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家堡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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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堡小学

在高家堡西街通往西北城角的巷口曾经矗立着一座石牌坊,上书“上帝行宫”。通过牌坊,巷道的尽头是建于明代的真武祖师庙。

民国初年的一天,前清秀才刘培英、乡绅康希尧等带领一群民众来到西街的祖师庙,打掉了神像,要开办新式学校。在那个革故鼎新的时代,这样对祖师爷大不敬的举动,仍然引起街上人们的纷纷议论。

早在清末维新时,清廷的学部颁发兴学章程,废除了科举,要求各地建立新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神木县筹措款项,创办了初等小学堂共9处。县城有4处,乡外有5处,其中高家堡就设有2处小学堂。

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元年(1912),主政陕北的裴宜丞回到家乡高家堡倡导办学,得到了刘培英、康希尧等有识之士热烈响应。为了解决校舍问题,于是就有了“打神建校”这个在当时的惊世骇俗之举,这个传奇的故事成为高家堡兴办现代教育的开端。

学校草创之际,高家堡遭受土匪卢占奎的劫掠,在艰难和挫折中,高家堡小学终于开学。由于它和神木城关完小并列为县政府教育局管办的两所正式小学,神木城关完小称为县立第一高级小学,高家堡完小称为县立第二高级小学。

高家堡完小第一任校长是刘培英,方镜堂、杭余九等饱学之士和榆林等地的知识分子受聘任教。此后,高家堡小学的部分优秀毕业生,从外地学校深造毕业后返回高家堡小学从教,历任校长有上海大学毕业的刘文蔚、三原宏道学堂毕业的刘仁甫、中国大学毕业的李荣宗、燕京大学毕业的王直卿、绥德四师毕业的郝子良、北京大学毕业的刘大智、榆林职业中学毕业的刘曰达和榆林中学毕业的范继仁等。也有韩寿萱、康恭菴等也先后任过小学教员。他们都成为高家堡教育事业传递薪火者。

民国时期,高家堡小学师资雄厚,学风浓郁,设施完善,声誉颇佳。学校除开设常规课程外,还开设美术等课程,配备有当时极为罕见的风琴等乐器,应为陕北一流的小学。民国十二年(1923),省政治观察员庞恩浓视察高家堡小学校后,在向省政府提交的视察报告书中对高家堡小学校长刘培英的办学精神和教员韩寿萱、李荣宗的教学态度大加赞扬。

高家堡小学开办之初,同期创办了高家堡女子小学,裴宜丞亲自教授英文,首开神木县内女子上学的先河。后来,学校一度分为两个校部,初小另设在财神庙对面的号房院。

高家堡小学的毕业生质量甚高。前几届毕业的有韩寿萱、史仙舟、杭逢春、李荣宗、王吉仁、刘大智、方恒等均才华出众,其中韩寿萱先在北京大学深造,后远赴美国留学,解放战争期间辗转回国,在北京大学开办了博物馆专修科,后来又担任了国家博物馆的领导工作。李荣宗从中国大学毕业,曾参加并通过了绥远省县长选拔考试。杭逢源、王直卿、呼子安等人钻研医学,颇有成就,成了远近闻名的中医大夫。

民国十六年(1927),刘文蔚、康恭菴、张云阶等地下党员,在高家堡小学组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高家堡支部。党支部书记刘文蔚任县立二高小学校长,宣传委员康恭菴任区教育委员,党支部利用学校阵地,宣传革命,发展了李登瀛、杨德明、刘磊等青年入党。组织发动镇内先进知识分子和校内高年级学生进行反土豪劣绅的游行示威活动。到20世纪30年代初,高家堡支部已经发展党团员40余名。以后,史仙舟、刘文蔚、张秀山、王治岐、李登瀛等从高家堡完小走出的毕业生先后投身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担任了中央和省级机关的重要领导职务。

高家堡完小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尽管培养了不少人才,为社会做出了一定贡献,但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力空虚,民不聊生,教育事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因此高家堡临新中国成立时,校舍破破烂烂,仍然维持着十数间的破庙原状。在校学生也逐年减少,六个年级学生不上百人,高年级每班不足十人,办学经费奇缺,只能惨淡经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高家堡完小才获得了新生。

新中国成立初,神府县人民政府加强教育工作,全县设贺家川和高家堡两所完全小学,高家堡小学称为神府县二完小。这一时期,学校毕业的不少学生踊跃参加革命工作,成为当时国家建设急需的干部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高家堡小学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经多次改扩建,建成教学楼和实验楼。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校学生达到千人以上。由于城镇化的推进,高家堡人口外迁,高家堡小学生源减少,高家堡中学和高家堡中心小学于2009年进行合并,成立了高家堡九年制学校,并在校内附设幼儿园,高家堡小学从此告别了百年旧址。2013年,高家堡九年制学校撤销中学部,学校的小学部又恢复为高家堡镇中心小学。

2014年,空置的高家堡小学旧址被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剧组搭建为“原西县革委会”和“原西汽车站”的外景地,络绎不绝的游客在这里寻找剧中的场景,高家堡小学原来的面貌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