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家世研究

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述评

张大可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一、百年论争由来

司马迁生年，学术界推定有六种说法。除王国维、郭沫若两说外，另外四说为：其一，生于景帝四年戊子（前153）说，此说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子长游踪》条；其二，生于汉景帝后元戊戌（前143）说，此说见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四十一；其三，生于武帝元光六年壬子（前129 ）说，此说见张惟骧《太史公疑年考》 ；其四，生于汉武帝元朔二年甲寅（前127）说，此说为华山道士所主张，见康熙《韩城县志》载翟世琪《重修太史庙记》。这四种说法，持说者均无论证与文献依据，大抵出自臆断，皆无讨论价值，可以不论。其中，以王国维和郭沫若两说影响最大且有文献依据，王氏推定司马迁生年为公元前145年，郭氏支持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说，两说有十年之差。一个人的生年只能有一次，故两说中有一说为误，于是展开争论，在20世纪50年代中和80年代初掀起两次全国性大争论，王、郭两说各有信从者，双方争论文章60余篇，迄今尚无定论，王说略为占优；近年来郭说有高涨之势。

学术界第一个考定司马迁生年和卒年的学者是王国维。 1916年，他在《广仓学窘丛书》发表《太史公系年考略》，推定司马迁生年为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故学术界通称为“景帝中五年说”或“前145年说” ，又省称“王说” 。到了1923年，王氏针对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氏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的新说①，重发他的考证文章，收入《观堂集林》卷十一，改换题目叫《太史公行年考》，全文不变，仅在题目上改“系年”为“行年”，这一字之改用以昭示考证司马迁生年的方法，即排比行年为论据，十分自信。

根据王国维的考证， 1955年是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纪念。郭沫若在当年的《历史研究》第6期上发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的文章，支持李长之主张的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学术界通称“建元六年说”或“前135年说”，又省称“郭说”。同期《历史研究》还发表李长之先生的旧作《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举证十条以立其说，作者化名刘际铨②。

郭说终止了1955年学术界纪念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的研究盛会，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学术大讨论。随后由于历史原因沉寂了20余年，到了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初，争论再起。两场争论，王说理据占优。1985年，中国历史研究会在南京召开年会，率先纪念司马迁诞辰2130 周年。 1995年，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在西安召开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1年，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于2005年、 2015年两次在司马迁故里陕西韩城市、渭南师范学院召开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 周年、2160周年学术研讨盛会。特别是2015年由中国史记研究会与渭南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国际性学术研讨盛会，中国史记研究会推出了《史记论著集成》 20卷、 《史记论丛》专辑6卷、 《史记通解》全9册，总字数两千余万字。可以说，是对1955年缺失的纪念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学术盛会的一次补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激发了郭说信从者，即前135年说论者，近年来不断发声，提出所谓“新论” ，似有高涨之势，并要求在2015年纪念司马迁诞辰时改2160周年为2150周年，于是，司马迁生年的话题重启。中国史记研究会、北京史记研究会决定在2016年两会召开的年会上，同时展开司马迁生年疑案的研讨。两会秘书处组成联合编委会，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论文集《史记论丛》第十三集，北京史记研究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集《史记研究》第一辑中发布研讨论文。这次学术研讨，不开发“新论”，不炒剩饭，而是着力梳理百年论争双方的论点论据，做出总结，画一个句号。本文实质是一篇综述。综述有两种写法，一是只做情况介绍，梳理论争双方的甲说乙云，不做论断；一是有鲜明的观点，对争论的问题画一个句号。本文属于后者，笔者认为前145年说可以为定论，于是用“述评”代“综述”，以表明立场。

以上回顾司马迁生年百年论争的由来，也就是问题的提出。

二、王国维考证司马迁生年为公元前145年，论点坚实，方法正确，逻辑严密

考证司马迁的生年，王国维和郭沫若两家都是根据《太史公自序》的三家注来推算的。

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 《太史公自序》云：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在这一句下注云：

《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元封〕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

元封三年，即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年二十八，郭沫若据此推算，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

司马迁当了五年太史令，汉武帝改元太初，颁布新历，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故张守节的《正义》就在“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加按语说：“案：迁年四十二岁。”太初元年是公元前104年，迁年四十二，王国维据此推算，当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

表面上看，司马贞与张守节均为初唐同代人，又同出一个师门，都是张嘉会的学生，两人的话具有同等价值，不分伯仲。但是，司马贞引用了文献，《博物志》所载汉时簿书《茂陵中书》的材料；而张守节直以按语出之，没有说明其言所据何书，因此， 《正义》的价值应低于《索隐》，这也是若干持前135年说论者的口实①。可是，王国维不这么看，他的识见高于形而上，首先调查十年之差的原因在哪里，有两个可能：其一，两说的材料来源是否不同，是否可靠，这是头等大事；其二，两说在流传中发生了数字讹误。 《索隐》所引转自西晋张华所著《博物志》，王国维用两条敦煌汉简的行文格式来证明《索隐》所引确系汉时簿书，非魏晋人语，为“最可信之史料”。 《正义》的依据在哪里呢？张守节直以按语出之，必有所据。正因张守节与司马贞是同时代人，所见材料应当是同一来源，结论亦当本《博物志》。既然材料没有问题，十年之差的产生，必然是在传抄流传中数字发生了讹误，即数字讹误说，这是王氏立论的基石。

