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信而托：中国古代的信托行为

古代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不发达，与英国中世纪时的社会环境也大不相同，因此没有产生为他人的利益而管理财产的“信托”观念。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信托的说法，却也存在着信托的影子。千百年来，中国人以“仁、义、礼、智、信”作为基本价值观，其中的“信”就是要守信用、讲信义，所谓“言必信，行必果”说的就是这个。因此，如果把“信托”广义地理解为因信任而托付的行为，那么可以说它一直存在于古代中国人的各种民事活动中。

白帝城托孤

三国时期，刘备在临终之前将国事和家事一并托付给诸葛亮，这就是著名的“白帝城托孤”的故事。以信托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信托案例。

关羽被东吴杀害以后，刘备报仇心切，不听诸葛亮的劝告，亲自率军出征讨伐东吴，为关羽报仇。结果刘备大败，退到白帝城，一病不起。

据《三国志》记载，公元223年，刘备自知大限将至，就请来了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将后事托付给他们。

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意思就是说，诸葛先生的才干比曹丕高十倍，一定能办成大事（平定天下），如果我的儿子刘禅有能力做皇帝，你就帮助他，实在不行，你就自己做两川之主。诸葛亮回答：“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就是说，我一定全力效劳，辅助太子，一直到死为止。后来，诸葛亮果然践行了自己的承诺，为了辅助蜀汉而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从现代信托的角度来看，“白帝城托孤”很显然是一个非常完备的信托行为。

其一，信托主客体明确，信托关系清晰。委托人是刘备，受托人是诸葛亮，受益人是刘禅，信托财产是蜀国江山，甚至还有信托监察人——尚书令李严。李严这个信托监察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监督和制衡诸葛亮的作用。

其二，以信任为基础，有明确的信托目的。委托人刘备对受托人诸葛亮给予了充分信任，否则也不会让诸葛亮做辅弼之臣。委托人刘备的信托目的很明确：为了保护受益人刘禅的利益。诸葛亮最后也的确是竭尽全力，尽到了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受托人义务。

白帝城托孤的“信托架构”

宋朝的“信托经理”

北宋时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经济空前繁荣。经济的繁荣带来了社会分工的多样化，一些细分的行业随之诞生，“行钱”就是其中一个。

“行钱”一词，在西汉即已出现，意为花钱、贿赂。但“行钱”作为代人放贷者的专门名称，并成为一种职业，则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人廉布的笔记《清尊录》中写道：“凡富人以钱委人，权其子而取其半，谓之行钱。富人视行钱如部曲也。”意思是：富人将钱委托给别人放高利贷，那个人可以自定利息率（“权其子”），得到的利息一半归自己，另一半交给富人，这种人叫作“行钱”。

拥有高利贷资本的富人把“行钱”看作自己的雇员，“行钱”则帮富人打理财产，使其增值获利。富人和“行钱”之间的关系与今天的信托关系非常相似，其中，“行钱”的角色就类似于今天的“信托经理”或“理财顾问”。

在中国古代，像“托孤”“行钱”这样人与人之间因信任而产生的托付行为，可以说比比皆是。然而，它们都没有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只能说是一种“信托行为”，不能称之为信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