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用人思想

肖振宇

（淮海工学院 文学院，江苏 连云港222005）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写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他作《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通古今之变”，也就是总结从古到今朝代兴亡、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这一角度来看，司马迁《史记》所写就是朝代兴亡史，历史发展变化史。而朝代兴亡、历史发展变化，是与什么样的人拥有天下，和拥有天下的人用什么样的人关系极大。所以，司马迁《史记》所写也可以说是一部用人史。在《史记》中，司马迁或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记写和评说，表达了他的用人思想。

一、司马迁认为用人关系国家的兴亡成败

用人关系国家的兴亡成败，不是司马迁最先提出的。但是，司马迁却把这一思想讲得最明确，结合历史事例阐述得最具体。比如，司马迁之前的孔子就曾说过：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1]84 孔子认为，舜任用了五位贤臣辅助他治理国家，所以使天下太平。孔子这句话应该说宣扬的就是用人关系国家兴亡成败的思想。但是，其所讲只是结果，没有阐述，这样人们在理解、接受其思想的效果上就打了折扣。司马迁则不然，他的用人关系国家兴亡成败的思想，在《史记》中既有明确的表述，又有结合人物和史实的阐述，使人更易理解、认同和接受。

司马迁的用人关系国家兴亡成败的思想，在《史记》中有两处做了明确的表述，一处是在《楚元王世家》“太史公曰”中说： “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 ‘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 [2]2403另一处是在《匈奴列传》 “太史公曰”中说： “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2]2503-2504 司马迁这两处对用人关系国家兴亡成败思想的表述，明确具体，有理论，有事例，既阐述了二者的必然联系，又指出了二者的因果关系。在一部著作中，有两处明确表述自己的同一思想，可见，司马迁对用人关系国家兴亡成败的重视程度。

司马迁的用人关系国家兴亡成败的思想，在《史记》中，还体现在其撰写某篇传记的原因目的上。在《殷本纪》中，司马迁写了从商的始祖契至商的最后国君纣共17代31王的历史。其中，重点写了成汤重用贤臣伊尹而使商强大，武丁重用贤人傅说而使商中兴，帝辛自己荒淫又重用善谀之臣费中、善毁之臣恶来而使商亡的历史情况。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解释为何写这篇本纪时说：“维契作商，爰及成汤；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帝辛湛湎，诸侯不享。作殷本纪第三。” [2]3979 司马迁深深地感于“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帝辛湛湎，诸侯不享”。所以，他要写这篇本纪。宋代黄震说： “《殷纪》亦依仿《书》为之，具载兴衰相乘者数四，未尝不本于贤者之用舍。” [3]实际上， 《殷本纪》所写就是一部用人关系政权兴亡的断代史。在《吴太伯世家》中，司马迁写了从开国祖先吴太伯至吴王夫差几代国君统治下的吴国历史，其中，用了五分之一的篇幅写吴王夫差时期的历史。夫差重用亲越的伯嚭，疏远并逼迫主张灭越的伍子胥自杀， 23年后吴国最终被越国灭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解释为何写这篇世家时说：“太伯避历，江蛮是适；文武攸兴，古公王迹。阖庐弑僚，宾服荆楚；夫差克齐，子胥鸱夷；信嚭亲越，吴国既灭。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 [2]3985有感于“夫差克齐，子胥鸱夷；信嚭亲越，吴国既灭”是司马迁作这篇世家的原因之一。“信嚭亲越，吴国既灭”一句话，用事实道出了用人关系国家兴亡成败的思想。在《越王勾践世家》中，司马迁写了越国允常、勾践、鼫与、不寿、翁、翳、之侯、无彊等八代国君的历史。其中，对勾践之前和勾践之后的历史写得极为概括简略，而用绝大部分篇幅写了勾践重用文种、范蠡，在二人的帮助下，越国逐渐强大起来，最终灭掉吴国的历史。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解释写这篇世家时说：“少康之子，实宾南海，文身断发，鼋鱓与处，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勾践困彼，乃用种、蠡。嘉勾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彊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2]3988 在司马迁看来，勾践之所以能够“夷蛮能修其德，灭彊吴以尊周室”，是因为其“困彼，乃用种、蠡”，完全是因为用人的成功。在《田单列传》中，司马迁重点记写田单存齐一事，对于他用“火牛阵”打败燕军，恢复齐国后，《战国策·齐六》和《史记·赵世家》中所记载的齐赵两国先后用他为相之事只字未提，只写道： “襄王封田单，号曰安平君。” [2]2962对为何写这篇列传，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做了这样的解释：“愍王既失临淄而奔莒，唯田单用即墨破走骑劫，遂存齐社稷。作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2]3993作《田单列传》是因为齐国在生死存亡之际用了田单， “遂存齐社稷”。司马迁如此为田单作传，充分显示出其用人关系国家兴亡成败的思想。