王国维考证的价值，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论点坚实

所谓论点坚实，即指前文所说立论基石“数字讹误说”不可动摇。《索隐》《正义》既然材料同源，否认这一论点，必然的逻辑就要承认司马迁有两个生年，这当然是荒谬的。郭沫若、李长之皆否认数字讹误说，其说法是给《正义》的按语“迁年四十二岁”找出路，说张氏按语是指司马迁一生只活了四十二岁，这就违反了汉时簿书论述行年的文例。王国维引据的敦煌汉简两例，郭沫若补充的居延汉简十例，《博物志》所引《茂陵中书》司马迁以太史丞为太史令， “年二十八”，皆指行年的年岁，而不是一生的年寿，只有人死的时候，才会说他一生的岁数。例如《孔子世家》：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如果一个人的一生无事迹可述，或事迹不值得记述，只写他一生活了多少年，人死已包含其中，这当然是指一生的年寿。仍以《孔子世家》为例：“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术，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皆为记述终止语，所记数字才是指一生的年寿。《正义》按语“迁年四十二岁”与《索隐》所引《博物志》“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同例，皆非终止语，“四十二”与“二十八”都指的是行年岁数，而不是一生的年寿。

（二）方法正确

方法正确，指王国维推定司马迁生年不是想当然，钻牛角尖，玩文字游戏，而是实实在在做考证。王国维取信《正义》而舍《索隐》，用了两个方面的考证。一是用校勘学鲁鱼亥豕形体相近致误的常理推断；二是排比司马迁行年来验证。

1.鲁鱼亥豕之误

假定《正义》讹误，则十年之差为“三十二”讹为“四十二”；如果是《索隐》讹误，则为“三十八”讹为“二十八”。王国维说：

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以此观之，则史公生年，当为孝景中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

史籍中有大量二、三相讹的例证，而三、四相讹则很少。单就讲鲁鱼亥豕之讹，王国维的方法成立。但数字的写法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汉唐时期“二十”“三十”“四十”，一般作连体书，为“廿”“卅”“”。郭沫若指出，汉时簿书， “廿”“卅” “”这几个两位数字的连体书是殷周以来的老例，“都仅一笔之差，定不出谁容易，谁不容易来”①。袁传璋进一步指出，两位数字封口的连体书作“廿”“”“”，廿与相讹为近，与相讹为远。又， “”与“世”字的草书“”字形近， “”讹为“”，再讹为“四”。所以，古籍中“卅” “”相讹的例子很多，这也是事实。[1]

对此，徐朔方有如下评论：

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指出：“汉人写‘二十’作‘廿’，写‘三十’作‘卅’，写‘四十’作‘’。这是殷周以来的老例。如就廿与卅，卅与而言，都仅一笔之差，定不出谁容易，谁不容易来。”但是现在发生争论的并不是汉人的写本，而是唐代《索隐》的写本，王国维说“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这句话用来说明汉简，确实“都是一笔之差，定不出谁容易，谁不容易来”，但若用来说明唐代写本存在的问题，再考虑到《正义》对《索隐》原有修订补充的关系，王氏说法就不能轻易加以否定[2] 。

我们认为，徐氏的说法是中肯的。据程金造先生的考证，司马贞稍年长于张守节， 《索隐》早于《正义》20年问世，后出的《正义》对《索隐》有疏通、修订与补充的关系。张守节按语是依据《索隐》“年三十八”之文推断出来的， 《索隐》是在唐代以后流传中“三十八”讹为了“二十八”，王氏的常理说当然不能轻易加以否认了。

2.排比司马迁行年考证

如何论证《正义》与《索隐》的是非，最可靠的方法是找出司马迁行年的几个坐标点，进行行年排比，看哪一个生年最合理，不要在任何后人举证的孤证上纠缠，这才是科学的论证方法。王国维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就是从行年研究入手的。他的论文初名《太史公系年考略》，过了七八年改名《太史公行年考》重新发表，将“系年”改“行年”，一字之差，确有极大深意。“系年”就是编年，做年谱，“行年”强调其人生轨迹的经历。王国维排比行年方法的具体运用，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三）逻辑严密

赵光贤驳难王国维，怎么能把张守节来历不明的说法凌驾于有最高价值的《博物志》原始材料之上呢？这正是王国维识见高人一筹的地方，不是表面上看谁有据，谁无据，而是发现《索隐》说与司马迁行年不相符，于是用严密的逻辑推论出《正义》与《索隐》同源。因为按语是结论，它必有前提，必有所依，或是赞同，或是补充，或是驳难。《正义》按语是一种赞同语，但数据不同，所以结论是数字讹误。

三、郭沫若、李长之主张司马迁生年为前135年说无一考据

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举证三条驳难王说，李长之《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举证十条以立其说。郭、李两文以主观认定当事实，以推论代考据，不足为信。对郭、李两文的考据，分述于次。

（一）郭文驳难王说，举证三条，皆有辨无考，不能成立

郭文第一条用汉简记录数字连体书写的殷周老例，驳难王国维的常理说，虎头蛇尾，无果而终。郭文说：

汉人写“二十”作“廿”，写“三十”作“卅”，写“四十”作“”。这是殷周以来的老例。如就廿与卅，卅与而言，都仅一笔之差，定不出谁容易，谁不容易来。

既然定不出谁优谁劣，必然的逻辑，《索隐》与《正义》在天平的两端是平衡的，在理论上，《索隐》与《正义》都有可能发生讹误，到底是谁家讹误要做考证，拿出证据。郭文拿不出考证，效法李文，金蝉脱壳，笔锋一转：“因此，这第一个证据便完全动摇了。”此指王国维说《索隐》 “三十八”讹为“二十八”完全动摇了。岂止“动摇”，而且是“完全”的动摇。请问：证据在哪里？答曰：没有。

郭文第二条，未加考证就主观认定“年十岁诵古文”，即是向孔安国问故，证明司马迁晚生十年，正好与王国维说迁年二十问故于孔安国吻合。这也是未做考证的主观认定，取巧借力王国维之说以立说，王错，郭亦错，是没有价值的。

