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死屋
我们的监狱建立在一座堡垒的边上，堡垒的土壁旁边。有时候，从围墙缝隙里向外面望能不能看到什么？但只看见天空的一角和高耸的、长满杂草的土壁，还有哨卒们在土壁上日夜来回巡逻。你会立刻想到，在过了整整的几年以后，你走到围墙那里，朝缝隙里望，还会看见同样的土壁、同样的哨卒和同样的天的小小的一角，并不是监狱上面的天，却是另一个辽远的、自由的天。你意想出一个二百步长和一百五十步宽的大院，周围用高高的栅栏围住，形成一个不正确的六角形。这栅栏是用高高的木柱造成的，这些木柱深深地插进土里，紧紧地挨着，用横木板钉牢，上部是尖锐的，这就是监狱的外墙。在这外墙的一端，设立了一个坚固的大门，永远关闭，且永远有哨卒日夜看守。除了有特别的事情和放犯人出去做工的时候，才开大门。大门外是光明的、自由的世界，人们生活着，和大家一样。但是在围墙里面，对于那个世界，却看得像一个无从实现的儿童故事。这里有毫不相同的特别的世界；这里有自己的特别法律、自己的服装、自己的风俗和习惯；还有一所活死人的屋子，生命是任何地方没有的，人们是特别的。就是这个特别的角落，我要着手描写的。
你一走进围墙，就看见里面有几所房屋。在宽阔的院内的两边，蜿蜒着两条长长的、单层的板房。那是营舍。里面住着罪犯，是依照等类安置的。在围墙的深处还有一所板房：那是厨房，分成两部。再下去还有一所建筑物，在它的屋顶底下安设着地窖、堆栈和马厩。院子的中心是空虚的，组成一个平坦的、极大的广场。罪犯们在这里排班，早晨、中午和晚上，查验人数和点名，有时每天还要点几次，这要瞧看守人的疑心如何，还要看他们会不会迅快地点数而定。周围，在建筑物和围墙之间，还留下极大的地区。罪犯中有些不善交际、性格阴郁的，爱在非工作的时间内上建筑物的后面去，悄悄地躲开大家的视线，想自己的念头。我和他们在散步时相遇，爱审看他们阴郁的且打了烙印的脸，猜他们在想些什么事情。有一个流犯，他有一桩心爱的作业，就是在空闲的时候数木柱。这些木柱有一千五百根，他全数清楚，而且认得出来。每根木柱等于一天，他每天数一根，因此从没有数过的剩下的数目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还要在监狱里待多少天方才满期。他在数完六角形的某一边的时候，感到了诚恳的喜悦。他还要等候许多年，但是在监狱内是有学习忍耐的时间的。我有一次看见一个罪犯在狱内住了十年，终于得到自由，和同伴们告别的情景。有人还记得他最初走进监狱里来的时候，年纪轻轻的，无忧无虑的，不去想自己的犯罪和刑罚。他出去时已变成头发斑白的老人，带着阴郁和忧愁的脸。他默默地走过我们的六间营舍。走进每间营舍的时候，他向神像祈祷，以后向同伴们低低地齐腰鞠下躬去，请他们不要记他的恶。我还记得，有一天一个罪囚，以前是西伯利亚殷实的农民，在薄暮时被唤到大门前去。在半年以前他接到消息，说他以前的妻子改嫁了，便感到深刻的忧愁。现在她自己到狱里来，叫他出去，施舍给他钱。他们谈了两分钟，两人都哭泣出声，永远地作别了。我看见他的脸，在他回到营舍里来的时候……是的，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学会忍耐的。
