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加冕典礼及1839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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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冕典礼的日期——加冕典礼的华丽场面——王室游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加冕典礼——没有进行过彩排的典礼——为维多利亚女王喝彩——返回白金汉宫——年轻人的兴奋——庆祝活动的结束——1838年到1839年维多利亚女王在议会的演说——1839年的危机——1839年福洛拉·黑斯廷斯小姐事件——福洛拉·黑斯廷斯小姐的家人对维多利亚女王的诉求——报纸的推波助澜——福洛拉·黑斯廷斯小姐之死——对王室的敌意——第二场危机——1839年5月第一次政府危机——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辞职——罗伯特·皮尔同意组阁——维多利亚女王和寝室侍女——1839年维多利亚女王对宫中变化的反抗——1839年5月10日维多利亚女王写给罗伯特·皮尔的信——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内阁重新评估自己的地位——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支持维多利亚女王——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重组后的内阁——1839年维多利亚女王承认自己的过失——保守党对维多利亚女王的批评——寝室危机造成的影响

解决加拿大问题的同时，维多利亚女王的头等大事是准备自己的加冕典礼及一系列庆祝活动。三场官方舞会，其中一场定在了1838年6月18日。然而，选择1838年6月18日举办官方舞会冒犯了法兰西王国，因为这天是滑铁卢战役纪念日。除了三场舞会，英国官方还要举行两次晨觐、一次客厅会议和一场官方音乐会。此外，维多利亚女王还要首次官方出席阿斯科特赛马会。1838年6月28日，即维多利亚女王继位满一周年后的第八天，她的加冕典礼正式举行。加冕典礼前，维多利亚女王还出席了伊顿公学的“山丘”仪式。

大臣们一心想将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仪式办得盛大而华丽。1831年，威廉四世的加冕典礼耗资五万英镑。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礼，议会同意拨款不少于二十万英镑。人们用深红色的布料和黄金精心布置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并且恢复了前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王室游行。1761年乔治三世的加冕典礼后，王室游行被废除。1838年6月28日，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典礼当天，有四十万民众来到伦敦观礼。其中，1838年6月27日晚，许多人露营街头，等待第二天加冕典礼的到来。

1838年6月28日，天气晴朗。10时，维多利亚女王盛装从白金汉宫出发，途j经宪法山、皮卡迪利大街和圣詹姆斯街，又穿过纪念纳尔逊子爵霍拉肖·纳尔逊将军的特拉法尔加广场，最后从议会大街到达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维多利亚女王抵达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时，正好是1838年6月28日11时30分。维多利亚女王豪华的游行队伍中有众多外宾，其中一位是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和滑铁卢战役中，让-德-迪厄·苏尔特是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的老对手。此时，作为法兰西王国的特别代表，他将出席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典礼。英国人像迎接维多利亚女王一样热烈地迎接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对东道国英国的热情，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非常感动。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德意志亲戚中，出席典礼的有舅舅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欧内斯特一世及同母异父的哥哥莱宁根的卡尔和姐姐莱宁根的菲奥多拉公主。

当维多利亚女王进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时，“八位身着白衣的侍女簇拥在维多利亚女王周围，维多利亚女王停了下来，好像是深吸了一口气，双手紧紧抱在一起”。加冕后，当维多利亚女王跪在圣坛上领圣餐时，一束阳光照在她头上，目睹这一幕的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丝·维多利亚顿时热泪盈眶。盛大隆重的场景令每个人肃然起敬。

整个加冕典礼虽然圆满完成，但也有一些遗憾。参加了整个加冕典礼的哈丽雅特·马蒂诺写道：“盛大、耀眼、迷幻的场景营造出一种奇怪的效果，让人疲惫，昏昏欲睡。”维多利亚女王也是一样，不仅身心俱疲，还由于在漫长仪式中，行礼的神职人员在许多环节对维多利亚女王具体该做什么拿不准，令维多利亚女王有些不知所措。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与加冕仪式前维多利亚女王没有得到足够的培训有关。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院长约翰·爱尔兰博士虽然主持过乔治四世和威廉四世的加冕典礼，但由于年老体弱，他已经无法再次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典礼。因此，主持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典礼的重任落在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副院长约翰·锡恩勋爵的身上。维多利亚女王对站在身旁的约翰·锡恩勋爵说：“我祈祷上帝告诉我下一步该做什么，因为神职人员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维多利亚女王抱怨说，放到自己手上的王权宝球重得难以托住。她还抱怨说本该戴在小指头上的宝石戒指，却被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豪利强行戴到无名指上，因为用力过猛，疼得她差点叫出声来。由于担心别人会察觉出自己的紧张，维多利亚女王的不自在心理加剧了。显然，在场的其他行礼人员行事笨拙，但维多利亚女王没有在观众们面前失去自己的冷静。与其他议会下议院议员一起参加加冕典礼的本杰明·迪斯雷利写道：“维多利亚女王极其优雅、完美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其他行礼人员的表现差强人意。这些人从头到尾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真应该提前彩排一次。”

