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我们的生命之镜
第一章 与生俱来的镜映
你的生日,无论庆不庆祝,你都会记在心上。当你办理签证、驾照、贷款以及约见医生时,工作人员要登记这一信息。我们总是期待亲近的人每年都记得这个日子。这个日期是我们所有人生命的里程碑,不仅是因为这一天是家人们欢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刻,也不仅是因为从这一天开始,就有不同的政府机构记录着我们的年纪,而是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由。从出生时起,我们的大脑就在接受信息,而也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我们基本的大脑结构会镜映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动作以及每一次与他人的沟通交流。助产士将我们送到母亲怀里,父亲第一次看我们时,我们大脑中由他人刺激形成的神经元回路开始被“激活”。事实上,我们生命开始的最初3分钟里,大脑里会产生1.8亿个新的神经连接回路,其中绝大部分能够镜映他人的行为,尤其是父母的行为。
大脑中的神经元连接回路,是定义我们个性的基础。它们负责大脑内部的沟通联系,彼此传送各种生化信号,让我们能够理解身边的世界并做出反应,这些神经元连接为我们学习和记忆提供了基础。在我们出生之前,大脑中的神经元回路就已经开始建立,但直到成年期才会发展成熟。事实上,现已证明,正是因为大脑具有可塑性,所以它才能随我们的成长而逐渐改变,但过了幼年期之后,我们的大脑会越来越难改变。
大脑是从最低级逐渐进化到高级阶段的,大脑中简单的结构构成了大脑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复杂的神经元网络系统逐渐形成。大脑的应激反应区——就是与其他哺乳动物相同的大脑结构,也有神经元回路,这些脑回路在形成其他更复杂的神经系统(包括镜像系统)时起着沟通联系的作用。例如,我们通过观察和模仿身边的人来培养更基本的情感驱动力,包括吃东西的欲望,感觉到疼痛,想要与他人沟通,面对危险时心里的恐惧等。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些塑造你我独特个性的事物,都会受到本性、基因和所处环境的影响。这些信息都储存在大脑中独有的某个区域,即我们的新大脑皮层,或称为大脑的观察探索区,当我们观察、模仿周围的人和世界时,我们会把收获的信息储存到这一区域。我们对一种主要刺激产生的回应,例如所有人都会有的恐惧——是因个人体验和经历而形成的独特感受。因此,对不同人而言,这种感受也会有细微的差别,这就是个体差异。例如,有人害怕蜘蛛(应激反应区——基本驱动力),这可能是因为他的母亲害怕蜘蛛(观察探索区——因经历体验而生成);有人害怕黄蜂(应激反应区——基本驱动力),这可能是因为他小时候被黄蜂叮咬过,然后他的父母亲也因害怕而不敢让他靠近黄蜂(观察探索区——因经历体验而生成)。
有人认为这反映了镜映思维是如何发生的,即从最简单的镜映开始,在此基础上建立思维。我们先观察周围环境,然后对周围环境中的某种行为或情感进行镜映,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头脑中回想周围人的行为动作,并自行模仿创造。这让我们的镜像神经元得到训练和发展,逐步培养出镜映思维。婴儿看着父母,父母会对他们微笑,这会刺激婴儿大脑中控制面部表情,尤其是控制嘴唇的镜像神经元,于是,婴儿也可能会露出微笑。父母的微笑会对婴儿产生积极的影响,并镜映在他们的大脑中,然后他们就会不断重复这样的动作。这些互动给婴儿提供了微观学习的机会,让他们了解关于环境的细微差别,帮助他们了解微笑在他们所处的世界中的意义,他们每一次尝试做出的动作都巩固了神经元回路,让它们更加稳定。
当行为或沟通交流得到重复或回馈时,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回路就得到了巩固,变得更稳定了。就像一条泥泞的小沟壑,经水流不断冲刷,就会逐渐形成凹槽,出现一条“阻力最小”的水道。孩子与父母的交流沟通也在孩子大脑及其神经元发育中起到不小的作用。据推测,有65%的西方婴儿睡醒时有父母陪伴,而且父母会与他们面对面沟通。有趣的是,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不同。例如,在美国,婴儿表达一定情绪之后,母亲通常会停顿一下,然后以面部表情或说话回应。日本的母亲面对孩子的表现,则会停顿一下并做出回应,然后近距离接触孩子。母亲与婴儿的沟通方式似乎因文化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美国的母亲注重让孩子独立,而日本的母亲则相反,更注重相互的依赖。