天色一黑，我们大家被带到营舍里去，关闭一整夜。我从院子里回到营舍里的时候永远感到难过。那是一间长长的、低矮的、闷热的屋子，蜡烛黯淡地照耀着，发出沉重的、窒息的气味。我现在不明白，我怎么会在这里面待上十年。我的三块木板的床铺：这就是我所有的领地。一间屋内有三十多人被安置在同样的铺板上面。冬天关得早，必须等候四小时，大家才全睡着。在那时候之前——是喧哗、吵闹、哄笑、辱骂、铁链的声音、腐气和煤烟，剃光的头颅，烙印的脸，一切是可诅咒的、可诽谤的……是的，人是有活力的！人是能够习惯一切的生物，我觉得，这是他的最好的定义。
一共有二百五十人被关在狱内，几乎是经常的一个数目。有些人刚来，另一些人期满被释，还有些人死去。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我觉得，俄罗斯每一省、每一地区都有它的代表。有外族人，甚至还有几个流犯是高加索的山民。这些人全照犯罪的程度加以区别，那就是照刑期的年数为别。可以说是没有一种犯罪没有代表在这狱内的。平民阶级的流犯们成为全狱的主要基干。那是被剥夺一切公民权的罪犯们，被社会割弃的碎块，脸上被打上了烙印，被世界遗弃的一个永久的证明。他们被遣送到这里来充当八年到十二年的苦工，以后就分遣到西伯利亚各乡镇充当流戍民。有些罪犯属于军人阶级，并未被剥夺公民权，像在一般俄国的军人的罪犯营团内的情形一样。他们被遣送到这里来，刑期很短；期满后立刻返回到原来遣送的地方，充当小兵，到西伯利亚的常备军营里去。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几乎立刻又回到监狱里，为了犯第二次的重罪，但已不是短期，而是二十年的刑期。这个等级称为“惯犯”，但是“惯犯”还不完全被剥夺一切的公民权。最后还有一类极可怕的罪囚，多半是军人，人数很多。这类被称作“特别部分”。这些罪囚从全俄罗斯的各处被遣送过来。他们认自己为永久的罪犯，他们不知道做工的期限。从西伯利亚开办罪囚的苦工制度以来，他们就被囚禁在狱内。“你们有期限，我们却一辈子做苦工。”——他们对别的罪囚们这样说。我以后听说，这个种类业已取消。此外，在我们的堡垒中也把平民阶级的那个办法取消，只剩下了普通的、军犯的营团。自然，上司也随着一起更换了。所以我所描写的是旧事，早已是过去的事情……
这是很久的事情了，现在这一切好像是在梦中见到似的。我记得，我如何走进监狱里去。那是十二月的一个夜晚。天色已黑，人们刚做完了苦工回来，预备点名。满脸腮胡的伍长终于给我开了那个奇怪房屋的门，我应该在这房屋里待许多年，忍受着许多感触，这些感触假使不是亲身经历到，我甚至不曾生出类似的概念来的。譬如说，我绝不会意想到：对于我在这十年的刑期的生活里，一次且一分钟也不独自一人留着的一层是如何可怕而且痛苦的事！工作时永远有卫兵看守，营舍里和两百名同伴在一起，没有一次，没有一次是一个人的！不过我必须习惯的只是这一桩吗？
这里有偶然的杀人犯，有职业的杀人犯、强盗和土匪的首领，有普通的骗子手和浪人——专门从事剪绺的人们，还有那种似乎难以决定他们是为了什么而来的人——但是每人有自己的故事，模糊的，而且痛苦的，像中了昨天的酒毒一般。他们一般不大讲自己过去的历史，显然努力不去想过去的一切。我知道他们中间甚至有些杀人犯具有快乐的性情，而且从来不露出忧郁的样子，可以赌东道，他们的良心从来不曾使他们感到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地方。但也有些阴郁的脸庞，几乎永远是沉默的。总之，不大有人讲述自己的生活，而且好奇是不时髦的、不合习惯的、不作兴的。偶然有人为了无事可做而谈起来，别的人只是冷淡而且阴郁地听着。谁也不能使任何人感觉惊异。“我们是认识字的人！”他们时常说，露出一种奇怪的自满的态度。