郭文第三条说，董仲舒元朔、元狩间已家居广川，司马迁向董仲舒学习不知在何处， “在京有可能，在广川也有可能”， “年幼时曾见董仲舒”，“如在广川，那就更晚几年（按：指司马迁十七八更晚几年）也没有问题了”。郭文用此以驳难王国维司马迁年十七八向董仲舒学习。此处仍未见郭文有任何考证，而且十分有趣，郭文承袭王国维的错误以驳王国维。董仲舒晚年家居茂陵， 《汉书·董仲舒传》鲜明记载“家徙茂陵”，王氏、郭氏均不察，可证郭文匆忙草就。郭文的第二、第三两条驳难是典型的文字游戏，与司马迁生年的考证几乎没有关系。

司马迁向孔安国问故，向董仲舒学习，在二十岁南游归来的二十三四至二十七八岁之时，当元朔末至元狩间[3] 。王国维并未说，司马迁年十岁向孔安国问故，但说“年十岁随父在京师诵古文”， “年二十左右向孔安国问故”，见董仲舒“亦当在十七八以前”，也是以推论代考据，是不成立的。郭文借势辩驳，亦未做考证，当然不成立。考证是一个用力勤而细致的功夫，无论王国维还是郭沫若，用力不到也必然漏洞百出，此可以为考证工作者戒。

郭文开篇用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补充了十条居延汉简，证明《索隐》所引《博物志》为“最可信之史料”，可以肯定这是有价值的，但对于考证司马迁的生年没有超出王国维一步，它只是给人一个印象，王氏考证“证据不够”，为自己紧接的三条驳难做铺垫。而郭文的三条驳难，只是给读者造成一个错觉，似乎有三条考证，三条证据，其实哪一条都不是。

（二）李文十证，亦无一考据

李文发表未受社会关注，由于郭文引为奥援，才声名鹊起。陈曦教授撰有专论： 《李长之关于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举证十条无一考据》[4] ，对李文已作了逐条解读，本文不再重复，这里仅对影响最大的第一条“早失二亲说”与第四条“空白说”略做述评。

1.李文第一条“早失二亲说”

郭、李两文均声称， 26 岁死父亲可以说“早失” ， 36 岁死父亲不可说“早失” 。这一条如果成立，只是一个论点，为什么26岁可以说“早” ，三十六岁不能说“早”，要做考证来说明。李长之未做考证，放了一个烟幕，说“他（指司马迁）决不能把父母是否早死也弄不清楚”，偷换概念，转移视线，避开了回答“早失二亲” ，把待证的论点，偷换成了证明前135年说的证据。郭沫若称其为驳难王国维的“致命伤”，真是莫名其妙。

“早失二亲”，断章取义可以有多种解释。按常规，这个句子不添加字解释，主语为二亲，即“二亲早失”，指双亲走得早，为了突出“早失”而倒装。双亲走得早，又可以有三种意义。一是双亲走得早，当儿子的没有尽孝，感到失落；二是双亲走得早，儿子很孤独；三是双亲早已走了，儿子已无牵挂。视语法环境确定其义，或语义双关，三者皆有，《报任安书》正是如此。如果“早失二亲”为无主语句，添加说话人为主语，即“仆早失二亲”，主语承上省，指年纪轻轻就失去了双亲。有人形容汉语是一种飘动的语言，词性可以活用，在不同的语法环境就有不同的解释，但语法环境确定了就只能有一种解释。 《报任安书》中的“早失二亲”，前后共是五句话，连贯起来只能是一种解释，指双亲走得早。让我们共同来分析。

《报任安书》云：“今仆不幸，早失二亲，无兄弟之亲，孤身独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哉？”

语译如下：

现在我很不幸，父母早已死了，又没有兄弟，孤独只身，少卿，你看我是一个怀恋妻子、孩子的人吗？

司马迁遭遇不测，交游莫救，左右不为一言，没有了父母兄弟，身边无一个亲人可诉衷肠，感到十分孤独。这也好，我如果以死抗争，也没有父母兄弟的牵挂，难道我是一个留恋妻子、孩子而丧失大义的人吗？在这一语法环境中，“早失二亲”只能有一个解释，指双亲走得早。按王国维说，《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四年，上距司马谈离世的元封元年是十八年；如果按清赵翼说作于征和二年，则上距元封元年是二十年，当然可以说“早失”，这与“三十六岁”或“二十六岁”有何干系？

郭沫若、李长之不顾语法环境，断章取义“早失二亲”，在他们的笔下成了年纪轻轻失去父母，按这一解释，愈是年幼愈是孤苦，当然“二十六岁”比“三十六岁”更贴近情理。但在古代讲究礼制的社会，如果儿子比父母走得早，即便是六十、七十、八十都可以说“早失”。抛开父子关系，一个有作为而未尽天年的人死得早令人惋惜，多大年岁是一个界限呢？“颜渊早夭” ，一说颜渊死时32岁，一说42岁，无论哪一说均已超过26岁。 20世纪50年代中的大讨论，郑鹤声、程金造就以此驳难郭沫若、李长之的“早失二亲说”不成立。于是又有前135年说后继论者出，一个争辩说，郭、李说的是“早失二亲” ，郑、程讲的是“儿子早失” ，偷换了概念[5] 。由于古代文献找不到“早失二亲”为年纪轻轻死了父母的解说例证，郑、程不得已从礼制中替郭、李找依据，反向说为证，这不叫偷换概念。又一个后继论者说，古人称“三十而立”， “二十六”未到而立之年可以说“早”； “三十六”已过而立之年就不可说“早”[6] 。只可惜这一雄辩是前135年说后继论者的附会，不是《报任安书》要表达的意思。