司马迁用人关系国家兴亡成败的思想，在《史记》中还体现在用人对国家兴亡成败之事的记写之中。在《秦本纪》中，司马迁记写秦穆公广纳人才，重用由余、百里奚、蹇叔，成就了穆公的霸业；记写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使秦国开疆扩土，屡建军功。秦国穆公、孝公的正确用人，使秦国从弱小走向强大，为以后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秦孝公重用商鞅，使秦国强大起来的情况，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有更详细的记载，不仅写了孝公重用商鞅变法的过程和变法的内容，而且还着重写了商鞅变法的效果：“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2]2699 司马迁通过着重记写孝公变法取得的治国效果，意在用事实说明用人关系国家兴亡成败的思想。在《齐太公世家》中，司马迁记写了齐桓公重用管仲称霸的史实，其中有一段用赞赏的笔调写道：“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之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 [2]1792 齐桓公重用管仲称霸的史实，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也专门做了记载：“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2]2579 齐国的兴盛，桓公称霸，就是因为重用管仲。在《齐太公世家》中，司马迁还写了齐桓公晚年，因未听管仲的话，重用易牙、开方、竖刁，招致齐国内乱之事。齐桓公因重用管仲而称霸，因重用易牙、开方、竖刁等小人而乱国，司马迁把其对照记写，显示了其用人关系国家兴亡成败的思想观点。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记写了汉高祖刘邦从布衣到皇帝的传奇一生，其中多处写了高祖的用人。萧何、曹参这些老朋友他用，韩信、陈平这些半路投来的他用，樊哙、周勃这些武人他用，张良、刘敬这些文人他用。刘邦乘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之势，以几百人起家反秦，最终击败了各路诸侯和比他强大得多的项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对刘邦为什么能够打败项羽、最终取得天下的问题，司马迁写了一段刘邦与群臣的讨论：

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 “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2]475-476

刘邦这段对他取得天下的解说，使人们清楚地看到用人与国家兴亡成败的重大关系。司马迁在此采用了“既述其事，又发其义”的笔法，借刘邦之口，阐发了他的用人关系国家兴亡成败的思想。

二、司马迁认为用人重在识人

用人是重要的，但识人更为重要，不能识人也就不可能用好人。对于识人，先秦诸子提出了许多具体方式方法。《论语·为政》中记载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1]16 庄子在《庄子·列御寇》中，借孔子之言，提出了识人的九种方法：“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之节，醉之以酒而观之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4] 《吕氏春秋·论人》中说： “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 [5]先秦诸子的识人之说，不可谓不全。但是，他们的说法，大都停留在说教式的理论层面。司马迁虽然没有更多的识人理论，但是，他善于运用历史经验和教训来阐发其识人思想。

用人重在识人的思想，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做了很好的阐释。在本传中，司马迁记写了屈原因为楚怀王熊槐忠奸不分，亲近靳尚、郑袖、子兰等奸佞之人，使其虽有拳拳之忠和超人的才干，但却终被疏远流放，致使楚国一再遭受秦国的欺侮，就连怀王自己也被秦国欺骗扣留，最终造成客死秦国的个人之悲剧、国家之悲剧。司马迁在写完屈原这些遭遇和楚国这段悲惨的历史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愤之情，挥笔写出了这样一段评论：“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2]2997在这段议论中，司马迁总结了历史上众多君主，无论是愚蠢的、明智的、贤能的、不中用的，都想寻求忠臣保护自己，选拔贤才辅佐自己，但结果往往是“亡国破家”屡屡不断，而圣明的君主、太平的国家，好多世代都见不到的原因，就是“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也就是他们没能做到真正识人。不识人就会忠奸混淆，贤愚不分，也就不可能用好人。在这段议论中，司马迁还以楚怀王“不知忠臣之分”，以奸为忠，听信奸臣之言，最后导致“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的活生生的事例，从反面证明了君主识人的重要，一句“此不知人之祸也”的棒喝，进一步强调了用人重在识人的思想。

