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维多利亚女王与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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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议会会议——维多利亚女王和梅努斯之乱——王室活动——1845年8月维多利亚女王首次出访德意志邦联——腓特烈·威廉四世对维多利亚女王的欢迎——阿尔伯特亲王的优先地位——1845年8月19日在玫瑰宫——第二次见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维多利亚女王愉快的科堡之旅——罗伯特·皮尔与《谷物法》——维多利亚女王支持罗伯特·皮尔——1845年12月6日罗伯特·皮尔引咎辞职——维多利亚女王召见约翰·拉塞尔伯爵——维多利亚女王与约翰·拉塞尔伯爵协商——维多利亚女王对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的担心——约翰·拉塞尔伯爵坚定不移的诉求——罗伯特·皮尔重返政坛——1846年维多利亚女王对罗伯特·皮尔的支持——维多利亚女王对罗伯特·皮尔的困境深感惋惜——1846年6月26日罗伯特·皮尔下野——维多利亚女王对自由贸易的热情
1845年1月结束前,维多利亚女王再次深陷到紧急的国家事务中。紧锣密鼓的议会会议在即。当时,大臣们都认为,在外交事务方面,维多利亚女王通过自己独特的影响力促成了和平的局面。大臣们的这一共识令维多利亚女王心满意足。1845年2月4日,在议会开幕仪式的致辞中,维多利亚女王自豪地提到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一世和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对英国的访问。对此,罗伯特·皮尔立即回应指出,接待这两位君主及其他王室客人产生的费用全部由维多利亚女王个人负担,这并没有为维多利亚女王增加任何债务。
议会议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爱尔兰问题。废除大不列颠与爱尔兰共主制度的运动正逐渐平息,罗伯特·皮尔政府也正在考虑采取安抚措施。有人建议资助梅努斯的天主教神父培训学院。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认为这有悖于自己之前公开支持的原则。因此,他退出了罗伯特·皮尔政府。对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这位原本支持首相罗伯特·皮尔的前途无量的内阁成员的退出,维多利亚女王深感惋惜。1845年2月3日,维多利亚女王在白金汉宫的私人会客厅接见了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表示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退出政府是个“巨大的损失”。另外,维多利亚女王鼓励罗伯特·皮尔推进实施安抚措施,因为在维多利亚女王看来,这项安抚政策是控制爱尔兰宗教的一个明智的妥协举措。对英国国内有些新教教徒的顽固盲从,维多利亚女王不屑一顾。1845年4月15日,维多利亚女王写信给罗伯特·皮尔称:“对于新教教徒来说,目睹此刻这种盛行的、邪恶的、顽固不化的情绪,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
在这次议会召开期间,英国王室安排了大量活动。1845年6月6日,白金汉宫举办了一场化装舞会,主题为乔治二世统治时代。化装舞会是1845年英国王室的一次主要活动。1845年6月21日,维多利亚女王检阅了集结在斯皮海德的海军舰队。1845年7月,维多利亚女王接待了来自欧洲大陆的荷兰国王威廉二世。
1845年秋,维多利亚女王第二次挑战先例,离开英国出访德意志邦联。这次没人再提摄政之事,维多利亚女王离开英国整整一个月。这次陪同维多利亚女王出访的还是外交大臣阿伯丁伯爵乔治·汉密尔顿-戈登。此次外访的主要目的是访问科堡和维多利亚女王的母亲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的夫人玛丽·路易丝·维多利亚及丈夫肯特公爵兼斯特拉森公爵爱德华年轻时待过的地方。此行还有个目的是在前往科堡的路上回访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