我记得，有一个强盗喝醉了酒（在狱内有时可以喝酒），开始讲述他如何杀死一个五岁的男孩，他起初用玩具哄骗他，诱引他到一间空马厩里去，把他宰死。整个营舍的人，本来在嘲笑着他的玩笑话，竟齐声地喊嚷了起来，那强盗不得不沉默了。他们的喊嚷并非由于愤激，却是因为不应该讲这个事情，因为讲这种事情是不合时宜的。我要顺便声明的是，这般人确乎认识字，甚至具有不是间接的，而是直接的意义。他们中间一定有一半以上会读书写字，你不妨在聚集着许多俄国人的任何别的地方，分出二百五十人的一堆来，看一看里面有没有半数是识字的？我以后听说，有人从这里取得一个结论：识字是害人的。这是错误的。这里完全另有原因，虽然对于识字可发展人类的自信力一层不能不加以同意，但这并不是缺点。罪囚的种类按衣服的颜色辨识：有些人的衫褂一半是深栗色的，另一半是灰色的，裤子上一条腿是灰色的，另一条腿是深栗色的。有一次，在做工时，一个卖面包的小女孩走近罪囚们身边，审看我许多时候，之后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嗤，真是不好看！”她喊，“灰色布不够，黑布也不够！”还有些人的布衫只用一种灰色材料制成，但是袖子是深栗色的。头发也剃得不相同：有些人头发的一半顺着脑盖剃光，另一些人的头发却剃得很斜。
乍看上去，在这个奇怪的家庭里面可以看出一点显著的共同点来。连最激烈、最古怪的人物，不由己地主宰着别人的，连他们都努力和全狱共同的基调相凑合。一般说来，这班人除去不多的几个消耗不尽的快乐的人以外——他们因此享受着大众的贱视，其余的人全是阴郁的、猜忌的，既好虚荣又爱说大话，动不动就惹气，是十足的形式主义者。对于任何事情都不露出惊异神情的，才能成为极大的善德。大家都在应该保持如何的态度上面发了疯，但是极傲慢的态度有时竟像闪电般迅快地变为最畏葸的神情。有几个真正有力的人，他们的态度十分自然，并不装腔作势。但是说来也奇怪！这些真正有力的人们中间有几个虚荣到了最后的、极端的、几乎是变态的地步。一般说来，虚荣、外表立于第一个位置上面。大多数的人已受了腐化，卑鄙得厉害。谣言和侮蔑没有间断地发生着。这简直就是地狱，极端的黑暗。但对于狱中的规章和平日的习惯，谁也不敢加以反抗，大家都服从着。有些人具有截然殊异的性格，困难而且勉强地服从着，但到底还服从着。还有些人走进狱内，他们太好冒险，太越出常规，太任性，连他们所犯的罪都仿佛是不由己的，仿佛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仿佛在谵梦中、迷糊中做出来的，时常是由于兴奋到最高程度的虚荣心而做出来的。但是到了我们这里，他们立刻被包围住了，虽然有些人在没有进狱以前成为整城和整村的恐怖分子。那个新进来的人向四围望了一下，立刻看出他落到一个不适宜的环境里了，这里不会使任何人有所惊异，也就不知不觉地安静了下来，融入共同的基调里去。这个共同的基调，外表上是由一种特别的、自我的尊严组成的，几乎每一个狱内的居民都深深地浸润在这种自我尊严的情感中。流犯和囚犯的名称好像成为一个官爵，且是尊贵的官爵，没有一点点的羞耻和忏悔！不过也有一种外表上的谦逊，所谓公式化的、安静的空论：“我们是已经幻灭了的人。”他们说——“不会在自由里生活下去，现在只好拆毁绿街，站班候验”。“不听从父母的话语，现在只好去听鼓的声音。”“不高兴用金线缝衣，现在只好用锤子击石。”
