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上山虎”发威
宋洋团长带我们几个去拜访梁湘书记，实质是去要施工任务，没想到兴冲冲而去，失望而回。
一直到下了吉普车，宋洋的脸色都不开晴，显然是没有料到会是这种结果，但闷在心里的气又发不出来。其实，我们几个都是这样的心情。我甚至偷偷在心里骂道：“是你们让我们来深圳参加特区建设的，没想到热脸贴了个冷屁股。”
宋洋招呼我们几个到他办公室坐下来，这时他的脸色稍微缓和些，语气平和地说：“看来我们就像过去那句话说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老的传统观念不行了。咱们部队成立到现在，啥时不是国家下任务，我们去努力完成，现在这个方法竟然不灵了。真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形势变化太快了，我们的思想准备不足，应对能力太弱呀！什么‘招标‘’竞标‘’议标’，这都是特区的新事物。咱们哪里经见过？看来兵种首长是让咱们经风雨、见世面来了，好好琢磨琢磨应对之策吧。”一向足智多谋的宋洋，也遇到了不好破解的难题。
周树成说：“团长不用着急上火，我们是国家养的兵，不相信国家不给任务，会让这些人人吃马喂地闲待着。一定是梁书记看咱们鞍马劳顿新来乍到，让咱们先安下家休整休整再说。过去我们每到一地，不也是先整训一段时间，再投入新的战斗吗？市里领导是关心咱们哩！”
我说：“也许是考验咱们一下，看看我们部队的应变能力如何。”
“什么关心我们、考验我们，统统不是，是想把重任务交给我们呢！”许延安有自己的高见。
“此话怎讲？”宋洋问。
许延安说：“我看了他墙上的那幅《大鹏展翅图》，梁书记很有大志向哩！咱们几千里从东北赶赴这里，岂能把咱们当闲棋冷子？他是在排兵布阵，琢磨把急难险重的任务交给咱们哩！”
“那幅大鹏图很有气势，我也认真看了，蕴含着非凡的志向，确实是一幅好画。”我附和道。
“你们知道那幅画是何人所画？”许延安问。
我们几个摇摇头。
许延安说：“我仔细看了落款的图章，虽是篆字，但也辨认得出，刘海粟呀，当代大画家呀！”许延安对篆刻感兴趣，也擅长绘画，精于此道，说出来的话自然可信。
周树成说：“什么刘海叔，我就知道刘海砍樵。”
许延安更来了兴致：“再考你们一个问题，办公桌、写字台座椅后面的墙上挂什么最好？是字还是画？”
我说：“字画均可以呀，我见到有挂字的，有挂画的，这有什么讲究吗？”
“当然有讲究，还讲究得很哩！挂幅画，挂幅寓意深刻的画，让人心旷神怡，满堂生辉，当然最好是名画。名画也有讲究，比如唐寅画的虎，上山虎就比下山虎值钱，上山虎虎啸山林，下山虎虎落平阳，你说哪个好？但总的说挂画比挂字好，为什么呢？背后墙上挂幅字，那不是走背字吗？”许延安说得很认真。
宋洋被许延安逗笑了，他扭转身朝背后墙上看看，转回头说：“我背后没有挂字，怎么就走背字了，领不到任务了？要不，你给画幅上山虎吧！”
我附和道：“好，你给宋团长画幅上山虎挂在墙上，杨子荣打虎上山，越是艰险越向前嘛！”
宋洋来了兴致：“好，给我画幅上山虎，虎虎生威，什么困难都不怕。我们山东老乡《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写过一副自勉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我们可用此联自勉，我就不信咱们先遣团有过不了的流沙河、火焰山。”宋洋团长顿了顿，话锋一转：“不过话又说回来，对困难，还是要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宪云设法找人打听一下，弄清方总指挥家住址，我带你去他家拜访一下，弄清葫芦里装的到底是什么药，咱们可不能干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稀里糊涂下决心的蠢事。”
“那你得给我发一套便装，再配一副墨镜，像过去搞地下工作一样，他下班后我在后面跟踪一趟便知。”我调侃起来。
许延安接着也调侃起来：“再给你配一个头套，你就是香港黑社会小喽啰了！”
周树成也开起了玩笑：“配什么头套，我们驻地旁边小市场就有卖长筒袜、蛤蟆镜的，买个长筒袜给你往头上一套，保管你身份不会暴露！”说完，嘿嘿笑了起来。
宋洋也被逗笑了，说：“说正经事呢，你们净扯些闲篇。宪云把我说的当回事。”
我说：“得令！秦桧还有仨朋友呢，我还能成孤家寡人？在深圳能找到关系，保证完成任务！”
正说话间，陈佐良政委来请宋洋团长，说是有急事，要开个团党委碰头会。宋洋、许延安、周树成相跟着过去，我随后去做会议记录。
还是在那个由农中教室改成的会议室，会议桌由学生课桌拼起，不同的是头顶上刚安了吊扇，吹起来让人不那么闷热难耐。
几个团领导落座，宋洋问：“有什么事这么着急？”
陈政委说：“还真是急事，你们外出期间，市外办牛主任带人来了，说是来拜访，实际上是说部队着装的事。”
“部队着装怎么了？他地方上还管我们部队着装的事？”宋洋到市委、市政府一趟，没领到施工任务，心里头火赤愣的，说话带着火药味。
陈佐良政委不知道宋洋没有领到施工任务，宋洋特地交代我们几个不要说，以免动摇军心。
陈佐良说：“市外办牛主任讲，我们先遣团来了之后，深圳一下子多了几千名军人，港英当局有一些恐慌，一些人传言，是不是要派解放军解放香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猜测，外办同志建议我们干部战士外出时尽量不穿军装，甚至把领章帽徽拿掉。”