学着怎样做人
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婴儿的神经网络并不“稳定”。我们其实不像其他动物那样,有充分的“预先编程”,也就是说,刚出生的时候,我们非常无助,完全依赖我们的监护人。因此,我们需要快速认识这个世界,了解怎样才能在这世间生存下去。在生命的前几年里,人体内每一秒要建立一百多万条新的神经元回路。这时候,我们学习的大部分内容是怎么变得不那么无助,而不是如何不那么依赖他人。我们的生存、奋斗都需要健康、稳定的社交关系,我们的祖先如此,我们亦如此。出生以后,我们学的大部分内容是怎样与他人共存,怎样社交,而这一切都由镜像系统掌控,这一系统是随着我们与父母的沟通交流而逐步形成、建立的。我们怎么知道父母对我们影响深远呢?这一点很难验证,毕竟,我们不能将孩子带离父母,看他们一步步独自成长。但没有父母、独自长大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从“野孩子”身上看到。
“野”这个词是由瑞典动植物学家和医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提出的。1758年,他将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和独自居住、不与人往来的人区别开来,将前者称为“人类”,将后者称为“野人”。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科学家都特别关注“野孩子”,因为他们身上藏着很多关于社交的秘密。例如,人类的文化修养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有没有关系?人们通过社会交往能学到多少东西?我们镜映身边人的行为已到何种程度?虽然“孩子可以自己谋生”这种说法听起来不可思议,但这种情况的确发生过,而且人们也研究过相关案例以回答上述问题。有一个案例就是,印度有两个女孩是由狼群抚养长大的。这两个孩子被发现后,猎人们称她们是“鬼魂”,因为她们“行动敏捷,动作像动物”。经过多次追踪观察,当地一位孤儿院的院长在一处狼穴里找到了她们,与她们同住的还有一只母狼和三只狼崽。德高望重的约瑟夫·辛格(Joseph Singh)给她们取名为卡马拉和阿马拉,估计她们的年龄分别为八岁和一岁半。这两个女孩都不会说话,用四肢行走,吃东西的时候像狗一样倾身趴在盘子上,对食物狼吞虎咽。起初,她们总是避免与人接触,保持与世隔绝的状态。没有父母的镜映,她们不与人沟通交流,没有社交,没有与人一起散步的习惯,甚至吃东西的方式都与人类迥异。这证实了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尤其是大脑中主管社交的区域的运作方式,需要环境中的“楷模”来刺激。正常情况下,父母或监护人与婴儿面对面接触时,镜映的过程会不断重复。
你出生后不久,你的兄弟姐妹或过分热情的亲戚通常会对你吐舌头。这是人们对待婴儿的方式——人们想开开玩笑,用这种方式与这个还不会说话、不理解他们说的话的小家伙互动。新生儿可能也会想用吐舌头的方式做出回应。研究显示,出生41分钟的小婴儿就能进行这样的模仿。这种好玩的小动作就是镜像神经元工作的初始例证。小婴儿观察到他人在吐舌头,他们的镜像神经元就会活跃起来,他们会调动头脑中储存的曾经看到的行为信息,然后复制这些行为。科学家们还不确定,这些镜像神经元是天生就具备镜映的功能,还是在适当的条件下才开始进行“镜映”行为的。最关键的一点是,在镜映过程中,镜像神经元一定参与其中,而重复进行某些行为会巩固镜像神经元的能力。
