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昭君诗的文学审美价值及其启示意义

付兴林

摘 要：昭君故事诞生后，不断为史书、民间传说、文学作品所加工。汉晋唐宋诗人运用想象虚构等手段，创作出了数量不菲、主题各异的佳作，其中白居易的昭君诗堪称典范。白居易于三个时期创作的6首昭君诗，寄蕴着起伏不定的多维心态，折射出恋君、怨君、恕君的仕宦心路历程。他的昭君诗不仅超越了前人且启迪了后人，其翻新议论的手法对宋代昭君诗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白居易昭君诗是对昭君故事能动、多棱的反映，其关合仕宦心路历程的诗歌体现了咏史诗的本质规律和创作原则。

关键词：白居易昭君诗；心路历程；文学审美价值；启示意义

在白居易现存的2800余首诗中，有50余首咏史诗。虽然白居易的诗歌典型地体现出政治性、生活性与人文性等特点，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不以咏史诗著称，但他的咏史诗自有不容忽视的价值。白居易的咏史诗寄蕴着他的历史观、文学观、生命观，承载着他反映现实、表达性情的审美追求。在白居易的咏史诗中，6首以王昭君为吟咏对象的诗显得尤为特别。其特别不仅体现在白氏关注昭君题材时间之长、以6首诗吟咏同一人物频次之高，更在于他借助历史人物所展示的不同境况下的特殊心境、命运迁转中君臣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折射出的仕宦心路历程，在于这类诗在文学史上和创作论上的突出地位和典范意义。

一、昭君故事及汉晋唐宋昭君诗创作

昭君故事诞生后即引起史学家、文学家极大兴趣。在故事传承中，呈现出传说加工色彩日浓而本事史实色彩趋淡的态势，史学家、文学家对原型故事进行了不间断的演绎。

1．昭君故事

昭君故事最早载于《汉书》。《元帝纪》载：“竟宁元年（前33）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1]（P297）《汉书》记载了呼韩邪单于请和罢兵的背景和愿景，为后代传说及文学作品渲染的昭君和亲之事并不处于故事的焦点。

“昭君赐单于”的简单故事，延至《后汉书》有了较大衍化，整个故事有头有尾、曲折动人。《南匈奴传》载：

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耸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凶奴。[2]（P2941）

由记载知，昭君是一个对其无缘侍御处境颇为不满，而主动争取机会力图改变境况的有心气的女子。

晋葛洪据史实和传说著成《西京杂记》，对昭君故事再度敷衍。《西京杂记》卷二载：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于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同弃于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3]（P86）

上述记载，增添了画工图形、元帝案（按）图召幸与赐行、画师弃市等情节和细节，昭君故事于此达到血肉丰满、令人唏嘘感叹的巅峰状态。

2．汉晋唐宋昭君诗创作

历史及历史小说不断改写，丰润着初始极为简单的故事，塑造着原本极为单薄的昭君形象。而历代诗人，带着独异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尚，对昭君故事进行了日趋赏重的开掘。

自汉至隋，有20位诗人的22首作品对昭君故事进行了咏叹。著名者有石崇、鲍照、梁简文帝、沈约、何逊、陈叔宝、阴铿、庾信、王褒、侯夫人等。22首作品集中体现出对昭君远嫁命运的同情。其中，尤以晋石崇《王昭君辞》最具示范性和影响力。诗曰：“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陵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4]（643）该诗控诉了昭君远嫁的痛苦、愤懑、屈辱。后世许多诗歌正是承续这一主题，反复弹奏着悲怨伤感、压抑耻辱的调弦。隋侯夫人《遣意》一诗虽小，却开启了对毛延寿的谴责：“毛君真可戮，不肯写昭君。”[4]（P2739）不过，其痛斥毛延寿的背后仍包蕴的是对昭君的同情。

