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思想研究
论司马迁精神
丁德科 马雅琴 梁建邦
（渭南师范学院，陕西 渭南714099）
什么是司马迁精神，或《史记》精神？研究使我们得出这样的观点，司马迁精神的核心，一言以蔽之：礼义一统！贯穿司马迁《史记》始终的是，反映礼义，赞颂礼义，树立礼义，建设礼义一统的国家。这是司马迁毕其一生探究、尽其一书追求的理想。为实现此理想，司马迁及其《史记》表现出这样的精神素养：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理性并辩证，尚古更崇实。本文试图考察研究司马迁精神，以请教大方之家。
一、铁肩担道义的致世信仰
史家传统的呼唤和时代精神的感召，使得司马迁坚持修撰《史记》，以铮铮铁肩担当历史与现实高度统一的伟大道义。这是司马迁精神首先且重要点所在，反映了司马迁《史记》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体现了司马迁作为史圣应有的崇高致世信仰。
司马迁“铁肩”何来？要担当什么“道义”？答案是：继承祖业，为国家百姓修史，这是史家传统赋予他的神圣使命与切实责任！不仅要对先秦时期的史学做系统总结，更要通过《史记》的写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汉书·司马迁传》）通过考究历史的发展演进，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寻求策略。
可见，司马迁撰写《史记》，为的是承担重大的道义：再现历史进程，总结历史成败兴盛的经验教训，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给出礼义一统的国家学说。这也是司马迁作为史家生命价值的体现。
礼义一统，是司马迁的崇高理想，是司马迁精神的核心。礼义一统学说，是司马迁对董仲舒思想观点的继承与发展。他摒弃了董仲舒的天命论、天人感应论的唯心倾向，以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为指导，提出礼义一统的国家学说，同时提出了建立巩固礼义一统国家的策略。
司马迁认为，礼义就是文明，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表现，是人和社会追求的目标；礼义一统，就是国家统一稳定，民族融合团结，社会运行有序，政治、经济、文化进步发展，国家持续走向富强文明。礼义是一统的核心，社会是礼义一统的社会，历史是礼义一统的进步和发展进程。具体来说，就是要在西汉社会政治生活中，恢复建立起礼义得以施行和遵守的机制和秩序：国家有仁德的君王，以及遵守礼义、忠诚能干的大臣和将领，施之以仁义政治；礼义得到广泛深入的施行和遵守，成为国家管理机制的运行规范，成为社会各阶级、阶层以至每个成员的自觉意识和品格修养，体现在集体和个体的行为中。如此这样的礼义一统，方能取得经济发展、文化进步、边防无事和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这是司马迁所期冀的社会。
司马迁的礼义一统思想，从源流上讲，远承孔子，近接《公羊》，既是对董仲舒观点的汲取与发展，又是对所处的西汉现实的认识和对汉以前中国历史的考量和分析。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述了秦始皇、汉武帝的功业，谴责了诸王叛乱的行径，反映了礼义一统思想。司马迁的礼义一统思想，还包含着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的思想，具体表现为民族一统思想，主要包括民族等列思想、中国境内各民族皆炎黄子孙等。首先，司马迁以卓越的史识，勇于打破“种别域殊”的民族偏见，把民族区域纳入统一的封建帝国版图之内来叙述，视各民族皆天子臣民，在《史记》中首创民族史传。其次，司马迁把当时中国各民族，无论华夏之邦，还是蛮夷之地，都作为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皆炎黄子孙，这一观念就奠基于《史记》。
司马迁推崇礼义，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他心目中，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司马迁领会到， 《春秋》明辨帝王与人事的准则和规律，区别是非好恶，揭示历史教训，使社会走上治理之路。“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史记·太史公自序》）很明显，礼义是关系社会伦理道德、臣僚生死、君王去留以至政权存亡的关键。司马迁在分析《春秋》旨义的同时，深刻阐明礼义的重要性。他将《礼书》列至《八书》的第一位，开篇即以“洋洋美德”对“礼”大加称赞。 “礼者，人道之极也。”说明礼对“人道”至关重要。
最重要的是，司马迁《史记》要揭示礼义一统是治国之本。在《酷吏列传》开篇，司马迁遵引孔子“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古训，提出“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的观点，阐述礼义较之法制必须率先而深入施行的重要性，礼义政策是基本的经常性措施，在潜移默化中发挥教化作用，是治本之举。而施行法制的法治，只是一定情况下才能运用的手段，是长远之策，但是，属辅助之策，只能治标。
司马迁坚持倡导在全社会树立礼义一统的核心价值观念。按照司马迁的观点，“礼”为奠定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和社会典章制度的重要基石，“仁”的观念促使统治者推行宽和慈厚的政策措施，并敦睦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实现社会和谐和国家统一。首先而重要的是，要广泛深入地实行以仁为本的礼义。司马迁通过汉文帝和汉武帝的对比，既阐明了“仁”是达到礼义一统的内质要素，“仁”是国家兴旺发达、百姓幸福的根本，并且力图倡导构建理想的礼义一统的社会政治模式：国家有一个像汉文帝这样仁德的君王，在国君周围有一批忠诚的大臣，遵循和履行礼治，工商业生产自由发展，国家不穷兵黩武，民众的劳役赋税负担合理，和睦和谐，幸福安康。
