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初心与使命的接力者
1.第一书记郭开春：是使命让我们去缠着群众
此次到基层采访，与众多建卡贫困户交谈，那一双双从焦虑到喜悦的眼睛让笔者深信，历经近百年坎坷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发展壮大，之所以撑起中国的天空，那是因为有一代接一代怀揣着信仰和梦想的继任者们，不计个人得失、前仆后继地用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往前奔。
脱贫攻坚战中，280万深入基层的“驻村大军”，工作作风凛然一新，党群、干群关系恢复了鱼水之情，精准扶贫拾回了最珍贵的初心与使命。
郭开春就是视鱼水关系为生命的其中之一。
采访中，来自广东的、北京的、成都的等等等等“徐开春”“张开春”“王开春”“马开春”们，他们汇集成为精准扶贫的“长河”，流动出新时代的旋律。
郭开春是第五批温江扶贫援藏工作队队员，捕捉到他的故事，缘起于色达县脱贫攻坚办的陈笑秋和陈倩带我去色达县大则乡、霍西乡采访。
这两个乡的距离有130公里，往返就是260公里。道途的漫长需要同车人聊天去冲消寂寞。陈笑秋是温江区文联秘书长，陈倩是温江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两人也是第五批援藏工作队队员。
距县城35公里的大则乡是纯牧区，一条铅灰色的柏油路弯曲延伸在波浪般起伏的草原浅丘间，给铺满粉红和深黄色花朵的高原夏末增添了现代气息。美女陈倩一直举着手机在拍摄沿途的美景。我们赞叹高原夏季美好的同时，也感叹高原冬春的严酷，感叹生活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人的不易，对高原人由衷产生一种敬意，因为他们代表地球人的体能和意志，在地球的极限处挑战生存的可能。
“其实，在色达度过一个完整的冬春两季，才能真正感受到过去藏族同胞与寒冷和饥饿抗争的含义，如今饥饿早消除了，但漫长的严寒依旧，某种意义上信仰是在严寒中铸就的。”陈笑秋盯着前方的路说。
“信仰在严寒中铸就，像一句诗，怎么讲？”笔者问。
“与高原有深度的接触才明白，在高原与严寒抗争是一种什么滋味，如果没有信仰这件暖暖的冬衣，恐怕身处世界第三极的藏民族是难以从远古走到现在的。而我身边就有一位同志，凭借为人民服务的信仰同老百姓打成一片。”
“谁？”
“郭开春，我们一道来的，驻村第一书记。”
“说来听听。”
“其实，要说他的援藏故事一点都不抢眼，不是那种叱咤风云，做了什么不得了的伟大的事儿，或者是凭借自己的人脉或所在单位的资源，帮助村里跑了多少项目，要回了多少资金，这些都不是。打动我的，是他同老百姓零距离相处的工作方式。他从吃喝拉撒的日常琐事入手，对老百姓的点点滴滴问寒问暖。这样的工作方法并不被所有人理解，但他的坚毅执着可敬可叹，而效果也可圈可点。他守护和陪伴牧民的点滴细节，感动着我和我们的同事。”
“笑秋的评价精准而客观，”陈倩停止拍照加入交谈，她从手机里找出一个男人的工作照、生活照，“这就是郭开春。我一直在收集他的素材，准备在色达电视台做一个片子。”
笔者滑屏翻看着，其中有两张让我唏嘘不已，一张是郭开春剃着寸头，身穿海魂衫的靓照，帅小伙开心的笑容定格在画面里，整个气质非常阳光；另一张上的他是经高原强烈的紫外线和冰霜风雪历练过的，黑不溜秋、胡子拉碴，像一个不修边幅但却刚毅的康巴汉子。
阳光士兵郭开春与“康巴汉子”郭开春。陈倩提供。
“这是同一个人吗？反差也太大了吧。”
“这就是平原和高原对他不一样的塑造，他当兵18年，这是他在部队时的靓照，帅帅的。同他这张当第一书记的大胡子照比，完全是另外一个人。”陈倩边说边翻看手机里的内容，“我一直想做一个他的专题片。我把照片和采访的视频都发给你。”
“好的，谢谢。”笔者逐一翻看这些照片和视频。一张张照片是郭开春两年工作生活的真实记录，有在贫困户家里同孤寡老人谈心的，有帮牧民理发的，有同孩子们一同制作墙报的，有推着摩托车在泥石流里脱险的，有到最贫困、最边远的村舍工作调研的，有帮助村民铺设自来水管道的，有赤脚蹚在河水里指挥挖掘机修路的……太多太多。用藏地的一句谚语来形容他：像酥油一样溶化在砖茶里，像空气一样在人的呼吸里。
看着这些照片和视频，笔者产生了去采访他的冲动。逢巧获知三天后温江区委书记王道明要到色达来看望温江的援藏队员，郭开春也要到县城，便决定多待一天在色达等他，见面后直接告诉他来意。