我们幼年时总是与我们的监护人在一起,镜映行为几乎随时发生。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观察和模仿他人的行为动作,在此过程中,镜像神经元便得到了形成和巩固的机会。出生10周左右,我们的镜映行为就从模仿像吐舌头这种简单的动作,转化为模仿父母露出的开心或生气的表情。出生一年左右,学习语言之前,父母和孩子只能通过观察彼此的行为来沟通交流,这就让镜映这种行为成为儿童成长的必经之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大卫·格芬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和生物行为学教授马可·亚科博尼(Marco Lacoboni)研究了这种互动交流是怎样促进母亲和孩子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的运作,让他们相互模仿、相互成长的。亚科博尼和他的团队发现,母亲看着婴儿,做出与婴儿同样的表情、动作,这样婴儿就会做出回应。在这种互动过程中扫描母亲的大脑,研究人员能够划分出被“激活”的大脑区域,这表明镜像神经元是在边缘系统(大脑的情感中枢——应激反应区)“活动”起来之后才被诱发“激活”的。镜像神经元也会刺激主管行为(这里特指面部表情)的区域,让母亲复制婴儿的表情,边缘系统则为这一表情提供情感意义,让母亲理解婴儿的行为,并做出回应,这创造了一种积极的依恋关系。镜映的良性循环促进了婴儿镜像系统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他们理解和建立社会关系的基础。相当有意思的是,母亲在面对自己的孩子时,镜映并理解婴儿情感的能力比面对其他人的孩子时更强,这意味着,对孩子而言,无论亲生父母还是养父母,他们在镜映能力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比其他人要大。父母对婴儿情绪“共情”的能力,被认为是培养婴儿社交能力和推动其情感发展的关键因素。
随着我们渐渐长大,看到他人做出动作,镜映并重复他人的行为,一些简单的动作才在我们的大脑中形成固定的神经元通路。这都是从模仿吐舌头这类简单的动作开始的,然后我们会得到家人赞许的回应,如微笑、拍手,或者是开心地大叫“来看他”等。虽然某些动作是我们通过刻意练习学习的,例如接抛球,但大部分教导传授是通过无意间的引领完成的。我们的监护人不经意间教我们说话、穿衣、刷牙、吃饭,教我们说“请”“谢谢”,教我们对身边的人友善,甚至在不用特别指导的情况下教我们使用马桶。即便是一些热心的新手父母试图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很多情况下可能并不奏效。无论你怎样引导孩子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或至少不拖后腿,比如引导孩子早点翻身,开始说话或走路,你肯定不能用强迫的手段。这些成长中必须学会的动作,即与社交和情商相关的技能,是孩子在大脑准备好之后,通过观察、倾听、镜映父母的行为学习的。所有幼年时培养的关键技能都是通过镜映和镜像神经元获得的。
出自孩童之口
我们认为,大脑“准备好”从一个发展阶段迈入另一个发展阶段时,基本的镜像神经元已经形成并工作了,然后才会形成其他更高级的神经元。首先出现的是基本的视觉镜像神经元,婴儿通过这种神经元观察父母的行为,镜映他们的行为;其次是更复杂的行为镜像神经元,有助于语言技能发展的镜像神经元尤为典型。婴儿从牙牙学语到最终学会说话、学习一种语言的全部知识,包括学习方言,似乎是自然而然、毫不费力的过程。但在生命过程中,有些东西需要花大量时间,持续不断地练习才能学会。一个小孩,大约从2岁开始,就会通过镜映父母的语音语调来学习说话,每天最多能学10个新词。从上述狼女卡马拉和阿马拉的案例可知,没有父母和监护人,婴儿根本学不会语言。相关研究也证实,在双语言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学习两种语言的速度与他们接触的环境有关,即他们与一种语言接触得越多,学习这种语言的效率就越高。因此,倘若孩子的母亲说西班牙语,父亲说英语,但孩子跟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更多,那么孩子学习英语的速度就比学习西班牙语的速度更快,这都是镜映导致的。