至唐朝，有52位诗人的73首诗歌涉及昭君故事，著名诗人有上官仪、东方虬、李白、杜甫、戎昱、张仲素、白居易、苏郁、王叡、李商隐、杜牧、胡曾、徐夤等。唐代是儒释道三家杂糅的多元化时代，兼容并蓄的文化气度促进了思想解放和文学繁荣。昭君咏史诗出现了突破单一思维的多种视角和多种声音。如戎昱的《咏史》，对辅佐社稷的“朝臣”予以挖苦：“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5]（P3011）张仲素的《王昭君》，则从息兵解甲、牛羊蕃生的角度肯定了昭君和亲的积极性：“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5]（P4137）苏郁则反张氏之意，在《咏和亲》中以夸张语调对昭君和亲繁衍子嗣表示了责怨：“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虏更多。”[5]（P5361）王叡在《解昭君怨》中，从命运迁转角度对昭君远嫁给予肯定：“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5]（P5743）徐夤在《明妃》中，对昭君死犹护汉王室的深情寄予期待、认可：“香魂若得升明月，夜夜还应照汉宫。”[5]（P8188）这些诗均能调动想象联想、开掘情节意境，从不同角度深挖昭君故事中的诗情深意。然笔者以为，在众多诗人诗作中，白居易及其昭君诗可称独占鳌头。关于此，容后文专论细说。

至宋代，以昭君故事成诗者有37人50首数目。其中成就较高者有欧阳修、王安石、文同、苏轼、苏辙、郭祥正、李纲、陆游、范成大、王十朋等。宋人在汉晋隋唐诗人已取得不俗成绩的压力下，有自觉的超越精神，不断避熟就生，力求转精出新。他们在禅宗和理学思想的涵育下，有一股深究内心隐秘、突破传统束缚、突出实用价值、敢于惊世骇俗的冲动和勇气。一些诗虽有蹈袭前人诗意诗境处，却不乏戛戛独造的出奇之作。较为突出的当属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其一云：“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氈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6]（P328）此诗乃诗人之诗、政治家之诗、思想家之诗，开启了对儒家正统思想的质疑，对君臣大义的深究，对夷贱夏尊传统观念的颠覆。欧阳修主动追和，有《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和《再和明妃曲》，后者有云：“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7]（P132）诗中明确表达了对统治者能力的否定，其不避敏感的胆气差可比肩王安石。苏辙的《昭君村》精构独出，然失之狭促，难称善论。诗云：“去家离俗慕荣华，富贵终身独可嗟。不及故乡山上女，也从东舍嫁西家。”[8]（P8）从世俗乡关角度感叹昭君远嫁乃出于追慕荣华，显然抽绎掉了昭君和亲的悲壮基调和崇高精神。郭祥正的《王昭君上马图》反苏辙之识，对昭君为国献身的精神高歌盛赞：“飘飘秀色夺仙春，只恐丹青画不真。能为君王罢征戍，甘心玉骨埋胡尘。”[9]（P8989）李纲的《明妃曲》，从留芳后世的角度为昭君富有意义的生命样态庆幸称快：“汉宫美女不知数，骨委黄土纷如麻。当时失意虽可恨，犹得千古诗人夸。”[9]（P17609）总之有宋一代，有关昭君故事的新见不断涌现，这无疑体现出宋人非凡的创造力和敢于担当的文化品格。

二、白居易恋君、怨君、恕君的多维心态及仕宦心路历程

白居易创作的与昭君相关的诗有6首，分别作于年少备试、贬谪江州、迁转忠州时期。6首诗蕴藏着白氏恋君、怨君、恕君的三段心态和起伏辗转的仕宦心路历程，其思想性、艺术性均取得了超越前人及时人、启迪影响后人的成就，堪称咏史诗的精品。

1．恋君心态

白居易最早的昭君诗是创作于贞元三年（787）、题下标注“时年十七”的《王昭君二首》。其一云：

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残黛脸销红。愁苦辛劳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10]（P1147）

其二云：

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10]（P1148）

白居易年少聪慧。《与元九书》云：“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11]（P323-324）张固《幽闲鼓吹》载：“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12]（P1450）据说此记所谐谑之诗为白居易十五六岁的作品。由此可知，白居易年少即慧识过人、立志向上、才情超绝。