在笑秋的安排下见到了郭开春。他是骑摩托从拉当村搭乘着残疾人木托来的，整整3个小时的道途，刚端碗吃饭又要接受采访，而且20分钟后立马要去开座谈会，开完座谈会还要带着木托去医院，这样“鞭打快牛”会累死人。笔者很是过意不去，提议我们先互加微信，再利用现代通信的便利完成一次马拉松式的对话。
笔者对他挂职担任第一书记的霍西乡拉当村一点儿都不陌生。
2001年笔者在电视台做记者时，曾扛着摄像机去霍西乡采访植树造林的情况——记得当时和县林业局长曾达瓦一道去的。还有一次是我跟一位副州长去色达采访九年义务教育的情况，也曾到过那里，只不过现在的乡村公路像血管一样延伸到农牧民家，让笔者迷失在进村的路口。
这之后，笔者同郭开春的采访在每晚工作之余开始，常常聊到深夜，就这样，郭开春陆陆续续向笔者讲述了他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密切联系群众的“鸡毛蒜皮”之事。
我是2017年底从东部战区空军转业回到成都温江的，记得是2017年11月2日，组织上安排我到温江区柳城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科，做招商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工作。过去在部队的18年主要是从事后勤保障工作，新工作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在大半年的工作当中，我从一个门外汉逐渐进入角色，用8个月的时间超额完成了当年的固定投资目标，很快成为业务骨干。
2018年6月，获知要从各街道办选派人员去援建色达，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组织上希望大家积极报名参加，鼓励大家要有奉献精神。很多同志不愿意去，一是色达海拔高，怕有高原反应，二是听说色达有包虫病，温江区医院前两年去色达的一位援藏医生患了包虫病，三是高原气候恶劣，生活和工作环境差，大家有畏惧思想。
一次例会上领导再次谈及援藏的事，会后我就找到管人事的杨婷，说我报名去色达。听完我的话，她有些诧异，半信半疑地问：“不是开玩笑的吧？”
我点点头表示不开玩笑。
“你是第一个主动报名的。让我感动。”
当时我并没有跟爱人和父母沟通此事，我想，虽然我不知道色达在哪里，仅在大家的聊天中获知是一个苦寒之地，高原缺氧，还有包虫病，但这些口传无法证实。我想，那里毕竟还生活着几万群众，既然他们能够在那里生活，我就不能活吗？况且自己是军人出身，从南昌到福州到南京，经历了18年的锤炼，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不是说人人去了就是死，人人去了就得包虫病，毕竟那也是极个别，既然组织需要，总要有人站出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时候就应该挺身而出。
报完名后，同事和战友纷纷打来电话质问我：“郭开春，你疯了？你老婆等你18年，刚从部队回来，好容易一家团聚，一年不到又与家人分居，也不顾父母，偏要选择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去折腾，你太自私了。”
细细想，我确实自私，毕竟自己大女儿10岁，小女儿才3岁多，经常生病。老婆除了在工商局柳城所上班，还要照顾两个小孩，确实很辛苦。过去我在部队得过很多荣誉和表彰，但在荣誉背后，有一个坚强的妻子在默默地奉献着。
面对朋友的好心劝告，我只是淡淡一笑，不做解释。我爱人也从不支持到支持，让我从内疚变为踏实。父亲认为，援藏对我来讲就相当于第二次当兵，全当第二次锻炼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母亲说她和父亲没什么，就是太亏欠媳妇，她既要上班，还要照顾两个小孩，哪能忙得过来？让我好好跟媳妇沟通，取得她的支持比什么都重要。
出发之前，从网上搜了一下色达的情况，全年平均温度零下5摄氏度，几乎没有夏天，各方面条件比较差……但是，这些情况并没有打消我来到这里参加脱贫攻坚工作的信心。
在临行前三天的一个中午，街道工委书记陈小平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问我有什么要求和想法。我说我没有什么要求和想法，我想把我们柳城街道的工作作风和爱心带过去。
过后想，这话对书记讲，看似有点讨巧，但的确是自己的真实想法。
也许是因为我在部队待的时间长了，有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革命战士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其实在无形当中也是这么去做的。
