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谭家健
钟涛教授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成果《六朝骈文与六朝社会》即将出版，嘱我为序。拜读之后，有几点感想。
第一，这个题目在中国骈文史研究中是一个很棘手、极难做的题目，我非常佩服作者敢于啃硬骨头的精神。
此书所谓六朝骈文，主要指与当时政治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的应用公文，包括九锡文、劝进文、荐举文、弹劾文、哀策文和其他代拟公文六大类。如何评价六朝重大政治活动？如何评价直接服务于六朝政权更替的九锡文、劝进文？从古至今，学者们见解纷纭，褒贬不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对整个六朝骈文评价不高，九锡文、劝进文、封爵文等是替篡夺政权者（钟书称之为“权臣”）歌功颂德、抬轿子、吹喇叭的谀词，因而很少论及。
近三四十年出版的中国骈文史论著，对六朝骈文，大体上持比较公正的态度。但对九锡、劝进等文，亦很少注意。评论的作品，只有刘琨劝进司马睿及任昉《宣德皇后令》等少数几篇而已。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下列著作：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1970）、姜书阁《骈文史论》（1986）、于景祥《中国骈文通史》（2002）、谭家健《中华古今骈文通史》（2018）、于景祥《独具魅力的六朝骈文》（1995）、李蹊《骈文的发生学研究》（2005）、何祥荣《南北朝骈文艺术探赜》（2005）、黄金明《魏晋南北朝碑诔文研究》（2005）、陈鹏《六朝骈文研究》（2009，依《文选》之主要文体分类论述）、杨赛《任昉与南朝士风》（2011）、李兆禄《任昉研究》（2014）、何诗海《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2011）、丁红旗《魏晋南北朝骈文史论》（2012）、王京州《魏晋南北朝议论文研究》（2014，分为体裁论、题材论、修辞论、结构论、风格论）、牟华林《萧纲骈体论稿》（2016）。关于庾信的专论有五种，作者分别是钟忧民、鲁同群、林怡、徐宝余、吉定，多论其诗赋而略于骈文。
上述论著不少是纵向研究，依时代分作家论介，有的是横向研究，分不同文体或作品考释，有的是个体解剖。各书的角度和方法不尽相同，重点各有侧重，皆具特点。总体而言，大都忽略为改朝换代服务的公文。我之所以开列上述书单，乃是希望读者将钟涛教授的新著与相关著作进行比较，观察其间之异同，可以发现钟教授有哪些新的方面，提出了哪些新的问题，做出了哪些与众或同或异的分析和判断，寻绎其创新性表现在哪些地方。
我的初步感受是，钟教授对六朝骈文中这块硬骨头是目有全牛、胸怀全局的，然后敢于“批大郤，导大窾”，奏刀于其“技经肯綮”，使人们对其中最纠结的应用性公文，有了比较深入、比较系统全面的认识，从而对这块硬骨头的作用和价值，产生了新的看法，启迪新的思考。虽然还不能说她已经解决各种难点，但是比较当前的研究，可以说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对于以后的研究，势必形成重要的推动力。
第二，钟书对六朝多次政权更替中的政治背景、条件准备、文化生活、礼仪制度，乃至公文文章体制的形成和变化，作了相当细致的考察。
中国远古传说，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史称禅让，最为后世推崇。当时中国尚处于原始社会，这种“公天下”的禅位制度，很可能是存在过的。六朝时期，曹魏代汉，晋代曹魏，刘宋代晋，萧齐代宋，萧梁代齐，陈代梁，隋代北周，都不是经过战争以武力消灭前朝而后建立新朝，这种政权更替也被称为禅让，其实质与三代之禅让是两码事，是一个新的政治集团领袖（钟书称之为“权臣”）在旧的统治集团已经彻底腐败之际，利用政治或武力手段逐步掌控了朝政之后，排除异己，培植亲信，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时机成熟时，胁迫旧朝末代君主交出政权。在这个新旧交替过程中，要采取一定的文化礼仪性步骤加官赐爵于权臣，包括封公封王、赐九锡等形式，以提高权臣的政治地位和影响，争取文武百官和各地军民的支持。这时就有了封爵诏、九锡文和劝进文等等文章的产生。旧的统治者明知大势已去，被迫颁布封爵诏、禅位诏。而权臣又故作谦让，对封爵、九锡、劝进、禅位，再三推让，最后才接受，而后登大位。这是一场权臣暗中导演的宫廷政变闹剧。历代学者早就看穿了这类文章的本质。刘宋时的袁淑以拟人化的手法写了四篇九锡文封驴、猪、鸡为王爵，把这些动物的本能行为夸张成了不起的大贡献。古人称之为诙谐文，或讽刺文，讽刺谁呢？读者不言而喻了。历代文学评论家之所以看不起九锡、劝进之文，实质就是鄙视篡位夺权行为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钟教授对六朝九锡、劝进之文有区别地对待。主要是从政治影响与历史作用来观察。她对刘琨劝进司马睿（晋元帝）、任昉劝进萧衍、陆倕对萧衍歌功颂德，是明确肯定的。强调他们不是从个人私利出发，而是在国家危难、社会混乱、人民困苦之际，敦请有能力者出来担起安邦定国、稳定社会秩序、拯民于水火的历史使命。而司马睿在江东建立东晋、萧衍治理梁朝前期，确实起到避免国家进一步分裂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江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陆倕的《石阙铭》《新刻漏铭》“盛赞了梁武帝改朝换代，兴礼作乐的功业，肯定了梁武帝的历史功绩，在当时有政治正确性”(1)。关于任昉，钟书用第七章专门作了论析，肯定其代拟公文的正当性。我在1982年写过《试论任昉》（载《文学评论丛刊》第16期），对任昉的劝进文、让爵文等等为夺权服务的文章作过辩护。