《王昭君二首》无疑展现出白氏不俗的创造力。第一首既像昭君置身于风沙弥漫、冰天苦寒的塞外，于对镜自览时内心淡淡的怨叹和告白；又像作者从全知全能的视角，对昭君而今形象、处境的品鉴和叹惋。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其中潜伏的是对往昔昭君美貌之认同，对画师故意败容之怨忿，对昭君远走命运之叹息。第二首从第一人称的声口出发，婉转尽情地表达了昭君对元帝的渴盼。对此，《诗话总龟》（前集）卷八《评论门》云：“古今人作昭君词多矣。余独爱乐天一绝云：‘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其意优游而不迫切。乐天赋此时年甚少。”[13]（P87）又瞿佑《归田诗话》卷上《昭君词》云：“诗人咏昭君者多矣，大篇短章，率叙其离愁别恨而已。惟乐天云：‘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不言怨恨，而惓惓旧主，高过人远甚。其与‘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者异矣。”[14]（P1244）

综观两诗，白氏结合历史、利用传说，融其童心慧意、妙想精思、诗艺手法于诗中。第一首倾向于推出哀婉忧伤的形象，第二首倾向于表达希冀眷恋之情。而两首诗所塑造的形象、所抒发的感情，均为前此之诗所不及。

但笔者以为如下判断更需看重，即涉世未深的少年白居易，对社会、君王的认识远未深入化、世故化，尚处于幻想、眷望的青涩阶段。加之此时方始准备科试——“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11]（P324），所以，白居易几乎是带着纯净、轻倩、浪漫、憧憬的心性气度来畅想和预判未来。白居易之所以能成此二诗，应该说是其年龄、阅历、心态、精神所决定了的。或可说，两诗中昭君所流露的恋君希圣的情怀，正是其稚气、志气的对应体现。

2．怨君心态

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于江州司马任上写下《昭君怨》。诗云：

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只得当年备宫掖，何曾专夜奉帷屏？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哪教配虏庭？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10]（P1332）

该诗一反少年时期眷盼圣君的心态，在昭君身上赋予了前所未见的胆气和怨气，直接对元帝的寡恩薄意进行了怒斥。

我们不禁要问，何以白氏对待同一历史故事出现了如此大的反转呢？要揭开这一谜底并真正读懂该诗，还得从江州之贬的前后说起。

唐宪宗嗣位后，即表现出虚心纳谏、励精图治的强烈愿望。《旧唐书·宪宗纪》载：“丙辰，上谓宰臣曰：‘朕览国书，见文皇帝行事，少有过差，谏臣论诤，往复数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后事或未当，卿等每事十论，不可一二而止。'”[15]（P423）元和初年，是白居易一生最辉煌的岁月。他先于元和二年（807）十一月五日以周至尉召拜翰林学士，继之于元和三年（808）四月二十八日除授左拾遗，并依前差遣于翰林院。白居易自认遇合中兴之主，遂不肯惜身苟容，怀揣着“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10]（P219）“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10] （P78）的勇气和忠耿，对宦官、节镇、宪宗的恣意妄为、错断误决，面折廷争，直奏极谏，并创作大量讽谕诗，揭露社会弊病。然他认真履职的态度却引发了唐宪宗的烦怨。《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唯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15]（P4344）《资治通鉴》卷二三八载：“白居易尝因论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密召承旨李绛，谓‘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16]（P1947-1948）元和六年（811）四月至九年（814）十月，白居易丁母忧退居下邽，时间长达三年半。丁父母忧，通常辞职守孝25或27个月。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四载：“三年之丧，郑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17]（P1869）白居易丁母忧竟达42月，显然此乃唐宪宗有意对他的冷落疏远，或说乃朝廷对其揭斥权贵的刻意打击。

打击报复最酷苛而卑劣者莫过于江州之贬。史载：（元和）“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书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15]（P4344-4345）白居易因公被黜、因忠遭贬，这使他蒙冤与心寒。其《与杨虞卿书》云：“去年六月，盗杀右丞相于通衢中，……故武相之气平明绝，仆之书奏日午入。两日之内，满城知之。其不与者或污以伪言，或构以非语。且浩浩者不酌时事大小与仆言当否，皆曰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何反忧国之甚也？”[11]（P291-292）他同时满怀悲愤地道出了惨遭打击的缘由：“仆始得罪于人也，窃自知矣。……加以握兵于外者，以仆洁慎不受贿而憎；秉权于内者，以仆介独不附己而忌。其余附丽之者，恶仆独异，又信狺狺吠声，唯恐中伤之不获。以此得罪，可不悲乎？”[11]（P292）显然，朝中权贵利用武元衡事件，公报私仇，以诬妄不实之词强加以罪。江州之贬极大地伤害了白居易的忠心、雄心、进取心，使他对宇宙人生、君臣之道产生了怀疑否定。江州期间，他访禅问道、放性山水、醉饮苦歌，在看似优哉的闲散中潜藏着压抑、苦痛、失意的灵魂。

