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没有寓言诗，伟大的世纪就会忽略快乐的生活。如果没有拉封丹的微笑，没有莫里哀的微笑，这种鼎盛的时期，在我们看来就不过是一具涂金的木乃伊。多亏了拉封丹和莫里哀，这个时期才有笑容，也就是说透过金饰，这个时期有了活气。
“这就是《寓言诗》这本小书里，所包藏的文明的奇异珍宝……”
拉封丹生活的十七世纪，史称“伟大的世纪”，是“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的世纪，法国封建专制制度达到鼎盛的时期。路易十四对外扩张，雄霸欧洲；对内削减诸王的地方势力，筑固中央集权；又兴建凡尔赛宫，渐成奢华之风；创立法兰西学院、自然科学学院、绘画和雕塑学院等，科学和文学艺术，无不蓬勃发展。尤其文学领域，与伟大世纪相匹配的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从理论的完善到大批杰作的诞生，以其崇高、典雅的风格，史无前例地成为世纪的标志。
世纪坐标的四位伟大作家，悲剧大师高乃依和拉辛、喜剧大师莫里哀，以及寓言大师拉封丹，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创作，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同样，标志盛世的气象：宏伟的排场、盛大的庆典、隆重的宫廷舞会、频繁的戏剧歌舞演出。舞台上的英雄人物，尽显高尚的品德；诗坛歌剧院，也竞相大唱赞歌……浩大的工程：凡尔赛宫、路易大帝广场……
然而，这种盛世的文明，如果缺少了拉封丹的寓言诗、莫里哀的喜剧，再怎么气象万千，金光灿烂，在当世人看来也仅仅是一枚大金币的正面，而后世人看上去，“就不过是一具涂金的木乃伊”，了无生气了。
文明就是这么奇妙，宏伟与小巧，庄严与微笑，悲壮与幽默，都同等重要，一样也不能少。缺少后者的这些小乐趣，那么伟大世纪就徒有一具僵尸。难道不是这样吗？当年那些宏伟的排场、胜利的庆典、隆重的仪式，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舞台上的那些英雄人物，都早已谢幕退场了；歌功颂德的那些诗歌唱词，也全成为尘封的古董，无人问津了。反之，拉封丹的寓言诗，至今仍然保持生活的气息和教益，给世界越来越多的读者带来乐趣。同样，莫里哀塑造的伪君子、吝啬鬼、想当贵族的暴发户、痛恨欺世盗名的恨世者，都伴随莫里哀成为不朽者，还不时登上各国的舞台，给观众带来古典戏剧人物针砭时弊的乐趣。
这就是上面这段引文大致要表达的意思。这段话引自法国作家让·奥里厄所著的《拉封丹传》，一本大部头的书，洋洋洒洒写了六百余页。典型的法国式传记，以材料翔实见长，所引用的材料多为传主的诗句，让我了解到除了寓言诗，拉封丹写了那么多诗，连讲故事都采用诗体，实在是一位作诗高手。
一种意味深长的现象：伟大的世纪不识永世发光的瑰宝，不能善待富有生命力的天才作家。1634年创建的法兰西学院，应是当世顶尖俊彦荟萃的殿堂。四十名院士称为“不朽者”，去世一位补选一位，与莫里哀同时代的院士前仆后继，算起来少说也有上百位，独独没有莫里哀的位置。为了弥补这种历史缺憾，将不是院士的莫里哀的一尊雕像，安放在法兰西学院的大厅，基座上刻着这样一句铭文：“他的光荣什么也不少，我们的光荣却少不了他。”当世的统治者就认识不到这一点，朝廷的保守势力和教会势力沆瀣一气，联手攻击，非难、阻挠莫里哀剧作的演出。他的剧作屡遭禁演，尤其他的力作《伪君子》，他为之抗争了六年，上书国王三份陈情表。一代喜剧大师，在斗争中耗尽心力，五十一岁便英年早逝，一生却是一场悲剧。
这就是“伟大世纪”的反面，还可以加上拉封丹的境况，就更能说明问题：