1845年8月6日,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抵达安特卫普,并且在梅赫伦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和王后奥尔良的路易丝会面。随后,在亚琛,维多利亚女王受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欢迎。最后,她途经科隆抵达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位于布吕尔的王宫。迎接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活动十分丰富:两人前往波恩既参加了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塑像的揭幕仪式,又出席了一场盛大的路德维希·范·贝多芬节日音乐会。维多利亚女王夫妇在布吕尔还参加了另一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由贾科莫·迈尔贝尔指挥,参加表演的艺术家有珍妮·林德、弗朗茨·李斯特和亨利·维厄当。直到1845年8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离开,莱茵河畔科布伦茨附近施托尔岑费尔斯城堡中的欢迎活动才结束。
虽然维多利亚女王受到热烈欢迎,并且兴致勃勃,但其间还是发生了一些扫兴的事。阿尔伯特亲王的级别问题很让维多利亚女王头疼。在普鲁士王宫时,另一位客人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的叔叔奥地利大公腓特烈的地位排在阿尔伯特亲王之前。对1845年在施托尔岑费尔斯城堡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维多利亚女王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对普鲁士王室态度冷淡。
1845年8月19日,维多利亚女王抵达此行的主要目的地玫瑰宫,这是阿尔伯特亲王的出生地。接着,维多利亚女王途经科堡到达哥达。在哥达,维多利亚女王见到了自己以前的家庭教师路易丝·莱森,这令她十分高兴。与此同时,在哥达维多利亚女王多次前往图林根的森林进行短途旅行,并且玩得很开心。1845年9月3日,维多利亚女王奔赴法兰克福,途中在魏玛休息了一晚。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贾科莫·迈尔贝尔
维多利亚女王的首次德意志邦联之行结束了。1845年9月6日,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回到安特卫普,但没有直接返回英国,而是打算在前往奥斯本途中拐到特雷波尔做一次短暂访问,拜访法兰西国王路易·腓力一世。然而,糟糕的天气状况令维多利亚女王一行无法登陆。路易·腓力一世天真地建议维多利亚女王借助更衣车登陆。伦敦的大臣们听说后,觉得这个提议简直太可笑了。
1845年9月9日,维多利亚女王回到奥斯本。1845年9月14日,在写给格洛斯特公爵兼爱丁堡公爵的夫人玛丽公主的信中,维多利亚女王述说道:“我对德意志着迷,尤其是对科堡和哥达。在科堡和哥达,我都留下了巨大的遗憾。这次愉快的德意志邦联之行实现了我多年的愿望,我十分满意。”在写给舅舅利奥波德一世的信中,维多利亚女王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
整个1845年,维多利亚女王一直处在对政府危机的担忧中。爱尔兰的马铃薯完全绝收,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马铃薯收成也很差。1845年冬,整个英国一派萧条景象。在这个背景下,罗伯特·皮尔决定废除《谷物法》。尽管罗伯特·皮尔已经清楚地表达了自己愿意接受自由贸易支持者提出的主要原则,但议员们还是普遍认为罗伯特·皮尔及其领导的保守党会誓死反对废除《谷物法》。最后,在罗伯特·皮尔的同僚中,除了德比伯爵爱德华·史密斯-斯坦利站在罗伯特·皮尔一边,其他大多数成员都对罗伯特·皮尔立场的转变很吃惊,许多人还威胁要抵制废除《谷物法》。
爱尔兰马铃薯绝收后等待救济的灾民
不满情绪弥漫朝野。本杰明·迪斯雷利领导的青年英国党已经在罗伯特·皮尔的左右摇摆中显露出桀骜不驯。1845年议会议事期间,本杰明·迪斯雷利不断措辞严厉地抨击罗伯特·皮尔政府对国家农业利益的漠不关心,宣称现任政府已经变得“虚伪”。对本杰明·迪斯雷利的这些言论,维多利亚女王深感不安,并且很反感本杰明·迪斯雷利尖酸刻薄的语言。后来,虽然维多利亚女王认识到,即使本杰明·迪斯雷利对待罗伯特·皮尔的言辞有失公允,但考虑到当时的状况,其言辞也是情有可原的。当时,维多利亚女王全力支持自己的首相罗伯特·皮尔。1845年11月5日,维多利亚女王写信给罗伯特·皮尔,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因为罗伯特·皮尔在报告中提到“当需要大家团结合作解决当前严重的经济问题时,内阁却出现了分歧”。1845年11月28日,维多利亚女王再次从奥斯本写信给罗伯特·皮尔,并且表示:“听说内阁的意见分歧还在进一步扩大。对此,我感到很遗憾。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更需要的是政府内部的团结。我认为,批准取消对进口粮食种种限制的时机已经到来,希望你的同僚不要阻止你做出正确的事情。”
尽管对维多利亚女王的支持感激涕零,但在支持者和对手看来,罗伯特·皮尔已经“缴械投降”。1845年12月6日,罗伯特·皮尔辞职。就像当初痛失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一样,此时维多利亚女王又要痛失罗伯特·皮尔。1845年12月5日,在罗伯特·皮尔辞去首相一职的前一天,维多利亚女王写信给罗伯特·皮尔,信中说道:“无论什么原因,我确信在一场危机即将到来时,你绝不会在这个艰难时刻离我而去。”但此时,罗伯特·皮尔去意已决。