本文不惜笔墨分析“早失二亲”，因为这是郭沫若驳难王国维拿得出手的唯一论据，并声称是王国维的“致命伤”；同时还是李文十条的第一条论据，又是前135年说后继论者津津乐道的论据，必须说透。在此还有两点补充。第一点，郑鹤声、程金造两人的驳论就事论事，没有抓住要害。以年纪轻轻失去双亲来解释“早失二亲”是郭、李断章取义的强加，是一种错误的解读，这才是要害。这就是本文的第二点补充：有意错解，至少李长之是有意错解。证据在哪里？证据就在李文同一条的偷换概念中。李文第一条的全文如下：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明明说： “早失二亲。”（据《汉书》）如果生于前145年，则司马谈死时，迁已经三十六岁，说不上早。他决不能把父母是否早死也弄不清楚。假若生于前135年，迁那时便是二十六，却才说得过去。

36岁死父亲， “说不上早” ， 26岁死父亲， “却才说得过去” ，这是指年纪轻轻死了父亲，什么年龄可以说“早”，什么年龄不可以说“早”， “早”与“不早”主体指说话人。 “他决不能把父母早死也弄不清楚”，这一句的“早”与“不早”，主体是指死者，即父母离去时间的长短。这一句才是正解，说明李长之是读懂了“早失二亲”的。“早失”的两种概念，即两种解释是不兼容的，李长之是作文高手，他巧妙地用文字连接起来，偷换概念，仿佛成了一条证据。这里我们要回答李长之：你读懂的意思，根本就不是司马迁的。郭沫若援引李文，斩钉截铁地说，这一证据是王国维的“致命伤”，郭氏是误读“早失二亲”而援引，还是有意而援引，那就不得而知了。

2.李文的第四条“空白说”

此条“空白说”最受前135年说后继论者的追捧，李文是怎么讲的呢？李文说：

如果照郑鹤声的《年谱》 （他也是主张生于前145的） ，司马迁在元朔五年（前124年）仕为郎中，一直到元封元年（前110年） ，前后一共是十五年，难道除了在元鼎六年（前111年）奉使巴蜀滇中以外，一点事情也没有吗？这十几年的空白光阴恐怕就是由于多推算了十年而造出的。

司马迁写历史人物传记，不是开履历表，不是记流水账，而只写每个历史人物的重要言行，只写大事，突出重点。《太史公自序》着重写司马迁父子怎样写《史记》，对司马谈出仕三十年，只用了一句话概括“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然后倒叙又只写了与做史有关的三件事： 《论六家要旨》、培养司马迁、临终遗命。不只是司马迁，二十四史都是这个写法，如果按照李长之逐年对照无空白的读史方法，二十四史个个人物都有空白。再说，历史人物不是个体孤立的活动，而是群体交际，人物传记详于此、略于彼，此处未写不等于是空白，这都是常识。只是不愿去做艰苦的考证，或是有意删略他的考证，为了某种目的而制造“空白”说。李文在结束时说，《史记》是一部充满浪漫色彩的诗史，应当出自一个“血气方刚，精力弥漫的壮年人”之手，年龄应当在“三十二岁到四十几岁”，不能是“四十二岁到五十几岁”， “那是一部成人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李氏要司马迁晚生十年，而又要司马迁早死，一生只活了四十二岁的原因吧。《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由于它以人物为中心述史，才兼及文学。《史记》定位，第一是历史学，第二才是文学。文学创作可以产生神童作家，而历史记述要博闻强记许多历史知识，不假以时日，创作不出伟大的历史著作。本文前面说到王国维、郭沫若两位大学者，用力不到位，写一篇论文都要漏洞百出，遑论恢宏论著。 《史记》《汉书》都是父子两代人的结晶，古今中外伟大的历史著作未闻产自青年学者之手。李文说《史记》只能出自一个“血气方刚，精力弥漫的壮年人”之手，那么司马谈发凡起例，三十年的做史到哪里去了？可以说，李长之的考证目的是一种浪漫的奇思妙想，于是，“空白说”也就这般地幻想出来了。

李文的“空白说”不能成立，有施丁[7]和笔者[3]两人的考证，自元朔三年南游至元封元年奉使还报命，即公元前126至公元前110年之间17年，司马迁行年有如下内容：

元朔三年（前126） ，开始南游；

元朔五年（前124，张说）或元狩元年（前126，施说） ，此年左右， “过梁楚以归”。

元朔末至元狩五年，司马迁二十三四至二十七八，问故于孔安国，受学于董仲舒。

元狩五年（前118）， “仕为郎中”， “入寿宫侍祠神语”。

元鼎五年（前112），扈从武帝， “西至空桐”。

元鼎六年（前111），此年春， “奉使西征”。

元封元年（前110）， “还报命。”

如上考证，根本不存在的“空白说” ，却受到众多前135年说论者的追捧，包括赵光贤、袁传璋、赵生群等若干后继论者。不过，他们在文章中绝口不提“空白说” ，变换形式长篇大论演绎“空白说” 。后继论者以20世纪50年代赵光贤教授为先导， 21世纪以袁传璋教授用力最勤并在“于是”二字上大做文章，立足于字缝中做考证，亦一奇也。袁传璋解“于是”为介词，指“就在此时”，谓司马迁南游归来不久就“仕为郎中”。按： “于是”当解为连词，即今汉语之“于是”，作文言解应释为“在这之后”，指司马迁南游归来之后，值得大写的事件是“仕为郎中”，前后两者相隔数年不是空白，是史笔的略写。“仕为郎中”要做考证。王国维说“其年无考，何自为郎，亦不可考”，有些难度，但并非不可考，施丁考证“仕为郎中”在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司马迁28岁。迎难而上，乃治学严谨之态度，玩文字游戏是不能代替史实的。李文的其他八条，更加空洞以猜想为说，背离已知推未知的原则，转换笔锋用语是“假若”“看口气，也很像”“似乎”“宛然是”“但我想”“的确可能”，云云，详见陈曦评述文章的逐条解读，兹不赘述。

