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提笔成章

他光着黑红的脊梁，像是刚刚从沟里背谷子回来似的。他掏出来一些枣子让我尝，鲜得发亮，红得如血，甜甜的有股酒香。他说枣是从老家带来的，自个儿用西凤酒泡的，这在陕北叫它醉枣。我突然想到，我是在品尝刘成章散文的味道。他光着脊梁就坐在我的对面。我们成了庄稼人，探节数时，量晴校雨，问种谷点豆，说墒情地气，完全沉浸在文章得失的耕播与收获气氛里。傍晚的余晖映在屋里，灯光的昏黄融化着，三伏天是很闷热。我们聊着，吸着烟，时不时捏起一个醉枣吃。难得一聚，也不必酌茶斟酒，有醉枣就挺好，挺别致。

有年秋天，我去陕北的黄河边，正逢打枣时节，沟沟岔岔里，枣子玛瑙似的缀满枝头，长竿挥动，红雨飘落。路畔崖底，院里屋里，晒的枣如同一片片织锦。老乡见你路过，都招呼“快捏枣儿吃”。成章家乡的延安也有枣树，我在他的笔下读到的不是枣树而是一棵洋槐树。

他说，我曾在杨家岭的大门边栽了一棵洋槐树，几年过去，洋槐树长得高大挺拔，枝叶婆娑，心想，这洋槐树长在伟人住过的地方，便可以和伟人的故居一起永存了。但不料那年再去看时，早已没了踪影。我想我的文章也是我栽下的洋槐树，虽然写了伟大的先辈，却不能因此而得到常青。

自谦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美德，成章其人本身就谦逊过人，但他的话说得让人感到不是卖乖，的确真诚。他是不满足地觉得还没有大写出自己。他土生土长于延安，那里是他的籍贯所在。他说，我心中的延安，家乡的成分多些，革命的成分少些。成章这话挺独到，其实，在旁人看来，广泛意义上的延安，革命同家乡已经成了同义词。在文化心理上，革命已融入延安人的生活习俗。得天独厚，爹娘给的，作为乡河的延河便在成章的笔下流淌得既不滚滚又不滔滔而是血缘一般的亲情了。在这一新的视角上，延安似乎更应该为他所独有。

成章笔下的家乡当然也是块古老的土地。他紧紧地趴在母亲怀里，就像吊在地畔上的一颗瓜蛋蛋，就像贴伏在秸秆上的一穗玉米棒儿。他穿老虎鞋，他转九曲，他唱米脂婆姨，他为母亲塑像。他成了羊羔羔，草色呐喊连绵的鲜碧，迎羊儿回来，迎他回来。却也慨叹廉颇老矣，羊儿老矣，羊儿备尝世事的艰辛，黑毛落上了白霜，白霜冰冷着抑郁的思绪，脑子里常乱哄哄的。当重新触到带着青草味的带血的奶头，他又心湖澄澈，精神得以复原，去赶踏青的队伍，而不情愿是一只乏羊。

成章用地道的陕北腔唱信天游，唱西北风。这是他散文的思维方式，也是他生命体验的存在方式。是起兴，亦是象征，同时形成一种文化意象。

生命是一个过程。在他看来，那仿佛是十分渺茫的事情了，仿佛隔着千重山万重水。你在用深刻的生命感知童稚期的遥远，同时感知你视茫茫发苍苍齿牙亦近动摇之后的生命之归宿。生命史意识在你个体生命意识中流动。你的命运也正是以具象方式呈现给人们。抽着烟捏着红枣吃着你对我说，用你的方块字密码程序对我说，我在洗耳恭听，时而插几句话。

南下几百里是人文初祖轩辕黄帝陵，北上几百里是成吉思汗纵马飞驰的草原。古长城雄峙塞上，黄河穿越晋陕峡谷，杜甫吟咏过这片故土，范仲淹唱那塞下秋来风景异，李自成则揭竿而起下长安。本世纪30年代以来，延安闻名世界。刘成章的乡土，红光闪耀。毛泽东的延安，革命圣地延安，从此决定了中国人的前途和命运。