司马迁礼义一统的社会政治思想，具有鲜明、浓厚的时代特色：顺应中国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进而走向强盛的进程，强烈地表述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天下富裕、百姓幸福的愿望。具体地说，认为国家是整个阶级的国家，而不是帝王个人的私物，集中一切阶级中优秀人才的智慧为国家强盛尽力，反对帝王专断；一定程度地同情官吏的艰难、民众的疾苦，肯定社会成员为维护自己的生存利益采取的必要行动。这表现出，司马迁既要求维护地主阶级统治长治久安的愿望，又表述出他对官吏作为、民众生活的体贴关爱，他希望治理者和生存者能够很好地协调统一，以保持礼义一统国家社会的安定。这是大史学家观察处理事物的眼光，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
司马迁梳理考察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历史进程与兴衰成败，提出了建立和巩固礼义一统国家的策略，积极为西汉王朝探讨治国良策，为后来者提供借鉴。事实上，他强调国家和民族的统一融合，提倡以德治国，主张简政省刑，主张举贤任能，赞成适应时势进行变革，肯定正义战争等一系列建立和维护礼义一统社会的观点，对皇权统治者关注皇亲国戚以外的群体、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治国理政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妙笔著文章的处事作为
崇高的信仰使得司马迁以顽强的意志坚持立德、立言理想，他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联系，继续以如椽之笔写作《史记》，用如神之笔写出绝妙篇章，书谏当代，启迪后世，表现自己礼义一统的国家学说。“妙笔著文章”是司马迁实现礼义一统社会政治理想的重要途径，体现了司马迁作为文人的处事作为。
《史记》首创五体纪传通史体例，记载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气势恢宏，博大精深。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宗旨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究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是先秦以来“天人相分”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就是人，天就是天，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 “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探索历史发展、国家治乱盛衰的变化及其规律。 “成一家之言”，就是要写出一部自成体系的历史著作，阐明自己礼义一统的国家学说。所以《史记》五体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历史，又互相补充，组成完整、立体、宏阔、严密的有机整体，这种相互协调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通天人，贯通古今，反映了社会生活长卷总貌，显示出司马迁作为文学大家的卓越智慧和创新能力。
以人为主的史学叙事模式，是司马迁妙笔著文章的又一表现。历代的帝王将相、大小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说客、策士、刺客、游侠、隐士、商贾、卜者、俳优、女性等，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物，都栩栩如生地涌现在司马迁的笔端，古今人物、大小事件、社会万象，构成一幅鲜活生动、色彩斑斓、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人生百态，仁善友爱为上。《史记》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歌颂光明，赞扬真善美，阐明礼义一统国家学说之内涵，极大地扩大了所记载的人物类型。司马迁为人物立传，重在人物的社会作用与贡献。《五帝本纪》赞扬五帝宽厚爱民、举贤惩凶、教化天下、协和万邦的美德。《伯夷列传》为《史记》七十列传之首，开宗明义地高扬至善、至美、至刚的人性美，充满阳刚之气，崇高与悲壮俱在。《管晏列传》以对照笔法颂扬晏子知人荐贤的美德，展示仁善友爱的宗旨。《循吏列传》为春秋时期五位清官——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立类传，热情歌颂他们实行德治教化、造福于民的政绩。为社会底层人物立类传，更为难得的是为百姓匹夫且犯上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立《刺客列传》，歌颂正义、侠气、豪迈、不畏强暴、不惜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司马迁还记载众多女性的事迹，其中，登场的女性人物多达四百以上，个性突出、性格鲜明的有吕后、漂母、赵太后、王陵的母亲、卓文君、缇萦、聂嫈等。司马迁为下层人物立传，这是一种大胆的做法，充分体现出进步的思想观点和非凡的史学思想。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对黑暗现实的揭露，批判在社会进步和发展过程中背离礼义、损害仁德的丑恶行径，体现自己对美好政治、崇高形象的向往与憧憬。
