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郭杜考

长安区郭杜街办是西安市南郊重要的行政区，这里作为西安名副其实的“希望新城”“智慧之乡”，备受关注，但是，从历史角度探讨“郭杜”的文章似乎少见，本文试图在此方面做些尝试，以就教于方家。

郭杜，作为文脉悠长的历史文化重地，是典型的“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的关中沃土，其地土质疏松、易于耕作，因此有“户杜之间，亩值一金”的俗言。

一、先秦时期的杜伯国

郭杜地区历史非常悠久，2000年的时候，陕西考古研究所曾经在郭杜西南约两公里的滈河古河道北岸的羊元坊附近发现商代的聚落遗址，采集到罐、盆等陶器、卜骨碎片[1]，在西安以西渭河南岸和秦岭北麓地区，除了长安沣西地区曾见到少量先周晚期文化遗存和个别商代铜器外，殷商时代的文化遗存在这地带几乎很罕见，而羊元坊遗址的发掘证明郭杜地区在商代已经有先民活动，已是我国早期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了。

郭杜作为乡镇名称，核心是“杜”，许慎的《说文》解释是“甘棠也”。杜，应是源自古杜国。东汉的韦昭为《国语·周语上》注解“杜伯射王于鄗”时说“杜国，伯爵，陶唐氏之后也。”

陶唐氏指的是尧，看来杜国原是尧的后代，《今本竹书纪年》说“周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也就是唐国在周初被灭掉以后所建立的安置流亡者的新国度，古晋地附近大概就是杜国最初居民魂牵梦绕的故乡。众所周知，周为强化统治，推行“胙之土而命之氏”的封建制度，在唐国旧地建立了“唐”，后改称“晋”，这有著名的“桐叶封弟”的历史典故，而为了分化控制旧唐的势力，周的政治领袖又迁徙部分原来唐地的居民到关中腹心之处建立了“杜国”，使其完全处于宗周的眼皮底下，这里的居民也被称为“唐杜氏”。这其实是与武王伐纣后在殷都旧地设置“三监”的政治手段如出一辙。

斯有《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晋范宣子的话为证：

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

杜预注解认为“唐杜”为“二国名”，其实从文意与排比修辞的角度分析，这应该是指的一个国家。

这无疑是上古民族的一段源流史，虽然因为久远而详细不可考证，但作为后裔的追忆应该还是有可信度的。

在传世的西周铜器中，有“杜伯鬲”“杜伯”，都出土于陕西韩城与澄城交界处，“杜伯鬲”其铭文有“杜伯作叔祁尊鬲”, 《左传·文公六年》曾记载晋文公有夫人名“杜祁”，可见，在西周春秋时期，杜国当是祁姓。

西周中叶，杜国与周王室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杜国君主杜伯身死周宣王之手，颜介《冤魂志》引《周春秋》讲述过这个故事的原委：

周杜国之伯名恒，为宣王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鸠，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鸠诉之于王，曰：“恒窃与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友左儒争之。王不许，曰：“女别君而异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则师友以违君。”王怒曰：“易而言则生，不易则死。”儒曰：“士不可枉义以从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过以正杜伯之无罪。”九谏而王不听，王使薛甫司工锜杀杜伯。左儒死之。

刘向的《说苑·立节》也有与此类似的记述。

其实这件事当非传奇描绘的男欢女爱那般简单，而是周宣王为加强中央集权与地方诸侯国发生激烈矛盾的突出反映，仿如宣王在鲁国实行废长立幼的事例一样值得注意。

《墨子·明鬼》《论衡·死伪》记载有杜伯因为冤死故而寻仇的故事，并被视为是西周衰亡的标志：“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

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后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

这个荒诞不经的神怪故事也非孤证，《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周春秋》也云：“宣王杀杜伯而无辜。后三年，宣王会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

《竹书纪年》也说“王杀大夫杜伯，其子奔晋”，由此可知，《左传》范宣子的那段谈话正肇端于“其子奔晋”。

先秦史料中关于杜伯的记载很少，我们无法寻觅更多的材料还原郭杜的早期历史。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郭杜地区正是杜伯国大致所在。郦道元的《水经注》说“沈水又西北径下杜城，即杜伯国也”。《史记正义》也有“下杜故城在雍州长安县东南九里，古杜伯国。”的记载，都可以坐实。

