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踏上一颗孤独的星球
我忽然明白，选择来美国的那一刻，我已经选择让自己归零了。我重新进入了一个系统，每走一步，都和自己原来的系统相互冲撞着。在这种情况下，我唯一的求生办法，就是学会新的游戏规则，找到新的出路，努力地去认识新朋友，哪怕冲撞得头破血流。
1.跌入另一颗星球
我带着无知者无畏的心态来到这片土地，
遭遇重创，体验绝望，
然后带着一颗婴儿般的心重新上路。
来纽约之后，我才发现自己之前从未真正独处过。
上大学时，我住在八个女生挤在一起的宿舍里。那是我第一次离家。现在想来，宿舍的场景被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还原得很逼真。我的床在进门处下铺，因此成了来串门的人坐下来的首选。我在红格子床单上放了一块布以防外人坐脏了我的床。另外由于去学校报到的时间太晚了，衣柜只剩下最后一个，内嵌在高高的墙上。因此我每一次拿衣服都必须先搬个方凳来，然后踩在方凳上取衣服。这种情景一直持续到大四毕业。
那个时候，我几乎没有自己独处的时间。我们每四个人共用一张桌子，每个人只有一个小抽屉。很多东西没有地方放，因此无法避免，房间里被各种物件塞得满满当当的，我也习惯了上铺的书忽然之间“哐当”一下，从天上掉到我的床下。我躺在床上伸手就把书捡起来，递回给她。我的上铺是个广东妹子，每次书掉了她都用她的广东普通话说一句：“不好意西（思）啊！”
我在自己坐下的位置的正前方，放了一块围着蓝色塑料框的圆形小镜子。每次坐在自己位置上背单词时我都忍不住要对着圆形的小镜子瞪着自己，仿佛灵魂已经被镜子里的人吸走。这时坐在我对面的宿舍老大，一个体形胖胖圆圆、经常被我们嘲笑穿着的东北女孩，会猛地从桌子的那一边一下抽走我的镜子，随即怒目圆睁：“看什么看，赶紧背单词，你这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对着镜子，我老觉得你在看我。”
我对面上铺是个婀娜多姿却嗓门巨大的海南女子阿媚，别看她瘦瘦小小，身材却特别好。夏天，每次她一进门就脱下连衣长裙，往上铺一扔，然后长长的头发一甩，用夹带着浓重海南味的普通话沙哑地喊出：“太热了！”宿舍里总是一阵狂笑。
阿媚个性豪放，我经常听到她在楼道里用粗哑的嗓子说着什么、嚷着什么。总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她对学习没有什么兴趣，床上放着大量的言情小说。只要爬上床，她就歪在床上看那些有着花花绿绿封皮的书，看着看着就经常做出同一个决定——今天不去上课了。而我们经常在奚落她、怪罪她的谈话声中走出宿舍。
阿媚有一个绝技，就是用海南话请笔仙。每次玩这个游戏时，寝室灯一闭，她的海南话就叽里呱啦地喊了出来，声响巨大。那些粗糙的音节里泛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乡土的味道。这个时刻，我经常被眼前的情景震到了：一个哇啦哇啦讲着我听不懂的方言的女孩，长发披肩，眉头紧锁，然后双手托着一张纸，然后那笔在桌子上诡异地走来走去。
大学期间，我显然不知道孤独为何物。大学毕业之后，我又进入了一个热闹非凡的职场。财经记者这份工作，让我穿梭在各种灿烂的场合，让我沉浸在一种浮夸的热闹里，不知道孤独到底是什么滋味。
那时候我有一大堆记者朋友，很多人成了我的死党。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些记者朋友在上海采访完戴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迈克·戴尔，已经处在截稿之前的生死线上，我必须分秒必争地赶在去机场之前交稿。在酒店等电梯的时候，我让男闺蜜张京科弯下了腰当了一会儿“桌子”，我竟然在这个“桌子”之上眉头紧锁，目不转睛地写了一会儿稿子。
那场景，想起来就觉得很夸张。
这种生活如同过山车一样，我一会儿忙碌得四脚朝天，手机不停地响，一会儿像文艺青年一样感慨一下生命。在朋友的调侃中，在大呼小叫的聚会里，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多愁善感又呼风唤雨的“大姐大”。我沉浸在别人的江湖里，却太晚思考自己的人生。
来到纽约，一切忽然戛然而止。
到达美国的第一个月，一切的一切，好像一部无声的黑白电影。告别party上温暖的团聚，仿佛是火柴划亮后的一束璀璨的光，只持续了片刻，马上就熄灭了。在纽约狭小阴冷的房间，我被置于无边的黑暗当中。那些过去生活中的欢乐，在空中如同电影一幕一幕地闪现。我像《蓝色茉莉》里的凯特一样，感受到无法医治的低落。我想，凯特失去的只是物质层面的奢华，而我失去的是精神上的宠爱和陪伴。我好像跌入了另一个我从来不认识的星球，那是一颗孤独的星球。
我提前一个月来到美国，临时租的地方是阿姆斯特丹大街122号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宿舍。阴冷狭小的房间里没有电视，但是一层的大厅里有个破旧的沙发，有一台特别老旧的电视。不是等离子不是液晶，而是一个大大的金属黑方块。这是一个公共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学习或者娱乐。
这是我第一次接连不断地看美国的电视节目。电视里播放的Jerry Springer[1]主持的节目，堪称美国版的《七日》，但是比中国的节目要开放得多，采访对象全在撕扯和谩骂，而且没有戴面具。这种真人秀节目疯狂得让人发指。那个时候我的英文还不是特别好，对于他们说的是什么，我不是很懂，只是看他们无比夸张的表情和肢体动作。
换一个台，是个访谈节目。一个电视台给了在卡特里娜飓风中失去一切的一对母女一大笔钱，在5年中，她们努力生活重建一切。5年之后，电视台再次访问了已经恢复正常生活的她们。这个节目很温暖，也很传统。
来到美国的第一个月，看内容各异的电视节目成为我生活的主要内容。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朋友，只有这些嘈杂的、听不太懂的音节在耳边漫无目的地飘着。在一个月难熬到难以复加的日子里，我终于隐隐约约地明白了，从在中国工作到在美国学习，这种感觉如同用惯了Windows的人忽然有一天切换到了苹果系统当中，生活中的所有按键，似乎都失灵了，常常有一种不能自理的错觉包裹着我，无处可逃。
后来，一个金发碧眼的男孩抢占了我的沙发，他在固定的某个时间来看美国的拼字电视节目。他一边叫一边笑，有时候还跟着电视里的人抢答。他大声嚷嚷着，仿佛是答题给自己听，又仿佛是说给旁边的我听。这种美国人天生热衷的拼写游戏，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完全是天外来客。
我坐在沙发上，那个大厅渐渐地变得阴冷。有一堆年轻人来了，聚拢在旁边的一个圆桌上，哗啦啦地倒出一些纸牌和一些塑料块，他们在玩美国的一种游戏。安静的空间立刻被年轻人的大呼小叫占据了。他们叽里呱啦地兴奋地说着如同外太空一般的语言，兴奋地相互望着、交流着、高声叫嚷着，精力充沛，又肆意妄为。相对于我来说，这简直是一场欢乐盛宴。而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仿佛与他们不在一个时空里。我被他们吵得头脑发涨，好多天没有好好吃过一顿中餐的我，此刻是如此的饥饿。
我忽然明白，选择来美国的那一刻，我已经选择让自己归零了。我重新进入了一个系统，每走一步，都和自己原来的系统相互冲撞着。在这种情况下，我唯一的求生办法，就是学会新的游戏规则，找到新的出路，努力地去认识新朋友，哪怕冲撞得头破血流。
我之前听说过人们初到美国的痛苦，但是身处其中，才知道，这不是电视剧，这是生活。我倔强地在本子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辞去带着光环的工作，经历了一个起伏的自我摧残的过程，带着无知者无畏的心态来到这片土地。遭遇重创，体验绝望，然后带着一颗婴儿般的心重新上路。我回归了自己，也懂得了谦卑。除了看望这个世界，我相信，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青春期。
2.单打独斗，战胜日常俗务的小怪兽
所有生活里的机关，
都要自己一点一滴地去破解。
住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日子很快就到头了。没有想到，落地美国之后的第一个惊天震撼，这么快就来临了。
我终于明白，拿到录取通知，只是求学路上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到了纽约之后，现实的问题一个个扑面而来。衣食住行，事无巨细。原来，在你以前熟悉的生态系统里，你根本无从检验一个人是否是一个独立的人；原来，以前生活中的你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都只是假象，那是因为生活还没有到达为柴米油盐都要发愁的地步。到了美国，一切生活中最简单的需求被放大了。一切的孤独和庞杂的冲击，你必须独自去面对，这所有超越语言的一切，只有一个英文单词可以形容：overwhelming（排山倒海）。
哥伦比亚大学地处纽约市曼哈顿上城，校园很小，寸土寸金。在美国东海岸上学的朋友通常会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学校的房源比较紧张。在纽约，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哥大房子不仅少，而且贵，拉升了在纽约的留学成本。但是和中下城里那些在纽约大学读书的朋友们相比，哥大的学生们又是幸运的，因为和中城相比，上城的房子已经算是很便宜的了。一般来说，美国大学会尽量给本科生安排住房，但是研究生就不一定有这种好运了，尤其是在纽约这种繁华大都市，学校会不会给你分房，多半看运气。
在学校发出的在线录取通知书里，还是给了每个国际学生一个申请房子的机会，通过一个链接，可以跳转到学校网站上填写申请表格——那是一张大学公寓的申请表格，但是学校从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由于房源极其紧张，所以不一定每一份申请都能获批。言下之意，你得有买彩票的心态。
我提交了住房申请，发现这简直是另一个轮回的等待。等待这个分房通知，丝毫不比等待学校的录取通知轻松。每一天，我都满怀期待地去登录学校的网站，去查看分房的状态，但是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每一次登录，我看到的在线状态显示的都是——正在评估，以至于我在很长时间里都怀疑这个系统是不是已经坏掉了。这种等待的遥遥无期，饱含着一种甜蜜的望眼欲穿，让我在是否需要在校外租房这件事情上，陷入了暂时的僵局。
后来一个朋友告诉了我真相，除非学生主动联系学校，学校的房屋部门一般不会主动联系学生，即便学生上了候补名单也一样。我听了这话简直是大跌眼镜，原来只知道学校录取结果里有一项叫候补名单，没有想到学校分个房竟然也弄个候补名单，可见大家对房源的争夺真是激烈无比。他后来的一句话让我更为震惊，“其实吧，申请大学公寓比申请哥大本身，竞争还激烈，通过率极低。”
那是我第一次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美国求学，不能凡事都像在中国上学时那样去习惯性地依靠一个庞大的系统，让那个系统帮你解决事情。在美国，什么都要自立为王，靠组织的想法没有出路。
