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FACE
序言

1509年初，在梵蒂冈（Vatican）腹地，年轻的艺术家拉斐尔·圣齐奥（Raffaello Sanzio，1483—1520年）开始在教皇尤利乌斯二世（Pope Julius II）私人图书馆的墙上描绘壁画。在隔壁的西斯廷教堂（Sistine Chapel），拉斐尔的劲敌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躺在数百英尺高的巨大脚手架上，在天花板上画着上帝赋予亚当生命的巨幅肖像。罗马的文艺复兴如火如荼，在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支持下，这一伟大的城市正在重拾古代帝国的辉煌。拉斐尔在签字厅（Stanza della Segnatura）四面墙上的壁画描摹了放置在壁画之下的四种书籍，分别是：神学、哲学、法学和诗歌。关于哲学的壁画，我们现在称之为《雅典学院》[1]，拉斐尔画了三座向远处延伸的巨大拱门。拱门两旁分别是罗马神密涅瓦（Minerva）和阿波罗（Apollo）的雕像，宽阔的大理石台阶通向几何瓷砖铺就的地板。[2]这一建筑无疑是罗马式的，醒目、气度不凡而又宏伟壮观。但在画面中精心布局的五十八位人物所代表的文化和思想则显而易见、毫无例外是希腊式的。这是对重新发现古代思想的赞颂，这种“回望”对16世纪罗马的知识氛围至关重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站在画的正中央，身处直通蓝天的巨大拱门之下，柏拉图的手指向上方，而亚里士多德的手则指向大地，这恰好代表他们的哲学倾向——前者专注于理想和天国，后者意图要理解他周遭的物质世界。意大利人文主义所继承的整个古代哲学通过鲜艳的色彩表现出来。

没有人确切知道壁画中的其他人物都是谁，对于他们的身份，学者们已经争论了几个世纪。大多数人认为，前排右边那位忙着用罗盘证明几何理论的秃顶男人是欧几里得（Euclid）[3]，旁边那位戴着王冠、手持地球仪的人当然就是托勒密（Ptolemy），当时他在地理学方面的成就远比在天文学方面的成果更为著名[4]。所有人物都被确认生活在古代世界，至少是在拉斐尔开始创作壁画之前一千年。只有一个人例外。在画的左边，一个戴头巾的人趴在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肩头，在看他写了什么。此人就是穆斯林哲学家阿威罗伊（Averroes，1126—1198年）。他是唯一被认定能代表从最后的古希腊哲学家到拉斐尔时代之间的一千年的人，也是唯一可以代表阿拉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学术传统是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的人。这些学者的信仰和出身不同，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用阿拉伯语写作，使希腊的科学之火一直熊熊燃烧，并将它与其他传统相结合，通过他们的辛勤工作和聪明才智改造，确保它留传下来，经过几个世纪的传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

我在求学的整个时期都在学习古典学和历史，但从未有人告诉我中世纪阿拉伯世界带来的这种影响，实际上也没有人说过任何其他外来文明对欧洲文化的影响。科学史的叙述似乎在说“先是希腊人，再是罗马人，接着就是文艺复兴”，轻而易举地略过了其中的一千年。我从我的中世纪历史课程中了解到，在这一时期西欧并没有产生多少科学知识。我开始好奇，古代的数学、天文和医学书籍遭遇了什么。它们是如何保存下来的？是谁抄写和翻译了它们？确保它们得以保存的安全避难所在哪里？

