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我与儿子
我曾以为自己是缺少父爱情感的男人。
结婚后，我很怕过早负起父亲的责任。因为我太爱安静了。一想到我那十一平方米的家中，响起孩子的哭声，有个三四岁的男孩或女孩满地爬，我就觉得简直等于受折磨，有点儿毛骨悚然。
妻子初孕，我坚决主张“人流”。为此她倍感委屈，大哭一场——那时我刚开始热衷于写作。哭归哭，她妥协了。
妻子第二次怀孕，我郑重地声明：三十五岁之前决不做父亲。她不但委屈而且愤怒了，我们大吵一架——结果是我妥协了。
儿子还没出生，我早说了无穷无尽的抱怨话。倘他在母腹中就知道，说不定会不想出生了。妻临产的那些日子，我们都惴惴不安，日夜紧张。
那时，妻总在半夜三更觉得要生了。已记不清我们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也记不清半夜三更，我搀扶着她去了几次医院。马路上不见人影，从北影到北京积水潭医院，一往一返慢慢地小小心心地走，大约三小时。
每次医生都说：“来早了，回家等着吧！”
妻子哭，我急，一块儿哀求。哀求也没用。
始终是那么一句话——“回家等着，没床位。”
有一夜，妻看上去很痛苦，但她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她大概因为自己老没个准儿，觉得一次次地折腾我，有点儿对不住我。可我看出的确是“刻不容缓”了——妻已不能走，我用自行车将她推到医院。
医生又训斥我：“怎么这时候才来？你以为这是出门旅行，提前五分钟登上火车就行呀！”
反正你要当父亲了，当然是没理可讲的事了。
总算妻子生产顺利，一个胖墩墩的儿子出世了。
而我是半点儿喜悦也没有的，只感到舒了口气，卸下了一种重负。好比一个人的头被按在水盆里，连呛几口之后，终于抬了起来……
儿子一回家，便被移交给一位老阿姨了。我和妻住办公室。一转眼就是两年，两年中我没怎么照看过儿子。待他会叫“爸爸”后，我也发自内心地喜爱过他，时时逗他玩儿一阵，但是从所谓潜意识来讲是很自私的——为着解闷儿。心里总是有种积怨，因为他的出生，使我有家不能归，不得不栖息在办公室。
夏天，我们住的那幢筒子楼，周围环境肮脏。一到晚上，蚊子多得不得了。点蚊香、喷药，也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蚊子似乎对蚊香和蚊药已有了很强的抵抗力。
有天早晨我回家吃早饭，老阿姨说：“几次叫你买蚊帐，你总拖，你看孩子被叮成什么样了？你真就那么忙？”
我俯身看儿子，见儿子遍身被叮了至少三十个包，脸肿着。可他还冲我笑，叫“爸……”。我正赶写一篇小说，突然认识到自己太自私了。我抱起儿子落泪了……
当天我就去买了一顶五十多元的尼龙蚊帐。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修晓林初次到我家，没找到我。又到了办公室，才见着我。我挺兴奋地和他谈起我正在构思的一篇小说，他打断我说：“你放下笔，先回家看看你儿子吧，他发高烧呢！”
我一愣，这才想起——我已在办公室废寝忘食地写了两天。两天内吃妻子送来的饭，没回过家门……
从这些方面讲，我真不是一位好父亲。如今儿子已经五岁了。我也已经三十九岁半了。人们都说儿子是个好儿子，许多人非常喜欢他。我的生活中，已不能没有他了。我欠儿子的责任和义务太多，至今我觉得对儿子很内疚。我觉得我太自私，但正是在那一两年内，我艰难地一步步地向文坛迈进。对儿子的责任和自己的责任，于我，当年确是难以两全之事。
儿子爱画画，我从未指导过他。尽管我也曾爱画画，指导一个五岁多的孩子，那点儿基础还是够用的。
儿子爱下象棋。我给他买了一副象棋，却难得认真陪他“杀一盘”。他常常哀求：“爸爸，和我杀一盘行不行啊？”结果他养成了自己和自己下象棋的习惯。
记得我有一次到幼儿园去接儿子，阿姨对我说：“你还是作家呢，你儿子连‘一’都写不直，回家好好下功夫辅导他吧！”
从那以后，我总算对儿子的作业较为关心了。但要辅导他每天写完幼儿园的两页作业，差不多也得占去晚上的两小时。而我尤视晚上的时间更为宝贵——白天难得安静，读书写作，全指望晚上的时间。
儿子曾有段时间不愿去幼儿园。每天早晨撒娇耍赖，哭哭啼啼，想留在家里。我终于弄明白，原来他不敢在幼儿园做早操。他太自卑，太难为情。以为他的动作，定是极古怪的，定会引起哄笑。
我便答应他，做早操时，到幼儿园去看他。我说话算话。他在院内做操，我在院外做操。有了我的陪同，他的胆量壮了。
事后我问他：“如果你连当众伸伸胳膊踢踢腿都不敢，将来你还敢干什么？比如，看见一个小偷在公共汽车上扒人家腰包，你敢抓住他的手腕吗？”
他沉吟许久，很严肃地回答：“要是小偷没带刀，我就敢。”