后来我果然被加入候补名单了。一个月的等待眼看就要无疾而终，就在我已经开始研究谷歌地图，准备自己在校外找房时，事情又出现了一个小小转机。学校突然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说给我分配了一间Arbor的公寓，如果有意要住，就赶紧交1000美元的定金。这几年，哥伦比亚大学为了缓解主校区附近大学公寓的住宿压力，在布朗克斯区修建了名为Arbor的公寓社区。这里的好处是房子都是新建的，质量非常好，设施非常齐全，安全也有保障。楼内有健身房和洗衣房，生活十分便利。我看着Arbor房屋的平面图，舒展宽敞，大喜过望，于是拿着电话，四处向校友打听Arbor如何，是否要接受这个来之不易的房子。没有想到，所有人的回答竟然出奇一致——“算了吧。”
原来，Arbor虽然住房条件好，但是它不在曼哈顿，而是位于布朗克斯区，因此远离哥大主校区。虽然学校每天有班车往返，但是发车时间是固定的。一旦错过，出发去学校，从学校回到住处，都非常不方便。尤其是一旦过了凌晨两点，就没有班车接送了。所有这些限制，对于一个一心想去探索大纽约的我，显然非常不便。而住在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应该是你的老师，在我心中，你应该享有来去自由的权利。对于我来说，来纽约不是来追求物质享受的，而是来追求完全的精神自由。我对任何束缚，都极其反感。
于是，一波三折，我最终还是决定自己在校外租房。还记得当时在北京认识了一个计算机专业在读的校友范若愚，他为了让我搞清楚哥大的地理位置，以及最佳的租房地区，三下五除二用电脑画出了一张漂亮的图。然后告诉我，黄色区域是学校位置，在这周围租房都还是挺不错的。我看着这张图，感觉心旷神怡，被校友的友爱和天赋融化了，好像人还没有去纽约，就已经可以感受到一种和校友相处的愉快氛围。
但是对于租房这么大的决定，我还是不敢轻易下决心。我提前一个月来到纽约，就是为了亲自去了解一下学校周边的环境，然后挑选一个合适的地方居住。而这一个月，正如前文所述，我住在位于阿姆斯特丹大街122号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宿舍里。这个临时居住地点，是通过哥大学联网站引申出的谷歌小组找的。
对于就要去一个陌生城市的人来说，哥大学联论坛还是厥功至伟。所有哥大的中国学生都集中在那个论坛里交换各种信息，从短期出租暑假房屋，到二手家具大甩卖、一起拼车出行，各种信息无奇不有。从学生们各种各样的生动语言里，你可以对未来的留学生活做一个窥探。假期里学生们都在转租自己的房屋，即将毕业的都在含泪大甩卖，卖旧物的发送着可爱的帖子，一个说：“我这属于半卖半送，不买也赠。”另一个帖子会豪放地说：“甩卖空调，随便给点，自己抱走。”我看见过“高压锅，煮10分钟，排骨都是酥的，脆骨也不在话下”这样的句子，而最让我咋舌的帖子是：“我这里绝对是超级大甩卖，另外免费送游戏碟——《猎天使魔女》《忍者龙剑传》《神鬼寓言》，另外我还有一个饭桌，可以打麻将。”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心想，这都过的什么日子啊。
这个论坛是中国学生的福音。
我从谷歌小组寻找临时住所的房源。那个产品做得非常人性化。每天都有信息推送到我的Gmail邮箱里，我再也不用在网上东奔西走。而且看到感兴趣的信息直接点击“回复”就可以联系上对方。很快，我就租到了一个在读女生的暑期转租房，这个地方从地图上看，离学校走路只有10分钟，还是教师学院学生宿舍。
我在这里度过了初来纽约的第一个月。因为是临时住的地方，所以没有买任何厨具，因此也谈不上使用厨房。这一个月的饮食我基本上都是在外面解决的，正对面的Applebee's（美国连锁餐厅）里的冰凉沙拉、5美元一小碗的热汤，基本上就是我得以果腹的方式。虽然房间超乎想象的小，但是我逐渐发现了住在宿舍里的诸多好处。比如，这毕竟是学校的设施，网络的设置你不用操心，整个大楼都有稳定的Wi-Fi。房间定期有人来打扫。我在公众区域看电视时，还可以和来打扫卫生的墨西哥裔大叔聊一小会儿天，他甚至送了我一包垃圾袋。再有，楼层之间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海报。我去住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夏季露天小剧场就在中央公园里举办，小海报上会通知大家去参加这种活动。
女孩的房间还是很有生活气息的。衣柜里挂满了衣服，但是她特意把衣服推到一边，给我留出一点位置。书柜的小桌子上摆满了各种书。墙上是一幅自制的大海报，贴的是女主人在纽约参加各种各样活动的票根。其中有来自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票，也有百老汇经典剧目的演出票，颜色繁复，五花八门。我喜欢站在海报墙前静静地看着这些票根，因为这预示了我将来可能的生活状态。最可爱的是，在这张自制大海报里，还有房东对自己的一句警告：“每天读新闻一个小时，拒绝拖延症。”这两句都是用英文写成的。
刚刚适应了房间的大小和光线、床垫的软硬程度，一个消息便传来了。房东女孩告诉我，学校要她搬到另一个房间去，但是不需要我动手，会有搬运工来搬家。我白天的时候只要出去一下，下午回来，学校的搬运工就会自动把所有的家具和物品搬到同层的另一个房间去了。于是白天我高兴地出去了。
但是，下午我回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幅惊人的景象。所有的家具虽然都搬到了新的房间，但是女孩所有的衣服、细软、鞋子，都被随便地扔在了光秃秃的床上。那张大大的海报，被搬运工扔在了地上，上面还有几个脚印。我的行李箱半开着，竖在墙边。所有的东西半裸露着，狼狈不堪。眼前仿佛是一个海啸后的现场，我被这个场景惊呆了。
这已经不是一个可以住人的地方了。
抬头环顾，这是一间更加没有阳光的屋子，本来窗户就和上一间一样小，但是这间房子朝北，光线更幽暗。我呆呆地站立在这个如同地震废墟一般的现场，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我弯下身，一件件开始收拾女孩的衣服。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的头脑是蒙的，有一点恍惚和不知所措，我在内心深处质问自己：“你千辛万苦来到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想起了，就在那一年，我刚刚领取了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和新浪网给我颁发的中国本土最佳商业作者奖，我站在灯光璀璨的讲台上领奖，手里捧着一个水晶的奖杯，无比开心荣耀；我想起了，一次采访报道之后，我悄悄地搜索了整个网络，只有我采写到了全国的独家新闻；我想起了，在最终的五道营闺蜜告别聚会上，大家的欢声笑语。她们说，无论我处在什么样的地方，我终生最高的荣誉头衔只允许有一个，那就是这个闺蜜会的会长。
而现在呢？
我处在一个狭小黑暗的房间里，不停地在想，未来会是怎样的时光呢？我在想，这是不是我人生中的一部《奥德赛》，幕布在徐徐地打开，奥德修斯正要前往战场，然后，一场引人入胜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通过Craigslist（美国最大的分类广告网站）找到房子的过程，如果仔细写出来，会变成一部长篇小说。通过找房子，我发现我被扔进了茫茫的陌生人海里，而自己第一不是学霸，第二不是土豪。人过三十，学过二十年的英语，看过七八年的美剧，考了三四次的托福，第一次要在一个真刀真枪的非母语环境中使用英语，我还是因为心情紧张而止不住地结巴。一切的尴尬在所难免。
所有的惊慌失措，都掩藏在故作镇静的外表下，那些因为不明就里而造成的尴尬，都要自己在没人的时候慢慢化解。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有所感悟，原来所谓的美国梦，也许是一个被过分美化的概念。所有的新移民，都是带着恐慌和困惑的情绪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所有这个生活里的机关，都要自己一点一滴地去破解。
刚开始在纽约生活的一个月，我发现以前的语言体系几乎已经全部瓦解了。从要一杯咖啡开始，我已经被各种各样不同的牛奶类型搞晕了，连要不要加糖的表达，也和以前在课本上学习到的完全不一样。由于不知道点一杯咖啡的具体规矩，我总是点不到自己满意的咖啡。然后经常傻傻站在那里，满脸疑惑。而唯一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就是站在柜台旁边观察——观察美国人怎么点咖啡。从这一点小事来看，我原来世界的秩序已经瓦解，而新的秩序正在缓慢建立。
如同在海洋里海水无处不在一样，初到纽约，孤独无处不在。即使你的心在沉没，你的思维也必须前行。你是你自己的总务大臣，在新的环境里，租房、购置新的物品、规划你的饮食、想方设法在未来的学业里稳步求生，这是一场战役，一环套一环，你要学着自己统筹规划，中间哪一个环节失误了，都会导致整体秩序的坍塌。
每天晚上，我打开电脑，登录美国的信息交换网站Craigslist，学着寻找合适的房源。像所有初到美国的学生一样，我通过这些租房网站学习着一切新鲜的词汇，furnished（有家具的）、unfurnished（没家具的）、full-size（单人大床）、king-size（双人豪华床）、queensize（普通双人床）、pet free（宠物免入）。我通过普通人留下的只言片语，来了解这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就算一个小小的语言符号的使用，也让我感觉新奇不已。我把这种艰难当成了一种学习机会。我忽然感觉到，原来多年记者生涯造成的职业病还停留在我的身体里，我已经变成了一个随时随地观察思考的人，这正是大龄留学给我留下的一种与众不同的财富。我更愿意把这段时光，看成一段痛并快乐着的学习旅程。
在Craigslist的论坛里，大家都会写出自己租房和寻求室友的意愿和要求，很多帖子写得幽默风趣，对于我这个刚刚到达的留学生来说，这些帖子里全部都是美国社会取之不尽的文化剪影。
有的人写：“我是一个上班族。我很安静。我想找一个好玩的人和我合住，我绝对不是种族歧视主义者，欢迎各种种族的人来和我合租。”
有的人写：“我是一个在读学生，我非常忙碌，白天基本都在上课，我要寻找一个同样爱干净的人做室友。我对宠物过敏，所以我不能忍受带着宠物的人和我一起生活。但是我绝对支持宠物的权益。动物万岁！”
这些五花八门的租房帖成了我学习美国社会的工具，它们充满了人们对于种族主义、动物权利的看法。而这些言语的细节，开启了我一个一个的认知窗口。我开始通过帖子和所有可能联系的人联系，一是近距离和这些活生生的美国人接触，二是体验在真实的美国社会中使用语言的乐趣。