陈书记代表党工委办向我表达了几层意思：一是感谢我在组织最需要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二是如果我有什么要求，家里有什么困难，只要是组织上能解决的都会全力解决；三是既然去了就要在那里做点事情，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有那么多困难的老百姓等着我们去援助，我们是去做雪中送炭的事情，这对人的一生来讲是很有意义的；四是要我保重身体，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务必在确保自己个人健康安全的情况下，全力以赴地为当地最困难的老百姓做些实事。
临走前陈书记的嘱托成了我援藏工作的指导思想。我牢记于心。
2018年7月16日，援藏工作队从温江坐班车开往康定。可是天公不作美，雅安、天全沿途下着大雨，到处都是泥石流、滑坡。到康定是1点来钟，在康定吃饭后换车出发，在翻越海拔4260米的折多山时，车上有很多队员出现高原反应，吐得稀里哗啦，很多队员心里产生了一种恐惧情绪。临行前温江区第四批援藏干部、挂职色达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钟妍妍告诉大家，色达是高原，去之后不要立马洗澡，负重一定要轻，走路要慢，做事要慢，然后慢慢地习惯当地的气候和环境，路上要吃点红景天或喝肌苷口服液。
回头看当时的做法其实很幼稚，过于矫情，过于谈虎色变。刚到色达时候走路都不敢大步迈，轻手轻脚像个小偷，不停地喝水，又因为对包虫病不了解，不敢喝当地的水，都是买瓶装水喝。现在觉得好笑，可当时对一切都有种心理恐惧，以为动作大了就有小命不保的危险，更别说大胆地开展工作。看见胡子拉碴、身躯高大、脸膛黑黑的康巴汉子，根本不敢同他们有过多的接触。
2018年7月19日，应组织上的安排，我到色达县霍西乡瓦尔村驻村帮扶，但因语言不通，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但能从村民一张张笑脸感受到真诚和热情，我的驻村经历由空前的陌生开始。
我所在的霍西乡位于色达县东南部，面积1099平方公里，5050人，海拔3634米，辖11个行政村，其中7个是贫困村。
记得当时领导经常说，这里是炉霍和色达两县交界区，情况非常复杂，但到底复杂到什么程度，没有告诉我。当时把“非常复杂”当成笑话听，熟悉情况后才知的确如此。该乡面积大，人口多，从东到西的距离近200公里。群众文化程度较低，经常出现草场纠纷，打架斗殴致伤甚至致死的事时有发生，历史上遗留的冤家械斗的隐患，是造成此地情况“非常复杂”的根源。
瓦尔村有39户贫困户，128人，刚开始来的一个星期里，坦诚地讲，这里很多干部大部分时间待在办公室，要么在电脑上做资料，要么就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了解情况，主动入户的很少。当然，我初到时也一样，最多就是待在办公室接待一下各个村的来访群众。但夜里躺在床上想，自己主动来这里工作，如果仅仅是为了做点儿数据，还不如不来，更多是要去了解当地群众各方面的情况，只有知道真实情况，才可能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想到这里，我开始暗自发力。
7月28日下午，我带上工作笔记本，独自走到了一户叫给塔的家里，我的不请自来让他们非常好奇，因为从来没有哪个外来人到他们家里去过。正好她在康定民族中学念初一的女儿卓玛在家，帮我做起了翻译。我了解到卓玛有两个哥哥，家里有30头牦牛，10头公牛，10头母牛，10头小牛，牛奶产量不高，母牛冬天基本上不产奶。
卓玛的数学成绩不好，但藏语成绩不错，国家给她补贴600元，另外每个月补助170元生活费，直接充到卡里。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走村入户，虽然只是了解到一些皮毛，但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因为迈出了第一步。只有了解群众的情况，你才可能和他们成为朋友。
从卓玛家出来后，所谓的担心荡然无存，从此，我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做起了“串门鼠”，步履变得轻盈起来。