当了解了白居易江州之贬前后的是非恩怨后，再来看创作于贬谪江州第三年的《昭君怨》，就不由自主地将他的遭贬与昭君的远嫁放在同一层面予以审视：明知昭君受尽委屈，却仍将其配送他人；明知白居易不顾安危率先向恶势力发难，却仍以越俎代庖将其治罪。对王昭君来说，其悲剧命运只能说由君恩浅薄所致；对于白居易来说，造成其悲剧命运的真正祸首乃让其曾经仰赖的皇权。由信而疑，由疑而弃，白居易在数年间，经历了皇帝身边近臣到天涯逐臣的转化，其失落何其大也！由此可说，白居易正是通过昭君的遭遇曲折地表达着他内心难以消弭的怨忧之情。

3．恕君心态

元和十四年（819），白居易在由江州司马调任忠州刺史途中，写了三首与昭君有关的诗。虽然这三首诗距江州时期的《昭君怨》只相差两年，但其创作背景、心境却大有不同，其咏叹的重心亦出现了明显变化。

《题峡中石上》为第一首：

巫女庙花红似粉，昭君村柳翠于眉。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10]（P1430）

白居易并未因初见神女庙和首过昭君村而诗兴大发，面对红花绿柳、丰厚的历史遗存、大有说头的传奇故事，诗人鲁钝麻木、激情不足，对自己的寂不作声甚感惊讶和深自怪责。

第二首是《过昭君村》：

灵珠产无种，彩云出无根。亦如彼殊子，生此遐陋村。至丽物难掩，遽选入君门。独美众所嫉，终弃于塞垣。唯此希代色，岂无一顾恩？事排势须去，不得由至尊。白黑既可变，丹青何足论？竟埋代北骨，不返巴东魂。惨淡晚云水，依稀旧乡园。妍姿化已久，但有村名存。村中有遗老，指点为我言。不取往者戒，恐贻来者冤。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10]（P847）

该诗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诗旨一反《昭君怨》将愤怒的焦点指向元帝的做法，将矛头对准了众人的妒忌及画师的使坏。诗人还煞有介事、深明大义地替皇帝遮掩开罪，似乎是众美的嫉妒和画师的作恶导致了昭君的运背命乖。其二，诗的后半部，对“至丽”“独美”提出了忠告，希望美人不要凭恃丽质妍姿，否则会重蹈昭君的覆辙。最后，诗人还郑重其事地引出昭君村女子自残毁容以避免再选入宫的风俗，告诫那些心存幻想的女子。第三首是《青冢》：

上有饥鹰号，下有枯蓬走。茫茫边雪里，一掬沙培塿。传是昭君墓，埋闭娥眉久。凝脂化为泥，铅黛复何有。唯有阴怨气，时生坟左右。郁郁如苦雾，不随骨销朽。妇人无他才，荣枯系妍否。何乃明妃命，独悬画工手？丹青一诖误，白黑相纷纠。遂使君眼中，西施作嫫母。同侪倾宠幸，异类为配偶。祸福安可知，美颜不如丑。何言一时事，可戒千年后。特报后来姝，不须倚眉首。无辞插荆钗，嫁作贫家妇。不见青冢上，行人为浇酒。[10]（P260-261）

此诗的作年，朱金城认为：“约作于元和十四年（819）前后，是年白氏有《过昭君村》诗。”[18]（P134）于诗中，诗人首先对昭君的不幸给予同情，继而对造成惨状的原因进行追究：天生丽质的昭君，为何命运拿捏在画师手中呢？由于画师使坏，致使黑白混淆、美丑颠倒，最终导致美如西施的昭君变成了奇丑无比的嫫母，而与她同居宫掖的妃嫔个个受宠承幸。我们注意到，该诗讽刺的对象不是汉元帝而是毛延寿一类的画师。在诗人看来不仅昭君是受害者，元帝也是受害者；在昭君悲剧命运的生成过程中，元帝完全不知情、被蒙蔽。诗人所抒发的感情，激越处针对的是画师，宽缓处则指向元帝。这一对元帝同情释然的态度，与《过昭君村》中替元帝抹去羞惭的态度多么相似切近啊。