但是好景不长，当我白天出去和这些潜在的房东联系时，真实的麻烦汹涌而至。在美国，如果你是一个外地人，很快就能感受到作为一个外地人的种种不便。拿租房子来讲，如果你还没有社会保障号，就需要提供担保人。而担保人的年收入需要是该房屋年租金的80倍。另外，很多出租的房子还需要你提供推荐人，至少要2～3个！而房东对租客的背景也经常严格审查，需要提供一大堆的资料。对于举目无亲的我来说，找人给我做担保是很困难的，而各种表格、文书又让人觉得无比烦心。而最让人不快乐的是，如果你是通过中介租房的，那么你至少要多付一个半月甚至两个月的房租。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已经隐隐感觉到了这个契约社会是依靠规则来运转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规则让人应接不暇。适应规则，是每一个新来者的必修课。我感觉到了程序的烦琐，伴随而来的是真实的煎熬。每天，我在酷热的骄阳下东奔西走，感觉不到被人们称作“大苹果”的这个城市——纽约，有一丝一毫的美感。我仅有的感觉，就是被这个世界的繁文缛节给吓到了。一种焦虑感侵占了身心。我知道，在我北京舒适的家里，每周都会有鲜花盛开。
后来阿姆斯特丹大街106街157号的房子，也是通过Craigslist找到的，而发帖子的人，正是这个大楼的楼管。一家美国的管理公司包下了整栋157号大楼，而楼管正是负责把这个大楼里的所有房子租出去的人。我和楼管通了电话，发现此时用英文打电话成了我的噩梦，本来面对面交流不成问题，而这个楼管浓重的意大利口音让我云山雾绕。我完全不觉得他在电话里讲的是英文。我不断地、缓慢地、略带尴尬地在电话里重复着，“你说慢点，你说慢点。请你语速慢一点”。而电话那头，只是传来火星文一般的语言。
纽约很多建筑都是拥有上百年历史的老楼，哥大附近的高楼大厦并不多，以6到10层的楼房为主。我去的这座白色楼房外表看上去普普通通，楼道的墙壁也颇为陈旧。但是，让我颇感意外的是，和很多老楼房屋的破旧斑驳相比，这座楼里面所有房间的装修都是新的，有一些房屋还正在装修中，路过时一股油漆味道扑面而至。第二点让我意外的是，这座楼的每一个公寓里，竟然都配备了带烘干功能的洗衣机。这在纽约，实属少见。洗衣机对于一个住所实在是至关重要的设施，如果没有洗衣机，人们就要驮着厚重的衣物去公共洗衣房洗衣服，又要换钢镚又要自带洗衣液，光行头就得一大堆，麻烦至极。而有了洗衣机，洗衣服就不再是一个体力活。让我内心暗暗惊喜的是，这座公寓里每一个房间都是分开出租的，而且接受月付房租。这在所有我看到的房子里面，是租住程序和条件最简单的一个。
这所房子，离学校走路大约12分钟，早应该被哥大的学生一抢而光。我在最后关头匆匆忙忙抢到了其中六层公寓的一间卧室。鞋盒子大小的房间，租金却要950美元一个月。而这样的价格对于一个纽约客来说，真的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学生们对房子的争抢，早已经让这里变成了“学区房”。能有一个落脚之地，就应该去念阿弥陀佛了。而我的室友，又会是谁呢？
热情的楼管操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说着英语：“室友是谁，就看后续谁来租你公寓的别的房间了。祝你好运！”
天啊！我浮想联翩，我未来的室友会是种族主义者吗？会注重动物权利吗？这个时候，我还无从知晓。而我的眼前却浮现出美剧《老友记》的一幕一幕。我的纽约后续生活，会像是喜剧频出的《老友记》吗？
我不知道。
3.水深火热的合租生活
有时候，
我们只有在另一种文化中，
才会看清真实的自己。
阿姆斯特丹大街106街157号，是一座住满各样新移民的楼房，以年轻人为主，很多是来求学的学生，你来我往，流动性非常大。搬家的人，拖着各种各样的家具上上下下。每当看到大楼门口放着一个床垫，我就知道，今天又有人要搬进来了。这样一座楼房，混杂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几乎没有什么显眼之处，这也反映了纽约城市的一种常态：大家都是移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过客。因此，搬家是一种常态，来去匆匆是一种常态，相聚只是一种偶然。
在美国上学，我一直暗暗地希望能有一个美国人当室友。这样好歹可以在下课以后也说说英文。另外，通过和美国人的交往，可以真正了解美国年轻人的思维，也可以通过一个真实的人来了解美国的文化。一个来自佛罗里达的美国年轻人杰西，恰巧也租住了我所在公寓的一间卧室。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我是如愿以偿了。而我的生活，似乎真的如同《老友记》一样，在水深火热当中上演了。
一天晚上，我正躺在大厅的沙发上看书，有人敲门了。我打开门，一个个子很高、褐发碧眼的大男孩站在我的面前，他拖着一个破旧的行李箱，脸上略带着一点点玩世不恭的顽皮。看见我，他说：“你好，我住在里面那一间，我今天只是来送行李的，不住这里。但是过几天会搬过来。”我说：“好的。”他把行李箱放到自己的房间后，简单地整理了一下，然后来到客厅的黑色沙发坐了一会儿。他一边擦汗一边看着我，我当时正在用iPad看美剧《绯闻女孩》，手里抓着一个本子，上面记着所有我不认识的英语单词。他凑过来说：“你干吗要在本上写这些字呀？让我看看，你在写什么？”说着伸手就要过来抓我的本子。对这位我面前忽然冒出的母语人士，我的不知从何而来的虚荣心泛滥了出来，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不认识那些英语单词，好像这样他就立刻知道了我的英语水平，会很丢脸。我本能地将本子撤了回来，“不行！不行！”他耸耸肩，就这样走掉了。
这就是我和杰西的第一次见面。
8月底，他就正式地住了进来。我们如同美剧一样的、略带夸张的纽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和有梦想所以选择到北京来生活的北漂一样，杰西在佛罗里达长大，毕业于西北大学新闻系，后来还在本校读了研究生，现在选择到纽约来生活，完全是为了圆自己的一个“纽约梦”。虽然纽约对年轻人意味着狭小的房子、超高的房租、超级激烈的竞争环境，但是，对于杰西来说，纽约有他想要的一切。别的地方再好，他也宁愿当一个“纽漂”。
刚刚住进公寓的时候，杰西是一个白领，在中城的一家公关公司工作。不管周末他穿成什么破烂的样子，一到周一早上，他会换上一套笔挺的西装，然后从我们破旧的公寓里走出去。我会心里一惊，然后笑笑，觉得有种格格不入之感。我相信大街上的人看见杰西这副神采奕奕的样子，会以为是哪里来的高级白领，一定不相信他会住在我们这样的小公寓里。
但是，杰西这样正常地走出公寓门的时候其实不是特别多，他经常是在惊慌失措当中跑出门的。因为晚上他常常跑出去和狐朋狗友玩到很晚，两三点回来是常事。有时候还会喝很多酒，这个时候他通常不在意室友的感受，开门的时候钥匙哗啦啦地直响，然后脚步很重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会因为被吵醒而非常愤怒。
即使杰西晚上没有跑出去，他也会被另一项嗜好——玩电子游戏——统治着。而这个嗜好，让我更加难以忍受。
杰西自己的卧室没有桌子，他似乎也不打算买一张桌子。因此每一次用手提电脑玩电子游戏，他都会占用客厅里的桌子。那张方桌不大，他人又很高，因此他只要一坐在桌子旁边，仿佛就把整张桌子给占满了。他自认为非常照顾公共秩序，玩游戏的时候从来都使用耳机，因此我不会听到电子游戏里那些打打杀杀的刺激声音。然而，杰西沉浸在游戏中的时候通常会无比投入，他经常会拼命地点击鼠标，手快速点击鼠标的声音在深夜里非常大。有时候玩兴奋了，他的身体会不停地向后仰，椅子也会随之向后倾斜。不一会儿，椅子的两个前腿落地的声音就会传来。
我对杰西晚上玩游戏的行为极其不满。如果我在屋子里熬夜写作业，通常不会理睬他在客厅里张牙舞爪的行为。但是如果我已经决定睡了，客厅里大力点击鼠标的声音和椅子频频在地上拖动的声音会让我忍无可忍。我经常在凌晨三点愤怒地打开自己的房门，然后冲着客厅嚷嚷一句：“杰西，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你就不能回到你自己的屋子去玩？”
而杰西通常会回我：“我没有弄出声音啊。”
这时我会更加不高兴地说：“拜托，你拼命弄鼠标的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还有你的椅子，拖来拖去，那么大声，已经吵到了别人。”杰西这个时候通常会收拾起自己的电脑，默默地回到房间里去。而我打仗似的一整天，终于得以平息。
我和杰西之间，常常处于战事即将爆发的边缘状态。我们经常会因为各种室友之间的事情争吵不休。在我眼里，他代表了霸权主义的那种横行霸道。比如，他会对我说：“哎呀，你冰箱里的卷心菜已经坏掉了。”
我说：“没有没有，我还准备吃呢！”
杰西却说：“算了吧，我看真的已经不能吃了，扔掉。”话音刚落，他已经把我的东西扔进了垃圾桶。
这让我很愤怒，我高声说：“即便要扔，把这个东西扔掉的人，也应该是我吧。谁让你动我的东西啊。这是我的私有财产。”杰西此刻往往不说话了。
有一次，我和杰西之间爆发了一场最激烈的战争。原因是我洗衣服的时候，习惯放几滴滴露消毒水。杰西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在空气里闻到了滴露的味道，他说：“海涛，你用的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房间里全都是一种医院的味道？”
我说：“滴露啊，你们洗衣服的时候不用吗？”
他皱着眉头，说：“那是什么东西呀，是不是擦伤口的东西？你现在把满屋子弄得都是这种味道，很难闻。”
我说：“胡说什么，这是一种很好的味道，很好闻。”
“不行，不行，我对这个东西过敏！”杰西这次又表现出了霸权主义作风，他走进了卫生间，拿起我的滴露瓶子，直接扔进了垃圾桶里。
我当然是暴跳如雷，用连珠炮一样的语言对他咆哮。这个时候他也不会示弱，也开始对我咆哮。我们之间会来一场暴风骤雨似的争吵。可能就是在这段时期，我用英文骂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了。
杰西这个人不太记仇。往往前一天我们刚刚很不愉快地吵过一场，第二天愤怒就烟消云散了。杰西会像没事儿人一样和我打招呼：“早啊！”有的时候为了缓和气氛，他还会叫我的外号“Fanny”。他嬉皮笑脸，然后站在客厅里，阴阳怪气地说：“Fanny，你觉得这个称号怎么样啊？我给你起的。以后我就叫你Fanny了。”我一笑，狠狠地打他一拳，所有的不愉快也就这样过去了。他还会像往常一样，在谈话中纠正一下我的英文，甚至，偶尔会帮我修改一下我的作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内战开始慢慢不那么激烈了。虽然磕磕绊绊还是接连不断，但我们最终都开始意识到，我们是来自两个国家、两种文化背景的人，各种行为习惯都不一样。我们除了努力适应对方，真的别无办法。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种弱势，变成一种优势，通过尽量多的沟通，去试图了解另一种文化。
杰西在帮我提高英文方面一直非常热心。我对学好英文有强烈的愿望和诉求，因此从成为室友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对他说：“杰西，只要听到我说话说错了，请你立刻纠正我，好不好？”他真的做到了，这种及时的纠错，让我避免了很多在其他正式场合的尴尬。慢慢地，我的自信心也在提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随意的交流，我对美国文化的很多疑惑，也得到了解答。
比如我会问他：“杰西，为什么任何人打了喷嚏，美国人都会说‘God bless you’（上帝保佑你）呀？”
杰西说：“那是因为，我们认为你打喷嚏时魔鬼就会附身，所以我们就祝福你，这样魔鬼就不会跑到你的身上了。”
万圣节临近，大街上开始出现造型各异的南瓜，商场里到处都是各种万圣节的服装和饰品。我回到公寓，问杰西：“杰西，万圣节你家也会为别人家的小朋友准备糖果吗？”