识人是重要的，但如何识人呢？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许多生动的事例给人们做了诠释。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浓墨重彩地写了尧将逊位时对舜的考察、考验、认识：“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 [2]26 司马迁通过这段记写，反映了尧是怎样认识舜的过程。首先，尧因年事已高想传位于他人，四岳皆推举舜，此时，尧只是听说过舜这一个人，对其还不了解。其次，尧向推荐舜的四岳询问舜的表现情况，对舜进行间接考察。再次，尧以把两女嫁给舜的方式，派自己的亲信零距离地检验舜的各种行为表现。还有，尧把几项具体工作交给舜去做，对舜做进一步考验。最后，在尧对舜的各项考察、考验都通过后，尧对舜有了“女谋事至而言可绩”的真正认识。司马迁如此详细具体地叙写尧对舜的考察、考验，把这一过程反映出来，就是在告诉人们，怎样去识人。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用较多的笔墨，详细地记写了蔺相如是如何被赵惠文王认识、任用的：

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王问： “何以知之？”对曰： “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语曰：‘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愿结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谓臣曰：‘夫赵强而燕弱，而君幸于赵王，故燕王欲结于君。今君乃亡赵走燕，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质请罪，则幸得脱矣。’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臣窃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于是王召见，问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 “秦强而赵弱，不可不许。”王曰： “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 “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王曰： “谁可使者？”相如曰： “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赵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

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 “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秦王）终不能加胜于赵。

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2]2943-2947

司马迁通过几段文字的记写，反映了蔺相如被赵惠文王了解认识、提拔重用的全过程。其一，蔺相如原本是赵国宦官头目缪贤家臣，地位低下，没有什么名声，赵惠文王根本不知道在赵国有蔺相如这样一个人。其二，赵国在是否给予秦国和氏璧问题上，君臣商讨许久仍举棋不定，又找不到可用的使者时，宦者令缪贤向赵惠文王推荐了蔺相如，此时，赵惠文王才知道赵国有个蔺相如。其三，赵惠文王向缪贤询问推荐蔺相如的理由，对蔺相如进行间接考察。其四，赵惠文王亲自召见蔺相如，对其进行直接考察。其五，赵惠文王派蔺相如为使者奉璧出使秦国，对其进行实际考验。其六，蔺相如“完璧归赵”，很好地完成了出使任务，赵惠文王“拜相如为上大夫”。其七，赵惠文王带领蔺相如赴渑池与秦王相会，蔺相如使秦王企图侮辱赵王、赵国的阴谋未能得逞，回国后，赵惠文王“拜（蔺相如）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赵惠文王对蔺相如的提拔使用，历史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而赵惠文王对蔺相如提拔使用的正确，是建立在他对蔺相如充分认识基础之上的。司马迁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不惜用大量笔墨叙写蔺相如被赵惠文王了解认识、提拔使用，既很好地刻画了蔺相如这一智勇兼备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收到了告诉人们如何识人的实际效果。