刘成章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是时候，1937年，延安已经红盛。其父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故乡最早的一批党员中的一个，当过地下党的支部书记，跟刘志丹在永宁打了三年游击，又是延安的小学校长。在欢迎中央红军到延安的群众队伍里，就有他的父亲和一群孩子。毛泽东到延安的第二天，接见了他父亲。在参加国共合作的庐山集训之后，父亲被监禁审查，死在了狱中。父亲终年仅二十八岁。这样，成章几乎是在咿呀学语学着站立走路时就失去了父爱。原来他的命相并不好。原来父亲的死完全是一桩冤案。他说，去年（1984年），父亲的问题才得以正式平反昭雪，历时整整半个世纪。儿子已经过了半百年纪，而父亲的尸骨怕已化作黄土，化作的黄土也老了。

于是，他的母爱的歌唱得令人落泪。如果把母亲的心儿碰一碰，滴在他身上的，全是爱，全是爱，全是。如果没有母亲，连风儿的翅膀都会把儿子划伤。而二十四岁母亲脚上的白鞋，使他稚嫩的心上第一次有雷声滚过。父亲留给他们可怜母子的竟是一身耻辱。终有一天，母亲领着他，踏进一户陌生人家。继父的心肠还是很不错的，可母子俩毕竟吃尽了苦头。母亲是他的生命之根。

在他的回忆里，也同样储满一些情绪的热点。他的家就住在延安南关山坡上的窑洞里，崖畔底下便是边区政府大礼堂。上个小坡，就是谢觉哉的住处，有空就到那儿院子里耍去。下个小坡底下，住着林伯渠，他常看见这白头发老头从那院子出入。林伯渠的小儿子与成章同在保育小学念书。不远处住着李鼎铭先生。李老是老中医，还给成章看过病。他们都是邻居。

他上保小时已经十一岁。他的亲三叔在市政府工作多年，算有资历的革命干部了，母亲终于让三叔把他送进这些革命子弟的学校。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她教儿子认字，执拗地要把儿子拉扯成个文化人。在成章眼里，保小就是乐园。学校常下乡搞宣传，他把在野台子上看过的一些小剧目改头换面，自编自导，自排自演，去慰问群众。

扭秧歌的刘成章是渐长的羊羔羔。多年之后，这情景已成如烟的往事，叫他牵肠挂肚，怅思不已。最初的生命体验是那么真切而深刻，以至于伴随终生。刘成章的为人为文，其文化品格已具雏形，由此生根见长。

“吃饭端个黑老碗，粗布衣衫身上穿，锣鼓唢呐哇一声，扭起秧歌拧烂脚。”秧歌是陕北人生命的一部分，原始劳动形态和土风民俗及民间祭祀的融合，构成了这一地域的文化色彩。祈求吉祥，喜庆丰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成章笔下所言的安塞腰鼓，使得阳光飞溅，使困倦的世界变得亢奋。那消化着红豆角角老南瓜的躯体，可以释放出那么奇伟磅礴的能量。他似乎在诉说自己。扭秧歌的刘成章在多年之后提笔行文，描摹华章，最初的艺术萌动正是由故土习尚中的秧歌所启迪的。在原始文化意象中所拥有的人类精神和命运的碎片，不过是祖先在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扭秧歌的刘成章从黄土路上，又如脚夫调中的汉子，满面风光来到你我之间。

成章的文学梦做得似乎很早。也许始自当小剧编导演的野台子上，也许始自应《上海儿童》的组稿创作“组字画”的时候。之后为《延安报》投寄通讯稿，第一篇作品面世便得了八毛钱的报酬和一个本子两支铅笔。之后写起诗来，诗作开始在《陕西文艺》《中学生》上发表。当时还是延安中学学生的刘成章，随著名盲艺人韩起祥一起下乡搞合作化运动。他收获的三弦韵律般的诗行，选入《宝塔遥遥向北京》诗选，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十八岁的小诗人有点狂，退学西出长安奔兰州去找亲戚，欲求做诗人的职业。因不满于做图书管理员的差事，又回到西安叔父家，寄居都市专门造诗，却成效甚微。困境中他又只好啃课本。虽说仅上过一年半高中，居然考中西安师院。这么一边读书一边写诗，在周围圈子渐渐地有了名气。在他留校当了几年助教之后的1966年，当诗人的刘成章回来了，回到了他生长的故土延安。在剧团写戏写歌词，一晃悠就是十几个年头。而后又重返西安，操持大型文学刊物《绿原》及其易名后的《文学家》的编辑及编审工作，继而当省出版局副局长，当省上作家协会的领导，成了知名的散文家刘成章。