宋洋心里头憋的火一下子蹿了上来：“凭什么不让我们穿军装？我们的军装是军人的标志，帽徽、领章是我们的生命，他说不让我们穿就不穿了？不让我们戴就不戴了？他们算老几！他们有这个权力吗？他们就是铁路警察，也管不了咱们这一段！”
“他们主要是害怕港英当局有误会。”陈佐良说。
宋洋一听这话火气更盛了：“港英当局算个球！当年英国霸占我国一千多平方公里土地，现在还赖着不走，看见我们解放军就害怕了，那就让他们发抖吧！因为他们害怕，我们就不穿军装了？这是什么逻辑？我们照穿不误！想让我们脱掉这身军装，休想！深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老子就是要穿军装在深圳大街上横着膀子逛，看他把老子能咋样！”
周树成也来了劲：“格老子，怕什么港英当局，这里是咱们的国土，连香港都是咱们的国土，他们早晚得归还。咱们天天集合队伍，在深圳大街上跑操，吓死个龟儿子！”
许延安也跟话说：“真是岂有此理，他们也太过分了！”
陈佐良没急，他理解大家的心情，一个军人，你不让他穿军装，不是要他的命吗？待几个人火气发泄完，便心平气和地说：“团长和各位压压火，也许是我没表述明白。外办牛主任他们并没说不让我们穿军装，只是说怎样避免给港英当局造成不必要的惊吓，影响到香港稳定。现在深圳刚刚在改革开放，香港的稳定繁荣发展，有利于国内外大局，有利于深圳从香港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和人才。我们是人民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凡事讲政治、顾大局，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必须做到的。咱们要站在国家高度看问题，树立大局意识，要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
陈佐良说得有道理，宋洋也意识到刚才说的话有些过火，便往后拉了拉说：“那你说怎么办？”
陈佐良说：“你们几个刚才去市委、市政府了，我和在家的几位领导初步商量一下，关于我们先遣团指战员在深圳执行任务期间的着装，拟出以下几条：第一，军人着装必须严格执行我军规定的《内务条令》的要求，整齐整洁；第二，在营区内活动，一律着军装，并按时令变换及时更换冬夏装；第三，出营区执行施工任务或地方交给的相关任务时，在身着军装之外加一件工装（工作服），以示我们是‘以工为主’的部队，是从事国家基本建设任务的兵种；第四，军人外出上街，除执行任务外，一律着便装，尽量不以军人的身份出现。”陈佐良长期在支队后勤部工作，担任过政治处主任、副政委，为人厚道，作风严谨，考虑问题细致周到。他拟出的这么几条，既考虑到人民解放军对干部战士统一着装的要求，又考虑到部队到深圳这一特殊地区执行任务的实际情况；既避免对港英当局造成不必要惊吓，又显示了人民军队的存在，告诉对方我们是来深圳从事城市建设的部队，并不担负解放香港的任务，不必庸人自扰；既考虑了地方政府从大局出发提出的建议，又从部队建设的实际出发，使干部战士能够自觉执行，是一个考虑周全、照顾各方、切实可行的好方案。
宋洋和陈佐良两人都是支队“老机关”，两人在机关工作时，宋洋是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陈佐良是后勤政治处主任，两人平级，都从事政治工作，也常打交道，关系不算密切，但也算熟识。宋洋从宣传科下到团里先做政委，后任团长。陈佐良由后勤政治处主任升任副政委，又下到团里当政委，这两个人成了“搭档”。宋洋是山东青岛人，入朝参战后到了铁道兵部队。陈佐良是福建福清人，参军后一直在福建前线，参加过对金门炮战，后调转到基建工程兵部队。不同的任务，不同的气质，使他们形成了各自的个性。两人优势互补，密切配合，互相尊重，带出了一支过硬队伍。上级领导在考虑先遣团团长、政委人选时，是经过反复掂量和认真思虑的。远离大本营去深圳执行任务，必须把部队领导班子搭配好。包括团里那些副职，都是一个个经过精挑细选的。因为上级领导知道，部队去特殊地区执行特殊任务，一个班子的团结尤为重要，尤其是军政一把手的团结。现在初来乍到深圳，宋洋和陈佐良的互补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我赞成政委拟定的几条意见，只是这几千人的便装制作经费从何而来？”宋洋口气缓和了下来。
后勤处处长申大海说：“我们打个报告向深圳市政府要，要求是他们提出来的，理应他们解决。”
陈佐良否定了申大海的意见，他说：“地方政府哪有这笔开支？再说，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明显是与外办讲价钱讲条件，影响不好。”
“那你说怎么办？”宋洋问。
陈佐良显然经过了思考，他说：“能怎么办？还是向咱师首长求助，后勤部每年有一笔机动经费，通融一下，可以解决我们的需求。问题是大家都已同意这么几条，地方政府是否认可？如认可，我们再向师里打发放便装制作经费的报告。”
“好，我来和方骁沟通一下！”宋洋抓起会议桌上的电话机，就让总机接通方骁总指挥的电话。
电话接通了，双方开始通话。从宋洋的语气和脸色变化，可以看出沟通的顺利和效果的完满。到最后，宋洋竟对话筒哈哈大笑，说：“好，好的，晚上见，晚上见！”
