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休闲消费几乎涵盖了居民食住等基础型消费外的所有内容，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高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居民消费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同时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正在并将继续引发消费方式发生革命性演化，进而推动消费结构的升级。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即是实现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具体而言，就是要引导居民由传统消费转变为休闲消费等新型消费方式。因此，研究居民休闲消费潜力释放能够极大丰富消费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同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书综合运用系统分析、比较研究、面板数据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及多种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展开研究。在分析我国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演变特征基础上，通过构建休闲消费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进行综合测度和时空演化分析。基于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影响机理的探讨，实证研究住房价格波动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近二十年来我国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总量和结构均发生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特征，同时具有一定空间相关性。休闲消费规模整体递增，不过休闲消费增长率逐渐放缓。休闲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其中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消费增速较快。交通通信消费地区差异较大，医疗保健消费差异较小。教育文化娱乐消费的空间交互作用相对明显。

第二，休闲消费能力、休闲消费支出和休闲消费环境能够综合反映和评估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水平。休闲消费支出在彰显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方面地位更加突出，不过休闲消费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伴随休闲消费潜力水平不断提升，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出现阶段性演进，空间布局发生较大变化，类型归属出现相应调整。

第三，居民收入水平、居民生活成本、家庭固定资产、居民家庭负担和休闲消费意愿是影响休闲消费潜力的重要方面。由于我国现阶段人口政策出现调整，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住房价格和人口年龄结构成为影响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的关键要素。机制分析认为，住房价格通过财富效应、挤出效应和抵押品效应对居民休闲消费潜力产生综合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则基于生命周期假说和家庭储蓄需求模型的微观机制，以及通过休闲供给、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等外部因素影响居民休闲消费潜力。

第四，住房价格和老年抚养比正向影响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然而少儿抚养比则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住房价格对休闲消费潜力表现出明显的财富效应和抵押品效应；老年人口增加有助于加速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的提高；子女数量增加对休闲消费潜力产生一定抑制作用。从区域比较结果来看，东部地区老年抚养比、中部地区住房价格和西部地区少儿抚养比的影响系数相对较大；泛长三角经济区少儿抚养比影响系数较大，而泛珠三角经济区住房价格和老年抚养比影响系数相对较大。

第五，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存在较为明显的省际空间差异。东部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处于明显优势地位；休闲消费潜力空间格局由竖“川”字形向横“川”字形转变；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空间格局变中趋稳。从空间分布的方向性来看，南北走向省市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变化要快于东北—西南走向省市。

第六，住房价格和人口年龄结构对城镇居民休闲消费潜力的影响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社会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绝对支付能力相对较强，休闲消费潜力对住房价格上涨的敏感程度较弱。由于消费习惯和“养儿防老”观念等的作用，不同地区在少儿抚养比影响方面呈现差异性。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老年人医疗保健等消费具有相对刚性，老年人口增加对休闲消费潜力的拉动效应较明显。然而随着休闲消费在人们生活中重要性的日渐凸显，住房价格和人口年龄结构对休闲消费潜力影响的空间异质程度将会相应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