这套话时常说了出来，当作教训，且当作普通的口头语，但从来不是当真的，这不过是空话。他们中间不见得有一个人会在内心里自行承认自己的违法。只要非流犯中有人试一试责备一个罪犯，骂他不应该犯罪（虽然责备罪犯并不和俄国人的精神相合），那么那个人遭到的咒骂是不会有穷尽的。他们真是骂人的能手！他们会细腻地、巧妙地骂人。他们的咒骂已变为一种艺术。他们努力说出不但是恼怒的话语，而且是恼怒的意义、精神和观念，这更加细致些，更加恶毒些。不断的争论使这艺术在他们中间更加发展。这班人全是在木棍底下工作着的，因此他们是懒惰的，也就是受腐化的；假使以前没有腐化，那么是在流戍中腐化了的。他们聚到这里来，并非出于自己的意志，他们彼此是陌生的。
“魔鬼必须先穿坏三双草鞋，才能把我们聚成一堆。”他们自己对自己说。因此，谣言、阴谋、女人气的谗谤、妒忌、争执、恶狠，永远处于这个黑暗的生活中的前景上面。没有一个女人会带着像这些杀人犯中的几个人那样的女人气的。我要重复一句，他们中间也有坚强的人，一辈子惯于命令和破坏的性格，锻炼成了无畏的性格。这些人似乎受大家不由自主的尊敬；他们虽然时常很顾及自己的荣誉，但努力不使别人为难，不参与无聊的咒骂，保持特别尊严的态度，好讲理性，几乎永远服从长官，并不根据服从的原理，也不出于义务的感觉，却仿佛依照某种契约，感觉到相互的利益。然而人家对待他们也很谨慎。我记得，这类的罪囚中有一个人具有无畏的、坚决的性格，上司晓得他有野兽一样凶恶的脾气，为了犯什么罪而被唤出去受刑。那是夏天，大家没有工作的时候。一位少校——直接管辖监狱的长官，亲自来到我们监狱大门旁边的号房里来监视处刑。这位少校是决定罪囚们命运的人物。他把他们作弄到见了他就战栗的地步。他们最害怕的是他的锐利的、野兽似的眼神，在这眼神底下什么东西都是无所遁形的。他好像并不看就知道一切了。他走进监狱的时候，已经知道在监狱的另一端做了些什么事情。罪犯们称他为八眼人。他的方法是没有用的。他只是用疯狂的、恶狠的行为使那些狠恶的人们更加狠毒。假使他的上面没有监督官——一个正直的、有判断力的人——有时可以减轻他的野蛮的行为，他一定会管理得闹出极大的乱子来的。我不明白，他怎么会顺利地结束职务的。他在鲜活的、健康的状态下辞了职，虽然也曾受过法庭的裁决。
那个罪犯被传唤时脸色惨白。他平常总是默默地、坚决地躺到鞭子底下，默默地熬受刑罚，受完刑罚以后就轻松地站起来，冷淡地且用哲学家的态度看着所逢到的不顺遂事。人家永远对待他十分谨慎。但是这一次他为了不知什么原因认自己是有理的。他脸色惨白，瞒着卫兵，把一把尖锐的、英国的、制皮靴的大刀塞进袖筒里。狱内严禁使用刀子和一切尖锐的工具，时常实施搜查，且是突如其来的、非同等闲的搜查，刑罚也是残忍的；但是因为在小偷决定特别藏匿什么东西时，难以在他身边搜查出什么来，又因为刀子和工具是狱内日常需用之物，所以虽然施行搜查，这些东西是不曾消灭的。即使被搜去，也立刻会重新置备起来。全狱的人都奔到围墙那里，带着死沉的心向木柱的隙缝里张望。大家知道彼得洛夫这一次不打算受鞭笞，少校的末日已到。但是在最后的一分钟内，我们的少校竟坐上马车走了，而委托别个军官执行刑罚。“上帝把他救了！”罪囚们以后说。至于说到彼得洛夫，他十分安静地挨受了刑罚。他的怒气随少校的离开而消失。罪囚会服从而且驯顺到一定的程度为止，有一个限度是不能越过的。顺便地说来：这种不耐烦和刚愎的奇特的发作是最有趣也没有的事。人时常忍耐了几年，十分驯顺，熬受着最残忍的刑罚，忽然为了一点小事，为了一点琐节，甚至几乎并不为什么，就发作了出来。从另一些人的眼光上看来，甚至可以称他为疯人，但人们是这样做的。