这些天告别办公桌上那些死板的数据，走村串户十多日，遇到最大的问题是语言不通，交流成了最大的障碍，但能从群众友善的眼神感知他们需要帮助；群众讲很多情况，比如说他的社保没有或者医保没有，比如说没领到或者差了多少钱，这些情况非常具体，听得我一头雾水。我暗下决心，只要着手去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每天面对地广人稀的茫茫山川，尽管思路茫然，可喜的是自己的身体慢慢适应了高原的环境，真切的体会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顾虑被过于夸大了，偏听偏信不如一见。
刚来的时候宿舍没有自来水，每天要去400米外的学校提水，提200米就要休息，心跳加快直喘气，后来慢慢适应了，满满两桶水也能一口气提回去。
来之前还流传着狼的骇人传闻，心里老有担心，万一碰到怎么办？被咬了怎么办？事实上，碰到野狗很普遍，即使白天都有很多野狗在游荡，但要说碰见狼，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后来逐渐地克服了这些畏惧，工作也进入状态，不再躲在办公室里做材料，更多的工作时间是走到群众身边，去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诉求。
有一天我背起黄布包朝很远的山坡走去，坡上住着拉科一家，我想利用周末了解他家的情况。
拉科的家是用木头和石片垒起来的，二三十个平方米，非常破烂，房顶和四周都用白色塑料布包起来，冬不避寒，夏不遮雨。家中未见一样像样的家具，最显眼的就是一人高的转经筒。老人坐在牦牛皮垫上，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显得非常诧异。我让邻居小秋介绍我是驻村干部，今天特意来了解他的家庭情况，他听后脸上露出了微笑，平伸双手邀我坐下，还让他的妹妹扎日把家里的方便面、香飘飘，还有像糖果一样的食物，从柜子里端出来装在一个塑料小盆里，放在我面前请我吃。
最初我很客气地婉言谢绝，因为有同事一再提醒，尽量不要喝老乡家的水，因为容易患包虫病。可看到老人这么热情地一再让我吃，还亲手为我盛上热气腾腾的藏茶，我再也不好意思推辞，毫不犹豫地喝下老人端给我的一碗藏茶。
同拉科全家简单交流后，看见老人水桶里没有水，家里又有两个病人，我便主动为他们取水，他们一再拒绝，后来在我的坚持下他们带我去取水点。所谓的取水点，竟然是一条离家约300米的小水沟，水的深度不足1厘米，宽度不到10厘米，他们在下面挖一个小坑，形成一定的高度，用塑料圆筒接水。
水的颜色跟在拉科家喝的藏茶颜色一样，我问为什么水这么黄，他们告诉我水是从草坪上汇集的，黄色是地面的杂物和泥土染的。看到从山上汇流下来的水，再联想山上牦牛留下的牛粪，加上高原的气压低，开水的沸点只有80多摄氏度，又不由得担心起自己会得包虫病，心理压力非常大。我到乡上卫生院开了驱虫药，服用后安慰自己，老乡们每天喝这样的水都没有患包虫病，如果真得了包虫病，那是自己运气不好，并且告诫自己，如果连这个心理阴影都不能克服，那今后还怎么走村入户开展工作。
我下决心做的第一件事：一定让拉科家住上安居房，让这里的老百姓喝上放心水。
经过努力，2018年底拉科家自筹资金8000元，扶贫补助15万，建起75平方米的新房，从半山腰搬进了易地安置点。2019年初又在院子里搭建了阳光棚，修通了50米的入户硬化路和一口安全水井，安装了电视信号接收器。
我拧开拉科家的自来水龙头，流出来的干净水，让拉科一家有了开心的笑容，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到龙头边伸手接些水，拍在额头上，一个劲地竖起拇指，说：“工作队，共产党，太好了。”这是我帮扶百姓做的第一件具体的事，他们的赞扬让我终生难忘。
我了解到拉科家的主要收入是刻经文，60来岁的拉科刻得慢，每天只能挣四五十块钱。他妹妹扎日动作熟练，能够挣90元。妹夫虾周，有驾照，帮家里运送石片。虾周有腰痛、腿痛、头痛、肝痛等各种疾病。而他的妹妹夏次眼睛也不太好，两个月前去医院动了眼睛手术，交了4000元医药费，出院时退了1900元，但夏次觉得报销的比例不够，自己出的钱偏多，我答应帮她问清楚。