二、秦杜县的核心区

前771年的镐京之乱，西周灭亡，秦襄公从周平王处获取“攻逐戎，即有其地”从而得以进军关中的空头支票以后，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对西周旧土上杜国的名义控制权。春秋时期，因为长期的战争破坏，丰镐地区的人口锐减，“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诗经·王风·黍离》），秦国意图继续东进，必须加强对西周旧地的控制。

我们估可从分析《左传·宣公十五年》中的故事切入研究：

秋，七月，秦桓公伐晋，次于辅氏。壬午，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还。及雒，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括地志》曾云“盖宣王杀杜伯，以后子孙微弱附于秦”，这个说法的史料根基应该就在这里。《左传·宣公十五年》结草报恩故事中提到的几点非常值得注意：

（1）杜回这个名字应是杜伯的后裔；

（2）在今天的郭杜街办，有杜回村、岔道口、茅坡等村庄，都可能与这个历史典故有着文化上的某种关联。（尚待研究）

与郭杜更明确的历史记载是《史记·秦本纪》，其中说“秦武公十一年（前687），初县杜、郑”，杜县作为西安地区最早的县，也是春秋时期最初设置新型地方行政单位之一，其实治所就在郭杜附近。

秦之所以将这块毗邻宗周旧地的关中沃土命名为杜，自然是延续西周以来的传统。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言“秦于宗周废墟之上，于周之制度，多所继承”，看来杜伯故事还是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

杜县的核心在郭杜这有重要的考古资料做证：

1973年，出土在西安南郊山门口人民公社北沈家桥（今属雁塔区，郭杜街办正北3公里左右）的“杜虎符”文中有“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有学者认为文中的君，大概是“秦惠文王”或者“秦昭王”，我们可知这里所谓的“杜”，就是杜县，不难判断至少战国后期，杜县要塞应该在郭杜这个幅员数公里的范围。

1948年户县出土的秦封宗邑瓦书也是郭杜为杜县中心区域的又一实证：

周天子使卿夫=（大夫)辰来致文武之酢，冬十壶（壹)月辛酉，大良造庶长游出命曰“取杜才（在)丰邱到于潏水，以为右庶长歜宗邑”。

陈直和郭子直先生都考证认为这是秦惠文王前元四年（前334）发生的赐封事件，我们感兴趣的是瓦书的后半句，其实翻译一下就是“割取杜县在丰邱到于潏水的这片土地作为右庶长的宗邑”[2]。

右庶长是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军功爵制的高等级，歜无疑是秦中央的股肱重臣，肯定得到的是杜县之内一块富庶肥沃的土地。因此，我们只要划定丰邱到于潏水的大致范围，也就进一步明确了杜县的核心区域。

酆邱，也是在杜县的范围之内，酆，为丰京，在陕西长安县沣水西岸，酆邱并用，也可说即丰京东界。潏水，《说文解字》云“潏，水名，在京兆杜陵”。吕卓民先生曾经考证潏水的历史变迁，他认为现在的皂河就是原来潏水的故道，今日皂河虽然渠窄流细，然其故河床却甚为宽阔，其西北流经韦曲、杜城、丈八沟折向北绕故长安城西流入渭河。[3]既然推知这是潏水的故道，其范围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中》中说“水上承皇子破于樊川，——西北流，经杜县之杜京西，西北流，经杜伯冢南，又西北，经下杜城，又北经长安城西”完全是可以用地图标识明白的。

从地图上很容易发现右庶长歜得到的这块土地基本就是今天从长安区沣西以东的细柳、祝村、郭杜及其雁塔区的丈八乡、王寺一带的广大区域。此与徐卫民先生曾经在《秦内史置县研究》文中考证的杜县管辖范围应是今天雁塔区、长安区、柞水县西部和宁陕县东北部的看法基本一致。

1962年，在韦曲镇的手帕张堡村西出土了陶釜上有“杜市”的字样，据研究应是战国时期的器物，可见，当时杜县的经济市场约在今郭杜街办到韦曲街办中段（504航天研究所）这一地区周围，这自然也证明了杜县核心就在斯地。