“拉封丹出版《寓言诗》的时候，他全靠人周济，过寄人篱下的生活，等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派人送来新衣服和床单，他才能换上。这部无比美妙的作品，是在贫困中诞生的，除了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再也没有什么人关切了。”（《拉封丹传》）
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比拉封丹晚生十五年，是众多喜爱拉封丹的人品和作品的朋友中的一位。赞赏他的天才的朋友中，不乏莫里哀和拉辛，以及当时的重要作家，《书简集》的作者塞维温夫人、《箴言录》的作者拉罗什富科、《克莱芙王妃》的作者拉法耶特夫人、《品性论》的作者拉布吕埃尔……他们都认识寓言诗的价值，冲拉封丹微微一笑，就算给他的报偿了，此外并不关心他的生活。
拉封丹极不善理财，他的财产和债务纠结在一起，经过几番折腾，老宅和田产全变卖了，连他那水泽森林的官职也让出去了，到了五十岁时，他已一无所有，连工作也没有了。出版作品收入微薄，难以谋生。如无人相助，他就会流离失所，穷困潦倒，最终会死在收容所。
拉封丹的《寓言诗》于1668年出版，有献给王太子的卷头诗，深得太子的喜爱，也得到太子老师博须埃的赞赏。当时太子年仅七岁，而拉封丹已经四十七岁了，可谓大器晚成，摸索了十五年，终于找到了成功的路径。1677年新集《寓言诗》出版，最终确立了拉封丹的名望，但是这并不意味得到官方的认可，也不意味从此时来运转。《寓言诗》第二集优先印刷权甚至遭拒。好在有国王和蒙特斯庞夫人的赞誉；当局还是准许这个“小小的动物园”正式进入文学领域。据说，幸好国王还算满意，批准印行，“以便表明他对作者本人及其才华的器重，因为先前出版的寓言诗选，对青少年很有教益”。
可见，朝廷的称誉，主要针对寓言诗的教育作用，给书店和警察局开具的这部作品的“优良证书”，也仅仅是一纸行政空文，至于年金，或者补助金，却只字未提。对拉封丹唯一可能表示的善意，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追查他的《故事诗》的非法销售，不像公事公办那样严厉了。总之，朝廷仅限于称赞，以及这种不花分文的让步，根本解决不了拉封丹的生计。
更沉重的是精神上的打击。布瓦洛是官方认可的文艺理论家，他在《诗的艺术》中，全面回顾了所有体裁的诗歌作品，却无视拉封丹和他的寓言诗的存在。我们的诗人并没有表现出受了多大伤害，只是仿佛随手拈来，填补了《诗的艺术》留下的空白：
寓言并不像表面上看的那种样子，
寓言中最普通的动物，
也能充当我们的老师。
单纯的说教总使人厌烦，
训诫结合故事就容易流传。
这种虚构的故事应亦教亦乐。
这是给寓言下的最明确、最精致的定义。诗人对寓言深度理解和把握，将这种受歧视的小体裁，牢牢嵌在古典主义这座宏伟建筑上。然而，布瓦洛掌握着话语权，代表主流价值观；说拉封丹只是模仿者，而非创作者，不能同那些“大作家”在《诗的艺术》中并肩而立。等几十年之后，布瓦洛认识到自己的偏见，终于赞赏拉封丹和莫里哀，他们早已作古了。
他们在世虽无“大作家”的名分，但给伟大世纪带来的欢悦和教益，不亚于任何一位大作家，甚至可以说无人能及。可是他们的生活境况，却是相当可悲的。拉封丹大器晚成，晚年已经无依无靠了。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是个天使，是拉封丹生命中的贵人，属于那个时代博学多才、极有见识的贵妇。她同拉封丹的挚友莫克鲁瓦一样，独具慧眼，从欣赏他的寓言诗的乐趣中，看出其长久的价值。不过，她首先钦佩的是拉封丹的人品：总那么温文尔雅，谦抑而善气迎人，言谈举止跟山泉一般清澈。收留这样一位璞玉高人，也是一种见识，一种缘分。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从不以施主身份自居，把拉封丹当作家中一员，而不是待为客人。同样，拉封丹以其一贯漫不经心的态度，把这一切都视为自然而然的事，从未流露出感恩戴德的神色。收留拉封丹之后五六年，丈夫去世，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破产了，她仍然给拉封丹安排了个住处，在圣奥诺雷街附近租了一套中二楼房子。一住又是十余年，直到1693年，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去世；她持续照料拉封丹生活，前后长达二十年，这在文坛上是绝无仅有的。
