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2年总统大选期间，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经常嘲笑“左与右的脑瘫政治”。

与此同时，罗斯·佩罗直到6月晚期放弃竞选前，一直影响着总统布什和候选人克林顿的民意测验结果。为什么？恰是因为佩罗一直设法超越被克林顿责骂的脑瘫政治。他代言的是那些“激进中间派”，也就是那些对惯常政治感到厌倦的美国人，他们对近3 000亿美元的赤字深感忧虑，对经济和财政失去信心。

最近10多年，美国政治似乎止步不前。我们再次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在我们的目光所能及的这个时代，财政危机难以改变。依然是一脸苦相和老调重弹。从右翼那里，我们听到的是“不增加任何新税”，“节流”和“节约”，保守派仿佛没有看到公立学校的学生因学校财政猛减而挣扎，没有看到无家可归者大幅增加，尽管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和4 400万美国人没有健康保险，但是警察和消防队仍呈锐减趋势。

传统自由主义者看到了这些问题却实无良策。他们仍然是为新的计划发表同样的宣言，仍然讨论提高税收。对高税收的抵抗和深刻的财政危机，他们仿佛视而不见。

在不得不对付批评者时，双方最终会使用会计伎俩寅吃卯粮，甚至不惜牺牲再下一代来举债。

太多的媒体在此期间也促使这种盲目无知和党派的表演进一步恶化。这些在电视与广播中巧舌如簧的人——比尔·奥赖利斯、拉什·林博斯、迈克尔·莫尔斯以及阿尔弗兰肯——他们对如何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没什么方案。

美国公众倍感沮丧。他们为政府买单，但他们所需要的是值得为其付费的政府。

已经到了超越左与右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了。在持续的财政危机向未来延伸时，本书为一个新的时代提出了解决之道。本书告诉人们何以能够将财政危机转化为机会以从公共机构中赢取更多的价值。第一步是改变预算流程。预算流程要从所要求的结果和情愿付出的价格开始，而不是从已有的项目及其产生的费用开始。第二步是构建仅仅由购买这些项目所决定的预算，这些项目能够呈现所需要的结果，多余的要遗弃。此后，必须精简政府使其规模适度、形态合理以更有效率。并且，要进行战略的再检讨、合并与合理化，运用竞争机制从每笔税金中挤出更多的价值，使每个项目、组织和雇员都能够对结果负责，运用授权技术以实现节约，以及通过政府的内部改革（管理制度和科层原则）来提高政府外部的行动能力等，这些都是重要途径。《政府的价格》将帮助公共部门的领导者在预算、组织规模、开支、管理，最终在领导活动和政治等方面，变得更加明智。

1992年《改革政府》出版以后，在美国乃至在世界各国，都引发了政府变革的浪潮，并且自1992年以来，政府已经做了大量的变革。当时的许多思想被认为是有争议的或不切实际的，而现在，仅就客户授权、绩效评估、引入竞争这三个方面的思想来说，已经成为主流。改革的边界在继续移动，本书将带领读者沿着这个边界去做出更深刻的思考。

《政府的价格》在以下两个方面区别于《改革政府》。一个方面是，它主要聚焦于公共财政的危机，为那些陷入痛苦窘境且又无力摆脱的人提供解决之策；另一方面，它远比《改革政府》更具有说明性。《改革政府》在各个层面上描述过去发生在贯穿于公共部门的实验，并且阐述政府的一种新的后官僚模式正在形成，如更具柔韧性、富有改革精神、企业化管理等。今天，我们已经完全超越了这个阶段。我们所论证的关于实施政府改革的战略与工具的价值，在许多不同的公共环境（和许多国家）得到证实。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有条理的。我们在本书中认为，任何一位称职的领导者都应在实施这些建议上不遗余力。

《政府的价格》并非提供领导者在这样做的时候所需要的所有的细节。在《改革政府》出版以后，戴维·奥斯本和彼得·普拉斯德里克已经出版了两本指导性的著作：一是《摒弃官僚制》（艾迪生—韦斯利出版公司，1997），该书强调了改革官僚制使政府更有能力的五项战略；二是《政府改革手册》（乔斯—巴斯出版公司，2000），该书有针对性地提供了使用5项战略和70余个不同工具的建议，从履行合同到保证人都提到了。这些建议将有助于细节的操作。

本书以更广泛的读者为目标。它是为领导者、活动家而写的，也是为那些来自美国生活各个领域（既包括政治与政府的，也包括市民与企业的）与公民相关的人而写的。1992年，特德·盖布勒和戴维·奥斯本说：《改革政府》是这样一部书，它“为探索者……为这些知道政府需要往哪里去，但却不清楚政府应如何到达那里”的人而作。《政府的价格》则是为那些已经准备登上改革列车的人，那些知道左和右的传统议程不能提供解决方案而要从根本上变革的人写的。是的，它是为这些不是在意识形态上，而是在一般意义上要求进行根本性变革的人而作，为这些希望超越左与右而发现第三种方式的人而作，这样的第三条道路能够让美国人以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来实现他们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