现今西安雁塔区丈八乡有杜城村，此可能就是秦国时期杜县县城的所在地。这个地点距离今日的郭杜街办也不过几里路程。

三、汉代杜陵县的变迁

雁塔杜城村所在与原上杜陵（汉宣帝陵）遥遥相对，故称下杜。《长安志》卷十二长安县条引用《庙记》说“下杜城，杜伯所筑，东有杜原，城在底下，故曰下杜。杜伯冢在城之东南”。

西汉初年，因为娄敬提出迁都长安，西汉政府在高帝五年（前202）设置了长安县，长安县作为京兆府首县的出现，自然冲击到杜县的管辖范围。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一》京兆府下记载“长安县，本秦旧县。初，楚怀王封项羽为长安侯，则长安久矣，非始于汉，但未详所在耳。”虽然提出了“长安是秦代旧县”之说，但是缺乏实证。颜师古在注《汉书·高帝纪》五年事时，更提出“长安本秦之乡名，高祖作都焉！”的看法，我以为，从“杜虎符”和“瓦书”的情况推断，秦代不太可能出现长安县，因为杜县作为行政建制与其有管理上的重复问题不好解决，但长安为乡，则是可能的，因为秦始皇有弟成矫就号为“长安君”，可以推知，长安在秦朝这个时候，当是属于乡镇一级的封邑，应还是杜的下属单位建置。

西汉初年设置长安县，必然牵扯杜县权力萎缩，但是我们没有找到相关的材料。这种情况到宣帝时期发生更大的变化，也就是杜县核心区域的东移。

《汉书·宣帝记》云“元康元年，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汉书·地理志》曾说“杜陵，故杜伯国，宣帝更名，有周右将军杜主祠四所”, “杜主”指的就是“杜伯”，可见，在班固心目中，杜县就是杜陵，杜陵就是古杜国了，这将长安东边的杜陵一带和今日长安西边的郭杜地区所承载的杜伯国混而为一了。以后更成为学界的通视，如王献唐先生认为的“故杜伯国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故杜陵县地。”[4]我以为这都是受到此次改名问题的干扰，其实先秦时期的杜国，位置应该在今长安县偏西南，而非东南，班固的记述歪曲了这个细微的差别。

这一论点从西汉酷吏张汤的祖籍问题即可证明。《史记·张汤列传》曾说张汤是“杜人也”，而《汉书·张汤传》就称其“杜陵人也”。而2002年在长安区郭杜西北政法学院发掘出的张汤墓已经证明张汤的祖籍在宣帝以前应该是在杜的西南，也就是如今的郭杜、杜城一线，而司马迁以后的史学家班固心目中的地望，其实是跑到东边的地方去了。

秦汉之际杜县的范围大致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从一些史料中看出端倪。

《读史方舆纪要·陕西》载“晋大兴四年，终南山崩—侯子光聚众杜南山”，可见，秦岭主峰的终南山至少在晋代时位于杜县，由此推断杜县南界当在秦岭之际。

杜的西部边缘在什么地方，我以为可以丰京和毕原做一论证。《孟子正义离娄》云“毕，文王墓，近丰镐也。”《竹书纪年》卷下云“成王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毕西于丰三十里”，司马迁强调其地在“镐东南杜中”，可见，毕的位置当在今郭杜街办祝村乡、细柳街办范围之内的可能性较大，这应该就是杜县当年的西部边缘。

杜的东部边缘，若以“杜市”的发掘做历史依托，则今大兆地区当是杜的东缘。至于汉宣帝，因其早年“斗鸡走狗，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尤乐杜、鄠”，因此改杜国为杜陵，等其死后，便采东边的朝阳，葬在今日的杜陵一带，而杜的核心地区也就相应的有所东移了。

四、盛唐时期的郭杜

唐代长安城内以朱雀门大街中线分为两县，东为万年县（隋称大兴），西为长安县，郊区也基本按此线划分[5]，长安作为天下第一县的地位得以稳固，原因在于其名中体现的吉祥如意的味道，而我们感兴趣的“郭杜”作为乡里名称似乎还不存在，我们只能从一些考古文物中的乡里名称中确认他的大致足迹：