撂下电话，宋洋说：“陈政委就是高，拟定的这几条市里都同意。方骁同志说：‘市外办牛主任提出这一问题后，市领导指示他去给部队同志打个招呼，主要就是外出执行任务尽量着便装这一条。也许他没说明白，引起团领导误会了。军人怎么能不穿军装？不穿军装还叫军人吗？市领导请你们来建设深圳，看中的就是你们是军人，有军人的血性、气质，有军魂凝聚成的力量。不让你们穿军装，我这个老军人首先就不答应。港英当局有那么几个人也许会有想法，但听蝲蝲蛄叫，就不种地了吗？’还说，晚上让我到他家里去一趟，老战友当面聊聊，进一步就有关事项做一些沟通。”
陈佐良说：“太好了，申处长抓紧给师后勤部写报告，申请制作便装的经费。”
“好，马上办。”申大海回应。
千不该，万不该，我在这时多嘴说了一句后来给我带来了许多麻烦的话。我说：“咱们师后勤部军需科陆助理转业后，来深圳办了一家服装厂，咱们做便装找他帮忙，一定会给咱们优惠价。”
陈佐良一拍脑袋说：“想起来了，不就是那个湖北兵陆文林吗？那小子手艺不错，会改军装，支队领导都找他改，我也找他改过一件上衣。他不是喜新厌旧，被对象闹到部队告状，最后挨了处分，被安排转业到湖北去了吗？”
我说：“是转业到湖北恩施了，但他老婆不依不饶地告状，最后离婚了，公职也没了，跑到深圳办了一个服装厂，听说效益还不错呢。”
“好，那就让他做，自己人做着放心，他不会坑骗咱们。宪云负责联系他，待经费批转下来就做。”陈佐良政委一锤定音，大家都表示赞同。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此时我很后悔我口无遮拦地“冒炮”，真是没事找事，无端中给自己找了一档子麻烦事。其实，我并不认识陆文林，我只是认识与陆文林相爱的女人段慧君，而且和段慧君有一段恋爱的经历。陆文林从湖北当兵提干，做了军需助理，欲抛弃当兵前老家订好的对象，在部队和从第一军医大学毕业的段慧君结为秦晋之好。正当两人准备结婚之时，被陆文林老家的对象一顿闹腾，让整个支队机关都知道陆文林是“陈世美”。后勤部蓝部长找陆文林谈话：“你跟家里谈好的对象结婚，万事不提；如不结婚，开除党籍和军籍。”这么一来，陆文林只得乖乖就范。因为在部队待不下去了，只好要求转业回老家。段慧君却因此事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正值此时，战友骆平忠、郑妍把段慧君介绍给我。我那时正是单身，交往后两人说得来，又是干柴烈火旷男怨女，很快步入爱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没承想，段慧君接到陆文林从深圳寄来的一封信，说他和湖北老家那个女人离婚了，净身出户，公职也弄丢了，跑到深圳闯世界，孤身一人，穷极潦倒，欲投深圳河自尽。段慧君收到“绝命书”动了恻隐之心，想转业去深圳陪陆文林渡过人生难关。尽管我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却也无可奈何。既然段慧君有这个想法，说明人家两个旧情不断，我何必做个恶人呢？再说了，强扭的瓜不甜，若硬是留下段慧君和她结婚，将来的婚姻生活也不会幸福的。一阵抱头痛哭后，我和段慧君各奔东西。陆文林后来的情况，是段慧君写信告诉我的。要不，我怎么知道陆文林在深圳办了个服装厂，效益还不错呢？现在陈政委让我去找陆文林，我只能通过段慧君去找他。但我现在已和吕美结婚，建立了家庭，再去联络热恋过的女人段慧君不太合适，而且和段慧君的这段感情经历，我和吕美也坦白过，吕美那小拳头把我捣打一顿，已让我知道女人吃醋的厉害。现在我自找麻烦，不是自个儿把绳圈套到自个儿的脖子上去了吗？我这脑袋是让驴踢了还是让门框给挤了？说话办事怎么不走脑子？去找段慧君，会给自己惹来麻烦；不去找段慧君，怎么给陈政委交代？
唉！我一时间没了主张，等到开碰头会的领导全都散去，我一个人又在会议室呆坐了半天。离开时又被脚下铺得不平的破砖绊了一下，差点摔了一个嘴啃泥。
吃过晚饭，方骁派车来接宋洋去其家，宋洋让我同去。我说：“我就不去了吧？你交代我的任务我尚未完成，没有戴墨镜穿便衣去跟踪，你就找到人家家门了，我有愧呀！”
宋洋眼一瞪说：“废什么话，快带上照相机上车。”临上车时，他又四处踅摸，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我问：“首长找什么呀？”
宋洋说：“我头一次去老战友家，总不能空着手去呀，带点什么呀？”
我说：“咱们当兵的，除了日常用的身上穿的，还能有什么！”
“对呀，有了，身上穿的不就是军装吗？我送一套军装给老战友吧！”宋洋说。旋即又问：“你还有多余的新军装吗？”
我说：“我倒是还有一套，但我长得瘦小，领的是小号的，怕方总穿不了啊。”其实，我是不想“奉献”。心里想：你是团里一号首长，弄一套军装不就是张一张口的事。我要是“奉献”了，就少一套军装了。老家常有亲戚来信跟我要军装，我都应付不过来呢。
这两年，来信要军装的人明显减少了。前些年人们都喜欢穿军装，有的人为抢一顶军帽还被判了刑。现在改革开放了，人们的穿着也花哨起来。来到深圳，街上的变化更是明显，奇装异服多了起来，许多年轻人穿着喇叭裤、七分裤、连衣裙，连短裙也敢穿了，女士们白晃晃的腿也敢于露出来了。服饰是一个时代的显示器，它映照着时代的变化，也反映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但对于我们军人来说，最喜欢的还是这身军装。当战士时军衣上两个口袋，当了干部，军衣上就有了四个口袋。无论是战士装、军干服，缀上帽徽领章，穿在身上，无论男兵女兵都精神百倍。它不仅给我们威武的外表，还提示着我们军人的责任，记录着我们的过往和曾经的战斗岁月。
周树成听说宋洋在找送方总的军装，把自己留用的一套军装送来了。他把耳朵凑近宋洋，说话声音很低，却被我听见了。他说：“团长，你先送一套军装试试，要不再送点儿别的，听说深圳这里时兴送礼，咱们也入乡随俗吧！”