本来，拉封丹的寓言诗并不分集，1668年出版了《寓言诗选》之后，已经开始转向，创作大体裁的戏剧。他终生热爱戏剧，但是先后被喜剧和悲剧所背弃：他的悲剧《阿喀琉斯》开篇的手稿，交给莫克鲁瓦提意见，这位好友甚至没有把手稿还给他。于是，他又投身歌剧。那个时期，有国王资助，歌剧是吕里和吉诺的地盘。吉诺写脚本四平八稳，更能突显吕里作曲的光彩，因而二人配合默契。不料新近一出歌剧《阿尔刻提斯》演出失败，蒙特斯庞夫人姐妹就想让她们喜爱的拉封丹出马，写一出美妙的牧歌，以感人的歌词表现希腊神话的田园爱情，再由吕里作曲，这出歌剧演出肯定十分精彩。
拉封丹怀着无比的激情，创作歌剧脚本《达佛涅》，讲的是太阳神阿波罗爱上女神达佛涅，但是女神另有所爱，为逃避阿波罗的追求，就请父亲把她化为月桂树；阿波罗无可奈何，便用枝叶编成桂冠戴上。美丽的爱情故事，优美动人的诗章，由天才的佛罗伦萨人吕里作曲，每天晚上重复演出的盛况，在拉封丹的头脑里构成一幅天堂图景。他沉于创作的梦境，却不了解吕里和吉诺是何许人。吕里仗恃国王的宠爱，当上音乐总监，独霸乐坛，他需要吉诺那种平庸而轻浮的才华，以便托举他的音乐达到上佳效果。
然而，拉封丹太想在戏剧体裁中大放光彩了，对他来说，诗歌本身就是音乐。法国诗人很少能以如此精湛的造诣，如此敏锐的乐感，无论作诗还是写散文，同样把玩着语言的节奏和音韵，达到升华法语的和谐高度。诗文要同音乐争奇斗艳，这就犯了忌，触动了吕里和吉诺的乐曲为主诗文为辅的潜规则。吕里佯装奉命与拉封丹合作，暗中却与吉诺合谋，另外准备一套，即歌剧《忒修斯》。吕里虚与委蛇，采用拖延战术，对脚本表示不满意，让拉封丹修改并存有幻想。结果可想而知，《忒修斯》取代了《达佛涅》的演出。
这是1674年的事，从6月到9月，拉封丹花了四个月时间写出脚本。这个从不说谎的人，终于明白吕里一直在欺骗他，耍弄他。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达佛涅》却泡了汤，拉封丹成为笑柄，都知道吕里不屑于为《达佛涅》作曲，永远也不能演出了。拉封丹为人太厚道，太谦和，明白受骗也没有马上奋起维权。最终木已成舟，事情不可挽回，《忒修斯》在圣日耳曼行宫演出，得到国王的赞赏。这种文案同许多历史事件一样，是是非非复杂纷乱，当世就不想让人弄明白，后世渐行渐远，就更难判断了。我们知道这类事件，无论给拉封丹的名声带来多大损害，璞玉终究是玉，能永世放光：真正持久的价值存乎人心，发于笔端而成诗。总之，寓言诗是天才之作，那些狮王、蠢驴、贪婪的狼、狡猾的狐狸，以及笨熊，都得到了应有的对待，无不记录在案，能让后人了解那个伟大世纪的社会百态。至于那对得意的搭档，到1687年吕里一死，吉诺的剧本就再也登不上舞台了。
这场骗局，且不说给拉封丹精神的打击有多大，同时也击碎了他改变经济状况的希望。他没有按照对方的承诺，坚持讨要脚本一完成就应付的酬金。相信了吕里的鬼话，答应歌剧首演之后，立即全额付给他报酬，殊不知吕里决意将他的剧本扼杀在摇篮里，永远也不会有首演。文人鲜有能以文为生者，投靠热爱文学艺术的权贵，也是当时的一种风气。拉封丹曾先后投靠过富凯、布伊雍公爵、蒙特斯庞侯爵夫人；一位是王爷，一位是宫廷大总管，一位是国王的情妇。拉封丹始终不忘雅人深致的富凯，怀念沃堡的田园。他作为水泽森林官，陪伴布伊雍公爵和夫人近十年，相处也十分融洽，可惜他们相继失势。蒙特斯庞夫人的地位，不久也要被曼特侬夫人所取代。