四、排比行年是考证司马迁生年唯一正确的方法

司马迁生年由于《索隐》《正义》两说并存，具有同等权威，因此两说推导的生年均为假说，需要求证落实，也就是《索隐》《正义》两说都是待证的“果” ，而不能作为推证生年已知的“因” 。这一原则，当今力主前135年说论者袁传璋、赵生群均认可①，成为论争双方的共识。在没有找到直接的材料之前，只依据现有文献资料，排比行年是验证司马迁生年唯一正确的方法。具体说，就是通过考证，尽可能找出有关司马迁行年的资料或行年线索，然后串联起来验证依据《索隐》《正义》推导的两个生年假说，哪一个合于司马迁自述的行年轨迹，就确定哪一个为司马迁的生年。是否遵循以上原则，是检验前135年说与前145年说谁是谁非的试金石。

（一）排比司马迁行年的考证原则

排比行年考证司马迁生年，是一种推理考证。推论的要点有三：一是由已知推未知，切忌用未知的假设推未知，“我猜想”是最无稽的假设，要杜绝；二是推理要符合逻辑，切忌诡辩与因果循环互证；三是推理论据要有多条，孤证不立。王国维的常理说，尽管有大量的历史依据，也是孤证不立。

排比的司马迁行年，要运用考证的方法转化未知为已知。已知的行年资料如果既有确切的纪年，又有司马迁年岁，只要有一条，就可推知司马迁生年。《索隐》引据的《博物志》与《正义》按语，这两条原始资料就是标准的行年基准点。所谓“基准点”，就是“地标”，用以指示“地理位置”。行年基准点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指有确切年代的行年定位点，有了它就可推知生年或卒年。 《索隐》《正义》两个行年基准点，郭沫若与王国维各据一个推定了司马迁的生年，由于两个基准点定位不同而并存，所以推定的生年成为了待证的假说。反过来说， 《索隐》《正义》两个行年基准点的价值就是推出假说以待证，而不能单独用于推导司马迁的生年，否则，就是因果循环互论，袁传璋、赵生群两人均赞同此原则，但两人在考证中最为得意之作，均又违背这一原则，所以不得不在此详解司马迁的行年基准点。

袁传璋《从书体演变角度论〈索隐〉〈正义〉的十年之差——兼为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说补证》 [1] ，洋洋二万余言，论证十年之差廿与卅相讹于理为远，卅与相讹于理为近，以为这就证明了《索隐》说。赵生群《从〈正义〉佚文考定司马迁生年》 [8] ，从明代王应麟《玉海》卷四十六发现《史记正义》亦引《博物志》云： “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于是信心满满以为找到了铁证，亦认为已经证明了《索隐》。袁、赵两人只是证明了《索隐》所引的“年二十八”不误，没有任何考据证明张守节按语有误，也没有任何考据证明《索隐》的“年二十八”不误，仍然回到了假说的原点，什么也没有证明。尤其是赵生群引据的《玉海》更是断章取义，误导读者以为他找到了原始资料，其实是第三手、第四手乃至第五手的转引资料，正确性值得怀疑。查《玉海》卷四十六，王应麟在自己撰述的《汉史记》条下，引录《史记正义》曰云云，而删除了张守节按语，正如易平所说王应麟的做法，只能是“将这条《正义》佚文的史料价值降低到只能说明《索隐》引言正确无误，仅此而已” [9] 。按逻辑推断，如果《玉海》所引《史记正义》佚文是真实的，恰恰是张守节在驳正《博物志》，也就是驳正《索隐》，那么张守节按语必另有所据。由于三家注合刻删除了依据，又由于王应麟转述将张守节按语一并删除，则《正义》的驳难依据也就无考，但不能说无据。依王国维说，《博物志》原文作“年三十八”， 《索隐》错为“年二十八”；程金造说， 《博物志》《索隐》均为“年三十八”，不误， 《正义》据此推断为“年四十二”，也不误。十年之差是《索隐》在唐以后流传中导致数字讹误。《玉海》是唐以后，晚至明代，材料转引四五手，岂不验证了程金造的考证？总之，单独在《正义》《索隐》数字的讹误上纠缠不清，永无定论，但也不能把一个伟大历史人物的生年永远两说并存。依据现有史料，特别是司马迁自己写的行年资料，可以推定他的生年。也就是说，排比司马迁行年，验证司马迁的生年这一考证方法，是绕不开的①。

《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可以视为司马迁自传，虽然失载生年，却留下了行年线索，通过考证找到行年关节点，然后串联行年关节点用以推论验证前135年与前145年两个假说，从而确定司马迁的生年。行年关节点，就是把握司马迁行年中几个关键的时间、空间节点，用考证方法把行年线索转为确切已知的纪年或年岁时段，然后串联若干个行年关节点，就可代替行年基准点，由已知推未知了。

《太史公自序》云：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报任安书》云：

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馀年矣。

这两段话，提供了九个行年关节点，即： （1）迁生龙门； （2）耕牧河山之阳； （3）年十岁诵古文； （4）二十南游； （5）于是迁仕为郎中； （6）奉使西征巴蜀以南； （7）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 （8） 《报任安书》作年；（9）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 （10）《索隐》所引《博物志》提供的“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表示“迁生龙门”的司马迁“家徙茂陵”，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行年关节点。