发现自己将成就散文，不过是80年代初的事情。头一篇《转九曲》，一经在《散文》月刊发表即产生“轰动效应”，并在该刊获大奖。他在方格纸上转了九曲十八弯终是窥见散文这一文体典雅适意庄重优美的微笑。此作选材于一种源自道教打醮形式的民间祭祀活动，或可释为古代作战的一种叫九曲黄河阵的阵法。他却写我们的来路是曲折的，去路也是曲折的；写暗夜中的光亮，连风也是亮的。随之便有了属于他自己的散文系列的艺术个性。

这种被视为中年变法的现象，偶然也不无必然。心中的一道河床已经深深开凿过，而生命之流在这条河中突然奔涌成一条大江，而不是像先前那样在宽阔而清浅的溪流中漫淌。一种创作情境的出现，以一种独特的情感强度为标志，仿佛有谁拨动了我们很久以来未曾被人拨动的心弦，仿佛那种种从未怀疑其存在的力量得到了释放。是延河汇入黄河的巨流那样吗？是那土声铮鸣的三弦吗？是腰鼓那内在能量的释放吗？他的艺术劳作及其探求，业已趋于“成章”，令人注视了。

所谓艺术爆发点，是那诗的少年的幼稚与率真。曾几何时，他又在寻找失落的歌喉，企图唤回青春，有着痛苦的心态。人到中年，渴望再次爆发，渴望燃烧的火焰，尽管已经少了风流少年的心境。他摸索着自己的细胞，信服“树挪死，人挪活”的俗话。朽木墩墩易位后成了闪光发响的金钟。对不同艺术形式的尝试过程，就是认识和发现的过程。当代散文的群落里，多了一个扭秧歌唱信天游调儿的刘成章。

通常以口头方式创作出来并以同样方式流传和保存于民间的民歌，具有更浓厚的劳动人民的特点，更直接地反映出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愿望与要求。陕北民歌亦如此。其中大量的情歌，是一种被束缚中的青年男女互相爱悦的表白。歌里的蓝花花令人爱怜，歌里的三哥哥四妹妹相好了多少辈。脚夫道上有歌，纺车声中有歌。“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苦人就无法解忧愁。”民歌的真实魅力及形象性的特质，尤其是它的语感，无疑是它艺术生命力的所在。成章耳濡目染于这种生活氛围之中，当是受益匪浅。他说他抱着一本《陕北民歌选》，我想可能是何其芳主编的那个版本，看了多少年，百看不厌。那里有米汁如脂的艺术养分。他所写的许多流行歌的歌词，大多也是信天游的句式。而散文语言中的刘成章模式也多是得之于此，从而升华到一种崭新的境界。他说，我想唱家乡信天游。我想让我的散文向信天游靠拢。他甚至不无偏颇地说，以写爱情来说，我看信天游是要超过普希金的。我想着，什么时候我把信天游的艺术较多地糅合到我的散文里面，我的散文就写成功了。

他宣称，我采摘的是家乡的酸枣。他追求土，有诗意的土，有灵光的土，有开着花长着草的土。他是土里刨出的洋芋蛋蛋，或者说仍然植根于土里。土是黄的。黄土即生活。他供认，他是卖生活的。卖生活的就不能没有生活。不能两手空空。其中也有窍门，即捕捉记忆深处的亮点。这些在记忆深处闪烁着点点光亮的东西，你想忘也忘不了，你经常把它在闲聊中说给别人。而人有共性，人心是相通的。应该学会把目光投到自己的心里去。勿忘“我”。