《史记》人物传记具有极高的叙事艺术，这是司马迁妙笔著文章的第三个成就。首先，通过特异性故事情节和场面的描写，凸显历史人物的传奇风采。《越王勾践世家》中，勾践卧薪尝胆的情节，凸显勾践发愤图强的精神风貌；《淮阴侯列传》中，韩信胯下之辱、乞食漂母等情节，展示少年韩信能屈能伸、知恩必报、胸怀大志的大丈夫气魄；《留侯世家》中，张良遇黄石公、借箸发难、商山四皓等情节，传奇而多姿。《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惊险曲折，剑拔弩张，引人入胜。《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的画面，险象环生，惊心动魄。《淮阴侯列传》中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妙趣横生，极具戏剧性。其次，通过立体化写人记事的方法，全方位再现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特别表现仁善友爱为上的思想。《史记》叙写众多的历史人物，呈现出立体化的特点。从塑造人物的方法看，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使人物具有丰富性、复杂性；通过互见法，突出历史人物的主要特征。秦末反秦起义中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项羽，气质粗犷，性格豪迈不羁，具有勇武盖世的英雄气概和宁折不弯的骨气，同时，又刚愎自用，残暴凶狠，坑杀俘虏；对待自己的政敌和朋友，他仁慈和厚；面对美人虞姬，他是一个痴情男儿。正因为项羽性格的多面性、矛盾性，在他身上，体现着善与恶、美与丑、刚与柔的矛盾冲突。
司马迁写人叙事，富有感染力，充满强烈的感情色彩。他笔端有感情、字间涌激情，时而凄绝哀婉，时而奔放恣肆，读《史记》令人荡气回肠、如痴如醉。刘鹗云： “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 《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
韩兆琦先生指出：“整部《史记》是一首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是司马迁用整个生命谱写的一篇饱含着全部血泪的悲愤诗。” 《史记》各篇传记，抒发感情的形式丰富多彩，有的通篇借古抒情，有的夹叙夹议，有的引入精美的诗歌谚语，有的以“太史公曰”的形式。无论作者采用何种方式抒情，都渗透着对社会的关注，对礼义一统国家学说的思考构建与向往期冀。
《史记》最能鲜明、集中表达司马迁激情的是议论。《史记》议论通常有三种形式：篇前序论、篇末论赞（即“太史公曰”）、篇中夹叙夹议。据笔者统计， 《史记》全书有序论的篇目有23篇，论赞的篇目有106篇，夹叙夹议的篇目有7篇。这些议论和主体部分的叙事、抒情完美结合，使作者的激情得以挥洒，人生理想得以表达。序论，宣泄激情，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论赞，深化褒扬批评的主题。援引诗歌谣谚表达激情，是《史记》抒情的又一途径。司马迁大量引用诗歌、谚语、歌谣，既为《史记》增添了诗的韵味，也传达出作者的爱憎激情，突出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对真善美的向往。言亡不言、不言而言，是司马迁叙事抒情的又一“史笔之妙”。司马迁善于把情感和观点蕴含在关于人物和事件的叙述中。 《吕太后本纪》真实记载吕后对戚夫人的残害：“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辉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看似客观叙事，字里行间却涌动着对吕后惨绝人寰、阴险毒辣行径的强烈愤慨之情，从相反角度呼唤礼义、仁德。
三、理性并辩证的哲人思维特质
“理性并辩证”，概括的是司马迁《史记》认识分析事物的思维特征与方法。一部《史记》，凝聚着司马迁的旷世智慧，也反映了司马迁的哲人思维。司马迁开创以写人物事件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体例，忠于史实，传承古代思想文化的理性精神和“有对”之学的辩证思维方法，放眼历史长河，冷静、客观地认识分析相关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包括背景、原因、经过及其作用、经验教训，对后世的影响和启示等一系列问题，不仅记载了历史，更表现了有史以来的中华人文精神，体现了司马迁作为史家哲人的思维特质。
纪传体通史充分体现司马迁《史记》的整体、系统思维特征。司马迁《史记》对其记事规模、体裁、体例、结构、选材、篇章立意等方面进行了睿智把握。《史记》以前的史书，体例或为国别体，或为编年体。内容或以记言为主，或以记事为主，为记言体，为记事体。这些体裁、体例在记载人物活动，或记载事件上都存在一定局限。司马迁创立的《史记》纪传体，则能使作者笔下的人物活动和事件记叙在时间上相互联系、空间上大大扩展，作者可以从容不迫地写人物在不同时空的一系列事件和细节；可以通过多个侧面来写人物，写出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使人物由平面化转向立体化；可以使不同时空的人物相对集中，使事件情节更加紧凑。这样，使《史记》在通过人物事件来再现历史方面有了更大的自由。
重视史实和人物的历史作用的修史理念，展现了司马迁《史记》的理性思维特征。作为一部通史，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上下三千年历史的撰述，并不是平均用力或随心所欲的，他有着明确重视史实和人物历史作用的修史理念。就是说，以史实与人物的时代价值为写作逻辑，有重点的叙述，探讨做人（各类人）楷模与治国良策，昭示当代及后世。司马迁《史记》理性关注历史变革中的历史事件和关键人物。特别关注的历史时期有：黄帝统一中原、夏末商初、商末周初、秦末汉初等。《史记》对这些时期着墨集中，篇目较多，篇幅较长，记载人物最多。历史变革中的关键人物，在《史记》中显得鲜活而深刻。司马迁从繁杂的历史事件和众多的历史人物中，发现陈涉、项羽和刘邦这三个关键人物的特殊事迹和作用，以此来反映秦末和楚汉战争这一特殊时期的社会变迁的脉搏。汉朝建立后，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刘邦清除异姓王的政治行为。对此，司马迁则选择了在刘邦清除异姓王中受害最深的典型人物韩信、彭越等进行反映。司马迁选择典型事件中的典型人物，通过活生生的人物事迹和遭遇，来形象地再现社会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教训。