上述行年关节点，只有第（7）项， “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有准确的时间，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套入两个假说的生年，前135年说，是年司马迁26岁；套入前145年说，是年司马迁36岁。比较这两个年龄段，司马迁是青年奉使，还是中年奉使，无法判断。进一步追问，奉使背景是什么？据王国维考证， 《汉书·武帝记》元鼎五年，公元前112 年，冬十月，司马迁扈从武帝“行幸雍，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这一年的年中在夏四月①南越王吕嘉反，汉武帝派出五路大军征讨，其中一路巴蜀之军由驰义侯率领从犍为郡出发讨南越，遭到在今贵州境内的且兰君阻击，未能与其他四路讨越军会师番禺（南越都，今广州市）。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东巡，至左邑桐乡，传来南越已破的消息，汉武帝升左邑桐乡为县，改名为闻喜县，这就是今山西省的闻喜县。春正月，汉武帝巡行至汲新中乡，吕嘉的人头传至，汉武帝又提升汲新中乡为获嘉县。此时又传来负面消息，巴蜀兵受阻，汉武帝立即派出钦差大臣即司马迁为郎中将②，其使命是监军征讨，并设郡置吏。此为第（6）项行年关节点“奉使西征巴蜀以南” ，确知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2年春正月。西南夷平定设置了七个郡，司马迁还报命要追上汉武帝封禅泰山，告命上天庆成功，故见父于河洛，已是元鼎七年，公元前110年夏四月。五月封禅泰山后改元为元封元年。通过司马迁奉使西征从元鼎六年春正月至元鼎七年夏四月，历时一年又四个月。考定这一背景要详读《汉书·武帝纪》 《史记·西南夷列传》，对照《太史公自序》与《司马相如列传》，是一个艰苦的论证过程。考明这一背景，再与第（4）项时间关节点“二十南游”串联，就可以推论，中年36岁司马迁比青年26岁司马迁奉使更为靠谱，因为二十南游当有数年之久，回归京师“仕为郎中”要等待机会，扈从武帝历练数年才可为钦差大臣，这才合于情理，若26岁的司马迁为钦差，他就是十分有幸而少见的少年得志，就不会在《报任安书》中有“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的牢骚了。

上文考证是一个举例。还有八项行年关节点，要一一做考证，尽可能找出更多的行年关节点的准确年代，作为已知的“因”，用以推论司马迁生年，就可以一步一步逼近司马迁确切的生年，即所要求证的“果” 。第（1）项“迁生龙门”，这一行年关节点即司马迁生年，是所要求证的“果”，不是推论的“因”。但是与第（2）项“耕牧河山之阳”与第（10）项“家徙茂陵”串联，就可考证出“家徙茂陵”确切的司马迁行年时间段，即“耕牧河山之阳”的时间段，所以考证第（10）项“家徙茂陵”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关节点。第（3）项“年十岁诵古文”，指司马迁天资聪慧，学习条件好， 10岁就能读古文书，与司马迁生年没有关系，应排除在行年关节点的考证之中，纠缠于“十岁诵古文”的考证，别有用意，乃是伪考。第（4）项“二十南游江淮”，包含南游时间点，以及游历时间段，双方绝大多数论者的共识认为至少两三年，个别论者推断最短一年，最长五年①，均可不论。还有四个时间关节点，即第（5）项“于是迁仕为郎中”，第（8）项《报任安书》作年，第（9）项“得待罪辇毂下二十馀年”，第（10）项“家徙茂陵”，均为极重要的时间关节点，成为能不能准确推知司马迁生年的要件。

综上分析， “家徙茂陵”“仕为郎中”“《报任安书》作年”“待罪辇毂下二十馀年”四个行年关节点必须考据，任何拍脑袋的想当然，即为伪考伪证。

支持王说与郭说双方的论者，最大区别点就在于王说论者，即前145年说论者用考据文献做结论；郭说论者，即前135年说论者咬文嚼字想当然做结论。下面分别对前145年说论者与前135年说论者的论据，做出具体分析，是非自然分明。

（二）司马迁生年前145年论者的考据

1.对“家徙茂陵”之考证

《汉书·武帝纪》元朔二年“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这是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献计，以达“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①的目的。郭解、董仲舒家徙茂陵，就在这一年。此是国家行为，为今皇帝寿陵置邑，大规模移民。程金造以司马迁见郭解证明司马迁也是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家徙茂陵的。[10]前135说论者亦多从此说。

将第（1）项“迁生龙门”、第（2）项耕牧河山之阳，与此第（10）项“家徙茂陵”三项时间关节点串联，套入司马迁生年前135年说，司马迁9岁家徙茂陵，套入生年前145年说，则司马迁19岁家徙茂陵。也就是说，按145年说，司马迁少年时代19岁以前耕牧河山之阳，合情入理；按135年说，司马迁9岁前蒙童耕牧河山之阳，实属荒诞。又，司马迁年十九家徙茂陵，二十南游，则司马迁问学于董仲舒，问故于孔安国，是在南游归来的二十三四岁到二十七八岁之间，与董仲舒、孔安国在京时间相符合。董仲舒大体死于元狩五年，按145年说，司马迁年28岁，元狩六年孔安国出为临淮太守，司马迁年29岁。

李长之十条之八也以司马迁见郭解为前135年说之一证。李长之说，郭解元朔二年被杀，死前到夏阳安置外祖家老小，这一年司马迁9岁见郭解，若是19岁就没有见郭解的机会。 《游侠列传》记载：

及徙豪富茂陵也……（轵）人杨季主子为县掾，举徙解。解兄子断杨掾头。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

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已又杀杨季主。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夏阳，身至临晋。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关，久之，乃得解，遂族郭解翁伯。

郭解入关，动静很大，关中贤豪知与不知，争着与郭解交朋友，司马迁也当是在关中，即茂陵见郭解。当郭解被仇家告发，他成了一个被通缉的在逃犯，是偷偷摸摸安置母亲及其外祖到夏阳的，又是冒名混出了临晋关，怎会被一个九岁小孩所知？一个“解亡”，一个“解冒”，这样显赫的字眼被李长之忽略了，其漠视事实竟如此。