在加冕典礼上，贵族成员为君主喝彩是一项古老的传统。这次加冕礼中，议会下议院议员首次被允许在贵族成员喝彩结束后为君主喝彩。议会下议院的议员们为维多利亚女王喝彩九次。在喝彩的下议院议员中，就有爱尔兰领袖丹尼尔·奥康奈尔。当时还是小男孩的阿瑟·彭林·斯坦利院长坐在走廊里，心想人们的喝彩声并不是很大。然而，庆典尾声发生了一起小意外。当时，在向维多利亚女王致敬时，年逾八旬的贵族约翰·罗尔男爵摔倒了。维多利亚女王的第一反应是站了起来。当约翰·罗尔男爵再次过来向维多利亚女王致敬时，维多利亚女王说：“我能起身接见他吗？”说完，维多利亚女王从宝座上起身，下了两三个台阶，迎向年老的约翰·罗尔男爵。当时，维多利亚女王亲切和蔼的举动引起了轰动。本杰明·迪斯雷利这样评价这一事件：“没什么能比这一举动更能收服人心了。”当贵族们挨个向维多利亚女王致敬时，宫务大臣正带领下属向人群抛掷贝内代托·皮斯特鲁奇设计的奖章。众人争抢奖章的场面十分混乱。

持续了五个多小时的加冕仪式终于结束了。1838年6月28日16时，维多利亚女王启程返回白金汉宫。英国王室的车队穿过伦敦的街道，维多利亚女王头戴王冠，身着华服，看上去脸色苍白，整个人都在颤抖。人群中的托马斯·卡莱尔低声说：“可怜的小维多利亚女王！像维多利亚女王这个年龄的姑娘连给自己选帽子都不会，但现在她要扛起重任，连天堂的大天使都望而却步的重任。”

尽管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将承担的责任，维多利亚仍然还是很天真无邪。一回到白金汉宫，维多利亚女王脱掉一身华服，为其宠物狗“达什”——一只西班牙猎犬——洗下午澡。随后，维多利亚女王安静地与受邀的各位亲属共进晚餐。晚餐后，维多利亚女王又差信使询问可怜的约翰·罗尔男爵的情况。最后，她又来到屋顶，观赏伦敦的灯火和格林公园、海德公园的烟火表演。1838年6月29日，获得政府批准在海德公园举办的规模盛大的“加冕”游园会开幕，历时四天。1838年6月30日，即游园会开幕第二天，维多利亚女王也前往游园会现场，并且玩了很长时间。

1838年7月9日，维多利亚女王再次在海德公园与五千民众见面，并且与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一起接受民众的鼓掌致敬，这一安排完全是为法兰西贵宾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设计的。此时，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典礼的所有庆祝活动结束了。

1838年8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亲自宣布议会休会。聆听了议会下议院议长对本次会议工作的长篇大论后，维多利亚女王一如既往地做了清晰明了的发言。随着不断的历练，维多利亚女王的发言愈加优美。1839年2月，议会重新开幕时，维多利亚女王又做了类似的发言。美国未来的演说家、发言人查尔斯·萨姆纳碰巧聆听了维多利亚女王的这次发言，见证了维多利亚女王出色的演说口才。查尔斯·萨姆纳诚恳地写道：“以前，我并不欣赏维多利亚女王，但她的演说改变了我的看法。我很吃惊，也十分享受……她娓娓道来，吐字清晰，字字珠玑。我认为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演说。”当时，在维多利亚女王身边一个显眼的位置上，还有一个外国人在聆听她的演说。这个外国人是法兰西王国的路易·波拿巴。当时，路易·波拿巴还是一位流亡者。但后来，他成为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三世担任法兰西皇帝的二十年中，给英国制造了不少麻烦。