唐右金吾宋运墓志载其妻子王氏开元十二年五月十四日葬于京城西南高阳原三会寺舍利塔之所；

朝议大夫李某妻王氏墓志载开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厝于京兆府长安县居安乡高阳之原；

屯田员外郎于申墓志载于申于贞元九年八月十五日附城南长安县居安乡高阳原祖母之故茔；

宋大夫伯康墓志载“大中五年葬于长安县义阳乡，其村曰邓，其原曰高阳”，该墓志出土于郭杜镇郭北村；

宋杨庭墓志记载元祐癸酉岁五月二十二日以疾终，元符元年十一月五日葬于京兆府长安县义阳乡郭杜村高阳原赵氏夫人之茔。（《长安县文管所藏》)

从这些考古资料可见，唐宋之际郭杜地区的郭杜村、邓店、长里村等，在当时属于义阳乡，按照武伯纶先生《唐长安郊区乡里考》的考证，属于居安乡的，就是今天郭杜地区的大居安、小居安，在2003年长安区郭杜街办清理的三座宋代李唐王朝后裔家族墓地（邮电学院校区茅坡村南）[6]，其大宋故赠尚书李保枢、宋朝散大夫尚书李墓志铭中皆有长安县居安乡卢宋里的材料。

今天郭杜杜永村位置在唐时是万春乡，这有武伯纶先生的考证文章中说“《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三长安县志著录开元二十九年《尚书祠部员外郎裴积墓志铭》云：‘窆于长安万春乡神禾原’，又有神功元年《大中大夫行神都总监王绪太夫人郭氏墓志铭》有‘葬于干封县万春乡杜永村’的记载。”而岔道口、茅坡村，第五桥村为义阳乡，大小居安为居安乡，郭杜镇西北及其西南还有福阳乡、积德乡（紫薇田园都市）、福民乡等。

从郭杜地区最著名的景点香积寺的相关史料来看，也寻不到郭杜这个名词的任何痕迹[7]。今日郭杜稍西南的赤阑桥，也最早可能出现在唐代，唐诗人温庭筠有诗歌云“宜春苑外最长条，闲袅春风伴舞腰。正是玉人肠绝处，一渠春水赤栏桥”，至于赤阑桥村，也只能是在此以后了。

郭杜作为一个村名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而邓店、郭杜镇、三会寺（长里村，名字改换在民初之际）、居安村，加之我曾经在《王维所过香积寺只能在长安》等系列文章中论定的香积寺村也应出现在宋明之际的认识，可见，郭杜地区皆因系唐宋村名而来。

康熙朝所修的《长安县志》卷二《建置志》记载郭杜村镇作为一个重要的镇集市非常驰名。原文云“镇集则三桥镇、斗门镇、贾村镇、郭杜村镇、子午镇、干河镇、黄良镇、姜村镇、马坊镇”。可见从明代以后，郭杜作为镇的建制已经明确了。

郭杜现在是街办，在该街办有郭杜北村、南村的村组，作为村镇的“郭杜”这一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我以为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所言的先秦时期杜伯城的外围，也就是杜之郭的反转，一种是古杜的音变，也就是从gu变成guo，那么到底是哪种情况呢？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郭”是什么意思？《说文》云“外城也”。《管子·度地》也说“城外为之郭。”《孟子·公孙丑下》中更有著名的论断“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可见，郭是与城紧密联系的。今天的郭杜街办核心距离杜城为中心正是符合这样的范围。因此，郭杜可以称为杜城之郭。

另外，从训诂学角度看，“古”与“郭”可能会具备实际上转换的可能。

[1].《陕西长安羊元坊商代遗址残灰坑的清理》, 《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

[2].尚志儒：《秦封宗邑瓦书的几个问题》, 《文博》1986年第6期。

[3].吕卓民：《西安城南交潏二水的历史变迁》,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期。

[4].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青岛出版社2006年版。

[5].程义：《隋唐长安辖县乡里考新补》,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4期。

[6].见《文物》2008年第6期。

[7].见王向辉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