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综述

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最初是国家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的一种道路探索，知青满怀激情，为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自愿走向农村，规模和影响力有限；20世纪60年代初，受三年困难影响，城镇容纳人口能力严重削弱，各级组织不得不大力动员城镇居民和无法就业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安置，知识青年到农村的数量显著增加，榆林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从这一时期兴起；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所有学校“停课闹革命”，正常升学秩序打乱。到1968年，要求学生“复课闹革命”后，积压了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新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只能动员“老三届”城镇学生“面向农村”，到农村插队落户。1968年12月，毛泽东“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经发布，立即引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狂潮，所有初高中毕业生“一刀切”，全部被强制动员下乡插队。“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不断调整，范围和规模不断缩小；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逐步停止知识青年下乡，并广开就业门路，解决返城知青安置问题；至1982年2月榆林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撤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深深改变一代青年命运的重大事件逐渐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从1961年开始至1981年停止办理下乡手续，榆林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后持续20年，累计约2.3万名知识青年下乡插队。

一、前奏——榆林地区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兴起

20世纪50年代作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初始阶段，榆林地区只是由各级团组织动员不能升学的农村籍初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榆林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快速。一方面中学生人数大增，1960年高中学生人数达到3万多人的历史高峰。另一方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造成的后果显现，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大量知识青年面临毕业后在城市无法就业的局面。

1960年10月，根据省委“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力，加强农业战线，对于今年新招的初中一年级16周岁以上的超龄学生应抽调回来，说服教育他们回到农业战线，参加农业生产”的指示精神，榆林地区各级团组织在青年中进行了“以农业为基础和发扬延安作风”的教育，号召农村户籍的初高中毕业生升学、回乡两手准备，动员超龄学生自愿回乡参加农业劳动。至1962年5月，榆林地区3万多名知识青年回乡，有8000多名被群众推选为生产队长、会计，其中1400多名因为在生产、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得到了县、公社、生产队的表扬和奖励。在缺乏知识分子的农村，回乡知青几乎承揽了农村需要一定文化水平担任的所有工作，成为农村干部的重要后备力量。

20世纪60年代初榆林地区大量精简城镇人口。随着大批城镇户籍的干部和工人回乡，其子女也随着回到农村（20世纪80年代初知青返城安排工作落实知青政策时，当初随父母回乡的初高中毕业生也按知青对待）。这批回乡人员安置主要由基层自行解决。用大队和生产队机动粮给每个回乡职工、知识青年补助口粮。需要的口粮一部分由生产大队在机动粮内解决，队里存粮少的由公社暂借一部分，副食发动亲邻凑借解决。给他们下拨和一般社员同等数量的自留地。对部分缺乏住处的回乡人员，也由队里帮助调剂窑房①。例如，绥德县贺家沟生产大队，对住处有困难的4户回乡人员，通过私建公助、补助粮款的办法，新建4孔窑洞。

1962年7月，地委按自愿原则，安置榆林、米脂、绥德等县1200名城镇青年学生、精简下来的职工和城镇闲散劳动力到鱼河、牛家梁、马合、党岔、榆林南郊等5个国营农场参加劳动。这是榆林地区第一批下乡上山的城镇知识青年，组织安置工作由学校、农场、农业部门共同负责，生产工具、住宿和生活由农场安排解决。口粮每人每月36斤，除带原供标准外，不足部分国家补助，工资平均每人每月25元，采取评工记分、按劳取酬的办法发放。

1963年2月，地委《关于做好当前城镇几项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各县委“对减下来的非农业人口和不能升学就业的青年学生，应有计划的组织动员他们下乡上山，参加现有的国营农场、林场、牧场的生产，或者安置到地多人少的生产队中去”。1964年5月，省委、省人委批转了省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城市下乡青年工作意见的报告》，根据文件要求，1964年8月成立榆林专区城市知识青年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安置任务较大的神木、府谷、榆林、靖边、定边、绥德等县也成立了相应机构。1963年底至1965年，全区共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复转军人和闲散劳力1141人，其中插队落户365人，安置在国营农林牧场168人，水保师186人，水土保持专业队430人。安置人员发扬大寨精神，勤俭创业，自己动手修造房舍，修理农具，解决生产生活困难。

“文化大革命”前榆林地区城镇知青下乡上山坚持自愿原则，主要安置在国营农场和各专业队，劳动报酬按农业工人对待；在农村生产队插队比例小，多是家庭成户插队，问题也少。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不少知青要求返城，知青下乡上山一度中断。

二、高潮——“文化大革命”期间榆林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一度沉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再度兴起，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兴衰起落，带有鲜明的政治运动色彩。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期间兴起两次上山下乡运动高潮。

（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各大专院校停止招生，升学无望，而招工、参军的机会也很稀少，全区城镇户口的“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的去向成了问题。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安置工作从1968年8月开始，12月形成高潮。