歌剧之梦破灭，拉封丹又回到他拿手的故事诗和寓言诗。1674年年底就推出《新故事诗》，比十年前出版的《故事诗》，在色情描述方面更加大胆了。可是这十年来，虚伪开始统治法国。然而，“正人君子”看了拉封丹所写的色情故事，非但不气愤，反而欣赏起来，这在达尔图夫们看来是不可容忍的。于是书报检查机构决定禁售《新故事诗》。不过，警察局长也是位“正人君子”，他明禁暗放，任由《新故事诗》在地下销售量十倍增长，第二版很快在阿姆斯特丹开印。回归寓言诗的创作，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尽管他在1668年出版的《寓言诗选》中，写了此后罢手的《尾声》：
这里仅限于谈创作。
长篇大论令我咋舌。
远非穷尽一种题材，
满园芳菲只取花朵。
至此不可蹉跎时日，
须当重整少许精力，
最终实现别的胸臆。
“别的胸臆”，是指他早已动手写的韵文体小说，1669年出版的《普绪喀和丘比特的爱情》。可是，他耐不住技痒，同年写了寓言诗《牡蛎和争讼者》，是他创作新寓言诗的先声。到了1677年，他一改初衷，准备新出一版《寓言诗选》，1679年出齐，从而有了第二集《寓言诗》。1668年的版本便序列第一集，共有六卷；第二集从七卷到十一卷，共五卷。欲罢不能，于是，1694年，又出版了第三集，排序为第十二卷。第二集献给蒙特斯庞夫人，可谓攀喜爱寓言诗的权贵的高枝。第三集献给勃艮第公爵；1693年1月，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去世后，拉封丹本想流浪到英国，正是勃艮第公爵的恩惠，他才得以在法国善终。善终要有个好归宿。当时拉封丹的全部收入，只有法兰西学院每年照发的六百利弗尔车马费。在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去世后，他被迫离开圣奥诺雷街附近租用的房屋，不知该去哪里，正走在街上，遇见德·埃尔瓦尔先生。埃尔瓦尔就对他说：“我正找您呢，要请您去我家住呢。”拉封丹轻声答道：“我也正往您那儿走呢。”
埃尔瓦尔是富二代，银行家的儿子；夫妇二人喜爱文学艺术，与拉封丹交往多年，便接过了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的接力棒，照顾这位仍带稚气的老诗人。拉封丹住进豪华公寓，受到女主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细心照料，他还一如既往，什么都浑然不觉。有一天，客人夸诗人的新衣裳很合体，他才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衣物全由埃尔瓦尔夫人换成新的了。在近一年的时间，非亲非故的埃尔瓦尔夫妇，为拉封丹养老送终，在冰冷的伟大世纪，给这位天才诗人临终时留下人间温暖的记忆。围绕着在世的天才人物，任何时代总有两类人，一类人爱护帮助，另一类人摧残迫害；两类人代表着一个时代和社会的两副面孔，他们也跟随天才人物进入历史，留下美名或落个骂名。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德·埃尔瓦尔夫妇等，正是伴随拉封丹进入历史，留下美名佳话的人。
拉封丹于1673年住进拉萨布利埃尔夫人府上不久，莫里哀便去世了，他为心心相印的亡友写了墓志铭：
在这座坟墓里安息着，
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
但长眠于此，仅莫里哀一人，
三人才华形成一种精神……
拉封丹赞赏莫里哀所体现的这种精神，就是一种具有传承性的通才，能融会贯通当代与古代的杰作，延续发展着永恒的典范。公元前二世纪的两位拉丁诗人剧作家，同莫里哀三位一体；这种思想一旦表述出来，便说明已在他的心中扎根了。正是这两年，拉封丹思想产生了蜕变。他本人破产伴随着整个国家陷入贫困：战争、欠收，许多省份发生饥荒，布列塔尼、诺曼底等地区民众暴乱，怨声载道。拉封丹的生活非常贴近乡民和农民，他又那么敏感，还极富洞察力，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自然也了解那个时代的不幸，深深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和残酷。那世纪的胜利、灿烂辉煌的涂金、富丽堂皇的建筑，无论多么令人眼花缭乱，也掩饰不住令他痛心的战乱、饥馑、镇压，民生的这种荒谬的状况，违背了他追求享乐的幸福理想。