2.对“仕为郎中”之考证

施丁考证司马迁“仕为郎中”在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司马迁28岁。根据有二：其一，《封禅书》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寿宫，元狩五年置， “入寿宫侍祠神语” ，乃元狩五年事。其二，据《田叔列传》禇补和《卫将军骠骑列传》及《三王世家》，司马迁的两位好友任安、田仁，元狩四年尚为卫将军舍人，而任安元狩六年已是太子少傅。可见，任安与田仁是在元狩五年仕为郎中。两人为郎，是少府赵禹奉武帝之命到大将军府选取才俊为郎。郎官无定员，但也不是年年岁岁随时入仕为郎。从赵禹选郎严苛的要求来看，元狩五年是较大规模的选郎，司马迁赶上这个机会，应当在元狩五年入仕为郎。

3.《报任安书》作年与“侍罪辇毂下二十馀年”

由于“二十一”到“二十九”均可称“二十馀”，又由于《报任安书》有三种说法： “太始元年”“太始四年”“征和二年”，三说又有六年之差，所以这两个时间点关联有很大争议。不过，王国维的太始四年说与清代赵翼的征和二年说只有两年之差，这两个时间点关联只用于验证“仕为郎中”的年代是否可信，仍然是推导司马迁生年的重要参考数据。

（三）司马迁生年前135年说论者的论据

前135年说论者之源是郭沫若、李长之两人，他们的立论无一考据，前文已述及，姑且名之为文学虚构考证法。前135年说后继论者为流，大都继承了郭、李二氏之法。代表论者， 20世纪50年代有王达津、赵光贤， 80年代有吴汝煜、苏诚鉴， 2000年前后有袁传璋、赵生群等。

王达津、赵光贤两位学者十分强调史料的运用，极为重视考据。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两位学者却违背了正确的考证原则，仍用拍脑袋方式考证，只不过有别于李长之的“我想”，而引用了许多不相干的史料障人眼目罢了。司马迁自己在《报任安书》中十分明白地写了“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也就是得到恩荫而“仕为郎中”，王达津无中生有引据不相干史料考证说，司马迁为博士弟子，元狩六年随博士褚大或徐偃等循行天下，积劳而“仕为郎中”。褚大循行在元狩六年，王先生改为元鼎元年，争辩说，诏书下达在元狩六年，出行在第二年元鼎元年，是年司马迁20岁，上推生年在公元前135年。还说司马迁当年出巡，当年归来就“仕为郎中” ，用以填补李长之的空白说。赵光贤也认为，司马迁出游与出仕在同一年，直接标明，若不这样就有十余年的空白漏洞。[11]

苏诚鉴的《司马迁行年三事考辨》[12] ，也将司马迁“二十南游”与元狩六年褚大等六人“循行天下”这两件历史事件相关联，其方法是：“要确定此次行动，可试先选定司马迁生年是武帝建元六年。”既然是“试先”选定的，也就是有待证明的。可是，苏文在论证过程中把假定的建元六年当作了已知的因，以因推果，以果证因，陷入了循环的因果互证中。按建元六年计，至元狩六年为19岁，而不是20岁。苏先生争辩说，此“取其成数而言”。王达津则说，元狩六年下达诏令，元鼎元年成行。由此可知，前135年说论者的推论证据，原来是不讲求严格依据事实的。

吴汝煜《论司马迁生年及与此有关的问题》[13]列举十条数字相讹，欲达两个目的：一是论证十年之差是卄、卅、这几个数字连体造成的，不是二、三相讹；二是用三、四相讹推倒王国维的常理说。张大可在《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之新证评析》[14]一文中回应称：

总上十例（指吴文十例），第①例《正义》引书纪异；第②⑤⑩三例显系传写夺误；第⑥⑦两例《正义》不误，吴文自误；第⑧例《正义》误引。以上七例都与数字的讹误无关。只有第③④⑨三例存在数字讹误，均为“”与“卅”相讹，以及“二”与“三”相讹，并无“四”与“三”相讹之例。从这个分析中，可以说，吴文的引例，非始料所及地再次证明了王国维的立论基石，司马迁生年的十年之差为传抄流传中数字讹误造成，从而进一步推倒建元六年说论者的数字不讹说。

吴汝煜的新证反而对王说有利。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任何一种立说都可以找到若干事例，因此孤证不立，这就是司马迁生年纷争不绝的原因。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最基本的事实是不能改变的。史籍中数字讹误大量存在，而《正义》与《索隐》引据同源，两者不论是谁若发生差错，必是流传中数字讹误所致，所以王国维的立论基石是科学的，牢不可破。史籍中“二、三、四”与“廿、卅、”都互相发生讹误，事实俱在，任何举证推翻数字讹误说的尝试，都将是徒劳的。可以说，王国维“数字讹误说”的立论基石是不可辩驳的。

袁传璋、赵生群两人不仅撰写了十余篇论文，还出版了专论，用力至勤，本文只能说其主干，细枝末节从略。

综观袁、赵两人的文章，虽然篇幅大，引证的资料也不少，可能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被前135年说这片先入为主之叶遮挡，求证以符合主观，即使是史实泰山般横在眼前也看不见。他们两人考论的主干并没有跳出李长之设定的十论范围，尤其是二人陷入“空白说”不能自拔，两人都在“于是”两个字上做文章，解“于是”为介词“就在此时”，其实是一个误解。 “于是”，在《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回顾青少年时期成长过程的那段文字中做连词用，就应该解释为“于是”，或“在这之后”，表示前后事件相连，并不指代时间长短。袁传璋先生用误解来缩短司马迁的十岁生年，并且说：

我们对司马迁的移居茂陵、从学问故、壮游入仕、友朋交往等方面的行迹做了一番认真的清理之后，发现确乎是早生十年（景帝中五年丙申，前145）则纰漏丛生，而晚生十年（武帝建元六年丙午，前135）则百事皆通。[15]