三、司马迁认为用人要适势灵活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中国传统用人思想的主流。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一般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作为用人的标准。商汤时担任左相之职的仲虺就曾讲过： “德懋懋官，功懋懋赏。” [6]44 孔子也曾说过：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 [1]82 在司马迁的用人思想中，对所用之人德的方面也是重视的。例如，他在《管蔡世家》“太史公曰”中说：“余寻曹共公之不用僖负羁，乃乘轩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 [2]1893 僖负羁是春秋时曹国大夫，在晋公子重耳流亡到曹国时，曹共公对重耳没有礼貌，想看看重耳身上合成一块的肋骨，僖负羁劝阻曹共公，共公未听。僖负羁是个有德之人，司马迁认为，其应该得到曹共公的任用，但曹共公始终没有任用僖负羁。因此，司马迁对曹共公进行了批判。在《赵世家》“太史公曰”中说：“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废适子嘉而立迁。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缪哉！” [2]2194郭开是战国时期赵国悼襄王、赵王迁的宠臣，在悼襄王时期，就曾用金钱收买人诋毁廉颇，使廉颇在赵国需要他时，未能被悼襄王重新起用；在赵王迁时期又接受秦国金钱，污蔑将军李牧、司马尚谋反，使李牧被杀，司马尚被撤换，导致赵国军队被秦将王翦击破，赵国灭亡。郭开是个名副其实的奸佞小人，道德品质极坏，司马迁认为，这样的人不应该得到任用，但悼襄王、赵王迁都重用郭开，因此，司马迁对悼襄王、赵王迁都进行了鞭挞。司马迁对曹共公不用有德之人僖负羁，和对悼襄王、赵王迁任用无德之人郭开都进行了批判、鞭挞。这表明，司马迁在用人思想上有重视德的一面。司马迁在用人思想上，虽然有重视德的一面，但是，他并不拘泥于德。他认为，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形势的需要，对其灵活使用。例如，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记载，管仲年轻时和鲍叔牙合伙经商，所得常常自己独得大份，分给鲍叔牙小份；管仲又曾当兵打仗，多次从战场上逃跑；管仲还曾先辅佐公子纠，公子纠死，又辅佐公子纠的政治对手公子小白。就管仲的个人品德来说，确实不能算好。但是，管仲确实有治国才能，齐桓公用他做相国，齐国取得了突出政绩。司马迁对齐桓公根据齐国当时的需要任用管仲，是肯定赞赏的。所以，他在本传中用赞赏的笔调写道：“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2]2579他又在《太史公自序》中解释为何作这篇列传时用肯定语气说： “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传第二。” [2]3991

又如，司马迁认为，商鞅在德上有许多缺陷，其在《史记·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曰”中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2]2704 对商鞅的德基本上是否定的。但是，秦孝公适应秦国发展和当时各诸侯国之间斗争形势的需要，任用商鞅，支持商鞅在秦国变法，使秦国开始变得强大起来，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解释，为何作《商君列传》时说：“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 [2]3992 司马迁认为，商鞅有“能明其术”的才能，有“强霸孝公”的治国业绩，有“后世遵其法”的历史贡献，所以，他要为商鞅作传，这是对商鞅的肯定和称赞，也是对秦孝公适时灵活任用商鞅这一做法的肯定和称赞。

再如，汉初陈平个人品德也是有问题的，司马迁在《史记·陈丞相世家》中写道：“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愿王察之。’” [2]2482 陈平盗嫂之事未必可信，但几次易主是事实，受金之事，其本人也是承认的，显然陈平道德确有问题。这段话虽是周勃、灌婴对陈平道德问题的揭露，但司马迁把其原原本本地写出来，证明司马迁对陈平身上的道德问题是知道的。但在本篇中，司马迁写完这段文字后，紧接着又写了举荐陈平的魏无知向刘邦为陈平辩护的一段话：“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 ” [2]2482 魏无知认为，陈平虽然道德上有问题，但是，他有帮助刘邦打天下之才，在楚汉相争的非常时期，陈平是不可多得的可用之人。对魏无知为陈平的辩护之辞，司马迁是赞成肯定的，这表现在他在《陈丞相世家》中，不仅详细具体地记述了陈平辅佐刘邦打天下、安天下的奇迹，而且还在篇末的“太史公曰”中评论说：“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俎上之时，其意固已远矣。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 [2]2491 司马迁的记写和评说，对陈平辅佐刘邦打天下、安天下的所作所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这也是对刘邦能够根据形势需要，任用道德上有问题的陈平终有天下的肯定，它很好地反映了司马迁用人要适时灵活的思想。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的用人思想既有对前贤用人思想的吸收，也有其本人的独立见解。司马迁的用人思想和其前人的用人思想相比，更具系统性、灵活性、实效性，它对当今人们如何用人，有实际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2013.

[3] 凌稚隆，李光缙.史记评林[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 143.

[4] 王夫之.庄子解[M].北京：中华书局， 1964： 274.

[5]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国书店， 1985： 15-16.

[6] 蔡沈.书经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44.

（原载于《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