如此这般，刘成章的散文便有了一种深刻的黄土文化意象的审美意义。融入其中的信天游的味道，从而感到了音乐性最为恣肆汪洋的精神，从而感受人与世界存在的意味。作为民谣、仪式及风俗，则是奇妙的语言形式。于是，在他的散文世界里，金丝银线绣的“老虎鞋”照亮了幼小的生命，穿灰制服的小八路成了“灰鸽子”，唢呐吹出“山川灵气”，一蓬头发成了“飘拂在我崖顶上的草儿”，一串辣椒成了“黄土地里长出来的灯笼”；而海浪成了穿皮袄的红军，小船成了小毛驴，最后说陕北是海，养育了海的儿子。甚至大胆联想说，今朝的风流人物又数哪里呢？伟人没说，但民歌却透露出这片长着五谷子田苗子的土地的自豪，连一十三省的女儿也要数蓝花花好。他笔下的七只羊也曾背上驮着军粮上前线以致脊背血肉模糊，末了宰了羊为伤员补身子，那羊皮上都是窟窿，伤员不忍心吃羊肉，而引发慨叹于延安父老乡亲为革命忍受的巨大磨难和巨大贡献，又吟唱民歌里的“羊群走靠头羊”。却也自嘲道，五谷里数不过豌豆圆，人里头数不过我平凡。庄稼里数不过糜子光，平凡不过刘成章。这不啻是一种自然与文化的存在。我想。

但他毕竟是写诗写歌词的而非写民歌的。他熟读了陕北民歌，同时在潜读古今中外的诗，读现当代的诗，年轻人的诗，港台的诗。试图从另一种文化形态作补充，开发思维，把散文写好。有人形容得很贴切，说成章的散文像陕北的巧手女子绣的荷包，绣一个，一个花样，再绣一个，又一个花色。总是荷包，总是散文，也总是又翻新意。

我最初知道刘成章这个名字，是在70年代初期。刚从山沟里的矿山进入都市高等学府读书，握惯钢钎铁锤的茧手开始捏起写诗写歌词的笔，我几乎遍读能够看到的新发表的分行的文字。刘成章诗词长了翅膀，在耳边悠扬地飞动。在当时，刘成章及其他的同辈人令我羡慕，欲求走入铅字清新的诗行，加入这个队列。我开始发表诗的年龄远不如成章那么早那么少年得志，我是个迟到的学子。他的诗尤其歌词，越过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叫得很响。学校毕业后我做编辑，有幸编发过他的诗作。

记得是在延安匆匆见过面，创作会上一起闲聊过，那么质朴谦和的一个人。他调来西安之后，我为《文学家》写过散文稿子，彼此见面来往的机会多了。我们交谈的热点无非是散文，共同语言使得彼此相知渐深。

有人刻画过他的高鼻梁和粗线条的脸以及有力上扬的黑眉梢，说他像胡人，像是从野味很重的陕北民歌里走出来的。假使头上扎块羊肚子手巾三道道的个蓝，腰里系根红腰带的话，他就是《赶牲灵》里的脚夫。说他土得有气质，不善言谈，木讷腼腆而刚毅。也有人说老见他眼窝黏黏的，似乎常陷在某一种境界里。我记起一起参加一个座谈会，是个夏天，他从眼前走过时我窥见他如同衣衫一样单薄的身架，让人觉得他在用肩胛抖动着走路，骨头架很突出。我感到了他灵魂的重负。他是穿老虎鞋的那个刘成章吗？然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已经悄悄流逝，蓝花花里的情哥哥已经见老，轻狂的少年诗人日益成熟，生命的喧腾之流变为深沉的涌动。

前些年，他曾住过简陋的民房，冬天没火，窗外是冰溜子，还半夜半夜缩在案头劳作。早晨起来洗脸，水龙头冻住了，便用热手焐化冻硬的毛巾擦把脸去上班。忙于编刊物搞发行，可以从案头杂物堆里摸出半拉干馍吹吹上面的尘土很香地啃起来。他是受过苦的，是受苦长大的，这在他说来不值一提。他也有痴于办刊物而忘了工资领了没有，也有很负责地去收缴所住楼上各家各户的水电费，甚至去抓偷盗邻居家的小偷。这似乎同他的职业和职务不大搭调，其实，这正是一个普通人的品性。这又应了陕北民歌里的“五谷里数不过豌豆圆”“庄稼里数不过糜子光”，如本人所戏言的“平凡不过刘成章”。

我又记起了在他那儿吃的醉枣。眼下的季节，枣子恐怕已缀满枝头开始挂红了。

《中国作家》 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