宋洋却不以为然，骂了一句“乱弹琴”，把军装接了过来，让我放在车上。
方骁家住在红岭新村，新盖的楼房。司机引我们来到楼前，方骁已在门口迎候。他虽然是城建总指挥，却也只有一处两室一厅的房子，可见特区改革初期的艰辛和干部群众的待遇差别不大。
方骁的爱人叫陆梅，女儿叫方晴。陆梅是市人民医院的内科主任，方晴是深圳特区报记者。相互介绍认识之后，大家就不见外地攀谈了起来。
细一聊，宋洋竟也认识陆梅陆大夫。1951年1月，18岁的陆梅从河南开封高级中学考入哈尔滨医科大学就学。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前线需要大量医护人员，她中断学业报名参军，成了志愿军中的一名医护人员，在宋洋、方骁那个团卫生队供职。因为都是学生兵，互相来往多些，也互相留下印象。
后来陆梅和方骁如何结为夫妻，陆梅是这样说的：“朝鲜战争告一段落后，我回哈医大复学，1955年秋学校安排我们一行20多人到北京协和医院实习。一天大伙结队去天安门广场游玩，突然在那里遇到了方骁。方骁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来天安门广场搞活动，不期然间相遇了。这人呀，该谁和谁一家真是命里注定的。”
宋洋与方晴开起了玩笑：“什么命里注定，我看是早有预谋。你爸那时常采金达莱花送给你妈。你妈那时可是卫生队里的一枝花，不仅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有很多的战友追求她哩！”
方晴用手把披肩长发一理，调皮地冲她妈妈笑笑：“妈妈，卫生队当时就你一个女兵吧？”
“一边去！”陆梅笑骂道。
方晴和我对视了一下，笑嘻嘻地回自己的房间去了。看到方晴的眼神，尤其那走路的姿态，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心里有一种疑问升起。
陆梅抚摸着宋洋送给方骁的军装，似乎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我虽然当兵时间不长，但对这身绿军装却有很深的感情。你们送老方一套，也得送我一套，不知方便不？到地方几十年了，常常回忆起过去当兵时的岁月。送我一套女兵的军装，也算是留一个念想吧！”
我接话说：“陆姨，你放心，过两天我就把女式军装给你送过来。我爱人也是一名军人，就在我们部队，她那里有，很方便。要不要给方晴也弄一套？”
陆梅笑笑，有意放低音量：“人家才不稀罕哩，追什么港台新潮呢。现在有的女孩子刻意追求时髦，腿上穿的袜子像渔网，那叫网眼袜；裤脚大口展开，称喇叭裤；还有什么吊带裙、迷你装，更有过分的，把肚脐眼都露到外头……”
方骁、宋洋和我都笑了。方骁说：“看看，改革开放得从思想解放开始吧？你天天看不惯乱叨叨，搞得女儿都跟你反贴门神了！”
“好，我打住！你们说工作我就不掺乎了。今天香港翡翠电视台有好节目，我得瞧瞧去。”话说完就进里屋看电视去了。
方骁有点不好意思：“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看香港节目还挺来劲，成了追剧迷了。唉，真不知说她啥好。”
宋洋接过话头说：“不习惯很正常，我们到这里也不习惯，什么招标、竞标、议标，谁听说过？那天让你把我整懵了，总不能不给我们活干，让我们‘找米下锅’吧？”
方骁说：“看把你急的，这怎么可能？请你们来深圳参加特区建设是市委、市政府的决策，是经过部队上级批准的，哪能让英雄无用武之地？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怎样安排你们的施工任务，最大限度地发挥你们的作用，市政府需要通盘考虑。你们先遣团要理解市领导的苦心，也要适应深圳推进改革发展的大局，适者生存，这句话同样适合你们部队。今天是小范围交流，我想和老战友深入地聊一聊。”
宋洋点点头。我拿出记录本。方骁说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现在快三年了，深圳被作为改革试验田也两年了。改革到底好不好，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看法并不一致，上下都存在很大分歧。说内心话，我是支持改革的，坚定不移地站在改革的一边。为啥？因为我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让我认识到，改革开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别的地方情况我不了解，宝安的情况我是清楚的。我从1973年年底开始，就担任宝安县委书记，上任时地委书记交给我的任务是：你要把生产搞上去，把外逃降下来。我拼了命是想做到这一点的，但并不理想。从1952年到深圳建市的初期，约30万人口的宝安县曾先后出现过三次偷渡高潮，据不完全统计，曾有偷越边境行动的近12万人次，其中已越境定居香港的有6万多人。留在农村的10万劳动力，多是年老体弱者。由于劳动力大量流失，该县40多万亩水田约有10万亩撂荒。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1979年，非法越境居港人数仍达到3万。有的社队水稻熟了无人收割，金灿灿的稻谷落在地里出芽，让人看了心痛。尽管采取了严格的边境管控措施，但有的人仍然设法偷渡，甚至把生命置之度外，有的怀抱一只篮球，有的怀抱一块木板，就跳到海里向香港游去。