1839年2月，英国议会一开会，围绕在维多利亚女王四周那种平和、满足的气氛遭到无情地破坏。维多利亚女王逐渐意识到自己并不是那么受欢迎，也清楚自己虽然有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家长般的爱护，但仍然面临重重困难，充满危险。更不幸的是，她自己根本无力应对。1839年上半年，维多利亚女王经历的两场危机都要归咎于她年少无知，缺乏经验。对出现的问题，要及时找出解决办法，但在当时，这远远超出了维多利亚女王具备的自制力和对世界的认识。

最终，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酿成了第一场危机，让一个小姑娘来应对这场危机是十分尴尬的事情。1839年1月，在白金汉宫做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丝·维多利亚的侍女时，黑斯廷斯侯爵弗朗西斯·罗顿-黑斯廷斯的女儿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由于身形变化，维多利亚女王的侍从毫无根据地怀疑其有不规矩行为。维多利亚女王和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丝·维多利亚都不相信对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的指控，但维多利亚女王的内廷女官塔维斯托克侯爵夫人将这一情况通报给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维多利亚女王赞同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的提议，要求可怜的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必须接受王室医生詹姆斯·克拉克爵士的体检。1839年2月17日，詹姆斯·克拉克爵士在检查完毕后，签署了一份证明，否认了对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的所有指控。

这件事很快闹得满城风雨。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的家人直接上书维多利亚女王，要求恢复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的名誉。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的弟弟黑斯廷斯侯爵乔治·罗顿-黑斯廷斯请求进宫看望姐姐。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的母亲伦杜恩女伯爵弗罗拉·缪尔-坎贝尔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在信中，她请求维多利亚女王解雇詹姆斯·克拉克爵士。对这封信，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并没有给予答复，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以自己的名义写了封回信，信中称维多利亚女王已经亲自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发生在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身上的不幸错误，但并没有打算要采取任何其他行动。受到伤害的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写信给自己的亲戚汉密尔顿·菲茨杰拉德说：“我敢肯定，维多利亚女王根本不了解那些人都对我做了什么。维多利亚女王对我以礼相待，竭力表达自己的歉意，说话时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不过，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的家人认为，维多利亚女王和宫廷上下冤枉了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应该公开承认错误并道歉。

黑斯廷斯家族支持的保守党控制着一家名为《晨报》的报纸。利用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的事件，《晨报》借题发挥，并且通过对这一事件大胆露骨的描述，扰乱公众视听。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被誉为“堕落宫廷里的受害者”。

一方面，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在报纸上公开了自己与维多利亚女王和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书信的内容。另一方面，詹姆斯·克拉克爵士也在伦敦多家报纸的专栏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双方的口水战令大众很反感，王室的声誉也受到严重损害。由于悲剧性结局，事态不断恶化。事实上，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患上了一种致命的疾病——肝肿大。1839年7月4日，白金汉宫对外宣布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病危，原定于当晚举行的王室晚宴被迫取消。1837年7月5日，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去世了。这一噩耗令维多利亚女王非常难过，也令整个英国社会感到震惊和悲痛。

维多利亚女王的顾问们犯了个巨大的错误——他们保证维多利亚女王会亲自表达歉意，即使这将违反王室要员不能承认错误的王室礼仪规范。但维多利亚女王一直保持沉默，毫无动作。维多利亚女王的置若罔闻令人们将责备的矛头指向路易丝·莱森。尽管维多利亚女王的态度完全是由天真和缺乏经验造成的，但的确证明英国上下弥漫着一种敌视王室的情绪，这差点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灾难。多年后，维多利亚女王回顾这一事件时，充满了厌恶之情。

1839年，第二场王室危机发生，起因是在没有听取任何建议的情况下，维多利亚女王想当然地利用自己的权威，蛮横干涉国家事务。

1839年议会开会期间，辉格党政府失去了对议会下议院的控制。殖民地问题持续让辉格党出丑。辉格党以废除奴隶制为己任，大刀阔斧地在英属殖民地推进各项废奴措施，但遭到顽固的抵制。英国的直属殖民地牙买加解放了奴隶，引发了奴隶的主人——种植园主——的反抗。辉格党政府被迫承认现实，请求议会批准暂停牙买加的宪法，1839年5月7日，这一议案以多数票获得通过。对此，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感到绝望，向维多利亚女王递交了自己和同僚的辞职书。维多利亚女王十分苦恼。议会下议院领袖约翰·拉塞尔伯爵来拜见她。讨论时局时，维多利亚女王放声痛哭。