为了搞清楚情况，2018年10月9日，我利用去康定参加州级脱贫攻坚初验培训会的时机，来到州医院医保科找到负责人降措，讲明来因，希望提供建档立卡贫困户扎日和夏次在医院的就医情况。降措告诉我，按要求他们不会把病人的病情和医保报销信息透露给除患者外的其他人，但考虑到我专程从400多公里以外来了解信息，为的就是给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患者一个交代，非常感动，说他从未见过这样认真的驻村干部。他调出两人的病历，告诉我，在2018年9月1日前后，医保报销程序是不同的。由于扎日、夏次是在9月1日以前去看的病，因此剩余的报销费用需要回到乡上，由乡上医保办经办人来帮他们办理。因为报销程序较复杂，很容易出现漏报，进而以为报销比例不合理的情况。而在2018年9月1日以后，医院就可以直接从系统上按照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的医疗政策扣减相关费用。
从康定回来后，我立即来到拉科家里，把相关的医保报销政策和他们的具体情况及时告知他们。全家听完我的回复后，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竖起大拇指，说“卡卓、卡卓”。
一件一件群众身边的事得到解决后，我得到拉科老人一家的信任，逐渐成了好朋友，好亲戚。在我关心他们的同时，他们也会关心我近期工作顺不顺利，生活习不习惯。拉科老人还告诉我，他经常为我念经祈福，祝福我和我的家人。能得到群众的惦记，我备感舒坦，群众的心意胜过物质的回馈。
感情深入后了解到拉科有一笔民间借贷让他几乎倾家荡产，现在还到处想办法还亲戚朋友的钱。拉科2015年10月6日借了14万给一个叫李子的新津人，对方承诺用于房产开发，建成后双倍利息偿还。三年后别说分利，连本钱都打水漂了，担保人也都消失了。他老婆给我看了拉科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借条复印件，但借条上写的是“拉科”，身份证上是“拉哥”，而且借条还在担保人手上。这种情况属于非法的民间借贷，拉科除了自己受损，还欠了亲戚的钱。
针对他家的问题，我找到了昔日的战友，湖南常德的孙云律师和柳城街道办事处司法所的刘国伟律师，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很快两位律师回复我，说这起民间借贷案例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借条上的拉哥和实际本人拉科，存在名字不符，不能确定为同一人，需要统一字面的书写；二是借条上的内容对还款时间、利息要求、保证人说明、未履行义务追责等一系列重要信息都没有明确的表述；三是借贷关系逻辑不清楚，过于混乱，借款人表述也不完整，承诺未体现在借条上。如果走法律程序应该到债务人履职和所在地新津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而且要取出借条原件，并能出示拉科和拉哥为同一人的证人、证言等证据才行。
我把情况如实讲给拉科听，要他准备好相关的资料，否则法律程序就无法走。
拉科家听到之后沉默了，大家都非常沮丧，认为是一个血的教训。
我把这个情况向乡党委做了汇报，希望能够通过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非法民间借贷的危害，不要因为贪图高利息而把自己的血汗钱丢掉了。大家听后说这种情况过去很普遍，我们也进行了宣传教育，但是部分群众就是不信这个邪。现在比过去好多了。
这个解释，说真话，让我很失落——其实是我们的普法工作不到位，不深入，工作缺少力度，我觉得牧民群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需要我们更多的理解、关心和帮助。
尽管我和拉科老人在语言交流上有障碍，但彼此能感受到对方的真诚。每次我到老人家去，都请邻居小秋妹妹做翻译，慢慢地我和他们一家人也成了好朋友。这就是常言说的“你在做别人在看”。小秋家六口人，她和妹妹小学毕业后在家刻石经为生，有一定的藏汉双语基础，小秋是家里的顶梁柱，弟弟在色达上中学，还有一个3岁的小妹妹，爸爸搬运石头和买卖东西，一家人非常勤劳纯朴。日子过得虽然艰辛，但每次看到他们一家人，他们都是开开心心的。
2019年4月我从瓦尔村调到拉当村当第一书记，每次去乡上路过瓦尔村，我都会抽时间去看拉科，去他家的新居坐坐。他告诉我，“如今的生活条件太好太方便，过去连做梦都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我便随口问他，那你是不是应该感谢共产党，感谢习主席。他听后，竖起大拇指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共产党好！习主席好！扎西德勒！嘎正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