他想了想说：“对呀，一般来说，家里都会准备一些糖果，等邻居小朋友敲门时送给他。如果家长外出了呢，就准备一个篮子，放在门口，把糖果放在里面，让小朋友自己去抓糖喽。一般小朋友都很自觉，只拿一块。”
“那你小时候是不是也去参加trick or treat呢？”
“会呀会呀，我妈妈特别在意我去别人家拿到的糖是不是包好的。如果没有包好，我妈就会觉得这块糖可能被污染了或者有毒，就不让我吃了。”
停顿了一会，杰西一笑，说：“海涛，你知道我们家拿什么让我去装糖果吗？别人家通常是让孩子提着一个篮子，我们家呢，给我的是一个枕套。”
在那段时间，我们之间进行了很多场这种随意的交流，以我问他答为主，而一个真实的美国家庭的生活图景，就这样在我面前慢慢展开了。
和很多美国年轻人一样，杰西是一个十分在意公共场合秩序和自己私人权利的人。也许这种界限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植入在他的思维当中，因此他在生活中时时刻刻地通过各种行为表现出来，有时候在我看来，一些表现让人不可思议。
我们的电费、煤气费和供暖费，通常由一个人先用支票付掉，然后另一个人再把钱付给对方。因为我的课业负担比较重，因此写支票这种事情通常是由杰西完成，之后他会告诉我一个我应该付的金额，我有空时就付现金给他。每一次的费用都有零有整，这给付现金的我制造了一点小问题。因为在美国使用现金有一个巨大的麻烦，就是钢镚太多了。因此，每次我都不计零头，四舍五入多给杰西一点。比如54.38元，我就给杰西54.5元。每一次，我都会和杰西强调：“麻烦你不要找钱给我了，零钱不好收。”
但是执着的杰西，每一次都不听我的劝说，都把找好的一堆一分的钢镚，放在我的门口。对于他来说，谁的就应该是谁的，必须分好。我每次都苦笑着说：“Come on,Jesse.（别这样，杰西。）”而他会说：“下次给我正好的钱，也许会好一点。”
在这一点上，我感受到了中西文化的不同之处。我把这看作两种不同的成长背景和文化之间的碰触，很有意思。
与人合租，除抢占时空的各种资源外，冰箱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杰西从一开始就扮演了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规定了哪一层是我用的，哪一层是他用的，分隔清楚。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我的东西太多，相互放乱了。他常常分不清哪个东西是他的，哪个东西是我的。有时，他会拿着一个西红柿问：“海涛，这个到底是我的，还是你的？”
我说：“糟糕，我真的想不起来了，随便吧。”这时他常常非常无奈。
后来，他做出了一个让我大跌眼镜的举动。有一天，他从街对面的99分店买来了一卷胶带和一盒随身贴，然后用马克笔在那些贴纸上写上几个大大的字母——“JESSE”，然后贴到所有属于他的东西上去，无论是牛奶桶，还是装菜的塑料袋。
我被这个举动给笑坏了。我说：“天啊，杰西啊，你是不是怕我偷喝你的牛奶啊？”
杰西说：“不是啊，我只是觉得，这样标注一下，比较清楚而已。”
我无可奈何地笑了起来。
杰西对于私权如此捍卫，对于公共秩序的维护也不在话下，虽然他自己的私人空间往往乱得不成样子。比如，他的卧室在公寓的最里面，正对着我的卧室，因此他每一次开门，我都可以看到他房间里如同地震废墟一般的样子。他神奇到除了一张床，什么家具也不买。因此很多东西他都放在地上，房间的凌乱程度可想而知。杰西的房间朝南，只有他的房间打开门，我们的客厅才会阳光明媚，但是，我实在不想看到他屋里的样子，因此常常请他关上门。而他也特别在意自己的私人空间不受侵犯，每次也都会记得自己把门带上。
但是，一涉及公共空间，他似乎总是不自觉地开始扮演起“警察”的角色，变成了努力维持秩序的那个人。
杰西是第一个让我知道垃圾分类比天还重要的人。他在厨房里面放了一个垃圾桶，一个纸袋子。垃圾桶是放不可回收垃圾用的。罐头盒、纸质的牛奶利乐包、装橘子汁的塑料桶这些可回收的垃圾，是要放进纸袋子里单独扔的。和美国人的习惯相对应，街道上或者公寓里的大垃圾桶，也通常会把不可回收垃圾和可回收垃圾分开。
像杰西这种年轻人，垃圾分类的概念都是从小建立的，因此成了一种天然的、不可违抗的习惯。对于不遵守这种习惯的人，他就会在旁边指手画脚。
我一到美国就入乡随俗，开始学习严格的垃圾分类，但是偶尔会投错筐子。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了，我公寓里的这位“警察”马上就会站出来说：“海涛，像这种材质的盒子是不能扔到生活垃圾里的，你必须扔到可回收垃圾里。”
一听到杰西的警告，我马上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好吧，你盯我也盯得太紧了吧。”杰西站在我身边，一直到我重新把垃圾放到该放的地方，才心满意足地回到房间。
后来，他对我的要求进一步升级了。原来，美国人从小建立的习惯不仅仅是把垃圾按类放好。最妙的是，他们要对用完的纸盒或者罐头盒进行清洗，只有清洗得干干净净，才能放进可回收垃圾里。刚开始时，一盒橙汁喝完了，我就随手放进回收袋里。杰西马上站出来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应该这样。”说着，他拿过我的方形纸盒，先从水龙头里接一点水，然后用手晃一晃，再把盒子倒过来放，残留的橙汁随着那些水流到了水槽里。之后，杰西把盒子在空中甩了甩，才算完事。我这时候才明白，原来每一个放进可回收垃圾箱的盒子，都要这样清洗。尤其是用完的罐头盒，甚至要用洗洁精洗好。
这就是真实发生在我和杰西之间的故事。这种差异，有时候确实会让我暗自羞愧。而我越来越感觉到，有时候，我们只有在另一种文化中，才会看清真实的自己。
杰西和我磕磕绊绊地进行着跨国文化交流。彼此从激烈的碰撞，达到了慢慢理解、彼此宽容的状态。一段不长的时间之后，我们的公寓又搬来了两个人，分别住进了另外两间独立的卧室。他们一人是在哥大读商学院的法国年轻人何维，另一人是来哥大进行访学的中国环境学女教授——李教授。
这让我们的公寓一时间变得像一个联合国了。出生于美洲大陆、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的几个人在此会合，会奏出一曲什么样的交响乐章呢？很显然，这并不会是什么和谐之音，中美两种文化的碰撞尚且让大家经历了艰难的磨合，现在又多出来了一种欧洲文化，文化差异带来的摩擦会不会让公寓里的生活充满不和谐的旋律？我转念一想，虽然生活上的不便可能略有增加，但是可以如此方便地和几种文化同时接近和交流，这一生除了此刻，还能有什么时刻有这种机会？这也是在纽约生活的独特魅力，你可以很便利地接触到全世界各个种族的人，近距离了解各种文化，而这种直接体验会带来强烈的感观，也会飞速地加快你对整个世界的理解。我后来才逐渐明白，这种多文化共存的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对于日后都是一种无穷滋养。
我是一个重视体验的人，我相信，一切体验都能丰富我们的阅历，还有我们的内心。
何维是一个身材不高大的法国男孩，年龄和杰西差不多大。他的进驻，毫不夸张地说，给这间公寓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法国风，一种欧洲风情。何维个头不高，不到1米7，头发是稻草色的，眼睛碧蓝碧蓝的。一旦说起英语，他就会带有一种强烈的法国口音，所以有时候我很难听懂他说了什么。每一次和他说话，我都要死死地盯着他的嘴唇，然后结合情景来理解他要说的到底是什么。但奇怪的是，在我一头雾水的时候，杰西每次都能毫不费劲地听懂他的话，我想，这就是母语人士和非母语人士的差别吧。
和活跃的、调皮捣蛋的杰西相比，何维是一个动作幅度缓慢的年轻人，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他总是慢条斯理的，略带着一种法国绅士般的骄傲与优雅。
何维给公寓带来了巨大改观，他犹如欧洲文明悄然无息地进驻了我们的公寓。首先是在卫生方面，他一住进来就买了一块海绵，把我们公寓的炉灶以及厨房的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不太做饭，但是偶尔也会用炉台煮个意大利面。每次使用厨房之后，他都会优雅地拿起厨房纸巾，将遗留在灶台上、桌上和地上的所有污渍清理干净。每一次他做完饭，厨房和灶台就洁净如新。他的习惯是洗完餐具之后，用一块干净的布把所有的碗和叉子，一点一点地擦拭干净，而不是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习惯晾干。
厨房的橱柜每个人各占一格。
我的格子里充满了各种从中国城买来的油盐酱醋和胡椒粉、花椒粉等中式调料，还有从学校附近的韩国超市买来囤积的多瓶老干妈，当然，也少不了中国学生大爱的各种各样的干面条。
杰西的格子里呢，有很多美国人爱吃的饼干，有五颜六色的糖果，还有各种各样的罐头食品。
何维的柜子从来不像我和杰西的那样满满当当，他只在格子里放了一些简单的金属勺子、叉子和几只玻璃高脚杯。没错，在这个屋子里，唯一拥有几只高脚杯的人，就是我的这位法国室友——何维。他是要喝红酒的。
何维在家里做饭的时候非常少，经常在外面的餐馆就餐，他曾经告诉我，离我们公寓两条街的Westside Market（西边市场）这个超市，一过晚上8点，自助沙拉就是半价了，这个时候去买特别划算。所以，我经常看到何维的晚餐就是一盒沙拉。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理解，心想这么重要的晚饭他怎么能这样凑合呢？后来我才逐渐地明白，一盒沙拉，在西方人眼里确实是可以当作一顿晚餐来吃的，后来我也经常那么吃。但是何维最绝的一点是，他竟然要自己调酒的，而且是酒吧里极其受欢迎的一种鸡尾酒——mojito。
何维买来薄荷叶、白糖、朗姆酒和汽水这些调酒的原料，然后他把薄荷叶加上白糖捣烂，再加上朗姆酒和汽水搅拌，淡淡的薄荷清香马上会弥散在空气里。何维会拿一个装满了冰块的玻璃杯，把调好的鸡尾酒倒进去。此时，整个玻璃杯晶莹剔透，冰块和薄荷叶在水面上漂浮着，透彻的液体里有一些碧绿的颜色在发着光，显得漂亮极了。我被这场景震惊的同时，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生活的意义，不是在豪华的房子里过得优雅，而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条件和境遇下，都可以把优雅发扬光大。
这段时间，由于屋子里的人多了起来，杰西这位“警察”更加重视对公寓事务的协调工作。他安排大家轮流承担清扫值日和交纳水电费的工作。因为大家在家的时间不太一样，所以他经常通过邮件来通知大家。他的邮件也写得非常有意思，比如，他会给大家先发一个很好玩的YouTube的视频链接，说，大家看看这个视频吧，你肯定会喜欢的。然后他说，我现在有三件事情通知大家。第一，下一轮值日的起止日期。第二，大家各自负责扔垃圾的日期。第三，咱们又该交水电费了，总共是××元，每个人平均是××元。
因为有了杰西这位管家，我们公寓的生活还算井井有条。当杰西乐此不疲地充当“警察”、全权管理公寓的事情时，何维也显露了自己国家的文化特征，他通常是非常中立的一个人。在默默地、完美地做完了杰西指定的各种事情以后，他对其他各种事情很少表态。