我已经说过，几年以来，我没有在这些人中间看见过丝毫的忏悔，也没有看见他们对于自己的犯罪有一点点痛苦的思绪，他们中间一大部分在内心里认为自己是完全有理的。这是事实。自然、虚荣、坏榜样、蛮勇、虚伪的羞耻，成为一切的原因。从另一方面说，谁能说他透彻地观察到了这些灭亡的心的深处，且读到内中隐秘的、为全世界所不知道的一切？但是这许多年来，至少可以在这些心内觉察出一点什么，捕捉到足以证明内心的烦闷和悲哀的一点性格。但这是没有的，根本没有的。是的，犯罪大概不能用已有的、准备好了的眼光去加以理解。它的哲学比一般所想象的还要复杂一点。自然，监狱和强迫工作的制度不能使一个罪犯洗心革面；这种制度只是惩罚他，给予社会一个不再有罪徒破坏它的安宁的保障。监狱和加强的苦工不过助长罪犯心中的仇恨、对于被禁止的享乐的渴念和可怕的轻浮而已。但是我深信就是著名的秘密的制度也只能达到虚伪的、欺骗的、外在的目的。它从人身上吸收生命的汁水，使他的心灵变为衰弱，使它惊吓，以后就将一个精神上业已干涸的木乃伊、半疯的人，当作改过与忏悔的范本那样地表现出来。对社会反抗的罪犯自然怨恨它，几乎永远认为自己是有理的，而认为它是错的。再说他已经从社会方面熬受了刑罚，因此几乎认为自己的犯罪是业已洗净且已一笔勾销了。从这种见解上可以判明，罪犯本身是几乎必须加以饶恕的。尽管见解之多，每个人都应该同意，有一些罪，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依照各种不同的法律，从世界成立的时候起，都被认为无可争辩的犯罪，且将永远认为如此，直到人类还存在着的一天为止。我曾在狱中听到人们讲述一些极可怕的、奇特的行为，极荒诞的谋杀案件，而且是带着阻拦不住的、十分孩子气的、非常快乐的笑讲出来的。有一个弑父的凶手特别存留在我的记忆里。他是贵族出身，做过官，而在他六十岁的父亲看来，是类乎浪子一类的人。他的行为完全不合规矩，负了一身的债。父亲限制他，劝他，但是父亲有房产，有村庄，可能还有现钱，于是儿子为了贪图遗产而把他杀死了。这个案件在过了一个月以后才被侦查出来。凶手自己向警察报告，他的父亲失踪了，不知去向。整整一个月内，他过着极荒唐的生活。终于趁他不在的时候，警察发现了尸体。院子里有一条通秽水的暗沟，用木板盖住，和院子一样长。尸体就放在这暗沟里。身上衣着整齐，白发的头颅被砍掉了，但还安在躯体上面，头底下凶手放了一个枕头。他没有供认出来。他被剥夺了贵族的头衔和官爵，遣戍做苦工二十年。我同他关在一起的时候，他一直处于极佳妙的、极快乐的心情中。他是轻佻的、浮动的且十分无思虑的人，虽然完全不傻。我从来看不出他有特别残忍的性格。罪囚们看不起他，不是为了他所犯的罪——大家早就不去记忆它——却为了他的傻劲，为了他不会做人。他在谈话时有时忆起自己的父亲。有一次，他和我谈论他们的家庭里遗传下来的健康的体格的时候，说道：“你瞧，我的父亲，他一直到他死时都没有抱怨过任何的疾病。”这样的野兽般的无感觉自然是不可能的。这是稀有的现象，他的体格里总有什么缺点，有某种肉体上的、精神上的残废，为科学所不知晓的，而不是普通的犯罪。我本来不相信这种罪行，但是知道他生平历史的同城的人们把这件案子全都讲给我听，事实明显得不能不使人相信。
罪囚们听见他有一天夜里在梦中呼喊：“抓住他，抓住他！把他的脑袋砍去，脑袋，脑袋！……”
罪囚们差不多全在夜里说话，说胡话。咒骂、贼话、刀、斧，时常在说梦话时挂到他们的舌头上去。“我们是挨打的人。”他们说，“我们的内脏都被打得稀烂，因此我们在夜里呼喊。”