还有的在泅渡中溺水身亡。为什么偷渡屡屡不止？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发展和香港差距太大，我们太落后了。我作为县委书记常常自责自卑，但也毫无办法。1978年4月，习仲勋同志奉调主政广东，7月上旬就到宝安调研，风尘仆仆，轻车简行，几个人挤在一个小面包车里。我陪同他先后到沙头角、罗芳、莲塘、皇岗、水围、渔农村、蛇口渔一大队等边境社队调研，和10多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还直接询问被边防军抓住的偷渡人员。在陪同调研过程中，我向他汇报了偷渡的原因和对策建议。他耳闻目睹了境外经济发展快速，物价便宜，农民收入较高，寻工容易，偷渡越境者寄钱回家享有侨汇优惠，家属建新房多，对境内农民吸引力强，深感调整方针政策、解决体制问题、促进境内经济快速发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说：解放快30年了，香港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很荒凉，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局面，要努力缩小差距。又说：农民负担很重，群众偷渡的主要原因是政策问题，只要政策对头，经济很快可以搞上去，偷渡问题就解决了。事实就像习仲勋同志预言的那样，因为加快改革步伐，大力发展经济，现在偷渡问题已基本解决了。按照中央的决策发展下去，深圳完全可以和香港比肩而立，到那时，‘偷渡’就是一个历史名词了。”
方骁滔滔不绝地讲，我和宋团长静静地听。他喝了一口凉茶，继续讲下去：“事实明明在那里摆着，但人们的看法就是不一致。省内省外都有骂我们深圳的，有的说我们复辟资本主义，‘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我们借用了香港的一些管理办法，就说深圳出现了新租界。我们请香港的施工队伍来建设深圳，说我们是‘丧权辱国’。各种各样的说法，各种各样的干扰。一方面，中央让我们‘杀出一条血路’，一方面又遇到重重阻力，可谓一步一坎，而且这种阻力来自我们内部，都是我们自己人，也不能说他们说的没有道理。几十年过去了，就这么走过来了，观念都固化了，你让他改，谈何容易！深圳领先一步进行改革开放，没有现成路可走，都是在探索中前进。探索就有成功的，就有失败的。我们这些改革者，相信会成功，也准备可能失败。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从来就没有失败者，即使失败了，也为后来人铺平了道路，积累了经验，打通了通向辉煌的大道。”
方骁说得很悲壮，他的情绪在感染着我们，也吸引我俩认真听下去：“不管成功与否，改革开放必须推进下去。我爱人是河南人，爱听河南豫剧，有一句唱词叫‘长江水没有那回头之浪’，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可以说，改革开放没有回头浪，但它是波浪式前行的，浪与浪之间是有间隔的。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有时也需要调整，退后几步还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不断调整不断前进。深圳这几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比如在建筑领域，我们是想彻底进行一下改革的，但省里有的主管部门有意见，我们就缩小范围，先进行个别工程‘招投标’试点。当然，你们先遣团不在此列，对你们实行‘议标’，即根据你们的实力和表现，指定工程给你们做。广东省内个别施工企业有议论，说你们基建工程兵的到来，挤占了省内施工队伍的活路。在这种情况下，市里想安排一些别人不愿干的工程给部队，让你们展示一下实力，打出点威名。不知先遣团是否同意这样的安排？”
听到此话，宋洋急切地表态：“只要给活干，什么工程都接受！没有二话，不讲价钱，坚决完成任务！”
“市里决定把疏通布吉河的任务交给先遣团。时间紧，任务重，你回去研究一下再给我回话。但要说清楚，这可是义务劳动，市里没有资金投入，部队也没有任何收益。”
宋洋顿了一下说：“我先原则上表个态，待党委研究后正式答复你。你通知有关方面把施工任务书交给我们，我们认真研究一下。”
方骁拿起茶几上一个档案袋，说：“施工任务书和相关资料都在这里，你们回去琢磨吧。希望两天后能给我回话。”
宋洋问：“以什么方式回话？”
“后天晚上我举办接风宴，地点在红岭路军区招待所，在那里给老战友接风。回话方式以碰杯为号，到时把研究结果告诉我。”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两位老战友握手告别，我抓过相机，拍下了这稍纵即逝的瞬间。