那么，我们禁不住要问，何以两年后的白居易在吟咏同一历史题材时，其怨责愤憎、饶恕宽赦的对象会发生如此大的逆转呢？

《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15]（P4352）这就是说，白居易自元和十年（815）贬官江州，在历时三年五个月后，终于迎来了政治生命的转变。对此，白居易在多处表达了这一转变带给他的快慰喜悦。如《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仰荷圣泽聊书鄙诚》云：“遗簪承旧念，剖竹授新官。乡觉前程近，心随外事宽。生还应有分，西笑问长安。”[10]（P1409）又《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云：“曾陪剑履升鸾殿，欲谒旌幢入鹤楼。假著绯袍君莫笑，恩深始得向忠州。”[10]（P1417）《忠州刺史谢上表》云：“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敕旨，授臣忠州刺史。……岂意天慈，忽加诏命。特从佐郡，宠授专城。喜极魂惊，感深泣下。”[11]（P1334）显然，政治命运的改善改变了白居易江州以来委屈抑郁的心境，也改变了他对君臣关系的体认，使其放下了先见，怀揣着感激。正因如此，在《过昭君村》《青冢》中，才出现了心态和认识的调转，宽恕了曾经责怨的元帝，追讨了曾经无视的画师。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白居易之所以产生“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10]（P1430）的浩叹，当另有隐情。

自江州赴忠州，走的是上水船，须穿越令人毛骨悚然的三峡。白居易《初入峡有感》云：“一步不可行，况千三百里。（注：自峡州至忠州，滩险相继，凡一千三百里。）……自古漂沉人，岂尽非君子？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常恐不才身，复作无名死。”[10]（P845）艰险的旅程，使白居易忠州之任的快意、威风大幅缩水，甚至变得淡乎寡味。所以，忠州之于白居易，在利弊称量中已没那么富有价值，它被外在的险阻消弭得可有可无。激情不再浓烈、兴致不再绵久，白居易的心境有些黯然委顿。

由江州司马量移为专主一方的刺史，对白居易来说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但唐朝的忠州属山南东道，北距长安约二千二百里，是一个户止六千七百、口不足五万的下州。杜甫于永泰元年（765）六月留驻忠州有《题忠州所居龙兴寺院壁》:“忠州三峡内，井邑聚云根。小市常争米，孤城早闭门。……淹泊仍愁虎，深居赖独园。”[19]（P1226）白居易《初到忠州赠李六》亦感喟忠州的生存环境和人文环境：“吏人生梗都如鹿，市井疏芜只抵村。一只兰船当驿路，百层石蹬上州门。更无平地堪行处，虚受朱轮五马恩。”[10]（P1432）所以，忠州之于白居易大有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之感。

贬官江州使白居易谙尽宦途况味。曾经的屈辱、教训，令其刻骨铭心。是故，忠州之任的荣光并未彻底扫却其内心的阴霾。加之，除刺忠州时白居易已四十有七，欣慰之余免不了生出老大迟暮之酸辛。所以，他一面享受迁除的喜悦，一面自嘲着年老不济；一面重燃济世热情，一面自劝早作归计。如《对镜吟》云：“闲看明镜坐清晨，多病姿容半老身。谁论情性乖时事，自想形骸非贵人。三殿失恩宜放弃，九宫推命合漂沦。”[10]（P1420）《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云：“险路应须避，迷途莫共争。此心知止足，何物要经营？玉向泥中洁，松经雪后贞。无妨隐朝市，不必谢寰瀛。但在前非悟，期无后患婴。”[10]（P1422）

由于行程艰险、任地荒蛮僻远、江州之贬就在眼前，所以，当白居易著绯腰银时，当他满怀政治命运好转的憧憬时，其实他的心绪是复杂的：在心存感激中包蕴着无味的鸡肋心态、宦途险恶的警惕心理、早作归乡的退隐准备。正是多维心态的作合，使白居易的昭君诗出现了宽恕元帝而指责画师、兴致匮乏无作诗激情、倾听遗老言并深自警省的立体情怀。