反过来,语言也成为我们认知和学习过程中的工具,为我们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神经学领域来看,语言是一种很复杂的技能,需要激活大脑中多个领域,让它们分工合作来完成学习。例如,英语发音中就有what和where的区别。说得更细一些,在语音方面,我们有区别更有韵律的声音的能力,如区别音节、音高,口头语和其他语言,以及背景噪声等。我们能够区别不同人发出的不同声音。如果你听到你最喜欢的流行音乐主播或电视主播的声音,你无须看屏幕就能辨认出他们。如果你的朋友用陌生的号码给你打电话,他说几句话,你就知道打电话的是谁。即便是刚学步的小孩,也能在电话里辨认出母亲的声音。这种能力对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很重要,例如,你周围有一大群人时,你就需要辨别不同的人在说什么话。如果我们想培养并强化自己的社交和共情能力,那我们就要从这些方面着手,即便到了成年期,我们也需要巩固这些能力。
学习说话并理解语言的唯一方式,是不断模仿。语言能力是通过大脑额叶布洛卡区的镜像神经元运作获得的,该区域是人类大脑所独有的一个部分,位于观察探索区内,主管语言功能。父母口才好不仅能提高孩子的语言能力,还能提高孩子的认知能力。约克大学的索菲·冯·史丹姆(Sophie von Stumm)教授在2019年发起了一项研究:给107位2~4岁的孩子佩戴微型录音设备,每天佩戴16小时。该项研究发现“孩子听到成人说话的量,与他们的认知能力呈正相关”。而且,“积极正面的抚养——父母会响应孩子的诉求,鼓励孩子探索和自我表达,那么孩子就不会焦躁不安,不会好斗,不会有太多不守规矩的行为”。这有力地说明了通过镜像神经元学习,即使某些行为看起来与模仿没有直接的关系,婴儿也可以将其迅速融入其他更复杂的行为反应中。相反,缺少了这些必备条件,当孩子不会说话或语言能力有限时,他们就像被抛弃荒野的孩子那样,无法奠定社交技能和认知技能的基础,那么,他们会面临生活问题:无法上学,无法就职,无法在社会上生存。镜映父母和监护人的行为,为孩子以后的生活奠定了基础。
塑造我们自己
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或监护人,也不能选择我们要学习和镜映的价值观念、信仰和行为;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的母语是什么,不能决定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也不能决定我们要坚信什么信仰。虽然我们长大后还能学习母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但我们小时候学的基本知识仍然是我们神经系统的基础。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重要吗?哪些价值观念是你成长过程中从未质疑过的?
长大后,我们不会只和父母在一起,还会认识不同的老师、朋友、其他家人和社区里的其他成员等,我们可能会思考为什么我们和其他人不一样。作为孩子,我们会做父母希望我们做的,这不需要其他的理由。虽然有很多不一样的朋友与我们沟通交流,让我们吃不同的食物、遵从不同的风俗习惯,但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还是父母。赫特福德大学的玛丽·桑顿博士和剑桥大学的帕特里夏·布里奇诺博士于2007年开展了一项调查,调查对象是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4所英语学校里10~16岁的孩子们,他们发现,大部分孩子都将自己的父母当作最重要的“角色楷模”。桑顿和布里奇诺还援引了英美两国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都显示,“孩子们大多认为父母是自己的角色楷模”。2007年,美国一项调查面向1100名12~18岁的青少年展开,其中67.7%的青少年表示,父母是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榜样。2014年一项对南非乡村少年的研究也显示,父母,尤其是母亲,是孩子最大的“角色楷模”。母亲被描述为“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指导者”,是她们使家庭团结在一起。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是如此——父母亲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镜映对象”。