布吉河静静流淌，从布吉墟横穿而过，又贯穿深圳市南北，最后连通深圳河。这条河流淌了多少年，没人知晓，当地典籍上也没有记载。源头在哪里，也没人探测过。据布吉的老人们讲，布吉这一带四面山丘连绵，沿河一带和山脚低洼平坦处基本都是田地，每到秋季稻浪金黄。而再往远处，那就是无尽的山峦，几乎每家门口都有一个山头，可谓开门见山，出门爬坡，山外有山。村民们过的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而那些山溪从山头上奔流下来，就汇聚成了布吉河。他们说布吉河就是布吉人的母亲河，虽然宽只有六七米，深两三米，但有一条河穿墟而过，就给小镇带来生机和活力。年纪大一点的人说，河里五六十年代还能撑船，70年代初河水还清澈见底，游鱼可数。人们吃水就到河中来取，桶里还能捞上小鱼，小鱼多了还能给孩子做鱼粥喝。但到了70年代中期，由于大力发展小化肥、小水泥等五小工业，按照要求大养其猪，污水、脏水、粪便开始往河中排放，河水被严重污染了。河水不能喝，只好另打井取水。衣服也渐渐不能在河中洗了，洗掉了汗味却沾上了臭味，一条本是美丽清澈的河，渐渐变成了排放脏水的臭水沟。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布吉，精明的布吉人开始行动起来。他们不甘于小农经济和贫困的生活。1979年布吉共有粮食、谷糠加工厂，榨油作坊等40间，碾米机、饲料粉碎机、榨糖机械200多台，仅用于加工稻谷脱粒、粉碎，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布吉乡民长期陷于贫困之中，年人均收入从1959年至1978年的20年始终在100元上下徘徊。当时每个人每个月的口粮大概是60斤，对于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们来说，别说青壮年了，即使是老弱妇孺都不够吃。饲养鸡鸭鹅等家禽是绝对不允许的，那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掉。每年只有端午、春节等重大节日，生产队才会统一杀猪，让大家有顿肉吃。而与深圳一河之隔、距离布吉仅8公里的香港却是另一番光景：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两相对比，每个月高达几百元的收益是致命的诱惑。毕竟同时期，布吉人的年收益每工分仅1元甚至几毛钱，粮食产量最高的大队，一个月发到每个人手里的钱也就30元左右，很多家庭都依靠着早期逃港的亲属寄回来的生活费才能勉强改善生活。看到人家从香港汇来的花花绿绿的钞票，许多布吉人眼睛都绿了。
大潮起珠江，借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又有紧邻香港的优势，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布吉人，开始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1979年布吉在深圳率先办起了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布吉毛衫厂。甲方布吉毛衫厂提供250平方米厂房、劳动力和电力，加工乙方香港曾氏兄弟毛衫厂产品，乙方负责提供足够的订单以及来料加工所需的原料、辅料及包装物料，开启了外资企业进入布吉的序幕，也成为布吉由传统落后的农业经济走向现代化工业经济的开端。随之，布吉各村办了布吉一村胶花厂、沙西面巾厂、蜡烛厂、坂田毛衫厂、三联电珠厂、布吉综合厂、山晶厂、挌塘胶花厂、玩具厂、药材厂、雪象抓毛厂、草埔木器五金厂、鱼翅厂等，20余家企业先后开办起来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来布吉办来料加工厂的老板就源源不断，最高峰时一天就来过16个港商。布吉的老百姓说，第一只蚂蚁尝到甜头，一定会带来一群蚂蚁。毛衫厂就是“第一只蚂蚁”，它的成功和效益引来了更多的港商投资。
但在提高效益、增加就业、促进发展的改革开放初期，布吉发展缺少规划，百姓也缺少环保意识。大量废水排进布吉河，沟里垃圾粪便成堆，淤泥沉淀，臭气熏天，成了苍蝇蚊子的大本营。当时深圳有个说法：“深圳的蚊子，蛇口的苍蝇。”蛇口的苍蝇是渔船停泊下来，把在海上捕的鱼虾放到沙滩上晾晒引来的；深圳的蚊子则是由这条排洪、排污沟滋生出来的。不仅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不便，还因流经市区，影响深圳的市容和生活环境。这段长1650米的河道成了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城市治理的心腹之患。但由于疏浚任务重，施工条件差，效益低，没有施工队伍愿意承担这项工程。
方骁总指挥交给我们的艰巨任务，就是疏浚清理这条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没有疏通过的布吉河。宋洋团长把情况和陈佐良政委沟通后，让我先就布吉河的有关情况做一个调查研究。我把上述情况形成文字向团长、政委报告后，他们决定沿着河道走一趟，实地查看一下，估算一下工程量，再坐下来研究决定。
宋洋、陈佐良走在前头，许延安、周树成跟在后面。臭味、工业污染物刺鼻味阵阵袭来，成群结队的蚊子苍蝇嗡嗡嗡朝脸上身上乱扑。
周树成说：“早知道这样，应该准备口罩、防蚊罩，做一点防护才是。”许延安说：“这就是一条北京的‘龙须沟’呀！可惜老舍跳了太平湖，假如活着，还能再写一部好作品。”
沿布吉河一段河道走了一会儿，我对几位领导建议说：“整个河道基本如此，窥一斑而知全豹，没有必要走完全程了吧？”
宋洋说：“看，全部看完才心里有数。”
陈佐良也说：“看看好，全面掌握情况。就当我们逛一逛深圳大街吧，来了几天，我还不知深圳长什么样子呢！”