替官家做的苦工并不是作业，却是义务：罪囚赶完自己的功课，或者挨完法律上规定的工作时间，便回到监狱里去。他们仇恨工作。如果没有自己的、特别的作业，可以使他们把全部的智慧、所有的计划用到上面去，那么他们是不能在狱中居住的。这一班人在知识方面的发展很正常，强烈地生活过，而且希望生活下去，现在却被强迫地拉到一堆里，强迫地和社会，和正常的生活相脱离，那么这班人怎么能正常地、有规律地用自己的意志情情愿愿地生活下去呢？单由于闲暇，他们的身上就会发展出他们以前没有理解到的那些犯罪的本质。没有工作，且没有合法的、正常的所有权，人不能生活下去，会变坏，会变为野兽的。因此狱内每个人由于自然的需要和一种自我保存的情感，都有自己的技艺和职业。漫长的、炎夏的岁月几乎完全被官样的工作充满着，短短的夜间不见得有睡够的时间。但是到了冬天，按照章程，罪犯等到天一黑，就应该禁闭在狱内。在冬夜冗长而且沉闷的时间内，究竟要做些什么事呢？因此几乎每一个营舍，全不顾禁令如何森严，都变为庞大的工场。本来劳力和做工是不禁止的，只是严禁在狱内自己身边携带工作器械，而没有它，工作是不可能的。于是大家偷偷地工作着，在有些事情中，上司似乎对于这不很加以注意。罪犯中有许多人初次来到狱内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但向别人学习，以后期满释放时竟成为良好的工匠。里面有皮鞋匠、裁缝、木匠、雕刻匠、镀金匠。有一个犹太人——伊萨伊·蒲姆斯泰因，他是一位钟表匠，还兼做放印子钱的生意。他们劳动着，赚点零钱，向城里去兜揽生意，接受订货。金钱是铸造出自由来的，因此它对于完全丧失自由的人是十分珍贵的。只要在他的口袋里响上几响，他已经得到一半的安慰，哪怕不能用它也可以。但是金钱在随便什么时候和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用，况且禁食的果实，其味是加倍的甜的。在狱内甚至还可以弄到酒喝。烟斗严禁抽吸，但是大家全抽着。金钱和烟斗能够医治坏血症和其他疾病。工作则可以从犯罪中把人救拔出来；没有工作，罪犯们会互相吞噬，像蜘蛛在玻璃瓶中一般。虽然如此，工作和金钱全是被禁止的。时常夜间突然实行搜查，将一切被禁止的东西没收，无论把钱怎样藏着，有时总归会被搜查者搜到的。他们之所以不珍惜钱，而很快地就把它花掉，一部分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也就为了这个原因，狱内有酒可买。每次搜查以后，有罪的人除去丧失自己一切财产之外，普遍都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在每次搜查以后，立刻将缺少的东西补充，立刻置备新东西，于是一切都又照旧了。上面也知道这件事情，罪犯们并不对刑罚有所抱怨，虽然这样的生活像移居维苏威火山上的人们的生活一般。
谁没有技艺，便用别种方式赚钱，有些方法是很别致的。例如，有一些人做收买旧货的生意，出卖的东西有时是监狱大墙外的任何人都不能想象出来的，不必说买卖，甚至不会把它当作东西看。狱内的人们都很贫穷，但极好做生意。最后的一块抹布都标有价格，当作做生意的筹码之用。由于贫穷的原因，金钱在狱内具有比在自由的世界内完全不同的价值。用了极大的、复杂的劳力，只得到极少的酬劳。有些人顺利地经营着放印子钱的生意。罪犯在亏空或破产以后把最后的东西送给放印子钱的人，而向他取到几个铜币，还需付出可怕的利息。如果他到期不赎取，那些东西便立刻毫不加以怜惜地出售。重利盘剥的生意竟发达到收官家的东西作为抵押品的地步：例如，官家的衣囊、皮鞋等，是每个罪犯在任何时间内都需要的东西。但是在抵押这类东西的时候会发生另一个转变，不是完全意料不到的，那就是抵押东西的人立刻不再多讲，走到下士官长那里——狱长最亲近的人——报告关于抵押公家物品的事情，那些物品便立刻从放印子钱的人的手里没收，甚至不去呈报上官。最有趣的是有时甚至没有争吵的事情发生，那个放印子钱的人默默地、阴郁地交还应该交还的东西，甚至好像自己期待着会发生这种情形似的。也许他不能不自行承认，他自己如果处于抵押人的地位上也会这样做的。即使以后有时骂两声，那么也没有一点恶意，只是为了洗清良心而已。