父母对孩子有巨大的影响,这在被领养的孩子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虽然社会和文化环境对孩子也有一定的影响,但父母的影响无疑是最重要的。
父母与孩子沟通频繁,彼此信任,感情深厚,而不幸的是,这既能对孩子产生积极的影响,也能对孩子产生消极的影响。如果孩子的监护人童年时曾被暴力对待,那么后辈发生性暴力和虐待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因为孩子会镜映在成长过程中感知的行为。如果父母抽烟成瘾,那么孩子常会早早学会吸烟。
犯罪、吸毒、酗酒和离婚的情况也会这样代代相传。虽然我们可能认为这些行为与人成长所处的更宽泛的社会环境有关,但为了检验父母对孩子的直接影响,这些研究已经剔除并控制了尽可能多的其他影响因素。镜映的作用很强大,而且再没有比我们原生家庭对我们产生镜映反应更多的地方了,在这个家里,我们跟我们最爱也是最爱我们的人——父母待在一起。上述所有案例,无论是积极正面的还是消极负面的,都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运转有着巨大的影响——从打破肥胖的循环,到增强社会经济实力,方方面面都有影响。
父母的影响甚至会持续到我们中老年时期。想一想,当你在做重大生活决策的时候,可能还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获得父母的肯定。监护人对我们的影响很重要,像我这样为各行业领导者提供服务的心理学家必须探索一下,去了解我们作为成人为什么要做出某些行为,如此便可以帮公司预测员工未来可能的行为。
将遗传因素也考虑进来,我们的言行有35%~77%受到了周围世界的影响,是镜映了他人的行为得来的。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大脑可塑性是最强的,而通过镜映影响我们最多的则是我们的监护人。即便是我们在反向镜映——观察到不一样的事,做出不一样的行为,我们通常也是以父母为榜样的。
多年来,很多人来向我咨询,我在探索他们的童年,尤其是童年对他们影响最深的人时,问及父母时他们的反应很有趣。有些人会反思自己与父母有多么相似或不同,有些人则并没有深思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作为成人再回顾以往的行为时,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会更客观,也总会得出令人意外的见解。我们会一直带着同样的观点去看以前的事,直到遭到质疑为止。虽然很多事情从日常角度来看都会遭到质疑,例如那个人为什么不像我一样呢,或者我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我们总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很多事情我们不会质疑。除非某人遇到一个问题,或出于某种原因需要探究童年经历对他们的影响,否则,人们不会耗费时间去考虑这件事。他们为什么要考虑这些呢?如今的生活已经有太多要考虑和担忧的事情了。但探索以往的经历也是一种强有效的体验,我在帮其他人回忆过往的时候总会感受到这种效果。这种活动的目的自然不是无端地回忆无关紧要的往事或是责怪过往,而只是去了解什么让你成为现在的你以及你是否镜映过父母的言行。
父母对我们的影响还包括我们的自控能力,作为孩子,这是我们成年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一种强有效的预测途径。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克服对短期欲望的渴求,是一种年幼时就要开始培养的关键生活技能。虽然这种能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遗传的——你只要看看兄弟姐妹间的差异就知道了,但它也会受到父母的镜映和反镜映作用的强烈影响。研究显示,让年幼的孩子或青少年承担责任(例如让他们做家务或做一份兼职)能够让他们自律。之所以这样,一部分原因在于父母的期待,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能够自己做这些事情。例如,努力工作的父母会让他们的孩子也具备同样的职业道德,因为孩子经常见到父母忙于工作,所以自然就会效仿。知名歌手泰勒·斯威夫特说过:“我的父母让我认识到,我不是生来就会成功的,我必须为之付出努力,而且要非常努力才行。而且有时候,即便努力了,你也达不到你想达到的目标。”