这间公寓里有关中国教授的部分，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学环境的女教授大约45岁，是个彻头彻尾的环保主义者。她特别在意公寓的能耗情况，经常觉得我们比较费电。因此，她经常帮我们关灯，或者拔掉不工作电器的电源。这让我叫苦不迭，因为我有一个习惯，晚上累了，我就拿做饭调剂一下生活。往往晚上十一二点，我用电饭锅蒸上米饭，在蒸笼上铺好我切的蔬菜，第二天早上再从锅里把热好的饭菜直接装盒带走。而晚上教授一两点钟回到公寓时，经常以为我忘记了拔电源，就把我正在“保温”中的电饭锅的插头给拔掉了。
女教授有着中国人鲜明的好客的特点，在整个公寓里，只有她给我做过饭，还邀请我和她一起吃。有时候看见我刚刚下课，饥肠辘辘，教授会给我盛一碗她刚刚做好的红烧土豆牛肉。这种冒着热气的、香喷喷的、带有中国风的食物，对于我来说，简直是最大的身心补给，可以让我马上从抑郁的状态走出来，充满对生活的希望。
如同一个硬币有正反两面，女教授热爱开火做饭这件事儿引发了公寓里最大的一次文化冲突和危机。而我，面对着几种文化的激烈碰撞，却无力解决。
起因是这样的，女教授每做完饭之后，都要把大量的菜皮和垃圾留在水槽里，不清洗，或者没有清洗干净。这让整个水槽显得脏乱不堪，也给下一个使用厨房的人造成很大的困扰，谁不想在做饭的时候，使用一个洁净舒适的厨房呢？
本来杰西和何维每次都会勉强清理，但是时间一长，他们不干了，认为自己为别人不负责任的行为买单是极其不公平的，他们纷纷跑到我这里来抱怨：“海涛，你必须得和Lee（李）说一下，她这样做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做完饭，怎么就不能收拾一下厨房呢？你去和她说一下吧。她的英文不好，你们可以说中文，你去提醒她一下。”
此刻的我，陷入了困境，我怎么能去批评一个经常给我做饭的热心肠大姐呢？她有点像我的长辈，而且每天早上，她去上课之前都会把整个公寓厨房的垃圾收走扔掉。我本能地拒绝了两个西方人提出的请求，我想了想，说：“嗯，杰西，何维，这事呢，我不能说。因为在中国文化里呢，一个晚辈指出一个长辈的错误，是很尴尬的事情。”
杰西和何维对我的回答表示了极大的不解：“错了就是错了，你说一下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提年纪大不大这回事情呢？”
而我，抱着自己的头，感觉非常无奈。我感觉自己百口莫辩，成了几种文化里的夹心饼干。哎，你说，我怎么和两个西方人，用英语来解释孔孟之道呢？中国文化里那种含蓄委婉，甚至不愿意得罪人的那一面，似乎也一瞬间在我的身上显灵了。
4.年轻人的困境
他那么爱纽约，
就要承担纽约附加给他的一切痛苦。
因为缺乏控制力，杰西的早上通常是灾难式的。我常常在7点半左右被他打开橱柜门的声音惊醒。他会疯子一般地从冰箱里掏出牛奶和花生酱以及一根香蕉做早餐。他把花生酱和香蕉放在一只白碗里，然后倒入凉牛奶，最后用勺子将这些食材拼命搅动。我即使不被开橱柜门的声音惊醒，也会被勺子撞击碗沿的声音吵醒。很多时候，杰西通常不会给自己留吃早饭的时间，经常是还没有打好领带，就逃命一样奔出了屋门。
有时候，杰西睡过了头，实在不想上班，他就会打电话装病，和公司请病假。说自己今天不舒服，实在没有办法上班。隔着房间的门我都能听到他哼哼唧唧装病的声音。我耸耸肩，对这种不上进的人，唯一的感觉是——这人没救了。
就凭杰西这种不靠谱的工作态度，我预见到他失去工作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果不其然，有一天晚上，他对我说：“我明天就不去公司上班了，今天是我上班的最后一天。”
我问他：“是你拒绝和公司续约了呢，还是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
他说：“我和公司的合同到期了，但是他们也不准备和我续约了，我呢，正好也不想干了。”
这是我第一次和杰西谈工作的话题，我对他说：“杰西，我可以问问，你喜欢这份工作吗？你在公司主要做什么呢？”
杰西说：“我真的不喜欢这个工作，我做的是公关公司的工作，主要是一有客户来公司开会，我就傻傻地坐在那里，拿个本子记笔记。然后呢，我必须整理好会上的内容发给老板。还有呢，我需要整理网上的一些报道，正面的，负面的，然后发给客户。我觉得，我的工作真的是好无聊啊！你知道，我是在西北大学学新闻的，我呢，将来还是想当一名记者。”
我笑了。这个男孩在我眼里简直是少不更事。我怀疑，就算有一天你做了记者，就以你这样爱玩的性格，能做得好吗？
第二天，我的室友杰西，成为失业的杰西。早上他终于不用上班了，他开始一觉睡到中午，然后从下午开始打游戏。
我无可奈何地看着他，心想：“哎呀，杰西，你的纽约梦呢？”
失业的杰西，打了一段时间的电子游戏，终于抬起头来，开始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他需要自己养活自己，挣足够的钱来负担纽约高昂的房租和其他不菲的生活成本。毕竟，他生活在“世界的中心”——曼哈顿，就连一盒草莓，都比隔着一条东河的布鲁克林区贵一两元。他那么爱纽约，就要承担纽约附加给他的一切痛苦。不仅是年轻人，很多漂泊在纽约的人，就是要追求那种痛并快乐着的感受。那种挣扎感，是纽约的一种标志。
在美国年轻人的概念当中，“自立”是非常重要的，而“拼爹”是可耻的。这是我后来在课堂上和同学们交往，或者与很多美国的华人家庭近距离接触时，鲜明感受到的。上课时，大家从来不提自己的家庭背景。生活中，大多数人会打一份零工挣学费。毕业之后，花几年时间来还学生贷款，没有父母插手帮忙。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公开宣称，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还完学生贷款，这是一种自立为王的价值观。在这片“美国梦”被广泛散播的土地之上，奋斗这个词，是一种标志，显得特别性感。
然而，2011年，对于美国年轻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年份，对于学习新闻的年轻人来说，尤为如此。美国经济整体还处在动荡的恢复期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是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的话题，普通的美国人怨声载道。而寻找一份与新闻有关的工作，似乎特别艰难。不仅是杰西，很多哥大新闻系的学生，也是如此。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对于年轻人，这个年头并不太好。”
杰西在这个年头不好的年代，变成了一个找工作的年轻人。他终于停止玩电子游戏了。每天上午，他打开电脑，修改自己的简历，在各种招聘网站上寻找与新闻有关的工作，似乎成为一个记者，才能让他重新活过来。他不停地打着电话，和不同新闻机构的人事部门沟通，问对方是不是需要招人，每天客厅里都充斥着他忙忙碌碌打电话的声音。不过结果可想而知，那段时间新闻机构不裁人就不错了，哪里会招人？大多数人事经理只是客气地表示，可以把他放进人才库里，但是连实习的机会也不给，这让他有一点点受挫。
我曾经问过他：“杰西，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外州啊，毕竟纽约的竞争实在太激烈了。”听到这话，杰西马上否定了这个想法，他说：“我就是要留在纽约。这里有来自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新鲜事，还有啊，我想吃哪里的美食，纽约都会有。美国别的地方没有这么精彩，我一定要留在这里。再说，别的地方哪有新闻可做。”
我点了点头，说：“那你这段时间是不是可以去领取美国政府发的救济呢？我看新闻说，凡是失业的人，都可以去填写报告，政府可以在18个月内为每个失业的人每月发放1000多元的救济金，让人们度过危机。政府发的钱，完全可以维持你在纽约的一切费用了。这可以是个缓兵之计。”
杰西立刻摇了摇头：“不行不行，我这么年轻的人，绝对不能去领政府救济。理论上说，我可以去，但我不能去。不管怎么说，领救济都会有记录的，等我去找下一份工作的时候，人家要是问我，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呀？我总不能说，我什么都没有忙，我在家领救济呢。这太糟糕了。我还是得找一个事儿，先活下去再说。”
年轻人去领救济十分丢脸，这是我从杰西这里得到的观念。以后在和其他美国人的交往中这也得到了证实。
杰西在失业期间，还是保持了一定的理性和乐观态度。比如，不管预算多紧张，他也要定期去看牙医，这是美国人的一种习惯。比如，他坚持在家健身，在客厅里狂做仰卧起坐，然后抓着门框做引体向上。我偶尔走过的时候，他甚至会扬起胳膊，得意地秀一秀他练出来的肱二头肌。那神情仿佛在说：“怎么样怎么样，我练出来了吧。”一点看不出一个待业青年内心深深的忧虑。
在失业期间，杰西把他惯用的黑暗料理配方都用遍了。我也不知道，他是真的喜欢用这种方法去吃，还是为了省钱。早上，他还是把冰牛奶加上香蕉和花生酱搅拌成一种奶昔。我承认这辈子我从没有见过这种吃法。有一次，我按照他的配方自己做了一碗尝尝，竟然感觉不错。而中午或者晚上，他经常是以罐头食品加上一盘米饭果腹。他经常用的罐头是一种红豆铁皮罐头，做法是把红豆煮熟后，盖在一碗米饭上，杰西号称这是南美洲的美食，我却觉得，这种食品难以下咽。
就这样凑合了一段日子，杰西终于找到工作了。他白天给一家在线网站当自由撰稿人，发一篇稿拿一篇的钱。晚上呢，他找了一份临时工，在附近的牛排店当服务生端盘子，两份收入加起来将将够杰西在纽约的房租和生活成本。
生活的压迫，反而使这个爱玩的男孩斗志昂扬。晚上，他穿上餐馆的工作服——黑色的衬衫和黑色的裤子，精神抖擞地出门打工。白天，他拿着录音笔，去纽约的各种活动现场到处围观采访。回到家，他常常拿着录音笔听着采访对象的声音，默默地傻乐。
2011年10月13号，我上完课刚刚回到家，杰西兴奋地拿着录音笔，对我说：“海涛，你听，你听，我采访到了谁？”
“谁？”
“纽约警察局局长，他叫雷·凯利。”
我本来是一个从业多年的记者，落魄到了纽约，成了苦逼无比的学生。听到有关采访的事情，浑身的记者职业情怀又默默升起来了，内心还是忍不住十分激动。我不自觉地高声说：“太好了，太好了，现在正是‘占领华尔街’发生的时间，这么大的事，你肯定得抓住他问，怎么解决大家在公园示威的事情啊？”
“那当然了，你听。”
杰西把录音笔打开，里面传来了嘈杂的环境中两个人对话的声音。对话中充满了另一种文化语境下的词汇和事件，让我熟悉又陌生，有一种穿越时光的奇异感。
杰西：“你觉得，明天在祖科蒂公园发生的示威，会演变成布鲁克林大桥事件那样大规模的逮捕事件吗？”
雷·凯利：“我希望不会。”
杰西：“你上一次看到纽约发生这种运动是什么时候？”
雷·凯利：“我记不起来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运动。我觉得这次‘占领华尔街’运动和以前发生的示威原因不一样。这次运动构成的原因很复杂，很多样。当然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曼哈顿的59街以南，每年至少要发生600起的示威活动，但那是很单纯的游行示威，就是反对越战。”
杰西：“你觉得，这场‘占领华尔街’运动会怎么发展呢，你觉得会有一个解决方案吗？”
雷·凯利：“我不确定会不会有一个总体的解决方案。我相信，人们对现状都很沮丧，所以人们都希望能够集中起来，让他们的沮丧释放出来，表达出来。当然了，大家也希望自己的沮丧能够被外界听到，或者说感知到。我想，这种沮丧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人们已经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了一些。”