三、白居易昭君诗的文学史价值及启示意义

白居易的昭君诗不仅在文学史上有重要价值，其对咏史诗创作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昭君诗的文学史价值

首先，白居易的昭君诗取得了超越前人、时人和宋人的最高成就。理由如下：其一，白氏的昭君诗数量最多，超过了任何一位唐前、唐代、宋代诗人。即如数量位列第二的储光羲和文同，也只有《明妃曲四首》和《王昭君四首》。其二，白氏关注昭君题材时间最为长久，从贞元三年（787）至元和十四年（819），前后延宕33年，这是任何一位诗人都无法与之并论的。其三，白氏的6首昭君诗体式不同，分类相异。从体式看，《王昭君二首》《题峡中石上》为七言绝句，《昭君怨》为七言律诗，《过昭君村》《青冢》为五古。从诗歌分类讲，《王昭君二首》《昭君怨》属杂律诗，《题峡中石上》《过昭君村》属感伤诗，《青冢》属讽谕诗。这种明晰的类型区分不仅为白氏独有，且使得所抒感情倾向清晰可辨。其四，主题多元。白氏的6首诗分咏六个主题，无雷同叠床之弊，完全不同于一首作品只能表达单一主题，或三几首作品却大致沿着单一方向发抒相似感情的状况。如文同有《王昭君四首》，但4首诗基本依据《后汉书》《西京杂记》所书内容蝉联而下，主题虽有递进，然乃传统常咏之意。第一首云：“不惜将黄金，争头买颜色。妾貌自可恃，谁能苦劳力？”第二首云：“绝艳生殊域，芳年入内庭。谁知金屋宠，只是信丹青？”第三首云：“几岁后宫尘，今朝绝国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第四首云：“极目胡沙满，伤心汉月圆。一生埋没恨，长入四条弦。”[20]（P656-657）其五，白氏的昭君诗不为咏史而咏史。6首昭君诗与其说是咏史诗，不如说是抒情诗或记录人生历程的命运诗，于其中熔铸着诗人的人生辗转、命运迁变。李白有《王昭君二首》，主旨均为昭君的远走胡地、孤寂憔悴鸣不平，但却看不出诗人的精神寄托。如第一首云：“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21]（P235）王十朋亦有《昭君村》:“十二巫峰下，明妃生处村。至今粗丑女，灼面亦成痕。”[9]（P22871）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六载：“归州有昭君村，村人生女无美恶，皆炙其面。”[17]（P2001）王氏的诗如实记载了昭君远嫁对民风造成的深远影响，但诗名及三、四句与白氏的“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10]（P847）几乎无异。尤需注意的是，白诗属有的放矢之作、寄性之作，绝非王诗泛泛应景或单纯咏史。

其次，翻新议论，启迪宋诗。诗歌讲究形象思维，忌讳议论说理。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人尝试以议论入诗，带来创作手法的更新和诗境的隽厚精深。白居易是中唐引领风气者，从理念到实践、从结构到手法均尽力开拓，“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10]（P267）即是引论入诗的尝试。其昭君诗亦多用此法，如“愁苦辛劳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10]（P1147）“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10]（P1332）“事排势须去，不得由至尊。白黑既可变，丹青何足论。……不取往者戒，恐贻来者冤”[10]（P847）“妇人无他才，荣枯系妍否。何乃明妃命，独悬画工手？丹青一诖误，白黑相纷纠”[10]（P261）。唐人咏昭君的诗不乏议论出彩的，如东方虬《昭君怨三首》（其一）云：“汉道方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须薄命女，辛苦事和亲。”[5]（P1075）戎昱《和蕃》云：“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5]（（P3011）不过，能像白居易在数诗中均有精彩议论者却没有，在数诗中有多重议论和相反议论者更没有。