于是，我们几个沿贯穿深圳市区的布吉河行走，到达中心地段的深圳大戏院、深圳市新园招待所（后为新园宾馆）稍作停留，又到了深圳河岸。我手握照相机一路拍照，记录下首长们在重要地段的考察。许延安边走，边在小本儿上记记画画。坐在接我们回营区的吉普车上，团首长们谁也没再说什么，但我能感受到他们心情的复杂和沉重。沿河考察途中还说说笑笑，现在却都“鸦雀无声”了。是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每个人都在思考对策吧。
先遣团来到深圳没几天，就开了第二次党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义务清理布吉河工程”。市领导有意向把这一工程交给先遣团，但也明确让先遣团自行决定。既然不是直接下达命令，部队就有承担与否的决策余地。况且先遣团到深圳后，选择什么样的工程作为“开山第一炮”非同小可，不能不慎重考虑。宋洋作为团长和团党委书记，内心是希望接下这个工程，啃下这块硬骨头的，但他还是想科学民主决策，谨慎决策，充分听取其他团首长意见，在决策的同时找出更科学更丰富的实施方案。
要不要接下这项工程，会上争论得很激烈。有两位团领导明确反对接受这项工程，理由也很充分：一是基建工程兵部队已经进行效益考核、定员管理，强调劳动生产率，不应该接受没有投入产出效益的工程。二是深圳是改革开放前沿，人人都在追求效益和金钱，凭啥让我们干部战士义务劳动？三是治理布吉河受益的是深圳市民，理应由当地企业和单位出工出力。他们不愿干的活就甩给部队，这不是把我们当“大头”吗？
主张接手这项工程的，也充分阐述了理由。认为这是当地政府对我们的信任，是给我们展示自己形象的一个好机会，也是对我们这支队伍能力的考验，假如一战成名，我们就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所以，应当主动应战，而且战之必胜。在主张应战的同志中，也有的担心时间紧、任务重，我们是否有把握按时完成任务。假如接了任务完不成，弄成了“半截子工程”，那就打了部队自己的脸，那还不如不接，建议慎重决策。
还有一种意见是，不仅接，接下来还要往好里整，整出一朵花来，给深圳人民造福，也给部队扬名。持这种意见的是许延安。怎么整出花儿来？许延安说：“就是要把这条臭水沟、脏水河重新恢复成过去清澈见底、流水哗哗的河。怎么带来幸福？那就是优化、亮化、绿化。把河里臭水脏物清理后，在多处河道上加盖水泥顶板，使这些地方变成暗河。加盖的顶板上变成桥或小市场、小店铺，扩大深圳的利用空间。这条河道中心地段正置闹市区，可以考虑治理后建一两个街心花园广场，栽花种草。老百姓可在那里休闲、散步，情人在那里接头、约会，使之成为深圳市民享受优美环境、感受美好生活的一个景点。”
许延安勾画的美好前景感染了大家，会议气氛顿时轻松热烈起来。
廖副政委说：“许副团长描绘的蓝图很好，但实现起来有困难呀！那水泥盖板和建街心花园的费用谁出呀？你那水泥盖板是纸糊的吗？”
周树成开起了玩笑：“情人去街心公园约会，我嫂子在成都呢，你约会谁呀？”
许延安笑骂：“你个龟儿子，哪壶不开提哪壶！”
大家闹了一会儿，算是会议中间休息。接下来陈佐良政委发言。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支持许延安的想法。布吉河当务之急是清淤排污疏浚，但我们不能只着眼一时一事，要长远考虑为深圳人民造福。我们在这里驻扎，也是为干部战士造福。一河治理，多项收获，综合考量，长远打算，许延安考虑得很全面。这既体现人民军队一切为人民着想的宗旨，也是践行毛主席他老人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基建工程兵部队讲究投入产出、施工效益，这和义务清理布吉河并不矛盾。我们过去在其他地方从事国家工程建设时，也从事过义务劳动。义务清理布吉河义不容辞。如果按许延安多处加盖水泥顶板和建设布吉、中心城区两处城市公园的设计，势必要增加必需的费用。这些费用部队承担不了，也没有这个支出名目。建议宋团长和城市建设指挥部沟通，义务劳动由我们承担，费用开支由政府拨付。因为这已经超出疏浚河道的范围，变成了城市的长远规划和建设。可否由我部义务承担相关一切劳动，施工中所需水泥、钢材、木料等由市政供应，相当于深圳现在流行的‘来料加工’。这样一来，疏浚河道就可上升一步达到与城建结合。至于河道的长远治理，我们只能负起一部分责任，比如河里脏杂物定期清理，河岸的植树造林。但排污问题必须由地方政府加大管理力度，出台有关规定，否则，难以从源头上解决污染问题。好在地方政府已开始重视污染治理，企业和当地排污量已开始减少，相信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布吉河会变为幸福河，深圳的‘龙须沟’最终会治理成功。保护深圳的碧水蓝天，就从治理布吉河开始，我们部队应该为此尽到责任。如果军地双方有意共建这条幸福河，那就签一份‘共建责任书’，明确双方责任。这样一来，许延安描绘的远景将会变成现实。一河如带、城市广场如珠、河岸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的美景，将会在我们和地方共同努力下得以实现。为深圳经济建设做出贡献，同时为深圳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这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我们应该切实做出努力，扎扎实实地付出行动。”