司马迁《史记》理性客观地反映历史真实，表现出我国古代所推崇的史官精神——秉笔直书、记事信而有征的良史传统。司马迁《史记》秉笔实录，客观反映，不以个人好恶曲解历史。更为难得的是，理性客观地以犀利之笔，揭露统治者的阴暗面，鞭挞统治者的种种丑恶，这在封建时代乃至人类历史中，也是难能可贵的。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但敢于揭露历史上许多暴君如桀、纣、周厉王、秦始皇等的暴政、暴行，而且敢于直接抨击当朝的开国之君刘邦。对他善于用人、善纳善谋、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予以肯定与褒扬，同时，也无情揭露他的奸诈、自私、无赖作风。司马迁秉笔直书，如实记载了上下三千年的历史，特别是本朝历史，从而使《史记》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被后世称为“实录”“良史”。
辩证分析、综合百家学说，构建新的思想体系，是司马迁思维品质的又一大特征。司马迁时代，一个主要而迫切的任务是：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总结秦亡汉兴、楚败汉胜的根本原因，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总结，是摆在汉初统治者、大臣和学者面前的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对古代思想文化和社会兴衰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是当时一种时代的需要和呼唤。但是，各人所推究和总结的结果，自然是不尽相同的。
司马迁钦佩和传承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观点。其文称司马谈所推崇的道家，是综合吸收了各家之长的新思想，“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里，体现了司马迁力求综合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独到思想的观点。
朴素的唯物辩证的思维模式，是司马迁《史记》思维特质的第四个表现。司马迁传承古代思想文化的理性精神和“有对”之学的辩证思维方法，使《史记》闪耀着辩证思维的光芒。他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常常能够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辩证把握思考分析。例如，汉灭秦后，汉初学者多站在汉朝的立场上，宣扬汉代皇权的天授和秦朝灭亡的必然性，而对秦之功劳则不能进行客观评价。司马迁在揭示“秦取天下多暴”“烧天下诗书”导致迅速灭亡的一面，又肯定秦在统一天下方面的成功与地位，《六国年表》指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 《史记》对于西汉当代社会记述，一方面，写出了汉武帝时期国力之雄厚，另一方面，揭示其暗藏的危机。如汉武帝时期物质财富大量增加，刺激了奢侈风气的漫延，国家的富实使得朝廷的欲望空前膨胀，连年向东瓯、两越、西南夷、匈奴开拓征战，又使国力消耗，财库空虚。在人物评价方面，一分为二，褒贬同在。又如，司马迁肯定项羽的历史贡献，认为“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同时，又明确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史记·项羽本纪》）的严重缺点。司马迁以远见卓识给陈涉以一定的历史地位，将其事迹列为世家，赞颂由他发难而推翻秦朝的壮举和历史地位。同时，又没有忽略他心胸狭隘、不能容人等缺点。
《史记》还有许多包含着辩证哲理的名言，如“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 “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等，都富有哲理，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四、尚古更崇实的人文风范
司马迁《史记》严肃严谨地对待历史、以历史的经验教训警世醒世，唤醒人们的切实追求，表现了司马迁作为学者的“尚古更崇实”的人文风范。
司马迁以“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作为人生奋斗追求的目标，具有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美德，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社会使命担当精神。在朝中任职，司马迁“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遭遇李陵之祸后，司马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汉书·司马迁传》）。但是，进取有为之心未灭更强，更加发愤著书，完成《史记》大作。司马迁之所以能忍奇耻大辱，是因为立功、立德、立言的崇高理想追求。他崇尚古之非凡，更期冀今后卓越，究以往奥妙，旨在寄厚望于今世与未来。