无论我们父母的出身或收入如何,他们对我们的期许和为我们做的打算都对我们选择的职业道路以及日后的成就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研究显示,十几岁的少年通常会镜映父母的足迹,无论企业家还是店员,无论政府职员还是医生,那些父母职业“高端”的少年成年后更可能从事与父母相似的职业。2012年,德国劳动研究所(IZA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发布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约翰·林德奎斯特(Johan Lindquist)教授的一项调研,印证了镜映思维的影响力。通过调查瑞士被收养的孩子以及他们养父母和生身父母的职业地位,研究者发现,后天因素(养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先天因素(生身父母)的2倍。换言之,养父母和他们的“角色建模”在孩子行为方面的影响比先天因素更大。
子承父业的知名案例在各行各业都很常见。以演艺为例,美国演员唐·约翰逊和梅兰妮·格里菲斯之女达科塔·约翰逊说过这样的话:“从小我就认为,除了做演员,其他的我什么也做不了。”类似的还有好莱坞女演员戈尔迪·霍恩之女凯特·哈德森(美国著名影星)以及加拿大演员唐纳德·萨瑟兰之子基弗·萨瑟兰。很多情况下,子承父业是因为孩子与父母所处的环境类似,也就是说,他们镜映的环境相似。也有些情况下是因为孩子依靠裙带关系进入了父母的行业,他们从事与父母相同的职业是因为父母已经是行业翘楚了。
也有些孩子属于“反向镜映”的情况,他们做出了不从事父辈职业的决定。不过即便如此,这也是因为他们观察了父母的从业过程,才决定不步其后尘,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比镜映思维的效果更好,因为这是孩子有意识地做出的决定。
女性通常极少涉足科研、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STEM),这时候父母的影响尤其重要。关注性别角色发展的理论表明,人们会认为某些角色或多或少与他们的性别相适应。2018年在《心理学前沿》(Frontiers In Psychology)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孩子们最了解的‘角色楷模’是父母。”这也就是说,父母的职业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职业选择,还会影响他们对性别角色的认定。该杂志还引用了很多研究结果,证明了父母的“角色楷模效应”,尤其是母亲的职业角色对女儿的影响。母亲如身处领导行业、从政或从事科研、技术、工程和数学等传统观念认为的女性不宜从事的行业,女儿也会对这样的职业感兴趣。虽然微软公司的梅琳达·盖茨没有从事母亲所从事的行业,但她是受父母影响入行的典范之一。梅琳达的父亲是一名航空工程师,在2019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梅琳达说过这样一席话。
关于父亲,我最珍贵的记忆是20世纪60年代末在电视上观看阿波罗号发射升空。那段时间,许多家庭都非常振奋,尤其是如果你的父亲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聘用工程师。
虽然我那时候并不认识多少外出工作的女性,但我确定,我想要像父亲一样,从事一份有意思的职业。
在我认识的人里,父亲是第一个知道STEM从业人员多样化重要性的人。他认为,他合作过的最棒的团队就是有女性数学家的团队,所以他决定尽可能聘用女性。这一点深得我心。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梅琳达·盖茨为什么从事了现在的行业。虽然她可能天生就具备科学思维,但让她取得如今成就的,也少不了对父亲思想和行为的镜映以及双亲的鼓励。2000年,纽约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格伦·盖尔(Glenn Geher)认为,我们选择的伴侣通常跟我们的父亲或母亲相似。这能否解释梅琳达·盖茨为何喜欢上了比尔·盖茨呢?
