的发声，一个由突然下坠的咝音构成的女妖，引诱你出来，走向布满无辜的青草、流沙和泥潭的沼泽池？它们全都在那里，在一片被桦树遮蔽的围裙似的低地上铺开，朝着贝格湖的两岸散去。

那是苔沼，一块禁地。两个家庭住在苔沼中央，此外尚有一个隐士，叫作汤姆·蒂平，我们从未见过他，但是在早晨前往学校的途中，我们看到他的炊烟从一簇树林里升起，于是各自念着他的名字，直到它成为神秘男人、树篱中突如其来的疾跑声和深草中窸窣的脚步声的同义词。

直到今天，看到绿色潮湿的角落、水浸的荒地、柔软而多灯芯草的低洼地，或任何令人想起积水地面和苔原植被的地方，甚至从汽车或火车上的一瞥，都会有一种直接而深切的宁静的吸引力。仿佛我与它们定了亲，而我相信我的定亲发生在一个夏天黄昏，在三十年前，那时另一个男孩和我脱光衣服，露出白皙的乡村皮肤，浸泡在一个苔穴里，踏着肥厚的烂泥，搅乱底部一团烟青色的腐殖土，然后爬出来，浑身脏兮兮、黑不溜秋的，沾满杂草。我们重新穿好，裹着一身湿衣服回家，散发着腐殖土和死水塘的味道，有点像受了启蒙。

苔沼以外，铺展着贝格湖狭窄的流域，在贝格湖中央是教堂岛，塔尖从岛上的紫杉树中伸出来。这是当地的圣所。他们说，一千五百年前圣帕特里克曾在那里斋戒和祈祷。古老的墓园长着齐肩高的绣线菊和牛芹，周围高高耸立着茂密、不受干扰的紫杉树，而不知怎的，这些紫杉树激起了我对阿金库尔和克雷西的兴趣，因为我知道，那里英国弓箭手的弓也是用紫杉木做的。至于我的弓，是勉强用堆草场一带树篱中的梣树枝或柳树枝削成的，但即便如此，从教堂岛那座寂静的墓园区砍下一根树枝，也会构成一种连想都不敢想的危险的侵犯。

如果贝格湖标志着想象力的筑巢地的一个范围，则斯利夫加隆就标志着另一个。斯利夫加隆是一座小山，位于相反的方向，可以展望牧场和耕地和远方莫约拉公园的树林，展望果林山和后园和道森堡。这一边的乡村，是有人烟的、社群的一边，是圆锥形干草堆和玉米禾束堆的土地，篱笆和大门的土地，小巷尽头放着牛奶罐，大门柱上贴着拍卖告示。从农场到农场，都有狗在吠。路边小屋张着口，塞满饲料。道路背后也即道路另一边，是铁路，而持续不断地高悬在上空的噪音，则是道森堡站的沉重火车头正在转轨。

当这个场面浮现在脑海，我便能够感觉到空气，感觉到欣跃和光。光在莫约拉河的浅水域上舞蹈，在淡灰绿色旋涡的涡流上变换。光也在小山上变换着，小山屹立如情绪晴雨表，一会儿蓝色而朦胧，一会儿绿色而逼近。光游动在远方马拉费尔特的塔尖上空。光在果林山的风铃草间吐泡沫。在这空气的欣跃中，也回荡着丰沛的音乐。夏天黄昏传来田野间一座布道会堂赞美诗的歌声那热烈而悲伤的旋律。山楂树花盛开，接骨木花柔软的白色圣餐盘忧郁地悬挂在树篱里。要不就是奥兰治会的笃笃鼓声从奥赫里姆山传来，使你的心野兔似的警惕和戒备起来。

因为如果说这是社群的乡村，它同样也是分裂的王国。如同野兔的脚呈弧形越过牧场，在成熟谷物下的柔软密草间打通一条隧洞，教派对立和归属的路线也沿着土地的边界划分。这一边的乡村以其田野和小镇的名字，以这些名字的苏格兰语和爱尔兰语及英语词源学的混杂，而令人想起其拥有者的历史。布罗亚赫、朗格里格斯、钟山；布赖恩的田野、圆草地、领地：每一个名字都是对每一英亩地的某种示爱。像这样说出这些名字就是使这些地方拉开距离，把这些地方变成华兹华斯所称的心灵风景。它们根深蒂固，如同某种笔迹，难以消除地写入神经系统。