首先，是崇尚古代明君。司马迁认同“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史记·循吏列传》）的道理，主张作为君主应该贤明，推行仁德，以德治国，爱抚百姓，反对君主严法残民。在古代君主里，司马迁最推崇那些励精图治、德行天下、社会大治，给百姓以富足，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帝王。在司马迁笔下，五帝都是圣德明君，个个宽厚爱民，举贤惩凶，教化天下，协和万国。周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被称为“仁德”之君的汉孝文帝， “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由于他们圣德渊懿，仁民爱物，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楷模，中国历史上的明君。
其次，是向往和歌颂盛世。西汉文景之治，是司马迁倾力颂扬的盛世。《律书》云：“历至孝文即位……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馀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司马迁盛赞汉文帝为“孔子所称有德君子” 。文景之治的经济繁荣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初年。《平准书》云：“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盛世的赞美向往之情。
再次，司马迁《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这些“倜傥非常之人”是司马迁由衷钦佩的，其包括哲人、贤君、良臣、君子等各类在社会中有所作为的人。因此说，崇尚古代哲人、贤臣、君子，是司马迁文人风范的又一特征。
在古代哲人里，司马迁首推孔子。在《史记》一百三十篇里，他为孔子立有《孔子世家》，在论赞中给孔子以“至圣”的最高评价。另有《仲尼弟子列传》专门记载孔子的言行和思想，还在其他篇章里经常写到孔子，经常引用孔子的话语评价人物和事件。而在贤臣里，司马迁最为赞赏的是那些尽人臣之职，尽力扶助君主，积极有为，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比如，春秋时名相晏子，郑国大夫子产，皆受到司马迁的赞扬。《太史公自序》云：“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 《循吏列传》记载郑国大夫子产“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汉初辅佐刘邦的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均受到司马迁的赞赏。《太史公自序》云：“楚人围我荥阳，相守三年；萧何填抚山西，推计踵兵，给粮食不绝，使百姓爱汉，不乐为楚。作《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与信定魏，破赵拔齐，遂弱楚人。续何相国，不变不革，黎庶攸宁。嘉参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诸侯宾从于汉；吕氏之事，平为本谋，终安宗庙，定社稷。作《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而对于那些不尽人臣职责，阿谀奉承陷君主于不仁不义、身败名裂甚至国破家亡境地的臣子，司马迁则予以尖锐批评。
最后，司马迁的崇实精神是其人文风范的第四个特征。司马迁并不是一味地向往欣赏古代，独自活在自己的理想王国里，而是具有强烈的崇实精神，尚古是为崇实服务的，崇实才是终极目标和关键所在。
司马迁记载古今历史，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借古鉴今，“述往事，思来者”， “俟后世圣人君子”，以为现实社会服务。在《秦始皇本纪》 《陈涉世家》中，司马迁强调秦亡的关键是失之于政，告诫统治者以暴治天下亡，以德治天下兴，要求西汉统治阶级要施行德政，废除严刑峻法。同时，司马迁还常常对现实社会发表意见，如《平准书》重点在于对汉武帝时期对外扩张、对内兴作政策使得国家虚耗的现实提出批评。《封禅书》更对汉武帝寻找神仙、梦想长生不老的荒诞行为进行嘲讽，指出神仙之道不可信。其关注社会现实、针砭社会现实的精神可钦可敬。
从现实出发的精神。司马迁分析问题常常能把握事情发生的大背景，注意从现实出发。古代盛世的出现，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人们对盛世的理解，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标准。如“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如此的小国寡民社会已经不能满足后代百姓对社会生活的要求。司马迁又云：“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史记·货殖列传》）这种世俗的形成，有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人们不能用一朝的观念去评论指责它。这种把事件和人物放到一定历史条件下去分析评论的方法是具有科学意义的，是具有唯物辩证思想的，有利于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做出客观的正确评价。
司马迁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具有重要而深刻的时代价值，历久弥新，对后世有着巨大的教育、引导和激励作用。我们应该大力传承司马迁精神，弘扬中华人文精神，坚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积极切实、富有创造、卓有成效的贡献！
（ 《新华文摘》2016年第6期，原载于《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第1期，原文约26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