录音还在播放，我看见杰西的眼睛因为这次稚嫩的采访而熠熠发光。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占领华尔街”这个主要由美国中产或者中产以下的人们表达对失业率增高的不满、对美国政治权钱交易的愤怒、对两党政争以及贫富不均的反对的活动中，一个失业青年杰西，不仅因为采访到了谁而高兴。
他本人，也应该是站在游行队伍中的一分子。
5.跨越语言带来的疏离感
我成了一个泪点很低的脆弱神经质，
我的自尊雷达，
无意识地迅速在内心开启了。
我的纽约生活伴随着各种文化冲突和生活琐事，就这样启程了。
从一个热热闹闹的国度，忽然降落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家，那洪水猛兽般的孤独无助和文化摩擦，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语言的问题首当其冲，各种围绕语言产生的困难萦绕在心头，这让我的办事效率总是不如从前，也让各种尴尬层出不穷。原来围绕我旋转的世界仿佛突然之间缓慢下来了，我的自尊雷达也变得格外敏锐。每一天，要应付的生活琐事堆积如山，我摸着石头过河，心怀畏惧，有时候，我觉得像是陷入了一个令人害怕的混乱梦境。每天早上，我不知道我是醒在《盗梦空间》中梦境的第几层。
原来，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场学习英文的革命，就这样在静默中开始了。
我悲伤地发现，我连点一杯咖啡都困难重重，并不是不会说咖啡这个单词，而是我不懂在美国点咖啡的规则。满脸微笑的女服务员在夏日的纽约清晨问了我一句：“How do you like your coffee？（你想来杯什么咖啡？）”让我站在充满牛角面包香气的街角店一头雾水，莫名其妙。
我迟疑了几秒钟，说：“呃……我就要一杯咖啡！”
“呃……”她看着我，迟疑了几秒钟，“好吧，OK！”她说。依然笑靥如花。
当我到达柜台的另一头，拿到的却是一杯奇苦无比的黑咖啡。一种强烈的挫败感不可遏止地涌上了心头。我连一杯我想要的咖啡都点不对，好像这个世界都已经把我遗弃了。如同刚刚到达一个陌生的星球，我从一个成熟的记者变成了一个三岁的学童，我成了一个泪点很低的脆弱神经质，我的自尊雷达无意识地迅速在内心开启了。
我咬着嘴唇尴尬地站在柜台边上思考，又站在柜台边上静静地观察。几分钟之后，我才明白，原来美国人点咖啡的习惯是一口气把所有对于咖啡的要求都容纳在一个句子里。而对于“How do you like your coffee？”这种问话，很多纽约人的回答是：“One sugar,one cream!（一份糖，一份奶！）”
为什么用量化的语言去回答？没有什么，只是习俗。糖包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奶是一小盒一小盒的。因此很多人习惯用量化的概念去回答，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a little”（一点点）。
学习英文的旅途，就这样寂寞地开始了。我默默地记下习俗，开始在真实的环境中奋勇求生。
有些语言的进步，是通过生活所迫得来的。如果不会这些词，我就过不了这个坎儿。因此如果有人说，语言的进步是被环境逼出来的，一点也不夸张。厕所堵了，我要房管来疏通一下，总要知道unclog（疏通）这个词怎么说吧；公寓的顶灯已经垂在房顶摇摇欲坠好几天了，我要说服室友站在凳子上把吊灯摘下来，我总要先知道“吊灯”这个单词怎么说吧；看见杰西在使用一个能卷起来的案板，想问问他是在哪里买的，总要知道cutting board是“案板”的意思吧。每一天，生活里的日常琐碎都和英语单词连接着。一方面，我要战胜日常俗务的小怪兽，另一方面，我要跨越语言带来的疏离感。因此从来到纽约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成了电子词典手机客户端的最忠实用户，在要表达一句话之前，我经常站在那里，滑稽地拿着iPhone查来查去。想好了，我就要去发表一个关于修马桶的伟大演说。
有些语言的进步，是通过尴尬得来的。有一天早上，我走出家门前，把厚厚的被罩放进了洗衣机里漂洗烘干，这大概需要两个小时。为了不让已经洗好烘干的被罩在洗衣机里窝太长时间，我出门时对室友说：“杰西，麻烦你一件事，如果洗衣机停止转动了，请你帮我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放到沙发上就好。”正在噼里啪啦打电子游戏的杰西看都不看我一眼，满口答应：“好，好，没有问题！”我满意地出门了。
当我疲惫地从课堂走回106街157号我的公寓时，发现已经洗好烘干的被罩竟然还在洗衣机里闷着，纹丝未动。一股不悦立即涌上心头。我敲开杰西的门，口气不是太好：“杰西，你不是答应我，帮我把洗衣机里的东西拿出来的吗？为什么你一天都在家，却没有拿？”
杰西叹了一口气，说：“海涛，我要说明一个事情，你早上走的时候明明说的是help me（帮我），而不是for me（为我），如果你说help me的话，我的理解是，你要我们两个一起动手做这件事。而你如果说的是for me，我才知道你是要我自己一个人‘为’你做这件事。”
我站在门外，满脸惊诧。语言这种细微的差别，只有在真实的环境、真实的案例中才能体会出来。那些介词和这些用法微妙的含义，真是让我毫无办法。我对杰西笑了笑，心里想：“好吧，服了你了。”
有些语言的进步，是通过和朋友的交谈得来的。在慢慢体会到语言的学习将注定是一条终生修行的道路时，我变成了一个小卫星，把每一个和同学相处的时刻，都变成了我吸收语言精华、理解这个世界的机会。我想把苦难变成一次难忘的旅行。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和几个美国同学在地铁1号线等车，我们在谈论着刚刚看过的一个很棒的展览，我们系的萨拉和外系的安娜正在互留电话号码，萨拉问，你的姓是什么？安娜回答之后，萨拉的脸上充满了惊喜，“Are you in the tribe？”对方答：“Yes！”随后，两个人激动得抱在了一起。而站在一边的我，却被这一幕弄糊涂了。tribe在英文里是部落的意思。她们到底在说什么呢？
我满脸疑惑地提出了问题。安娜满脸放光地告诉我，萨拉发现安娜的姓可能是犹太人的姓，所以问她，“你也是犹太人吗？”这是一种她们之间的特别用法。我站在纽约地铁里，恍然大悟。这种随意的谈话里包含了大量的背景知识。
后来，我和同学交往时，常常一方面体验语言的用法之美，另一方面又醉心于捕捉这里面的信息和文化。我又恢复到学习GRE时那个用力过猛的样子。我经常在同学的对话里迷路，但是我又执着地打断他们的谈话，让他们解释一下刚才他们所说的词句。因此，你常常会在我的iPhone备忘录里看到这样的内容：
今天没懂的话题：1）Weather Underground——一个反越战的民运组织；2）Passover犹太人4月逾越节；3）Fat Acceptance Movement——为胖人争取权利的运动。
因为每次匆忙地在iPhone里记下不懂的话题，同学经常觉得我喜感无限。
有些语言的进步，是通过闹笑话得来的。在读研期间，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克里斯汀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经常找个咖啡馆一起小坐一下，闲聊几句。有一天，她对我说，她有些不舒服，可能某个地方肿了。我大惊失色，脱口而出说，好吧，也许你需要做个autopsy确诊一下。
她同样大惊失色，“Haitao,what?（海涛，你说什么？）”
我略微沉吟了一下，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该死的错误。autopsy是“尸检”的意思，而我要表达的是活体病理切片检查。我拍了一下脑门，说：“抱歉抱歉，是biopsy，两者的差别大了点……”
克里斯汀哈哈大笑了起来。这可能是我近来犯的一个最不可饶恕的英文错误了。我这辈子也不会再把它们搞混了。
我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经历着语言学习的革命，终于有一天，当我点咖啡的时候，能够愉快地分清whole milk（全脂奶）、skim milk（脱脂奶）、half&half（奶油和全脂奶各半）了，我也能听懂课堂上的美国笑话了。一种不可言表的愉悦涌上心头。
经历了这么多苦难，我内心暗暗庆幸：“英语世界啊，遇见你，原来是一场最美丽的意外。”
6.街头小报am New York里的世界
人生如同一幕热闹欢乐的电影，
忽然转为一场完全的内心独白。
没有人听得到，没有人感知得到，没有人能帮得到。
这场冗长的独白戏里充满了委屈，也充满了张力。
从我到纽约的第一天开始，了解这个城市的愿望就一点一点地生发出来。但是，初到美国，由日常俗务滋生出来的焦虑，和对陌生文化产生的疏离，如同一张大大的天幕，笼罩着水土不服的身心。我的周围，似乎总是笼罩着一层玻璃金钟罩，我与外界的即时连接，似乎总是需要一段缓冲期。我对这个城市的反应速度很慢，天空中似乎飘浮着一个英文单词：buffer（隔离缓冲）。
一时间，不舒适感如影随形，偌大的一座城市，竟然成了我逃离不开的监狱。我满脑子都在想着一件事——什么时候才能刑满释放。
这个时候，和自己文化背景相同的人靠近，几乎是一种求生本能，就像在大海里寻找救生圈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总是希望能够抓住一艘舢板，在溺水的恐慌里稍事休息，然后勇猛地将这段旅程完成。因此，中国学生喜欢扎堆，在美国文化的海洋里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舒适孤岛，这几乎是抵御孤独的唯一方式。然而，对于我来说，一个极致的挑战是，我是班里唯一的一名中国学生，没有一根救命稻草可抓。
就这样，我被美国文化淹没了，无处可逃。控制这场完美风暴的唯一方式，就是转过身去，张开双臂，和这种陌生恐惧的暴风骤雨热情相拥。如同电影Life of Pi（《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飞鱼群如流星雨一般飞过少年派的船头，一场奇异的文化风暴向我呼啸而来，而我站在船头迎风呼喊，该来什么，你就来吧！
对纽约这个陌生城市的了解，是伴随着每天上学路上在报箱里领取的一份免费小报am New York渐渐加深的。纽约的街头还保留着传统的、在街道上放置的，今天看来十分守旧的铁皮报箱。这种小小的、红色或黄色报箱，星星点点，遍布街道，里面会放置各种各样不同的报纸，它们多数是免费的。人们只有在真正需要看这些报纸的时候，才会抽出一张，而不需要的人不会去拿，也没有人将这些免费纸张抢拿一空。
这是一张极其简单易读的小报，版小易翻，报纸的语言甚至比托福还要简单，让报纸很接地气。而越是简单的用词，越有一种原汁原味的用法之美。那种能用最简单的英文表达出最深厚意思的魔法，让我非常着迷。但是随着每天在路上的快速阅读成为一种习惯，我慢慢忘记了对里面语言使用技巧的体味，而是被文字中的文化所吸引。后来才明白，我爱的是这张都市小报描述的风格浅淡的迷人纽约。