我永远记得在我们的花园里挖掘黑土并在表面下一英尺处找到一层白沙时的快乐。我同样记得，男人们走来，把水泵轴插进去挖掘，穿过那层沙，钻入富饶的青铜色碎石层，很快便冒出泉水。那个水泵标志着一次原初的下探，探入泥土、沙、碎石、水。它成为想象力的中心，并为想象力立下界标，把想象力的基础变成奥姆法洛斯本身的基础。因此我觉得，一个古老的迷信对这种追求事物地下方面也即神秘方面的努力表示认可，是完全恰当的。这是一个与希尼家族名字相关的迷信。在盖尔时代，希尼家族参与德里主教辖区的教会事务，并拥有德里郡以北的巴纳赫一个修道院址的某种管理权。我们有一位祖先圣穆雷达奇·奥黑尼与巴纳那座古老的教堂有联系；此外，还有一个说法，认为从巴纳赫地下挖出的沙，具有仁慈甚至神奇的功效——如果沙是由一个有希尼家族名字的人从该地点挖出来的话。在一个要上法庭的人身后掷一把某位希尼挖出来的沙，他就会打赢官司。在你的球队要上球场打球时朝他们身后掷一把沙，球队也会赢得比赛。

阅读

当我在临近1945年年底开始学习阅读时，家里最重要的书是定量配给票簿——粉红色的衣服券和用于购买糖果和食品杂货的绿色“分数”。没读多少东西，除了《爱尔兰周报》的讣告栏和《北方宪法报》的拍卖页。“德鲁马尼镇已故的约翰·詹姆斯·哈尔弗蒂的后人的代表指示我……”父亲躺在沙发上，以一种正式的语调和某种焕发的精神，重复念出可耕种土地和草地的英亩、路得和杆[4]。

在一个书架上，在屏风背后，并且反正也高得够不着，有四五本破旧的书，很可能属于我的姑姑苏珊，那是她当年在奥兰治学院念书时用过的，但它们对我而言依然是合着的书。我对我自己主动阅读的最初记忆，属于那种孤立的记忆，一个没有来龙去脉却将永远伴随我的时刻。那是一本来自学校图书馆的书——图书馆是一个有挂锁的单间，开放与否多少有点像恩惠。书中讲述戴软木头盔的探险者和“野蛮人”，还有描绘独木舟在丛林深处一条河流上作战的插图。油灯亮着，一个叫作休·巴茨的邻居打断我：“伙计们，啊，伙计们！这个谢默斯老弟可真是个大学者。你在埋头读什么书啊，孩子？”而我父亲从那一刻起，大概也在竭力搜索一句恰当的话来挑剔我，终于说：“这会儿他还太差，比得上帕特·麦古金。”帕特·麦古金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农民单身汉——我们的一个表兄——据说他每次拿起一本书，就要烤焦他的烤饼，像阿尔烈德大王。多年后，当《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出版时，家里最大的表扬是“上帝知道帕特会很享受它”。

当然，总有一些诸如《远东》和《信使》这样的宗教杂志。《远东》儿童天地栏里的普德西·赖恩是成年人心目中幽默天赋的楷模，但是哪怕在当时，我就已觉得他拼错字的频率有点儿太高了。《公子哥儿》和《欢宴》里的猫咪科尔基和鸵鸟大埃戈的鲜艳色彩就要好得多。这些漫画杂志的头版打开了见识各种人物的神奇窗扉，并且可能构成了虚构作品对我的最初吸引力，里面的人物包括绝望达恩、傲慢大人、饥饿贺拉斯、钥匙孔凯特、喷嚏人朱利叶斯和吉米及其神奇补丁。我们在学校里传阅这些漫画杂志，它们常常破旧不堪，但母亲时不时会从道森堡给我买本新的，连一道褶皱也没有，鲜明的颜色闪耀着，应允着即将到来的兴奋。偶尔也会有一本来自附近美国空军基地的美国漫画，从头至尾都是彩色的，漫画中的人物小阿布纳、费迪南德和金发美女布隆迪讲着一种哪怕帕特·麦古金也不懂的语言。