虽然罗伯特·皮尔的决定令维多利亚女王深感惋惜,但维多利亚女王立即做好准备,打算在组建新政府这件事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听从罗伯特·皮尔的建议,维多利亚女王差人邀请约翰·拉塞尔伯爵组阁。当时,约翰·拉塞尔伯爵正在爱丁堡。1845年12月11日,他才来到温莎城堡。与此同时,维多利亚女王向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发出邀请,希望他能来温莎城堡帮助自己。但当时,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经过谨慎的考虑后,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觉得自己不应该介入组阁事宜,便拒绝了维多利亚女王的邀请。
维多利亚女王害怕辉格党组阁的主要原因是自己及其外国亲属都对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出任外交大臣缺乏信心。维多利亚女王认为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一定会在辉格党政府中任职。于是,她想尽办法阻止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在内阁中出任外交大臣。在与约翰·拉塞尔伯爵的首次会面中,维多利亚女王立即请求让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管理殖民部。约翰·拉塞尔伯爵自然表达了反对意见,并且提出需要时间考虑维多利亚女王的建议。
万分忧虑的维多利亚女王只能努力开展更广泛、更紧密的游说活动。维多利亚女王恳求罗伯特·皮尔政府的外交大臣阿伯丁伯爵乔治·汉密尔顿-戈登在政治圈中支持自己反对任命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为外交大臣的提议。但众所周知,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对出任外交大臣一职志在必得。因此,阿伯丁伯爵乔治·汉密尔顿-戈登实在无能为力,只能建议维多利亚女王充分利用当下的形势,让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明确知道她希望与法兰西王国保持和平的态度,继而在外交事务方面,要求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定期听取她的意见和建议,因为想阻止帕默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在新政府中出任外交大臣一职是不可能的事。维多利亚女王虽然极其不愿意,但还是听从了阿伯丁伯爵乔治·汉密尔顿-戈登的建议。
1845年12月13日,维多利亚女王在温莎城堡第二次与约翰·拉塞尔伯爵会面。这次陪同约翰·拉塞尔伯爵前来的还有经验丰富的辉格党领袖兰斯多恩侯爵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阿尔伯特亲王坐在维多利亚女王身旁,维多利亚女王明确向两位客人表示,在这次会面中,她不光陈述的是自己的想法,也是阿尔伯特亲王的想法。约翰·拉塞尔伯爵也很坦诚,向维多利亚女王保证罗伯特·皮尔内阁成员中反对自由贸易政策的人将不会在新政府中任职,还表示一旦着手废除《谷物法》,维多利亚女王就应该向他保证他会得到罗伯特·皮尔及其追随者的支持。对此,维多利亚女王前去咨询罗伯特·皮尔的意见,但罗伯特·皮尔闪烁其词,不肯表态。这令约翰·拉塞尔伯爵很不满意,执拗地不停催促维多利亚女王给他一个更明确的承诺。维多利亚女王虽然认为约翰·拉塞尔伯爵的要求不合理,但还是再次温和地呼吁罗伯特·皮尔做出表态。然而,维多利亚女王依然没有得到罗伯特·皮尔的回应。事到如此,维多利亚女王只能在一旁静观其变。
一时之间,维多利亚女王似乎没有了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维多利亚女王又一次向罗伯特·皮尔寻求帮助。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殷切期望下,罗伯特·皮尔重新回归政坛。通过在大臣们内部游说,维多利亚女王最终促成罗伯特·皮尔重回政坛。对这一结果,维多利亚女王十分满意。可以说,这次维多利亚女王很有策略地取得了一场胜利。1845年12月30日,也就是罗伯特·皮尔重新出任首相那天,维多利亚女王致信罗伯特·皮尔,信中称:“我无法用言语描述对您高尚的行为、勇气及忠诚的敬意,正是您身上的这些品质不断增强我对您的信任。”重新上台的罗伯特·皮尔政府从内部做了一些调整,令维多利亚女王最满意的一项人员任命是,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接替德比伯爵爱德华·史密斯-斯坦利,出任新的战争与殖民大臣。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一直都有力地支持着罗伯特·皮尔。对此,维多利亚女王一直心存感激。