没过多久，维多利亚女王重整旗鼓，第一次行使君主权力，挑选一名继任者来代替即将离任的首相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维多利亚女王很快摆脱掉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离任带来的悲伤情绪。她没有再向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咨询，而是听取了斯潘塞·霍拉肖·沃波尔的建议。于是，1839年5月8日，她召见了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维多利亚女王的泰然自若令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大吃一惊。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以年事已高和首相必须出自议会下议院为由，谢绝了维多利亚女王提出的组阁邀请。

随后，维多利亚女王又召见了议会下议院的保守党领袖罗伯特·皮尔。1835年威廉四世当政时，罗伯特·皮尔曾出任过几个月的首相。维多利亚女王虽然已经习惯了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的宽容和慈爱，对罗伯特·皮尔冷淡、严厉的行事风格有些担心，但她心里十分清楚在议会的权力从一个党移交到另一个党的情况下宪法赋予自己的责任。

第一次接见罗伯特·皮尔时，维多利亚女王的态度虽然直率，但很有分寸。他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保守党组建新政府是否需要解散旧议会，重新进行大选。维多利亚女王表示“对前政府的倒台深感歉意”，强烈反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解散刚刚产生不久的议会。罗伯特·皮尔含糊其辞地表达了对维多利亚女王观点的理解，但拒绝放弃解散议会。最终，罗伯特·皮尔同意组建政府。告别了维多利亚女王后，他开始着手挑选自己的内阁成员。

保守党人强烈地感觉到，维多利亚女王一直以来都回避与自己打交道，并且毫不掩饰她对自己的厌恶。维多利亚女王身边也尽是辉格党人的女性亲属。在与朋友们商量后，罗伯特·皮尔认为维多利亚女王宫中占据着重要职位的夫人们必须撤换，只有这样保守党人才能从维多利亚女王那里得到全力支持。罗伯特·皮尔并不打算干涉不重要职位的任命问题，但他认为，至少有必要更换维多利亚女王身边的几位女官，甚至女侍长和其他两三位侍女。

罗伯特·皮尔认为自己责任重大。不过，面对选择谁来填补可能空缺的内廷女官时，罗伯特·皮尔很愿意聆听维多利亚女王的意见。不幸的是，罗伯特·皮尔一开始没能决定哪些职位需要更换。因此，1839年5月9日，当罗伯特·皮尔再次拜见维多利亚女王商讨这一话题时，维多利亚女王立刻警觉起来，担心自己将失去密友的陪伴，错误地认为路易丝·莱森是罗伯特·皮尔的目标。因此，维多利亚女王立即表态，明确拒绝任何更换宫中女性成员的建议。维多利亚女王情绪激动，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罗伯特·皮尔只好匆匆告退。随后，维多利亚女王写信给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信中说保守党企图更换自己身边的侍女，然后是自己的服装师和女仆。此外，她还写到，保守党人对待自己像对待小女孩一样，自己一定要让保守党人明白自己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在信的结尾处，维多利亚女王请求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起草一份声明，拒绝罗伯特·皮尔的要求。

出于慈父般的怜爱，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担心罗伯特·皮尔对维多利亚女王过于严厉，也没多说什么，只管按照维多利亚女王的吩咐行事。维多利亚女王写给罗伯特·皮尔的信如下：“1839年5月10日写于白金汉宫——对罗伯特·皮尔1839年5月9日向我提出希望更换内廷女官一事，我经过考虑，决定不能接受这一做法，认为这一做法毫无必要，并且伤害到我的感情。”罗伯特·皮尔回信称维多利亚女王误解了自己，并且拒绝继续进行组阁事宜。

得知罗伯特·皮尔的决定后，维多利亚女王总算松了一口气。1839年5月10日晚，维多利亚女王出现在舞会上时，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之情。维多利亚女王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请求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重新组阁。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没有拒绝，而是默默接受了。1839年5月11日，原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的内阁成员碰头会面，重新审视自己的位置。一些内阁成员认为，应该建议维多利亚女王放弃之前的态度。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的老上级查尔斯·格雷伯爵认为，罗伯特·皮尔的态度是合理的，并且告诉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1830年自己出任首相时，也对王后身边的侍女做过类似的调整。但与此同时，查尔斯·格雷伯爵承认：“当前的情况与当时有很大不同，因为那时涉及的是国王的配偶，但现在面对的是作为一国之君的维多利亚女王。”在战争时期，查尔斯·格雷伯爵的儿子亨利·格雷伯爵曾担任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的战争大臣。格雷子爵查尔斯·格雷虽然有自己的疑虑，但最终还是建议在这场争端中，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应该站在维多利亚女王一边。斯潘塞·霍拉肖·沃波尔也认为，作为绅士，大臣们也应该支持维多利亚女王。