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和一位朋友开着她的旧沃尔沃，从英格兰出发，去西西里（Sicily）岛。我们当时在为我们的大三论文研究希腊罗马（Graeco-Roman）神庙。这是一次大冒险。我们在那不勒斯迷了路，又在罗马成了辣妹，警察让我们停车，邀请我们去约会；古城庞培（Pompeii）令我们目瞪口呆；我们还在帕埃斯图姆（Paestum）尝过水牛奶酪乳丸；最后，经过几个星期的公路跋涉和横穿墨西拿海峡（Straits of Messina）的短程渡船旅行，终于到达西西里岛。我们立即感觉到这个岛屿和意大利的其他地方不同：它充满异国风情，错综复杂，而又引人入胜。它的一层层历史包围着我们，前后相继的各个文明留下的标志就像岩壁的岩层一样引人注目。在锡拉库萨大教堂（Syracuse Cathedral），我们看到的建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希腊神庙廊柱，在建成之后2500年仍耸立于世。在这座城市被穆斯林控制之后，这个教堂于878年变成清真寺，又在两个世纪以后，在诺曼人（Normans）掌权时重新成为基督教教堂。西西里岛显然是几百年来各路文化的交汇点，各种思想、传统和言论在这里得到了交流和碰撞，世界在此发生转变。我们此行关注的焦点是希腊跟罗马宗教与建筑之间的关系，但拜占庭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诺曼文化这些后来的文化所做的贡献同样可圈可点。于是，我开始对在思想史上发挥过类似作用的其他地方产生好奇，想知道那些地方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我读博士时研究的课题是英格兰近代早期的知识，在约翰·迪伊（John Dee）博士（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称其为她的哲学家）图书馆浏览资料时，这些问题又浮现出来。迪伊是一个奇特而有魅力的人物，几年来一直陪伴着我。他带领我穿越16世纪晚期的知识世界，这一旅程令人难以忘怀。在他非凡的职业生涯中，他是第一个在英格兰收集真正意义上的全品类藏书，协助规划新世界的发现之旅的人。他还提出大英帝国的概念，改革历法，寻找“贤者之石”，试图召唤天使，并带着他的妻子、仆人、几个孩子和上百本书一起游历整个欧洲。他写作的主题也十分广泛，包括历史、数学、占星学、航海学、炼金术和魔术。他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于1570年协助出版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Elements）的首个英译本。但从欧几里得在亚历山大（Alexandria）城写成这本书到迪伊在伦敦（London）出版这本书的2000年间，这本书的原文在哪里？又是谁在保存它呢？我在研究迪伊1583年制定的图书馆目录时注意到，他收藏的很多书，尤其是关于科学主题的那些书，都是阿拉伯学者所著。这和我在西西里岛的所见相符，让我明白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发生了什么，将我的历史观扩展到传统的西方体系以外。我开始意识到，思想史不受文化、宗教或政治界限的限制。为了充分领会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深远的研究方法。

这些想法一直存在于我的脑海中，逐渐形成一个计划，我打算写一本书，追寻古代科学思想在中世纪的旅程。因为这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我决定重点关注一些特定的书籍，标出它们在主要的知识中心所经历的历程。我关注的重点是科学史，更确切地说，是“精确的科学”，明确描述了三个主题：数学、天文学和医学。[5]其中有三位天才脱颖而出：数学天才欧几里得、天文学天才托勒密和医学天才盖伦（Galen）。欧几里得和托勒密在他们各自的主题中尝试了广泛的研究和写作，分别著有《几何原本》和《天文学大成》（The Almagest）。但盖伦的情况更为复杂。他写了几百本书，因此我决定重点关注构成亚历山大城医学课程的内容和解剖学以及药理学的一般领域。这三个非凡之人都定义了他们各自主题的结构和内容。后来的学者在他们创造的框架中研究了几百年。虽然托勒密和盖伦的许多理论后来被反驳和替代，但他们的影响和遗产不容置疑。盖伦关于体液的理论在传统藏医和现代辅助性医疗中仍然存在。托勒密关于恒星的测定得以延续，同样延续的还有他认为“物质世界是可靠的，可以通过数学来理解”〔1〕的理念。

相比之下，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几乎完全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20世纪的课堂仍在使用这本教材，它所包含的几何理论在今天和在公元前4世纪时一样真实而有价值。欧几里得的证明方法也是如此，采用精确的专业术语、假定和证明（图解），至今仍是科学写作的模板。欧几里得、盖伦和托勒密开创的科学实践是建立在观察、试验、精确性、严密理性和清晰表达的基础上，这些是现在被称为“科学方法”的基石。