拉封丹的这种思想变化，开始在他的创作中显露端倪。他渐趋混淆不同的体裁，不在乎一出喜剧倒像一篇故事，故事不过是寓言诗的草稿；而寓言诗却适合搬上舞台。他从规则和典范中解放出来。他在穷困中，也感到无牵无挂了，可以主宰自己的才能。从此他要顺从内心思想的需要，不再遵从体裁高下的等级、既定的文学准则，在创作中深挖自己丰富的资源，运用精妙的手法，写出心目中的寓言和故事。拉封丹不是凭着规则，而是完全依靠个人、个人的天才和勤奋，以及层出不穷的奇思异想，将这些被人小看的体裁，写成世代赏阅的头等伟大的作品。
此后他创作的故事诗和寓言诗，仍不乏博爱与善意，但是掺杂进来指责，针对法规制度和当权人物，有时批评很尖锐，颇令人不安。如《狮王宫》：
国王如此排场，
要向臣属展示富强。
在卢浮宫大宴群臣，
好一座卢浮宫，
地地道道的堆尸场，
臭气冲天呛鼻子，
老熊赶紧捂鼻孔……
那怪相拂圣意，
君王大发雷霆，
打发老熊下地狱，
死了做鬼去掩鼻。
老熊直白表现遭严惩，猴子拍马屁过分也自食恶果。狮子王问狐狸闻到什么时，狡猾的狐狸“推说患了重伤风，嗅觉一点也不灵”，才躲过一劫。短短一则寓言诗，便刻画出朝廷的内幕：国王专横，臣子的三种命运——直言遭殃，吹捧过当也惹杀身之祸，只有说话模棱两可，方能明哲保身。
这并不表明拉封丹变成一个刻薄的人，一个恨世者，或者持不同政见者。拉封丹要想走仕途，通过关系在朝廷谋个一官半职，倒也不是不可能。但是他性情懒散，与朝廷那种生活格格不入：在朝廷做官日夜惕厉。比做什么都累人。而且，同时代就有人写道：“朝廷的人，无不一副矫揉造作的表情……”拉封丹讨厌卑劣的小人，尤其得势的小人，他在寓言诗《狮王后的葬礼》中写道：
一群变色龙，
一群猴子精，
唯主子是从……
人成机械偶，
全凭绳操纵。
朝廷里勾心斗角，拉封丹自然不愿跻身一群得势的小人之列。但是批评的矛头直指政权，这是第二集寓言诗增添的新内容。拉封丹是一生不大敬重金钱和权力的人，挚友莫克鲁瓦说他是“最坦诚、最厚道的人：从不弄虚作假，我不知道他这一生是否说过谎”。同样，他在创作中也不弄虚作假，能道出世间的真相，包括权力顶端的朝廷的真相。巴尔扎克的作品，统称为《人间喜剧》。反映社会的所有大家，如雨果、伏尔泰、狄德罗，乃至莫里哀、拉封丹等，他们各自以不同的体裁：小说、诗歌、戏剧、故事和寓言诗，创作出一部部“人间喜剧”的百幕大戏。
近二百五十首的寓言诗全集，就是二百五十台戏。每场戏幕布拉开，都会给观众带来惊喜。请看《女人和秘密》的开场白：
没什么比秘密还紧要，
要女人保密也难做到；
我甚至知道在这方面，
许多男人也强不了多少。
再看《狗脖子挂主人的晚餐》如何开场：
我们的双眼，
经不住美人的考验；
我们的双手，
也经不住黄金的诱惑。
看守财富的人，
很少不动贪心，
见财不起意，
恐怕天下也难寻。
这样的开场，如同戏引子，必定引出一段故事，有人物，有情节，还有结局。最后，诗人通过故事，得出一种教训。前者是家庭生活场景：丈夫考验妻子能否守秘，谎称肚子疼，生了一个蛋，嘱咐她千万别讲出去，否则惹人笑话他是母鸡。妻子发誓嘴把牢，可天一亮就去找邻家嫂……接下来可想而知，口口相传没到天黑，就成了公开的秘密，越传越玄，传为一下子生了一百只蛋。后者则是一出社会喜剧：狗挎饭篮给主人送晚餐，路遇一群野狗来抢，“都是吃社会的好汉”；看看面临危险，送餐狗就只想保住自己一份，率先抢吃。作者不免感叹：
这故事引我遐想
一座城市的形象：
有人公款消费，
公款成自家钱箱。
市政长官、税务官，
无不伸手沾光，
……
看他们鲸吞金钱，
还真是一种消遣。