我笑了，先有这点儿胆量也行。
我又对他说：“只要你认为你是对的，谁也别怕，什么也别怕！”
我希望我的儿子在这一点将来像我一样。谁知道呢？
总而言之，我不是位尽职的父亲。儿子天天在长大，今年就该上小学了。我深知我对他的责任将更大了。我要学会做一位好父亲，去掉些自私，少写几篇作品，多在他身上花些精力。归根结底，我的作品也许都微不足道，但我教育出怎样一个人交给社会，那不仅是我对儿子的责任，也是我对社会的责任。
我不希望他多么有出息——这超出我的努力及我的愿望。
我开始告诉儿子……
儿子九岁，明年上四年级。
我想，我有责任告诉他一些事情。
其实我早已这样做了。
儿子爱画画。于是有朋友送来各种纸。儿子若自认为画得不好，哪怕仅仅画一笔，一张纸便作废了。这使我想起童年时的许多往事。有一天我命他坐在对面，郑重地严肃地告诉他——爸爸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从来没见过一张这么好的纸。爸爸小时候也爱画画，但所用的纸是到商店去捡回来的，包装过东西的、皱巴巴的纸。裁了，自己订了。便是那样的纸，也舍不得画一笔就作废的。因为并不容易捡到。那一种纸是很黑很粗糙的，铅笔道画上看不清，因为那叫“马粪纸”……
“怎么叫‘马粪纸’呢？”
于是我给他讲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几乎整整一代的孩子们，都用“马粪纸”。一流大学里的教授们的讲义，也是印在“马粪纸”上的。还有书包、文具盒、彩色笔……哪一位像我这种年龄的父母，当年不是把书包补了又补，文具盒一用几年乃至十几年呢？
……
“爸爸，我拿几毛钱好吗？”
“干什么？”
“想买一支雪糕吃。”
我同意了。几毛钱就是七毛钱，因为一支雪糕七毛钱。
于是儿子接连每天吃一支雪糕。
有一天我又命他坐在对面，郑重地严肃地告诉他——七毛钱等于爸爸或妈妈每天工资的一半。爸爸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总共吃了还不到三四十支——当然并非雪糕，而是“冰棍儿”，且是三分钱一支的。舍不得吃五分一支的，更不敢奢望一毛一支的。只能在春游或开运动会时，才认为自己有理由向妈妈要三分钱或六分钱……
我对儿子进行类似的教育，被友人们碰到过几次。当着我儿子的面，友人们自然是不好说什么的；但背过儿子，皆对我大不以为然。觉得我这样做父亲，未免煞有介事，甚至挖苦我是借用“忆苦思甜”的方法。
友人们的“批判”，我是极认真地想过的。然而那很过时的，可能被认为相当迂腐的方法，却至今仍在我家里沿用着，也许要一直沿用到儿子长大成人。打算在他干脆将我的话当耳旁风的时候打住。
所幸现今我告诉了他的，竟对他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一次，儿子把作业本拿给我看，虔诚地问：“爸爸，这一页我没撕掉。我贴得好吗？”
那是跟我学的方法——从旧作业本上剪下一条格子，贴在了写错字的一页上。
我是从来舍不得浪费一页稿纸的，尽管是从公家领的。
那一刻我内心里竟十分激动，情不自禁地抱住他亲了一下。
“爸爸，你为什么哭呀？”
儿子困惑了。
我说：“儿子啊，你学会这样，你不知爸爸多高兴呢！”
我常常想，我们这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拉扯着我们父母的破衣襟走过来的。怎么我们的下一代消费起任何东西时，那种似乎理所当然和毫不吝惜的损弃之风如此之甚呢？仿佛我们是他们的富有得不得了的爸爸妈妈似的。难道我们也荒诞到这么认为了吗？如果不，我们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一些他们应该知道的事呢？
我的儿子当然可以用上等的复印纸习画，可以有许多彩色笔，可以不必背补过的书包，可以想吃“紫雪糕”时就吃一支……
但他必须明白，这一切的确便是所谓“幸福”之一种了！
我可不希望培养出一个从小似乎什么也不缺少，长大了却认为这世界什么都没为他准备齐全，因而只会抱怨乃至憎恶的人。
无忧无虑和基本上无所不缺，既可向将来的社会提供一个起码身心健康的人，也可“造就”成一批少爷。
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养不起那么多少爷的。难道不是吗？
少爷小姐型的一代，是对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报应。而对一个正在觉醒的民族，则简直无异于是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