最终，和善的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默许了众人的观点。辉格党人重新掌权，但这次辉格党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因此，在获得维多利亚女王的支持后，辉格党人力图改善政府的人事结构。诺思布鲁克男爵弗朗西斯·巴宁代替布兰登的蒙蒂格尔男爵托马斯·斯普林·赖斯出任新一任财政大臣。无能的殖民大臣格莱内尔格男爵查尔斯·格兰特被挤出内阁，其职位由约翰·拉塞尔伯爵担任。此前，约翰·拉塞尔伯爵担任的内政大臣一职由马尔格雷夫伯爵康斯坦丁·菲普斯担任。其中，内阁最有意思的一位新成员是接替格雷伯爵亨利·格雷出任战争大臣的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

政府重组后，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再次上台执政。很快，议会两院陷入激烈的辩论中。罗伯特·皮尔继续主张调整宫中女官的任命。约翰·拉塞尔伯爵力图证明自己的主张。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绅士般地支持维多利亚女王。但无论是支持罗伯特·皮尔的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还是布鲁厄姆男爵兼沃克斯男爵亨利·布鲁厄姆，都强烈批评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的优柔寡断。布鲁厄姆男爵兼沃克斯男爵亨利·布鲁厄姆认为，在君主责任这个问题上，罗伯特·皮尔和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都难辞其咎。幸好，这场争论很快平息下来。因此，它并没有对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领导的政府造成实质性伤害。

罗伯特·皮尔的行为是有正当理由的，连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约翰·拉塞尔伯爵和维多利亚女王自己都承认这一点。1853年，维多利亚女王向约翰·拉塞尔伯爵坦言：“当时，我太愚蠢了！”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也评论说：“总应该给别人时间考虑问题。在这件事情上，罗伯特·皮尔的错误在于当他组阁失败后，他没有给维多利亚女王时间，让她回心转意。”但从内心讲，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更担心维多利亚女王的任性脾气。曾在一瞬间，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的脑海中想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一位祖先——苏格兰玛丽女王。这是不由自主的瞬间想法，但稍晚时候，当他和维多利亚女王共进晚餐时，他不经意提到苏格兰玛丽女王在断头台上说过的话，称这些话或许是真情流露。在谈论苏格兰的玛丽女王时，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是以一种戏谑的口吻说的。他经常用类似口吻跟朋友们交谈，但用这种语气同维多利亚女王讲话，他还是第一次。

维多利亚女王拒绝更换身边的女侍官，使保守党人更不喜欢她。两党对峙的阴云始终笼罩在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政府的头顶。1839年7月，在一次保守党会议上，就长期以来维多利亚女王对保守党公开的仇视态度，坎特伯雷选区的保守党下议院议员詹姆斯·布拉德肖进行了一番挖苦。詹姆斯·布拉德肖的言论激起科克茅斯选区的辉格党下议院议员爱德华·霍斯曼的愤怒，他甚至向詹姆斯·布拉德肖发出决斗邀请。这场决斗按约如期进行。当时，对保守党的厌恶之情，维多利亚女王绝对有增无减。当在一份托利党的日报上读到针对自己的尖酸刻薄评论时，维多利亚女王公开表示：“保守党人想尽办法让我生厌。”

不过，这场危机带来的效果是积极的。此后，维多利亚女王再也没有像这次危机中表现的一样执拗。在新政府产生的过程中，虽然维多利亚女王常常表现出自己的偏好，但历经十九届政府更迭，组阁问题很少再产生摩擦。这样的宫廷危机再也没有发生过，宫中的女侍官也不再从两党要员的家人中挑选。1839年7月，维多利亚女王邀请一位保守党贵族的妻子桑威克夫人进宫。后来，只有女侍长一职具有政治意义，并且任职者必须与执政党达成协议才能出任该职。因此，一旦执政党下台，女侍长也随之卸任，女侍长的政治倾向不再是受到关注的问题。

总的来说，1839年的两场危机虽然没有给维多利亚女王的性格带来积极影响，但的确十分有趣，因为从两场危机中，人们可以看到维多利亚女王的秉性。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改变，维多利亚女王的秉性也在不断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一位明智夫君的良好引导，维多利亚女王一定能更熟练地掌控自己专横的作风及与生俱来的独立性，更好地控制自己暴躁的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