宋洋对陈佐良的发言深以为然。他说：“我完全同意陈政委的意见，就疏浚河道扩建为城建部分的新增费用找方总协商，应该没有问题。本来他们交给的任务是清淤清污，这一项义务劳动我们战士们有的是力气，不怕苦不怕累就能办到。但扩展起来后，就成了另一项工程，我们仍然是义务劳动，费用应由城建支出。请许副团长把你的方案进一步充实，写清这么几条：一、关于布吉河治理。二、关于布吉河深入治理的建议。三、部队愿意在布吉河长期治理上承担的责任。根据施工任务书，拟定我们的施工方案。方才有的同志担心别弄成‘半截子工程’，担心是有道理的，但决不允许出现。我盘算一下，一个月完成河道清理任务，紧紧手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也是必须办到的。我们这支部队历来有打硬仗的传统，过去在施工中，出现塌方、冒顶等死伤人命的严重情况，都没能阻止我们完成施工任务，今天也一定能完成！况且这次比我们以前施工危险性小得多，只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豁出命来干，定能按期完成。”
接下来，宋洋团长开始就施工任务进行简单分工：“许副团长和工程股要做好施工安排；周副团长要排兵布阵，科学安排兵力投入；后勤申处长要做好后勤保障，让投入施工的干部战士吃饱吃好。”说到这里，宋洋团长谈了自己排兵布阵的想法：“我的想法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用一个营的兵力清污，一个营的兵力为河道加盖部分顶板，一个营的兵力负责布吉、市区中心两个街心花园建设。机关要做好服务和配合工作，协同打好进入深圳‘第一仗’。我们往深圳调动时，杨文天主任去看望雷明老团长，老团长送给我们一把他在上甘岭上用过的军号，现在战斗的号角即将吹响，让我们用绝不屈服勇敢战斗一往无前的军魂激励自己，首战务胜！”
宋洋的话语铿锵有力，信心百倍，与会人员各自责任明确，一场战前统一思想树立信心的会议圆满结束。
回到宣传股，刚好一个电话接转过来。对方是女士，这是谁呀？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女士说：“贵人多忘事，我是方晴呀，前两天你还到过我们家，我爸说的接风宴，你忘了吗？”
“噢，我一时懵住了，没想到是你。”
“你没想到的多着呢，其实咱俩早就认识了！”
“我也觉得面熟，得让我想想。”
“想什么呀，我是北大历史系方倩呀，你还帮我改过小说，还登在你们中文系文学刊物《红叶》上呢！”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但那时你叫方倩呀，怎么成了方晴了？”
“嗨，我毕业回来到新单位报到，到人事部门登记时，工作人员把我的名字写成方晴了，我觉得方晴比方倩好，就认了这个名字，办身份证时，索性把户口簿上的名字改了过来。”
“怪不得我不敢认了，但我那天见你觉得眼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又不敢确认。”
“先不说这些了，见面再聊。我爸今晚宴请他的老战友、你们宋团长的宴席，我已经安排好了。地点是在宝安路的红岭路军区招待所，是广东省军区新盖的招待所。我原先想安排在市委招待所的，我爸死活不让，说另择地方，公私分明，他是个人掏腰包请老战友，若到时招待所不让结账，那不成了公款请客了？听听，老脑筋，还说什么瓜田李下之嫌！什么瓜田李下，哪年哪月了，还这么说。”
“晚上几点开始呀？”我问。
“7点吧？我们这里下班晚些。”
“我们这边去几个人合适？”
“请宋团长定吧，我定了一个十人台，我爸我妈加我共三人，你们那边除了宋团长，来谁我不管，但你一定得来呀！说是他们老战友聚会，咱们也借机聚一把，也算是我给你接风吧！”
撂下电话，我一下子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我是北大中文系工农兵学员，方晴（那时她叫方倩）是同届历史系学员。前两年没有接触，到入学第三年时，正好赶上提倡解放思想，大学生们思想也活跃起来，各系纷纷办学生刊物，我们中文系办了文学刊物《红叶》，我是执行主编，主要刊登系内学生写的小说、诗歌、散文。我上大学前在部队就爱好文学创作，这时更被时代燃起了激情，在《红叶》上发表了《闹洞房》等短篇小说，也有一些情诗。一天，我班同学关萍把我叫到她担任广播员的广播室，说历史系一个女同学想认识我，那位女同学写了一篇小说叫《蓝房子》，想在《红叶》上刊登一下。当我在广播室见到方倩时，内心有点想发笑，有点“原来是她”的感觉。为什么呢？这方倩走路姿势和别的女孩子不同，走路时两个屁股蛋子包得很紧，扭动起来就格外分明，加上衣着更换频率高，且都非常怪异（当时看来），一些男生就格外留意，背后议论她的不少。一天，我们宿舍里的两个男生，因为议论她各有褒贬，还差点打了起来。之后不久，我就把方倩的《蓝房子》发表在《红叶》上。没想到这篇小说还引起了震动。因为它的内容触及时弊，写一个华侨回国，想去某大学探访一个老同学，老同学住房狭窄，不好意思在家接待他，也害怕影响社会主义形象，就申请组织暂借一处别墅，没想到最终露了馅，面子上更是尴尬。这篇小说触及学校老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也促成了他们住房条件的改善。方倩也为中文、历史两系更多的人所认识。一晃，我们从大学毕业两三年了，万万没有想到两人在深圳相遇了，而且她父亲迎接老战友的宴会，又成了我们相聚的开始。让人怎能不叹服命运的拨弄和安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