维多利亚女王勇敢地支持罗伯特·皮尔废除《谷物法》。在温莎城堡用餐时,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警告维多利亚女王,他认为罗伯特·皮尔的行为是“极不诚实的”。维多利亚女王拒绝讨论这个话题,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她责令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三缄其口。维多利亚女王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鼓励罗伯特·皮尔坚持废除《谷物法》。1846年1月12日,当得知罗伯特·皮尔提出的严厉措施后,维多利亚女王满意地写道:“确信无疑,公正、明智的举措一定会胜利。”1846年1月27日,阿尔伯特亲王出席议会下议院会议,聆听罗伯特·皮尔陈述在接下来的三年废除《谷物法》的具体计划。阿尔伯特亲王的出现引发了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阿尔伯特亲王的出现显示了王室的党派偏见。维多利亚女王觉得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抗议很可笑,但感到这类抗议冒犯到自己。于是,阿尔伯特亲王再也没有去过议会下议院。1846年2月4日,维多利亚女王告知罗伯特·皮尔,他将得到国家的嘉奖,“以此补偿他受到的来自自己政党的不公待遇”。1846年2月18日,维多利亚女王不但写信对罗伯特·皮尔的演说表示祝贺,而且随信附上阿德莱德王太后的一张纸条。纸条上表达了阿德莱德王太后对罗伯特·皮尔的欣赏与赞美。
尽管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和第五世纽卡斯尔公爵亨利·佩勒姆-克林顿都支持罗伯特·皮尔,但由于两人的议会资格提名人都是第四世纽卡斯尔公爵亨利·佩勒姆-克林顿——一个坚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和纽卡斯尔公爵亨利·佩勒姆-克林顿都无法心安理得地反对自己的提名人。因此,在会议开始时,两人主动退出了议会下议院。对罗伯特·皮尔失去两位副手,维多利亚女王深表同情,并且敦促罗伯特·皮尔为他们谋求其他职位。1846年3月4日,维多利亚女王匆匆向罗伯特·皮尔写信询问:“该给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先生和纽卡斯尔公爵亨利·佩勒姆-克林顿任命什么职务呢?”在《谷物法》辩论期间,维多利亚女王总是第一时间阅读每一场发言,仔细研究意见清单。维多利亚女王曾写道:“对我们来说,每晚的进展都意义重大。”
第五世纽卡斯尔公爵亨利·佩勒姆-克林顿
海伦娜公主(右)和哥哥阿尔弗雷德王子
1846年5月25日,甚至海伦娜公主的降生都没能转移维多利亚女王的注意力。维多利亚女王高兴地看到《废除<谷物法>法案》在议会两院顺利通过。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令维多利亚女王感到难堪。1846年6月26日,议会上议院三审通过《反<谷物法>法案》当晚,贸易保护主义者和辉格党人在二审《针对爱尔兰的高压政策议案》时,联合起来反对罗伯特·皮尔政府。最终,他们以七十三票的优势击败了罗伯特·皮尔政府。罗伯特·皮尔不可避免地再次下台。曾几何时,对维多利亚女王来说,罗伯特·皮尔的辅佐是那么有价值。但现在,就像历史的重演,自己又失去了这位得力的首相。在与罗伯特·皮尔的告别信中,维多利亚女王提到自己深深的忧虑,并且在信的结尾说:“不管以后你的地位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将永远视你为一位友善的朋友。”对阿伯丁伯爵乔治·汉密尔顿-戈登的辞职,维多利亚女王倒没那么惋惜。至于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当1846年7月6日他上交自己的公章时,维多利亚女王表示自己“收到公章很遗憾”。罗伯特·皮尔辞职为维多利亚女王带来的沮丧与1841年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辞职时一样强烈。在给舅舅利奥波德一世的信中,维多利亚女王提到罗伯特·皮尔和阿伯丁伯爵乔治·汉密尔顿-戈登时称:“与他们在一起时,我们觉得很安全。”在保护君主有限权力的问题上,利奥波德一世认为,包括罗伯特·皮尔在内,英国当时的政治家们还是值得信赖的。
罗伯特·皮尔当首相时,虽然维多利亚女王行使权力的范围还是紧紧受宪法制约,但通过在政治事务上与维多利亚女王进行实实在在地频繁交流,罗伯特·皮尔提高了维多利亚女王对其权力的认识。这样一来,君主和首相之间建立起互信,既激发了维多利亚女王对国事的关注,也激发了维多利亚女王对改革发自内心的热情。比如,在这次针对废除《谷物法》的改革中,首相罗伯特·皮尔很容易让维多利亚女王相信改革会减轻人民的苦难,并且会让人民生活富裕。当下定决心实践自由贸易的原则时,虽然罗伯特·皮尔的处境艰难,但试想如果没有维多利亚女王的支持,那么罗伯特·皮尔几乎不可能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