有时候，这张报纸里只有一些非常实用的信息，给你生活上的实用指导，这些信息时常也被我挖掘出更深刻的含义。比如，报上会说，明天就是哥伦布日（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假期了，你知道哥伦布日这一天纽约城都会有哪些变化吗？有下面这些：政府机构、法庭和公立学校明天放假；曼哈顿47街到72街会实行限时封路，因为按照惯例那里要举行哥伦布日游行；明天将没有邮件递送服务，垃圾回收也停止一天；而alternate-side parking（一种路边停车规则）会暂停，但是计时器正常运转！
这只是压在报纸版面最底层的一个小小消息，可以看出纽约城对于哥伦布日这样一个纪念节日，都会有怎样的安排。这给对美国历史感兴趣的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美国人都这样过哥伦布日吗？这是一个联邦节日吗？我稍做研究发现，哥伦布本人并不受到所有美国人的欢迎，甚至哥伦布日成为假日这件事本身，还在历史上遭遇了长期的反对。一些人认为哥伦布登陆美洲大陆，直接造成了对土地和原住民的侵犯，它不是一项创举，反而侵蚀了人们原本的宁静和生存空间。因此，和这个多元社会的一贯风格相符，即便对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发现美洲大陆的人，美国这个联邦制的国家，州与州之间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夏威夷州、阿拉斯加州、俄勒冈州和南达科他州并不承认哥伦布日，有些州在那天也不关闭政府机构。夏威夷在同一天，庆祝的是另一个节日——“发现者日”，它纪念的是发现夏威夷岛的詹姆斯·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尽管被纪念的人都已经更换了，但是依然不能阻挡那些反对哥伦布的抗议示威者。
原来历史教科书上的权威，不必被主观界定。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对此上街表示反对。
有时候，am New York角落里特别不起眼的一小则新闻，也许只是几句话，也会让我陷入沉思。比如，有一天，一个小小的角落写着：
NYPD（纽约警署）正在统计参与清理“9·11”废墟现场后雇员的健康状况，尤其是有多少人在这10年中患癌症。这项调查将被提交给联邦政府，用以决定是否将这些由于公务而罹患癌症的警员的医疗费纳入健康保险。
短短的几行字，却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这也使得我开始观察美国社会如何对待灾难亲历者。去美国之前，我和许多人一样，对“9·11”的记忆，是多家电视台不断重复播放的双子塔摩天大楼倒塌的惊人画面。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著名报社的招聘考试，考试的题目就是对“9·11”事件之于美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影响写一篇几千字的长文论述。我因为读过不少报纸评论，在那场考试中力拔头筹。即便如此，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只是一条稍纵即逝的新闻，印象更多地停留在一个肤浅的层面。
但是，当我在这张小报看到，10年来纽约警署对患癌症警员数字的持续追踪，以及为自己的雇员争取医疗保障，我才有了一点点初步的概念：双子塔倒塌之后，整个天幕都是灰的，钢筋水泥的燃烧产生了大量的毒物，纽约警察当时的作业环境是无法想象的恶劣。这种影响不是一时的，它会持续一生，很多本是健康人的工作人员在日后受到了慢性病的折磨。另外，这些罹患癌症的警员，在重大灾情发生10年之后，依然不懈地在国会体系内部为自己维权，而体制内也有解决这种事情的空间和程序。
这些在废墟上奋斗过的人们，并没有被人遗忘。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则新闻，也是从am New York上看到的。当时我按平时的习惯，在去学校的路上必经的街头小贩那里，买了一个甜甜圈和一杯咖啡，边走边看小报。头版的一条消息跃入眼帘：“纽约正在考虑，是不是让街头小贩彻底消失。曼哈顿34街的一些街道代表，一度希望能够把流动商贩全部驱逐出去，因为这些小商小贩不仅不雅观，还经常违反规定，使街道不好管理。现在，一些有名的企业家正在和纽约市长布伦伯格接触洽谈，希望政府给这些中城的小贩一些颜色看看。”
在这篇文章里，为小商小贩主张权利的非政府组织——“街头商贩工程”，已经开始发话了。这个组织的领导者说：“难道城市应该看起来是一个样子吗？这应该去问问纽约的居民们才对。这是关于人们想在什么样的城市里生活的问题。人们是想生活在大同小异的豪华大厦里，还是想生活在允许个人企业家以及街头商贩存在的、生机勃勃的街道上？”
当讨论进一步升级，一些大学教授出来发表了意见，“这是一个关于城市多样性的问题，我们甚至不应该去区分哪些是干净的餐车、哪些是脏乱的餐车，它们都是构成纽约城市风景的一员。任何企图给餐车分类的行为都违背了这个城市的精神，否认了都市文化的历史。自从有了纽约这个城市以来，街头小贩就在纽约食品消费里扮演了重要角色。”[2]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街头小贩的问题，以这样的姿态、这样的视角，在这样的公开出版物里讨论。这看似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但是文章触及的却是城市管理的大问题。我后来了解到，纽约街头小商小贩的问题归纽约市卫生局管理。他们的每一条规定都挂在卫生局的网站上，可以说，正是有了公开的管理原则和惩罚措施，流动摊贩才得以在纽约的街头井然有序地经营着，并为城市增添独有的韵味。大家都承认管理是有效的，同时管理也是透明的，这使得冲突发生的概率大大降低。而小商贩，在纽约，已经以这种形式生存了200多年。
当时的纽约市长还是富豪布伦伯格，理所当然，他的名字经常会出现在这份街头小报中，有时候，关于他的消息让人惊讶。比如，纽约市建立了一个帮助年轻黑人和拉丁美洲人的长期计划，但是市财政的预算不够，纽约市长布伦伯格决定从自己的基金里抽出一部分钱，加上他从乔治·索罗斯那里筹集来的一点钱，一共3000万美元，来弥补这个计划的缺口。我看了消息，呼出一口长气，心想，这可是市长自己掏腰包啊。
尽管市长的形象非常正面，还会做出令人惊讶的慷慨之举，但是每当一些有争议的政策被提出来时，他也会被小报用标题党的方式无情地嘲弄。他经常提出一些有益于人们健康的建议，例如，他提议限制商家出售16盎司以上的含糖饮料，以利于纽约市民控制体重，降低市民的肥胖率，遭受了很多市民的嘲弄。有时候，我会在小报上看到用“布伦伯格保姆市长”这种打趣的标题来揶揄他，说他管理市民就像管理孩子。
am New York这份普通的，甚至不起眼的小报，没有《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知名，它讨论的事情也大都是有关纽约市的政策方向和纽约城的大城小事，但是它是我上学路上短暂15分钟的精神补给。
我从这份小报当中知道，纽约建立了餐馆的评级制度[3]，餐馆老板也有行业协会代表他们的利益；我知道纽约地铁的价格为什么又要上涨，每次价格上涨的听证会都在什么地方；我知道纽约为什么有“stop and frisk（拦下并搜查）”[4]制度，这个制度和种族问题有什么关系。地方新闻让我对城市有了深入的看法，也是我对美国文化认知的一个切入口。每天阅读养成习惯后，阅读的速度也在飞速增加。
后来，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来纽约的几个月，不仅英文有了长足的进步，中文的思考也更丰满了。我想，可能是人在异地，内心变得安静，同时又对信息变得敏锐。在阅读中，我的所闻所见所思所痛，各种心情都在疯狂滋长，不仅英文水平大幅地提高了，母语的表达也被激发了出来。
初到纽约，我依然是孤独的。但是我已经努力迎接这个新的世界。我在本子上写下了报纸上的有趣新闻，也写了这样的文字：
自从来到纽约，远离了超女、工作指令、家人、闺蜜。人生如同一幕热闹欢乐的电影，忽然转为一场完全的内心独白。没有人听得到，没有人感知得到，没有人能帮得到。这场冗长的独白戏里充满了委屈，也充满了张力。Woke up in tears in the morning and tried to smile.It's a tough journey!（清晨含泪醒来，强颜欢笑。这真是一趟艰辛的旅程！）
7.和自己的胃和平共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自己琢磨出各种奇异的吃法，
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中西混搭的简餐大师。
来美国之前，一些已经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和我吐槽得最多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美国怎么吃。
当时的我，每天的工作饭局不计其数，而我做的，正是想方设法地希望能够推掉一些应酬，好给复习备考挤压出一点可怜的时间。所以，关于怎么吃的问题，基本上不在我的思考范畴之内。一个每天被食物和零食包围着的人，是无法设身处地理解这个相隔一万千米的问题的。吃，这件事情对于一个梦想来说，太微不足道了。怎么吃？——随便吃呗！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个在佛罗里达州读理工的男孩写来的一封长长的微博私信，他用这封私信发表了一个在美国如何吃午饭的长篇演说，里面充满了真诚的困惑。他对我说：“美国同学都是自己带午饭的，我是不是也应该自己带午饭呢？在外面吃很不舒服，但是自己做又做不好。就算自己能做好，做饭又非常麻烦，还挤占了宝贵的学习时间。我该怎么办呢？”
这封来信，我只是瞟了一眼，实在难以感同身受。等人到美国，我才明白，隔着一个太平洋，这种感受是难以用文字来传递的。只有你和痛苦的人身处在同样一种环境，面临同样一种窘境，那种理解才会油然而生。当我一个人在纽约，忙完了备考、申请、租房、刷信用卡等一场场旷世马拉松，经历了一连串的情绪低谷，体会了各种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情绪过山车后，坐在狭小的公寓中终于安静了下来，这个时候，一种身体的声音才鲜明地从某处升腾而起，让我敏锐又无力。我想了想，终于懂了，原来，这种感觉叫作饥饿。
纽约的生活，竟然是以饥肠辘辘的感觉为起点的，那种感觉，这辈子从来没有那么清晰过，它让你感受到身体的存在。在如同一部黑白默片的孤独当中，我的身体仿佛安装了两根隐形的天线，对身体信号的接收异常迅速。相对于语言的鸿沟、文化的差异，中美饮食习惯的不同更为感性直观，很多时候怎么和你的胃和平共处，成为首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管理一旦失控，饥饿感就毫无商量地抵达你的身体。
刚开始，我坚决不进厨房，我的时间过于宝贵。尤其是初到纽约，我还在忙乱地找房子，等待着一切安定下来，所以也没有购买任何厨具。于是，学校周边成为我味蕾的试验场，我开始了一场又一场欢乐的食物探险。教师学院对面的Applebee's连锁超市，是我最开始寻找食物的地方，燕麦片果仁加上浓浓的酸奶、用面皮包裹的鸡肉蔬菜卷、几元一小纸碗的浓浓的奶油汤，这些都是离我最近的食物，购买方便，唾手可得。我每天都被这些新鲜的食物吸引着。