即便父母亲从事全职工作,很多时候都扑在工作上,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时间不多,但我们仍然重视父母职业的价值和意义。他们是我们的主要监护人,我们会向他们寻求指引和保护。年幼时,我们相信父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们也盲目地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们一定不会犯错。当然你的看法可能会改变,但在学习和成长这一特定的阶段里,你的大脑里会储存父母的观念信仰、行为模式,你会记住他们做出的抉择。从向我咨询的杰出人物中发现,他们仍然看重父母对他们的期望,而且会在某种程度上寻求他们的支持和许可,这一点让他们懊恼或惊讶。作为成人,我们仍然在意父母的意见。这些基本的神经元回路会一直存在。
成长过程中镜映父母的行为也影响了我们社交技能的培养。我们的一系列特性,如有同情心、待人和善、有合作意识,都离不开父母的影响。个性的这些方面影响了我们一生的人际交往,而人际交往反过来也为我们带来成功和情感幸福。
成为“角色楷模”型父母
我们知道,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会被孩子看在眼里。作为父母,我们是他们最重要的角色楷模。
——米歇尔·奥巴马
我研究心理学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想了解别人的动机。我想知道,别人为什么要做他们所做的事?是什么让他们选择了那样的行为方式?这能让人们了解如何更有效率地进行沟通交流,怎样更有效率地领导团队,也能让他们变得更有自知之明,这也是我日常工作的重心。除了奠定了让我们在早期的生活中茁壮成长的镜映思维的基础,镜像神经元还有另一种重要功能。除了观察和模仿,镜像神经元还让我们理解了自己或他人为何会做出当前的行为。例如,在年幼时,你可能知道,当母亲看着窗外说:“哦,亲爱的,看,天边出现了乌云。”然后她走出门去,将晾在外面的衣物收回来,这是她的动机。若有人靠近了前门,母亲往窗外看一眼,就是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同样的动作,都是看向窗外,却有不同的理由。镜像神经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让我们进行这样的推断。这不仅让我们了解了他人做出行为的动机,还让我们通过观察及无意识的模仿进而有了期待,我们也会采取同样的行为。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总是在等父母教我们,他们不仅要教我们做事,还要告诉我们做出某种行动的理由。
然而,当今世界,并没有角色楷模来证实,面对电脑和手机屏幕时我们该怎样做。如今,父母们不得不探索这一未知领域。在孩童时代,我必须等到下午6点以后(市内电话免费)才能跟朋友们打电话,或是骑着自行车去朋友家玩。那时没有手机,也没有社交媒体。现在不同于往日,我女儿几乎不用电话跟他人联系,路上车水马龙,她也无法骑自行车去朋友家玩。与现在的很多青少年一样,她花时间发送信息给很多朋友,而不只是一个朋友。我们的父母教育我们不要跟陌生人说话,避免跟任何言行奇怪的人接触,不要上不认识的人的车。而现在,孩子们有了社交账户,通过网络,许多人都能看到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粉丝都不露脸,他们遭受诱骗的风险很高,而作为父母,我们可能对此并不知情。在我幼年的时候,我家只有一台电视机,而且只有四个频道。当电视上出现了“不适宜(孩子)看的内容”时,我母亲就会过去关掉电视。如今,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英国的孩子们可以在任何时候看他们想看的任何节目,这些节目可能包含暴力、性行为,可能在很多渠道中出现,可能未经任何政府机构授权许可播放。我们不知道如何管控这样的局面,因为以前从未出现过。作为父母,我们会向其他父母寻求帮助,但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不确定该怎么做。某些时候,这些设备就应禁用吗?他们应不应该拥有一部手机?他们应不应该上社交网站?他们的社交账户应该关闭还是开放?他们的卧室应该装电话吗?因为我们不知道别人如何在这个技术化的世界里当父母,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相应的行为观念可以借鉴。这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还缺少这些知识,我们也明白了,我们的父母不仅教了我们该怎么做,还教了我们该怎么做父母。我们也在这个新兴的技术世界里磕磕绊绊地前行,因此会在不经意间向孩子们传递错误的行为模式,比如总是看手机和电脑,躺在床上看手机,不断地给他人发短信和邮件,无休无止。作为父母,承担责任,传递我们认为对孩子有积极影响的行为习惯变得更加重要。
