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寺

在秃尾河西岸，与高家堡隔河相望的是一座险峻的高山，山巅之上还有一处庙群。悬崖陡峭，殿宇巍峨，这即“高家堡八景”之一的“西寺凌云”。

寺庙名为龙泉寺，始建于明成化七年（1471）。此后历代均有续修，现存吕祖殿、观音殿等庙宇建筑。

在半山坡，有一通《新修龙泉寺记》古碑。碑正面朝西南，碑身宽0.96米，厚0.16米，高2.37米；有座有首，碑座为弥仰覆莲式，宽0.17米，高0.55米，厚0.6米。碑首圆首雕，四螭垂首。碑座与碑首是青石雕成，颜色泛白；碑身是砂岩雕成，颜色泛红。碑身碑文阴刻，碑正面顶部横排左行楷书“新修龍泉寺记”，下方碑文竖排左行楷书。碑身虽经风化，剥落严重，但主要内容可以辨识，只是下半部分由于风雨侵蚀，字迹已经漫漶不清。碑座和碑首与碑身石质不同，应该是后人拼装而成。

这通古碑立于明成化七年三月，立碑者是陕西都司把总高家堡都指挥同知隋能、佥事夏鼎。该碑是高家堡现存历史最早、信息量最大的石碑，对于研究高家堡的城建史和明延绥长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碑文详细记载了龙泉寺创修的目的、过程和功德主。陕西都司把总高家堡都指挥同知隋能、佥事夏鼎，绥德卫指挥使许珎、佥事郑泰，南阳卫指挥佥事申安、易琮是修建龙泉寺的主导者，他们基于“抚士卒，则锐气不衰；严肃边备，则酋虏不侵”的考虑，“相继协谋”主持兴修了龙泉寺。明代的高家堡地处边关，战争频仍，人的生死无常，命运难测。高大的城墙和堡门只是抵御外敌的物质基础，利用宗教的力量，依靠神灵的保佑，人们才会有精神上的慰藉。因此，官方主导修建庙宇，是边塞城堡的一个重要特征。

那时的龙泉寺，规模盛大，香火旺盛，碑文上记载“名山异境，梵刹相望，晨暮钟鼓，远近相闻”。寺内名僧众多，佛事活动频繁，还参与虎头峁伏智寺佛窟的开凿。

碑文上记载修庙时“捐财输木以资成者，源乎其多、浩乎其大，繁繁乎其不可记者”，石碑的背面刻有众多功德主的姓名，涉及70余个姓氏。可见当年高家堡军民来自五湖四海，这块石碑就是一个“百家姓”的见证。

山顶的庙宇中还有清代及以后不同时期维修寺庙时所立的石碑数通。其中有清咸丰三年（1853）夏的《创修魁星阁碑序》、民国二十七年（1938）秋的《重修龙泉寺碑序》,1991年9月和1995年6月维修寺庙时所立的石碑，碑文记载历次维修庙宇的时代背景，主持修庙的官员，施财捐资的商号和百姓，是研究高家堡历代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资料。

西山东侧临河的悬崖上有石窟数间，洞窟内暗道相连，窟内有土炕、蓄水井等生活设施的遗迹。开凿年代虽然不详，但在《神木乡土志》中记载，清同治七年（1868），这些石窟保护了众多为避战乱的百姓。

随着高家堡城的形成和发展，周边的兴武山上建起祖师庙，叠翠山上建起娘娘庙，土王山上建起老爷庙、马王庙。庙宇建筑渐成规模，正如龙泉寺的清代石碑上描述的“环堡皆山，众山之巅，各有神宇庙寺，以壮一邑之观”。这些宗教建筑将防御性与宗教观念合二为一，虽然各种宗教混杂，但杂而不乱，体现了精神防卫的力量，也构成了高家堡重要的人文景观。

西山北侧是虎峪，俗称老虎沟。因沟北漫漫黄沙梁中有一块形同虎踞的山石而得名。沟内春夏水草丰美，花果飘香，秋来层林尽染，芦苇丛生，“西峪秋葭”也是高家堡的有名风景。

老虎沟内有一座年代久远的龙王庙，位于沟内溪流北岸的石窟内，小庙门面为石刻仿木门窗，对面小丘上原有建于明万历年间的戏台。残存的戏台石雕栏板上有精美的双龙和荷花图案，左右分别刻有明“万历二年六月十三日立修 柴大奇 杨大伦”和“舍财人 左朝宗 梅玉花 郭世贤 石匠冯口口”字样。龙王庙前立着有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功德碑一通，乾隆五十七年（1792）款铸钟一口，铸有宋、李姓功德主15人和金火匠李得钱的姓名。

1978年，红崖墕村在老虎沟打坝时，在龙王庙旁发现了木碑各一通。根据村民描述，木碑高约1.5米，宽约0.7米，上面的文字形似蝌蚪，既不是汉字，也不是蒙文，有人怀疑是西夏文字。可惜，后来该木碑被村民做平板车时用作车棚板了。北宋西夏对峙时期，高家堡境内大部分属宋河东路管辖，西北地属西夏管辖，此处有西夏遗存亦属正常。

旧时，高家堡去往榆林要从西山脚下的秃尾河上渡过。清道光初年（1821），高家堡百姓筹集巨资在龙泉寺旁的河流上砌筑石桥以便通行。当年，秃尾河水量充沛，修桥工程浩大，据说工匠连食盐都吃了几石。道光二年（1822）秋天某日，修建了数年的大桥终于竣工，但见石桥气势如虹，雕栏精美。为了庆贺，高家堡百姓专门在桥边搭台唱戏。本来晴空万里，忽然飘来一片笸箩大的乌云，雷雨突降，河水骤发，大桥顷刻间便被冲圮，仅存三个石墩。

清道光二十年（1840），经神木知县王致云倡议，高家堡的绅商盐户又筹集基金，每年冬季在被毁的桥址处搭修木桥，基金的利息作为搭桥的费用。

新中国成立后，交通条件改善，秃尾河上桥梁逐渐增多，公路桥、铁路桥、高速公路桥横跨东西。古人眼中的天堑，今日已成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