袁先生对司马迁行年的考证，在与生年没有多少关系的“年十岁诵古文”上用了不少笔墨，只有夸示考证功力之效，而无助于建元六年说的证明。袁先生为了弥合晚生十年的“纰漏丛生”，把司马迁元狩五年与田仁、任安同年出仕为郎，延后一至三年，说赵禹入卫将军府选郎，奉诏在元鼎元年，此乃无据是编造。按袁先生的安排，司马迁9岁家徙茂陵， 10岁在父亲指导下诵古文， 12岁问故于孔安国， 14岁向董仲舒学习， 20岁在元鼎元年出游，都是想当然的安排，没有考证依据。孔安国、董仲舒不是小学教师，乃国家级大师，天子顾问，教授十几岁的少年，岂非天方夜谭？袁先生的考证功力都下在那些细枝末节或不关痛痒的地方，如“十岁诵古文”，与推定生年毫不相干。袁先生把《报任安书》的作年定为司马迁的行年基准点就大错特错。其一，《报任安书》有三种纪年争论，王国维定在太始四年，清代赵翼定在征和二年，施丁定在太始元年，袁先生选定的征和二年坐标点根本不成立。就算他成立，但设有司马迁的年岁，无法推定生年。又“待罪辇毂下二十馀年”，理论上“二十一”到“二十九”都可称“二十余”，所以时间段也不确立，何为“基准”？ 《报任安书》作年与“待罪辇毂下二十馀年”两者串联，可以作为大致检验“仕为郎中”年代的参数，却有七八年的误差（即21到29），作为行年关节点都排不到第一、第二位，怎么能做“基准点”？错误的基准点只是有利于“想当然”的考证安排。将袁先生的行年考证安排与李长之的“空白说”一对照就真相大白了。

袁先生用力甚勤，是值得尊敬的长者。但先入为主的考证，把自己也把受影响的前135年说后继者带错了方向。近年来，更出现了一些离奇的考证方法。最主要有两种分说于次。

（1）蒙童加减法论证。说什么司马迁二十南游，游历三年，为二十二岁，加一年二十三岁为郎中，加一年二十四岁奉使，加一年二十五岁还报命，是岁元封元年，加三年为元封三年与《索隐》“迁年二十八”相合，上推二十八年，司马迁生于前135年。[6]

（2）《太史公自序》写有生年说。持此说的论文计有： 《司马迁生年及其回乡葬父新证》《司马迁生年新证》《司马迁生年新证之旁证》《司马迁自叙生于建元年间》，立说依据是司马迁《自序》按时间顺序记事， “迁生龙门”写在“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的后面，因此，司马谈先做官后生子。司马谈既然出仕在建元年间，后生的儿子不能在建元年间之前，所以生于建元六年。看起来很有逻辑，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这几位前135年说后继论者是因袭李长之十条中的第5条，李长之为了拼凑十条，想当然说“看口气，也很像”司马谈先做官，后生儿子，这几位后继论者苦心孤诣找出了时间顺序记事为说。

依时间先后记事是写史的最基本方法，尤其是编年史，十分讲究时间定位，《资治通鉴》要求所书史料要严格嵌入相应的日、月、时、年、年号、君主、朝代的严密序列中。但由于历史是记载群体活动，一个事件涉及多个人物，多个方面，一支笔不能同时叙写多个方面，只能一件件、一桩桩来写，所以有倒叙、插叙、交叉纪事等手法。《太史公自序》就把“谈为太史公”这句话写在了“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的前面，因为前面叙写司马氏家世至司马谈为止，不得不如此写。再看“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这一句话写了司马谈一生为官三十年，然后倒回来记述司马谈三件大事，皆与做史关联：一是发表《论六家要旨》，二是培养司马迁，三是临终遗命司马迁。司马谈发凡起例，撰写《太史公书》即《史记》， 《论六家要旨》为述史宣言，当发表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这一年按前145年说，司马迁已经24岁，南游归来成为司马谈的助手了，即便按前135年说，司马迁也已14岁，耕牧在河山之阳。总之，试图从时间顺序记事找出《太史公自序》中记载有司马迁生年的论者，根本就没有读懂《自序》，遑论从中推断司马迁生年了。

五、司马迁行年表（王、郭两说对照）

司马迁行年表是将王国维、郭沫若两说百年论争发掘、发现司马迁行年坐标点列表对照。前135年说之司马迁，年10岁前蒙童耕牧， 18岁前问学于孔安国、董仲舒， 25岁奉使为钦差大臣，就这几个坐标点都不合情理，不能成立。前145年说，则为少年司马迁18岁前耕牧，二十二三岁南游归来后问学于孔安国、董仲舒，元狩五年28岁仕为郎中，经过六七年的历练，在35岁时奉使，不仅合情入理，均有文献考证支持，也可与公孙季功、董生、平原君子、冯遂、李广交游，而晚生十年的司马迁不可能与之交游，于是前135年说论者曰： “与之交游者乃老太史公司马谈。”这样的遁词如果成立的话，至少情理上已矮了三分。而见李广就不能推给司马谈了。李广死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出征前的元狩三年，前145年说的司马迁26岁，可以在京见李广，也可在之前的壮游中见李广，而按前135说的司马迁才年16岁，还在耕牧河山之阳，根本无法见李广。此外，如“待罪辇毂下二十馀年”时间关节点表中亦有鲜明显现。由是，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可为定论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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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易平.司马迁生年考证中的史料鉴别问题[N].光明日报， 2000-04-28.

[10] 程金造.从史记三家诠商榷司马迁生年[ M]//司马迁与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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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苏诚鉴.司马迁行事三年考辨[ M]//秦汉史论丛：第一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13] 吴汝煜.论司马迁生年及与此有关的问题[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2 （6）： 7-14.

[14] 张大可.评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之新证[J].求是学刊， 1984（2）： 83-89.

[15] 袁传璋.太史著作生平考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

（原载于《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