当我正式深入研究的时候，我为在我面前所展现的精彩故事而惊讶。500年是故事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候古代的知识传统正在迈入中世纪，学术进入一个不同的时代。随后的章节中，每一章都集中探讨一个不同的城市。首先让我们回到亚历山大城，看看这些书是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写成的。它们从这里经过地中海东部传播到叙利亚（Syria）和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并在这些地方一直保存到9世纪。当时穆斯林帝国的首都、全新之城巴格达（Baghdad）的学者开始对这些书感兴趣，要将它们翻译为阿拉伯语，运用其中所包含的思想作为他们自己探索科学的基础。巴格达是古代以来第一个真正的知识中心，并逐渐激发阿拉伯世界的城市建立图书馆、资助科学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城市是西班牙（Spain）南部的科尔多瓦（Córdoba），当时正处于倭马亚王朝（Umayyad dynasty）的统治之下。在倭马亚王朝的保护下，欧几里得、托勒密和盖伦的著作得以被研究，在这座城市受到数代学者的质疑和改进。它们从科尔多瓦传入西班牙的其他城市。当基督徒重新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托莱多（Toledo）成为重要的翻译中心，它们由此进入了拉丁语的基督教世界。

这是书籍传播的主要路径，但在中世纪的其他地方，古希腊、阿拉伯和西方文化也曾发生碰撞。意大利南部的萨勒诺（Salerno）是来自北非的医学书籍（用阿拉伯语写成，但源自盖伦）被翻译成拉丁语的地方，萨勒诺因此成为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医学研究的中心，在医学知识的传播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接下来，在巴勒莫（Palermo），托勒密和欧几里得取代盖伦成为关注焦点，学者们将《几何原本》和《天文学大成》从希腊语直接翻译为拉丁语，绕过阿拉伯译本，以期达到更为准确的效果。这三种不同的思想汇聚在威尼斯，这些手稿于15世纪后半叶陆续抵达，为第一次印刷做好准备。

当然，我也可以将其他城市包括进来，但坚持关注那些让重要著作被研究和翻译的城市，看起来是最好的方法，可以避免在宏大的叙述中迷失方向，也由此引发了什么是知识中心的一些有趣问题。君士坦丁堡是古代书籍的主要保存地，但没有独创性或严格地研究过知识。这里也没有任何翻译或传播活动。因此，它只起到辅助性作用，成为学者和哈里发寻找欧几里得、托勒密和盖伦书籍的地方。这个城市可能在权力和地位方面超过亚历山大城，但在科学知识方面处于弱势——它是知识保存的中心，而非创新的中心。阿拉伯文化和基督教欧洲在托莱多、萨勒诺和巴勒莫有着最近距离的接触，十字军东征期间在叙利亚也有一定程度的交流。但我没有非常详细地讨论这一点，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几何原本》《天文学大成》和盖伦的主要著作是在那里被翻译的。

虽然这一故事的内在叙述很容易理解，但在杂乱的手稿中理出思路却并不容易。因为每种书籍都有不同的版本，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找出一条通畅之路经常充满挑战。在引入印刷机之前，每本书都用手抄写，所以每本书都不相同，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和错误之处。对复杂文本传统的研究在历史上自成一个学科，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为了忠于叙述，我必须精心选择，简化这些重要书籍的丰富的手稿史。

对我来说，思想史一直是我们过去最有吸引力的领域。发现人们如何处理星球和宇宙的根本性问题，以及他们如何将理论传给后代，扩展知识的边界，同样扣人心弦。这种历史大多被放在学术图书馆书架上的那些深奥的书所掩盖，但情况不应该是这样。通过对人物和故事的广泛阅读和创作，而不是只专注于学术书籍中的科学内容和历史细节，就有可能让思想史重现生机。例如，任何人如果没有天文学的详细知识，就不能理解托勒密的宇宙模型，领会其重要性和发展历程是既有意义又有趣的一件事。这样会把我们带入穿越中世纪的全面之旅，放大某些地方的某些时刻，精确地发现科学思想是如何以及为何传播和改造的。通过这种方式，传统西方历史叙述的边界得以扩展，是伊斯兰世界和中世纪基督教学者的深刻贡献，填补了从“罗马人”到“文艺复兴”之间一千年的空白。这使人有可能将其他文化理论包括进来，逐渐融入数学、天文学和医学思想的准则。像阿拉伯数字和位值制记数法这样的思想来自印度，通过穆斯林帝国的传播，如今在全世界使用。

当你回望过去，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历史，你会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复杂网络，从而更广泛、细致也更生动地看待我们的知识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