但尤值得称赏的是白氏大胆的翻案议论，即《昭君怨》中的“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10]（P1332）。这两句诗彻底打破了历来人们的惯性认识——画师是贻害昭君的罪魁，元帝是君臣失之交臂的受害者。这一体认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和石破天惊的颠覆性。刘艳萍指出：“晚唐史论诗往往喜欢做翻案文章，在原有史料中别生耳目，以惊世骇俗之语发之。这一特点在白居易诗中已初露端倪，如他以独特的识见指出了昭君悲剧命运的原因：‘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22]不仅如此，白氏这种借历史人物表达睿识才性、展示人格力量的做法，对宋代王安石、欧阳修等人明显产生了影响。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其一云：“仪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6]（P328）其二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6]（P329）又欧阳修《再和明妃曲》云：“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岂能制夷狄！”[7]（P132）宋葛立方《韵语阳秋》云：“古今人咏王昭君多矣，王介甫云：‘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欧阳永叔云‘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白乐天云：‘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后有诗云：‘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意各不同，而皆有议论。”[23]（P643-644）也许，文学家和士大夫的共同身份，让唐宋两代的白居易、王安石与欧阳修具有一致的历史观；也许，中唐严酷的社会现实与北宋积贫积弱局面的相似性，刺激了唐宋两代诗人对人伦天性、君臣关系的理性反思。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白居易昭君诗的先见之明、惊世之论无疑对二百余年后的王安石、欧阳修翻造出新的创作手法和创作勇气产生了先导、启迪功效。

2．昭君诗的启示意义

首先，白居易的昭君诗是对历史人物多维的反映。昭君故事在《汉书》中甚为简略，《后汉书》逐渐丰润，至《西京杂记》方显曲折饱满。但后代文人在审视昭君故事时，未尽按历史或传说做着低层次复制性工作。他们按照自己的审美理解对历史人物进行合情入理的加工，体现出文学对历史题材的独特观照和审美择选。有些论者，恪守咏史诗需对历史负责、不宜溢出历史原貌的观念，如“如果采用历史上真实人物做原型，以真实历史事件做题材，便不能不考虑所写的是否符合人物和事件的本来面目”[24]（P8）。此类文学观，实混淆了文学与史学的本质区别。白居易对昭君题材的开掘可谓最具文学性。他不是将昭君摆在平面上简单拍摄，而是从灵动视角对其多棱观照，故6首昭君诗主题不同、形象有别、感情各异、倾向迥然。事实上，白居易对历史题材一向持开放态度，如他对杨玉环的处理即很典型。在《长恨歌》中，他“以文学规律、美学原则为利剑，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李杨之事进行删裁、润色，以生生死死的至情为主线，展现凄恻缠绵、痴情坚贞的帝妃之爱”[25]（P39）。但在《上阳白发人》中，则对杨妃的善妒进行讽刺——“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10]（P298）；在《胡旋女》中对其以舞惑君予以抨击——“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10]（P306）。白居易这种对待历史人物的文学观、美学观，确保了他的创作具有活脱的表现力和不朽的生命力，其昭君诗堪称这方面实践和成功实践的典范。

其次，白居易的昭君诗关合着仕宦心路历程。“咏史诗虽然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吟咏对象，但它并非简单地述古叙事，而是借古人古事来表识见，言志向，咏胸怀，抒感情，……通过对历史人物不幸遭遇的同情，抒发自己的身世感慨。”[26]（P91）“文人关注得更多的是人物的心灵和命运，他们往往通过对昭君的感叹和同情来表达深刻的感悟，寄托自己的观念、理想与社会意识。”[27]（P110）上述观点揭示了咏史诗的本质规律和创作原则。这些体认与白居易咏史诗的审美特性完全吻合。白居易的咏史诗是艺术才情的展现，是表现自我的载体，是仕宦心路历程的忠实记录。其中，熔铸着诗人的爱恨情仇，寄托着他的人生况味，蕴含着他的理想追求。总之，白居易的咏史诗是真正古为今用、抒情见性之作，这也是其昭君诗超越前人和后人而为众人仰观的关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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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西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作者简介】

付兴林（1965—），男，陕西勉县人。文学博士，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任文学院院长，现为校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白居易研究学会理事、中国陆游研究会理事、汉中市陆游学会副会长。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主持“白居易散文研究”“汉水流域唐宋诗歌研究”等省厅级项目10余项，获各级各类奖励20余项，出版《白居易散文研究》《〈长恨歌〉及李杨题材唐诗研究》《唐宋时期汉水上游作家作品研究》《文学类专业素质与创新教育讲演录》等学术专著及教材6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