有人若以“无聊的理由，企图保护公款”，就会被人说成傻瓜蛋：这样的社会，便成为一种贪腐的大染缸。人生百态，无不拿来戏说演义。粉墨登场时而是人，多为动物，这样可以放开手笔。譬如《狮王宫》，真要写卢浮宫，那还了得，只能影射。大多用动物来表演，由人自己对号入座，自觉自愿，没谁强迫，这样会有更好的教育效果。请看作者在《不诚实的受托人》中道来：
寓言狼与狗交谈，
用的正是神语言。
动物野生与家养，
粉墨纷纷争上场，
扮演角色各不同；
有的理智很聪明，
有的愚痴显得疯。
聪明有时反误事，
愚痴时而占上风。
接着说不限上场人物，罗列长长一串，有骗子、大坏蛋、负义小人、暴君、愣头青、莽撞汉、笨伯、糊涂虫、吹捧者、贱货，还有说谎者组成的鬼话大兵团……罗列不完，二百多首寓言诗，恐怕有上千人物上场，包罗人世间的万象。只因拉封丹本人，就是一个难以解释的混合体，容纳了各种文明、哲学、宗教的思想：单就宗教而言，天主教自然有其位置，但是也掺杂进了异教、不信神的思想。不过，他首先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作为一位大诗人，总有其神秘莫解之处。譬如马蒂尼·马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拉封丹随几位朋友去安东尼村，在乡间小住数日。一天该吃晚饭了，却不见他的人影儿，大家呼唤，拉铃叫他，怎么也叫不来。等晚饭过后，他才露面。人家问他去哪儿了，他回答说去参加了一只蚂蚁的葬礼，跟随送葬队列一直走到花园，再陪蚂蚁家族回到住宅（即蚁穴）；他还天真地描述了这些小动物内部治理的情况，后来写进了他的寓言诗中，他的故事诗《普绪喀》和《圣·马勒》里。”
故事真伪并不重要，但是这种非常人之事，放到拉封丹的头上，则是自然而然的事。这个老顽童，即便走向老年，也从来没有离开童年，始终热爱水泽山林、动物世界、无边的寂静和睡梦、无限的幻想和想象，因喜爱一切而总是周而复始，终生处于一种轻快而温存的陶醉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他总那么心不在焉，即使在德·拉萨布利埃尔夫人府上，在德·埃尔瓦尔的公馆里，受到宠儿般的呵护，他也显得漫不经心。人的一种特殊常态，往往也是一种韧性，是不容易摧毁的。
《自说自话的拉封丹》的作者克拉拉克也讲述了一件趣事，他记得儒勒·罗曼（法国作家，1885—1972）在《凡尔登战役的前夕》中，想象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同一名中立记者的谈话。记者说到陆军统帅霞飞顽强的性格。
“见鬼！”皇帝高声说道，“难道法国人性格里，还有这种东西吗？”
“陛下，法国人的性格里什么都有。”
于是克拉拉克得出结论：“拉封丹的性格里什么都有。”就像称呼伏尔泰那样，也可以称拉封丹为“万形先生”。其实，拉封丹自己早就一语道破：
我本轻浮物，飞向万题目。
所谓“万形先生”，就是童真之心怀抱万物万象，从而演义出来一幕幕“人间喜剧”。正如纪德说的：“拉封丹的艺术，就如同游戏一般，轻松地讲述尼采以感人的说服力论说的这种不堪承受的真相。”
人生的现实，不堪忍受的真相，怎样解释才能让世人理解并接受呢？可以像尼采那样，以严谨的逻辑、感人的说服力进行论说，但是难免流于高度概括的笼统，同民众的接受力有一定的距离。拉封丹则采用以逸待劳法，来了个鸟兽总动员，“游戏”人生，就能轻松地与人交流，轻巧地道出故事的寓意。看似游戏，却极认真，每场游戏都表明一两个道理。拉封丹在《寓言的威力》中，讲了一个用寓言唤醒希腊民众的故事，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个道理同古今，
我们全是希腊人。
此刻我谈这寓意，
有人若讲《驴皮的故事》，
我会听得津津极有味。
据说世界已衰老，
这话我也不反对。
老了也得寻开心，
返老还要葆童真。