九锡、劝进文中有一类是以暴易暴，为虎作伥。如王莽篡权，其暴政引发农民大起义，王莽在混战中被诛杀。后梁朱全忠以禅让形式代唐后，战火连绵不断，造成五代十国天下无宁日。这是后世史家所公认的，没有异议。
魏、晋、宋、齐、梁、陈开国之君因其表现不同，史学界有不同的评价。
曹操虽未称帝，实际上是曹魏王朝的创建者，历代视为奸雄，舞台上画成白脸，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发表《为曹操翻案》之后，史学界文学界皆承认其功大于过。统一大半个中国，其雄才大略，允文允武，知人善用，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他不接受潘勖的《九锡文》，是因为时机不成熟，不欲树敌过多过早，宁愿作周文王，是明智之举。后世选家看中潘勖的《九锡文》，主要因为他为此类文章立下了基本范式。
司马氏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掌握兵权政权，而后大开杀戒，诛灭魏氏宗室以及附属的文人，“一时名士几尽”，手段十分残暴，可是范文澜《中国通史》也承认他们能够统一中国，“它的某些政治措施多少符合当时人民利益的”(2)，于是在短暂的太康年间，“曾使社会呈现出一些繁荣的气象”(3)。然而司马炎的大封诸王，给予兵权，很快造成八王之乱，引起匈奴等少数民族乘虚而入，使中国出现长期的南北大分裂。
对于刘裕，范文澜称赞他“消灭纲纪不立、豪强横行的东晋朝，建立起比较有力的宋朝，对汉族历史是一个大的贡献”(4)。“长江流域在宋文帝统治的30年中，呈现东晋以来未曾有的繁荣气象。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到元嘉（宋文帝年号）时期才真正开始。”(5)从第三代宋孝帝起，王室不断内乱，直至灭亡。
对于萧道成，范文澜说了许多好话，“改革宋孝武帝以来的暴政，提倡节俭……他对民众的剥削比宋朝轻些”(6)。他死后十几年，境内外没有战争，南朝民众又得到一个休养生息时期。后来齐明帝掌权，大杀宗室，引发内乱，很快亡国。
对于萧衍，范文澜没有什么好感，说他“是个伪善而残暴的、愚蠢而贪婪的统治者”(7)，“引进北方的破坏势力来蹂躏江南，从这一点说，梁武帝是东晋以来最坏的统治者”(8)。范老对萧衍维持将近半个世纪的平静，以及梁代文学艺术的成就，却避而不谈。
对于陈霸先，范老说：“在梁末大乱中，是一个保护南方汉族政权最有功的人。”(9)在陈高帝、文帝、宣帝统治25年内，南朝“经济和文化逐渐恢复起来了”(10)。坏就坏在陈后主手里。
我在《试论任昉》一文中曾经说过：“在历史上，当某个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严重地危及整个统治阶级利益时，另一个较为明智的政治集团采取行动以取得政权，并对政策作某些调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可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进步性。像刘裕代晋、萧道成代宋、萧衍代齐、陈霸先代梁，依我看来，都属于这种情况。”(11)支持者中，有从国家和社会民生着眼的改革派，有趋炎附势的利己主义者，更多的是随大流。反对者中，有效忠一家一姓的，有不满新当权者某些措施和手段的（即使比较开明的封建统治者也有对人民和异己派残暴的一面）。还有从根本上厌恶争权夺利、力求全身远祸的不合作者。不能一概而论。
以上这些不同见解，提出来聊供读者和钟教授参考。
第三，钟书对六朝代拟公文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
代拟公文历史悠久，应用广泛，从先秦至明清，从中央各部门至州郡，无不采用。其文体有骈有散，还有四言韵文。既是重要的历史资料，有的还同时具备一定的文学价值。
钟涛教授主要论述的公文大多出自朝廷高级官员和州郡僚属。她溯源探流，从汉代至于梁、陈，勾勒其发展轨迹，排列其作者队伍，分辨代拟者与文章主人的关系，并评考六朝官僚机构中专门负责起草公文的部门名称和人员职位及其变化。还论及地方幕府公文的形成、公文之政治作用、对文章格式的要求、语言的讲究、公文的客观规定性和作者的主观意识的渗入等等。这些问题是互相纠结、纷纭复杂的。此书大体上梳理清楚，新见迭出。
我补充一些零碎的想法，有些是题外话。