我家里对买新漫画有一种抗拒，不是因为够不上高雅教育，而是因为两种态度的混合：它们华而不实，而且毕竟得寸进尺，也即如果你让它们进屋，下一步就是《帝国新闻》《汤姆森周报》《趣闻》和《世界新闻》[5]。不过，我最终还是说服母亲订阅《战士》，这是一份各方面都更高级的漫画，有一个“比格勒斯再次飞行”[6]式的人物，叫作石拳罗根，以及生姜纳特（用南德里的话说，就是“得头奖的男孩”）和侦探科尔温贝·戴恩。有了《战士》，我便进入以物易物的市场，交换《流浪者》《急性子》《巫师》和旧英国报业能提供的任何其他低级书刊。我浏览所有那些“ain't”（不是）、“cor”（老天爷）、“yoick”（唷呃，呼唤猎犬追捕猎物的催促声）和“blimey”（哎呀）[7]，然后满足地翻过去。

那么，面对所有这一切，兔子基蒂[8]还有什么机会？《我们的少年》故事杂志能定期看到，它可以说是文化解毒剂，并得到一般家庭的正式支持，健康如冬天早晨的一名天主教平信徒，也是通往《爱尔兰自己》的第一步。文化削弱！我更喜欢生姜纳特的嘲弄、低年级学生史密斯的鬼把戏、长袍的嗖嗖声、学士帽和校长的书房，而不是跻身法冠[9]中间的墨菲的家常劳累。直到接触了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卡瓦纳的《大饥饿》，我才克服了那种投降。

然而，我的第一次文学震颤，却是发生在自己的地盘。学校有一门爱尔兰历史课，实际上是阅读神话和传说。教科书用大号字排印，配有非常凯尔特化的插图，叙述爱尔兰故事，从丹努之子到诺曼侵略。我现在仍能看见布赖恩·博鲁像举起十字架那样举起剑，在克朗塔夫检阅军队。但真正富有想象力的标志是达格达的故事，那是一个由竖琴音乐和光构成的梦，在托里岛的黑暗堡垒上对抗并击败“邪眼”巴娄尔。库丘林和费迪亚也令人难忘，尤其是伤口刮着绿色灯芯草的意象和盔甲在浅水处碰击的意象。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让位给了瞎子皮尤和比尔·蓬斯、高个儿约翰和本·葛恩的情节剧[10]。我们在学校也读《金银岛》，而这也是我记忆中拥有和珍惜的第一本书的前奏：在某个圣诞节早晨，桌上摆着一本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诱拐》。自那天之后，我终生成为詹姆斯二世党人。我凭直觉就知道那个由用于惩罚的岩岛和红衣人构成的世界——我们的父老们的信仰的石印油画——已隐含于那个故事的风景中。直到今天，我的心也仍然会激动于故事的第一个句子：“我的历险故事开始于公元1751年6月某个早晨，我最后一次带着钥匙离开父亲的屋门……”

作为圣科勒姆学院的寄宿生，我也把莫里斯·沃尔什过了一遍——《黑雄鸡的羽毛》依然给我留下一种气氛，一种沼泽和树林的感觉——但它再次是一本具有最深刻的形象描写的教科书。当我在《洛纳·杜恩》[11]读到约翰·里德怎样把卡弗·杜恩手臂的肌肉剥下来，如同剥掉柑橘外皮之下的海绵层时，我已踏上了通往文学领悟之路了。不是说我没有被比格勒斯的帝国领域或威廉故事[12]的胡扯分神，而是说只有这些带着诗歌笔触的书我才能记得——所有这一切终于以最后一个暑假通宵读完托马斯·哈代的《还乡》而达到顶点。

我怀念小熊维尼。我记忆中未曾拥有过一本格林童话选或安徒生童话选。我是在大学里读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但这有什么关系？难道文尼·亨特不正是用他的泰山故事把我留在奇境里的吗：

“当泰山从树上跳下，

他震撼世界。”

文尼·亨特会这样跟我说，

在上学的途中。

已经有很多年了，我忘记

如此震撼又直白的话

还有可能像激荡的潮水

重新卷回来。[13]

诗韵

几个月前，我想起一首我们常常在上学途中说唱的打油诗。我现在知道它是关于受启蒙的，但在我沿着拉甘路慢吞吞前往阿纳霍里什学校的途中，它却是某种很好笑的东西：

“你的马铃薯干了吗？

它们适合挖了吗？”

“把你的锹插进去试试，”

脏脸麦圭根说。

我估计，当这些诗行烙在我的记忆中，我只有八九岁。它们构成某种诗歌，也许不是很体面，但在那群学生或“学者”（年纪较大的人老爱这样称呼我们）口中，它们却是生动活泼的。麦圭根可能是指一个年老而严厉的人物，叫作尼德·麦圭根，带着一根威胁人的黑刺李杖到处游走。他来自一个叫作巴利麦圭根的地区——简称圭根。他还出现在另一首打油诗里：