进一步说,镜映思维其实阐述了“按我说的做,不要按我做的做”的含义。若我们说一套做一套,孩子们就会产生误解。你可能认为这很寻常,不过人们,包括父母们,通常不按自己说的去做,而镜映思维会加深孩子的理解,因此父母对孩子的教诲会不起作用。例如,斯蒂芬妮·肖普(Stephanie Schoeppe)在为《欧洲公共卫生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撰写的一份文章中称,父母花更多的时间看手机和电脑,孩子也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手机和电脑上。这项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研究都证明,只是“告诉”孩子不要看手机和电脑是不够的,还需要让孩子“模仿”。换言之,观念和行为必须统一。跟看手机和电脑这种久坐行为相反,当父母示范更体力化的行为活动时,孩子们也会更活跃。研究人员解释称,孩子会受父母生活方式的影响,偶尔的体力活动,如散步和骑自行车,会变成家庭成员常用的出行方式。他们还说,热爱运动的家长更乐于提供相关设备和费用,并鼓励孩子们去运动。父母的这种角色建模,首先明确行为的意图,鼓励家人们效仿,使之成为家庭成员共有的习惯。这一切都是从镜映思维开始,通过重复和奖励的手段,使之进入神经元系统,不断巩固和加强的。
我们为孩子建立的角色楷模甚至能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例如,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儿童健康体重研究组副组长安伯·沃恩(Amber Vaughn),2018年发起了一项调研,该调研显示,父母若有意识地选择健康食品,这将对孩子的饮食质量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他的研究也证实,父母是孩子饮食方面最重要的影响者。虽然这些调研未必有多权威,但我还是要说,我和我丈夫的饮食习惯完全不一样。他的饮食以肉类和米饭为主;我的母亲更喜欢蔬菜,吃肉的时候还要加上蔬果沙拉,所以我是偏素食化的。我们的孩子则肉类和蔬果兼食。
除上述饮食之外,我们独有的各种偏好和日常习惯是受父母影响而获得的,而这也会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以我为例,在价值观念上,我和我丈夫有很多地方是一致的,包括怎样对待他人,什么事情对我们最重要等,这些观念都来自我们的父母。奇怪的是,我们认识了之后才发现,我们的父亲多年前曾是同事,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很多观念相似也就不奇怪了。但在细节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例如,洗碗碟的时候,我丈夫会把碗碟放到水龙头下用水冲洗,而我则是按母亲教我的方式:用同一碗水洗所有的餐具,先是杯子,然后是叉子、勺子、盘子,最后是盆和锅。如果你留意一下自己是如何完成日常事务的,你就会发现,你的小习惯和小偏好都是因为镜映父母得来的。你之所以跟他人吵架,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才是对的,别人跟你的价值观念不一样。你可能从未质疑过自己的日常习惯,也认为没有必要改变。你的孩子也会一直保留这些习惯直至他们成年。
认识我们所说、所做的所有事,认识我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和信仰非常重要。虽然这个责任看似过于重大,不过自我们第一个孩子出生起,我们就该承担它了。你无法选择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也无法选择你,但你是这世间在塑造孩子的大脑方面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人。
我们很难总是通过角色建模传递正确的行为观念。我们也有糟糕到勃然大怒却又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也会说一些令自己后悔的话,我们应对艰难险阻的方式并不总能令我们感到自豪,但我们可以有意识地用积极正面的方式感染孩子:健康合理的饮食搭配运动,因为这能让他们身体健康;大量阅读,因为我们希望他们也这样做;关心体贴他人,努力工作,尽量控制自己的行为。即便我们的行为方式并不是最好的,但这也能让我们的孩子明白该怎么做,这样也能让他们变得谦逊明理。
有必要了解一下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目标,这既塑造了你的个性和生活方式,也修正了你自身拥有但未被察觉的消极特性。这些既能帮到你,也能帮到你的孩子,还能让你过得更为充实。但最终,应该由你自己来做这个决定。
自我们出生时起,父母就对我们的镜像神经元和镜像系统的形成及巩固有巨大的影响,影响我们长大后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的同情心,我们所说的语言;从信仰、价值观到行为习惯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等。作为父母,我们也对孩子有同样的影响力,这可能是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育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