关于朝廷公文的名称。以帝王名义发布的文书，称为诏、谕、制、令、策、册等。文武大臣，外郡长官向朝廷报告公务，陈述建议，提出对策，称为表、章、奏、议、书、疏。上级向下级发文称为教、令、敕、书，平行公文称为启、笺、移、檄等等。有些文体使用范围并不严格，如书、疏、令、启，对上对下对同级都可以用。今所见古代公文原本没有题目，是辑录者后加的，于是出现了一篇文章有不同名称的现象，如骆宾王代李敬业讨武则天檄，今天的选本仍有不同标题。研究这些公文，应据实定名，不宜以名责实，避免削足适履。
关于公文的作者，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基本上是署名于代拟者名下，也有署名于主使者名下的。唐宋时期的朝廷文告，有的署于帝王名下，有的署名是代拟者，并收入该作者的文集。辽金元三代开国之君，由于是少数民族，不懂汉文或懂得很少，第二三代学习汉文，可以写散文但不一定能写骈文和韵文。《全辽文》《全金文》中的太祖太宗之文其实都是汉官所代拟。金朝第三代皇帝熙宗学过汉文，但不懂古书。汉人翰林学士张钧为之代拟罪己诏，使用了古书中常见的自谦自责语词，如“顾兹寡昧”“眇于小子”等，被人故意曲解为谩骂语，熙宗大怒，惨杀张钧。元太祖以下诸帝诏令称《元大令》，咸用当时蒙古人讲的汉语，不够顺畅。明太祖朱元璋的诏令，有时用口语，还夹杂安徽方言土语；他也有散体古文和骈体文，乃是文臣代笔，这位昔日的和尚是写不出来的。辽金元三代的武将之公文皆为其帐下汉人幕僚代拟的。《全辽文》《全金文》署于武将名下，当代学者已经纠误指正。
关于代拟公文的客观规定性与代拟者的主观意识。主流是后者服从前者，一定要准确表达主人的意图。三国时黄祖称赞祢衡代拟文，就像你在我肚子里一样。唐人李商隐最擅长代拟，善于揣摩人情，代人哀则哀，代人谀则谀。宋代言论环境宽松，即使代拟诏令，也能适当体现作者意识。苏轼代作《吕惠卿责授节度副使制》是传诵一时的名作，可是过了几年，新党再次上台，吕惠卿复职，竟从苏轼代拟御制中吹毛求疵，诬陷他反对新法，“讽刺先朝”。苏轼被贬惠州、琼州。南宋綦崇礼起草贬秦桧诏，使国人洞烛其间，后来秦桧复相，马上派人寻找綦氏原稿企图报复。明清两代曾大兴文字狱，清代一次科举考题中有“维民所止”被曲解为“雍正无头”，考官满门抄斩。朱元璋最讨厌“生”（与僧同音）、“光”（联想到光头）等字，常因此而杀文人。代拟公文者无不小心翼翼。
关于代拟者身份的变化。在王朝更替之际，有些人原属旧朝，转而从属新朝。先后为敌对双方提供文化服务代拟公文。如陈琳，原来在袁绍集团，为之作檄文，把曹操骂得狗血淋头。袁失败后降曹操，为之作檄文致孙权，把曹操捧上天。后来不少人骂陈琳无耻。我认为陈氏先后二檄均不代表他个人，而是分别为两股对立势力发声，是集团意志的代言人，是非功过不能归之于一个人。另一位名作家是徐陵，他本为梁臣，被扣留于北方，表现出坚强的民族气节。回到南朝，通过王僧辩服务于梁元帝萧绎，为之作劝进文。元帝死后，王僧辩、陈霸先拥立元帝子萧方智。与此同时，北齐派兵送元帝之侄萧渊明为梁主。徐陵写了七封书信劝王僧辩接纳萧渊明。王僧辩勉强同意，陈霸先坚决反对，杀王僧辩，造成梁室内部分裂。史学家认为，立萧方智可保持正统，立萧渊明则使梁朝成为北齐的附庸。徐陵的立场站错了，害死了恩人，造成内斗。不久，陈霸先废萧方智建立陈朝，徐又为之作九锡文、劝进表骂王僧辩。后人指责徐忘恩负义，反复无常。为之辩解者认为，后来大捧陈霸先是别人授意作文，不得已而为之，有如阮籍之为司马昭作九锡文。可是徐陵却因而获得高位重用。
上述二位挨骂与任昉挨骂不能相提并论。任昉为萧衍夺权代齐撰写了许多公文，任昉和萧衍是老朋友，而萧鸾却不欣赏他。他表面上作齐朝的官，实际上是萧衍集团的心腹、笔杆子，不存在改换门庭、改变身份的问题。至于为什么身为齐臣却把齐朝骂得那么凶，那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公文的需要，是不可以深责的。
(1)钟涛、程兴家：《试论陆倕骈文创作与其政治活动的关系》，《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2)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51页。
(3)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51页。
(4)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68页。
(5)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70页。
(6)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73页。
(7)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74页。
(8)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81页。
(9)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90页。
(10)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91页。
(11)谭家健：《试论任昉》，《文学评论丛刊》第十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