在一般的情形下，大家互相偷窃。几乎每人都有一只箱子，带着锁，作为保存官家物品之用。这是准许的，但木箱也挡不住偷窃。那里的小偷具有如何巧妙的手段是可想而知的。有一个罪犯是诚恳地忠实于我的人（我这样说，没有一点牵强的意思），从我身边偷去一本《圣经》，那是狱内唯一允许读的书；他当天自己对我承认了，并非由于忏悔，却为了怜惜我，因为我寻觅了许多时候。还有人卖酒，很快地赚了许多钱。关于卖酒的事情我以后要特别讲一讲，那是一桩很有趣的事情。狱里有许多人是为了贩运私货而进来的。因此，在这样严密的检查和看守之下，怎么还会有酒运进来就不足为奇了。顺便说一句：贩运私货依照性质是一种特别的犯罪。例如，能不能设想，金钱和利益在有些贩运私货的人看来不过占据第二等的地位？其实情形确乎是这样，贩运私货的人是持着热情和天禀而工作的。他部分是诗人。他冒着一切的险，做出可怕的危险的举动，施展狡猾的手段，想出各种花样，还设法脱身，有时甚至出于某种灵感。这是一种极强烈的情欲，正如赌博一般。我在狱内认识一个罪犯，他的外貌十分魁伟，但是性情温驯、静谧，简直无从设想他怎么会落到狱里来的。他的脾气那样的善良，那样的和人们合得来，在他待在狱内的整个时间内竟没有和任何人吵过嘴。他从西方的边境上跑来，为了贩运私货进狱，自然忍熬不住，开始偷运酒进来。有多少次，他为了这桩事受到惩罚，他如何地惧怕鞭笞！再说运酒这件事本身给予他极少的收入，因酒而发财的唯有剧团管理员一人。这怪物喜欢为艺术而艺术。他像女人似的善哭，好几次，在受到惩罚以后，他赌咒，发誓不再偷运违禁物。他勇敢地战胜自己，有时竟熬了整整的一个月，但终于熬受不住……由于这类人物，酒在狱中是不会缺少的……
还有一项收入，虽然不会使罪犯们致富，但是源源不绝的且具有慈善性质的，那便是施舍品。我们社会中上等阶级方面无从了解那些商人、下市民和所有我们的老百姓怎么这样关心“不幸的人们”。施舍品几乎永远是不间断的，几乎永远给面包和面包圈，而很少给金钱的。没有这些施舍品，在许多地方的罪犯们，尤其是被告们——对待他们比对待已判决的囚犯严厉得多——会感觉十分困难的。依照宗教的习惯，施舍是由罪犯们平均分配的。如果不够分，他们便把面包齐整地切碎，有时甚至切成六块，每个囚犯一定会得到一块。我记得我初次收到金钱施舍的情景，这是在我到狱里来不久的时候。我做完了早晨的工作，独自回来，由卫卒伴随着。母女两人迎面走来，女儿十岁左右，美丽得像小天使一般。我已经见过她们一次。母亲是一个小兵的寡妻。她的丈夫，一个年轻的小兵，因事受审判，在医院的罪囚病房里死去，那时候我也病倒在医院中。妻子和女儿跑来见他，和他作别，两人都哀哀地哭泣着。小女孩一看见我，脸上发红，对母亲微语了几句。她立刻止步，在包裹里找出四分之一的铜戈比来，交给小女孩。她跑到我面前来……“喏，‘不幸的人’，看在基督的分上，把这戈比收下吧！”她一面喊，一面跑到我面前，把那个铜币塞到我手里来。我收了她的铜币，小女孩十分满意地回到母亲身边去了。这个铜币我许久地藏在自己身边。
(1) 这几句都是俄国狱中流行的口头语。所谓“拆毁绿街”，大概是挨受鞭打的意思。“听鼓声”意即服从狱卒击鼓传出的号令。——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