说教并非拉封丹的长项。与其说他是伦理学家，不如说是个应用心理学家。他没有一套完整的伦理学说，仅仅因时因地因事因人得出寓意，而且并不是一成不变，随着时间地点和人物事件变化，便又另作一道理。拉封丹给读者的忠告五花八门，种类繁杂，前后歧出，不能领悟其深意者，往往不知所措。《寓言诗》第二集，副标题为《多样化寓言诗》。多样化有丰富内涵：不仅题材更广泛，知识更丰富更“奇特”，诗句也更优美，表现力更强，思想更尖锐了。各篇寓言之间所显露的矛盾，正是一位智者自然产生的，因为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化，情境不会完全相同，人的行为也就应该适应这种变动，要跟随人物、时间、地点和自己的心情变化而变化。人跟狼打交道，就不能像对待小羊那样；在狮王宫里的狐狸，也不能与在树下哄骗乌鸦的狐狸同日而语。总之，拉封丹不像空谈的伦理学家，创建什么封闭的体系，而是漫步在真实的世界中，反映了什么都不固定，总在重复变化的真相。
人的行为很难保持适度，拉封丹早有预见。在《切勿过当》这篇寓言诗中，集中讨论这个问题，颇有点辩证意味。天地万物，没有哪种遵循造物主的要求，能保持适度。麦苗太密实，挤在一起疯长，麦秸特别粗壮，不但耗地力，又很难灌浆；果木也同样，枝叶过分繁茂，结的果实就很少，只能供观赏。上帝允许羊吃麦苗，是要遏制秧苗疯长，可是羊群一冲进田里，就把麦苗啃得精光。局面失控，老天便允许狼吃掉一些羊；然而狼太贪婪，要把羊吃光，即使还未做到，这也是狼的意向。这样，上天又叫人惩罚那些恶狼，人做得更过分，而在所有动物中间，滥用天意是人的最大倾向，无论做什么，总要走极端而失当，不是过火，就是不到火候。正因为如此，每篇寓言诗都是以不同的故事，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人若是亲历其境所应有的行为。寓言诗篇尾的话非常凝练，往往分不清是寓意还是忠告：
有道是：
好运不长眼，
专找傻大胆。
智者不斗智，
时而当机断。
审势抓实际，
得失一瞬间。
——《两个冒险家和护符》
可见，拉封丹不是讲大道理，只是劝人审时度势，按照实际情况行事。世间万事纷繁，不过是“得失”二字；而得与失，也往往存乎一念之间。作者讲述这么多寓言故事，反反复复讲的，也无非是一个道理，就是人如何快乐地生活，至少尽量规避各种不幸事件。拉封丹的道德观，简言之，就是摆脱困境的技巧。这种生活的技巧，算不上一种理想，但是不抱先入为主的念头生活，有时还真难做到。影响幸福生活的因素太多，要防范各种危险、各种骗局、各种愚蠢的行为，防范各种诱惑、社会不公正、贪心和欲望……动物出于本能，面对危险，比人要敏感，更为警觉。因此，动物能很好体现这种久远的谨慎、这种生命的本能。有了这种谨慎和本能，就能保障普通人的普通幸福，
正是这一告诫，
将标志拙著的终结。
但愿能有教益，
造福于未来的世纪！
“造福于未来的世纪”，预言得多么准确。法国世代的儿童，无不能背诵拉封丹寓言诗，从中懂得许多道理，至老不忘；他们背诵《狐狸与乌鸦》《狼和小羊》等篇，脱口而出，就像中国人背诵“床前明月光……”一样。
全稿杀青时，又来了一位证人。法国友人白乐桑先生从远方来，相聚甚欢。他听我说翻译完了全部的拉封丹寓言诗，不禁啧啧称赞，认为这是一个大工程，很有意义。他对拉封丹的评价出乎我的意料：拉封丹在法国的影响力，也只有雨果能与之媲美。看起来，这并非一家之言。这样的评价，出自一位法国学者之口，值得我进一步认识。
2005年，我翻译出版了《拉封丹寓言诗》，仅仅选译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了一篇译序，题为《亦教亦乐的典范》，总括地谈了谈拉封丹寓言诗，但是流于空泛，只有一副骨架。这次译完全诗，写前言时参照了《拉封丹传》原著，补血增肉，为读者提供些了解拉封丹所处的时代、独特一生的具体材料。原先的译序附在后面，还有参考价值。
李玉民
二〇一三年七月于北京花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