另外，街道上小商小贩为了获得学生的喜爱，赢得商机，在学校附近开辟了很多街头战场，一种叫作“Gyro”的希腊肉卷成为很多学生的最爱。这种肉卷大多4元或者5元一个，由小商贩现场制作而成。他们会拿勺子舀出一大勺鸡肉或者牛肉，倒在餐车小小的铁板上加热，随着温度逐渐上升，被烧热的肉丁也冒出欢乐的嗞嗞声。最后，小贩娴熟地用厚厚的一张面皮把这些烧好的肉和蔬菜卷起来，用锡纸包裹好，使它成为一个手感十足的胖乎乎肉卷。这个食品是热食，分量很大，是我实在太饿时候的应急选择。
除了尝试我能接触到的各种主食，我还注重给自己补充纤维素。多吃水果，这也是在异乡照顾好自己的必要手段。学校附近的街头水果摊，成为我经常光顾的地方。买水果的同时，我和那些口音浓重的移民小贩们随便攀谈，简单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闲暇时候开两句玩笑成了一种放松。他们有的告诉我：“我以前是非法移民，现在千辛万苦得到了身份。你看我现在在街面卖水果的生活有多快乐啊。所以啊，你来到了美国，就千万不要走了。这里有自由，有你想要的一切。”有的告诉我：“我的祖父是逃亡的犹太人，战争时从摩洛哥逃出来的，从此一代又一代，我们就在美国安定住下来了。”
他们有时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先对我来一句幽默的奉承：“You have beautiful eyes.（你有一双迷人的眼睛。）”我刚刚哈哈一乐，对方就接着说：“Three dollars for five,only for you.（三元五个，特价只给你。）”典型的不是真夸我，只是在过度推销。不过，就算这样，我也会意思意思，买几个香蕉或者李子。
经历了一段食物的探险之后，我的中国胃终于开始发出了反抗的信息。这些冰冷或者油腻的食物让我感觉到，我和它们无法天人合一，胃部的不适感时不时地袭来，让我丝毫感觉不到食物对我的支持与关怀。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食物不仅仅是一种能量来源，还是一种精神慰藉，是一种从始至终造就你的原料。
当孤独与不适内外交错地在我的身体里奏响一首悲怆交响曲时，我对温暖的中国食物的渴望，一天比一天强烈。
当时哥大附近的中国餐馆并不多。正经可以坐下吃饭的，只有哥大正对门的Olies和位于阿姆斯特丹大街的“哥大小馆”。这两家餐馆显然因为中国学生的增多，获得了火爆的人气。也正因为如此，市场的相对垄断使它们失去了进取心。Olies里面的装修十分简单，桌椅都是最不讲究的廉价材料，摆放得也十分密集。每到午餐时间，你除了要忍受被切得很大块很大块的丑陋食材，还要忍受熙熙攘攘的食客集体发出的噪声，让人头痛不已。因为食客特别多，服务员的态度自然减色了不少。
“哥大小馆”装修得算是比较讲究的，深色的家具让小馆多少显得有些品位。
和很多纽约的餐馆一样，“哥大小馆”在午餐时间会推出针对上班族和学生的减价午餐，这种方便的套餐需要8～9元，相对其他时间的价格，显得非常便宜。食物常常就是一个汤、一盘米饭配上一个中国菜。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照顾美国食客的口味，小馆的食材也被处理得非常大块，口味也会偏酸甜一些，和理想的正宗中餐味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总之，这两个中餐馆提供的菜品都无法和正宗的中餐画上等号，它们只是中国学生们实在想念中国食品时的代替品。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开始意识到，原来，“民以食为天”是一句天大的真理。吃是人生如此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不但关系你怎么对待你自己的身体，更关系你和周围的环境怎么互动。由于选课的原因，很多时候跑去餐馆是根本来不及的，而校园咖啡厅又以沙拉、三明治等冷食为主。这个时候，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一个可加热的温暖便当才是真正提供给你体力补充的能量源泉。
不仅如此，便当甚至对你融入美国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发现，正如佛罗里达男孩给我写的那封午餐演说一样，我的很多美国同学，都是用便当盒自带午饭的。下了课，他们去国际关系大楼6层的小餐厅，用那里的公用微波炉把饭加热，然后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享用着午餐，一边谈论着今天世界发生的各类大事，也会聊聊对刚才超级魔幻的课堂的感受。这是同学们在校园里唯一可以在一起休闲聚会的时间，也是一个打破同学之间疏离感的机会，更是一个文化融入的突破口。
对于我来说，我在课堂上的朋友，就是我最好的老师。我的很多友情，都是从吃便当时的交流开始的。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欢乐无比的时光。我最好的朋友，个子高高、金发碧眼的萨拉来自加拿大魁北克，她能说地道的法语、西班牙语和流利的英语。她活泼热情，有时候又带着一点风向星座的疯狂。下了课，我们经常会就着各自的便当盒吃饭聊天，谈论很多过去在自己国家的经历。而她的很多体验，通常让我目瞪口呆。
比如，她会一边搅拌着便当盒里的意大利面，一边对我说：“我本科的时候去以色列待过一年，也曾经去过巴勒斯坦。海涛，你知道巴勒斯坦的现状有多么糟糕吗？尤其是医疗，巴勒斯坦的医疗条件非常恶劣，很多病人根本得不到及时医治。主要是巴勒斯坦人居住得太分散了，有时候病人得了病，救护车也很难及时赶到。不过，巴勒斯坦人特别注重家庭观念，他们的家庭关系是那么紧密，这也是巴勒斯坦人最富有的精神部分所在。”
有时候下了课，我们会被繁重的作业负担惊吓到，精神十分紧张。午餐时间，往往是我们给精神放一会儿假的时候。我和萨拉就会拿着便当盒去露台上，一边晒太阳，一边吃午餐。萨拉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犹太人，她会趁着午餐的时间和我提起有关犹太人的宗教习俗。比如，她会说：“海涛，下个礼拜呢，就是我们犹太人的节日了，我必须赶回加拿大去和家人聚会，我们会吃一顿大餐，还会用希伯来语唱歌！”
我好奇地问：“那学校有课怎么办？你这一去一回，要好几天呢，这会不会耽误课啊？”
“不会不会，这可算是我们犹太人的法定假日。学校不可能阻止我们请宗教假。”
我第一次知道学校竟然有宗教假期这回事，而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学生，把执行这个假期看得如此重要。一个来回的谈话，我感觉自己的收获特别丰硕，阳光把我们浑身照射得暖洋洋的。
有时候萨拉还会利用午餐时间，和她在加拿大魁北克的妈妈用法语聊天。我也会被萨拉拉到电脑屏幕前，和她的妈妈见上一面，用视频聊一会儿天。萨拉笑呵呵地看着我，然后自动把法语转换成英语：“妈妈，这是我的同学、好朋友，就是我和你说过的海涛，她来自中国，是个大作家。”
她的妈妈也马上礼貌地将交谈的语言换成英文，并笑容满面地通过视频看着我，对我说：“海涛，你好。我早就听说你了。萨拉就是一个小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她啊。”
我连连点头，说：“这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然后，我们三个会在电脑屏幕的两端会心地微笑着。通过萨拉的介绍我知道，萨拉的妈妈是个大学教授，还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要被法国政府授予荣誉勋章。
克里斯汀是我班上的另一个同学，我们也因为午餐而结识，继而成为好友。我和她也会利用午休的时光，交换各自做的简餐。我经常自制辣味十足的中国担担面解馋，每当我打开午餐盒，我会让我这个娇小的美国朋友先尝尝我的饭，我告诉她，这是中国四川美食，这种食品的特色是火辣劲爆。通常，克里斯汀会用叉子挑几根面条放到嘴里，然后被一种又麻又辣的滋味震慑到，她的脸上会出现一系列刚开始在品味，继而又被惊到的戏剧化表情。“好吃！”她通常满脸通红地这样说，“我的舌头已经没有感觉了！”过了一会，她会对我的厨艺赞许不已。克里斯汀经常做的食物是经典的美式食物——面包片涂上花生酱，中间夹上各类蔬菜和火腿片。面包被切成适合便当盒子的宽度。
克里斯汀来自美国的中产家庭，午餐时我时常就着她递过来的一片甜甜的面包，听她讲自己的故事。比如，她男朋友的父母如何因为2008年那场经济危机，导致房子被银行收走。而她和男朋友，又怎么一起度过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光。她会告诉我，她曾经在美国南部的诊所做护送志愿者，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护送一些要做人工流产的女士走进诊所。而保守派人士就站在诊所的正门，向她护送的那些妇女喊出恶毒的口号，还向她们扔石头。
后来，我终于无愧于一个“新东方厨师学校”[5]毕业生的称号，自己走进了厨房，开始自力更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自己琢磨出各种奇异的吃法，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中西混搭的简餐大师。在超大的学业压力之下，我必须成为一个使用时间的魔术师，把自己喂饱又不能太耽误时间。我做饭的原则是，尽量简单，尽量美味可口，但是过程不能耗时太长。我会做很多包含丰富蔬菜的担担面佐料，并把它们储存在冰箱里，煮面条时就放上一勺。我买了一个小型的电饭煲，每天睡觉之前，把正好一人份的米饭准备好放进锅里，然后用配套的小蒸笼放一些切好的蔬菜，再撒上一些盐，按下煮饭键。第二天早上，我就可以把热腾腾的食物直接装进便当盒了。
随着岁月的推移，我打造出了很多适用于留学生的一分钟食谱，这既造就了我偷工减料的神功，又显示了用极简主义方法做出美食的“才华”。我的自制菜单上有：一张中国城买来的葱油饼上卷几片培根、一张薄薄的面皮里面放好切碎的凉拌卷心菜、一盒切好的蘑菇不用掰碎洗一洗直接入口、国内的火锅料加水烧开放进青菜直接煮熟、一盒拇指胡萝卜搭配酸奶油、牛奶里浇上巧克力糖浆。所有这些快速出锅的美食，都是我在纽约鸡飞狗跳生活的一部分。
和走进厨房相伴随的是，每个周末，你必须进行食物大采购。我常常独自一个人去学校附近的韩国超市进行超级大采购，然后拎着沉甸甸的几大包原材料，走七八个街区，爬上6层楼，回到自己的公寓。
这种生活，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贫穷、简单，却又前所未有的丰富、完整。我的人生似乎重新变成了一张白纸，充满了紧张和劳累，充满了不安全感和殚精竭虑。但是它又充满了梦想和未知。我渐渐地喜欢上了这种内心孤独又完整、挫败但坚强的感觉，这种内心日渐强大的感受，已经无法被任何东西所左右。我这样记录下自己一个人在纽约晃晃悠悠的日子：
在这个城市，我喜欢走路，我喜欢穿得破衣烂衫，我喜欢喝椰子味的维生素水；我喜欢无论在哪儿人们都习惯说“How are you doing？”或“Have a nice day！”；我喜欢在地铁里一个大胖子把我挤在座位中间的尴尬；我喜欢自己坐在台阶上坐着吃一盒方形沙拉；我喜欢精神在空气里飞翔。我知道这个城市里没有爱我的人，所以我要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