尼迪·麦圭根，

他撒尿，在圭根；

圭根酷热难熬，

所以他尿在壶里；

壶实在太高，

所以他尿在天空里；

灵魂下地狱吧，尼迪·麦圭根，

因为你实在尿得太高。

还有其他说唱，既有辱骂的，也有教派的，我们常常用它们来互相斗嘴：

上长梯下短绳，比利国王

见鬼去吧，上帝保佑教皇。

对此，回答是：

溅溅泼泼的圣水

每个天主教徒都洒

如果还不舒畅

我们就把他们劈成两半

并给他们尝尝

红、白、蓝。

对此，回答是：

红、白、蓝

应该被劈成两半

然后送给魔鬼

在两点半。

绿、白和黄

是个体面郎。

另一首完全胡诌的打油诗，至今依然令我愉悦：

去七月[14]九月一个美好的十月早晨

月亮厚厚地躺在地面上，泥巴在天空里照耀。

我搭上一辆电车过海，

我请售票员验票而他用一拳替我验眼。

我爱上一个爱尔兰姑娘，她给我唱一支爱尔兰舞曲，

她住在蒂珀雷里郡，离法国只有几英里。

她的屋子是圆屋子，屋前在屋后，

它孤单地立于另两座屋子之间，被刷得粉黑。

我们并没有被迫去背诵这些诗句。它们似乎只是从我们心中跃出，沿着舌头自发地漫游，以至我们的父母会说：“如果这是你的祈祷文，你才不会学得这么快。”

当然还有另一些我们被迫去背诵的诗。我现在才吃惊地发现，我十一岁的时候竟然就通过死记硬背滔滔不绝地朗诵大段大段的拜伦和济慈，直到充当我们校舍的半圆形活动小屋的锌皮屋顶（以前的学校在战时被腾出来当作临时小型机场）回荡着以下一知半解的壮丽诗句的洪亮声音：

夜里有一片狂欢的声音，

比利时首都当时已聚集了

她的美和她的骑士精神，

灯光把姣好的女人和勇敢的男人照亮。

一千颗心快乐地跳动；而当

音乐升起，撩人地荡漾……

我还能从头到尾背诵济慈的《秋风颂》，但当时唯一发光的句子是“苹果压弯长满苔藓的农家树”，因为我伯伯有一个小果园，老苹果树都裹着一层柔软的绿苔藓。我还对“叮人的小昆虫/在河流的浅水处哀鸣”感到小小的满足，如果换作是“蠓虫”在“童子军”中哀鸣，那就完美了。

文学语言，也即来自英国诗歌经典著作的文雅表达，是某种强迫进食。它无法通过反映我们的经验而使我们愉悦，它无法以正式和出人意表的安排来重新使我们本土的语言激起反响。事实上，诗歌课反而有点像教理问答课：官方灌输的被神化的套话，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预期将有利于我们未来的成年生活。两种课程都确实使我们初步领会多音节词的魅力，并且就我们而言，在“撩人地荡漾”的音乐与“在被禁止的血亲通婚范围内的神圣婚姻”之间根本没有什么选择。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被声音的特性慑服。

我在这个时候，还遇到第三类诗歌，介于路边打油诗与学校诗歌之间：一种被我们称为“背诵”的形式。当亲戚来访或在家中举行儿童派对，我就会被叫去背诵。有时候是一首爱尔兰爱国歌谣：

终于，勇敢的迈克尔·德怀尔，你和你久经

考验的部下，漫山遍野被追捕，逃入幽谷。

彻夜不眠，只留心看留心听，随时准备拿起刀枪，

因为军队知道你们今夜藏在野伊莫的幽谷。

有时候是罗伯特·瑟维斯[15]的某首西部叙事诗：

一群少年在马拉木特沙龙狂欢高呼。

负责音乐盒的小孩播出一曲雷格泰姆。

吧台后坐着在玩单人游戏的危险人物丹·麦格鲁，

观看他碰运气的是他的爱之光，大家叫她露的女人。

虽然这种东西没有被禁止的词语例如“撒尿”或“灵魂下地狱”的诱惑力，但是它也不受拜伦和济慈庄严的难以理解所妨碍。不管它多么卑微，它毕竟使诗歌在家庭生活中有一个位置，使诗歌成为生活中种种普通仪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