1968年陕西省革委会转发《西安市革委会 〈关于组织、动员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地区革委会专题讨论毕业生分配和安置工作。8月，专区革委会生产组招生分配领导小组成立，各中学革委会也相继建立了由工宣队领导、校革委会师生代表组成的毕业生分配安置工作小组。9月复课后，以班级为基础办起了毕业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学生到农村。分配安置按“四个面向”方针和省、专革委会指示精神，重点面向农村。为了减少动员下乡阻力，做好面向农村的安置工作，地区革委会发文要求工厂不得招工，厂矿招收的1966、1967、1968届高、初中毕业生一律无效，并由招收单位负责迅速介绍回原学校，彻底堵死招工这条路。9月底农村毕业生返回原籍社队落户的任务已完成。农村户籍学生返乡后，剩下的重点就是动员城镇户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城市和农村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条件，动员城镇户籍的毕业生回农村落户，难度很大。在城镇知青下乡的动员上，各县普遍注意发挥骨干学生的带动作用。9月23日，绥德高中1966、1967届毕业生在驻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校革委会的领导下，办起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县革委会副主任、校革委会主任许国庆和校革委会副主任王治德、马林生带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0月，榆林县号召学校革委会学生委员、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干部子弟以身作则，带头下乡上山。11月，定边中学高中毕业生、红卫兵头头、校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副主任薛肖波成为该县第一个报名到山区落户的知青。在骨干学生的带头示范下，11月30日，榆林中学、榆林县一中、镇川中学280名城镇高、初中毕业生到定边、靖边县农村插队落户，成为榆林首批上山下乡的城市高、初中毕业生。

真正引发榆林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狂潮的是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的著名指示。该指示一经广播，榆林城乡立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动员工作，迅速把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推到了顶峰。

当晚，全区许多县的革委会和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农村社队等基层革委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学习讨论指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听到指示，立即进驻学校，给师生、职工宣传指示，甚至连夜到未到校学生家里宣传。22日，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广泛宣传、深入学习、坚决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通知》，当日，榆林专、县革委会召开群众大会，庆祝毛泽东指示的发表，号召全区军民用办学习班的形式“迅速掀起一个大学习、大宣传、大动员、大落实毛泽东最新指示的群众运动。各地农村同志要热烈欢迎他们到农村来。对已经下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城镇居民，各县社、队革委会和广大贫下中农要认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保证毛泽东指示很好地贯彻落实”。

有了“最高指示”这把尚方宝剑，动员工作成效显著。“老三届”学生除特殊情况外全部动员，农村籍学生在12月前返乡参加农业生产，家住城镇的一律动员他们在本县农村插队落户，分配安置工作要求在1969年1月上旬结束。同时大力动员城镇居民同子女一起到农村插队落户。为了保证动员对象按时插队，全区各级革委会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教育知青坚决服从党和国家分配。

“文革”初期，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由专区革委会生产组招生分配领导小组负责，1969年春由革委会政工组下设的下放分配组具体管理。这个时期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政策上搞“一刀切”，不分城市或集镇，不分知青本人条件和家庭状况，靠政治运动和行政手段“一锅端”，凡是中学毕业生一律被下放到农村。各县知青以到本县农村生产队插队为主，部分原籍在农村的回乡插队，也有个别投亲插队，有少量知青到农牧场和农建师插场。榆林、绥德、米脂等城镇知识青年人数多、本地安排有困难的县，部分知青被安排到定边、靖边等地广人稀的县插队。1968年12月起至1970年8月，全区插队的初高中毕业生和外地来榆林插队的知识青年共达1.6万名，下放地点遍及全区。至1972年9月，榆林县去外县插队553人，绥德去外县43人，米脂41人。全区去农牧场插队的知青，定边107人，榆林79人，清涧4人。全区去农建师插队的更少，只有榆林5人，横山3人。

“老三届”下乡插队的同时，榆林地区也在大力精简城市人口到农村落户。大量城市人口涌到农村，造成安置严重困难。因此对“老三届”学生只能强调“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将一些知青下放到偏僻落后的地区，生产、生活、学习条件很差，吃菜、用煤都很困难。集体安置有困难的地方，大量知青被分散安置。1969年开始下乡插队的毕业生年龄普遍比较小，16周岁以上者由县上统一分配下乡插队，16周岁以下者，插队有困难缓下一年，和下届毕业生一起分配，强调应插队无故不插队逗留城市知青不能作为招工对象。榆林县以校定社，按组集体插队，每组一般5-7人，下乡后社、队一般不得将编好的小组拆散。教师带队，协助社队搞好安置和巩固工作、落实好接收工作，尽量安排集体住宿。

知青插队后的管理教育工作由插队所在地社队负责。1970年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毛泽东批示“照办”。要求在知青管理上各社（镇）革委会负责人要直接抓，各社、大队在党委（支部）和革委会的领导下，尽快建立由贫下中农、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代表参加的三结合“再教育小组”，生产队落实“三员”。但直至1973年，许多地方“三员”尚未落实。

文革前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缺乏规划，重动员下乡，下乡之后的安置工作制度不完善，一度处于混乱状态，出现很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集中在安置经费管理不规范，存在随便挪用，克扣、挥霍浪费甚至贪污现象。

地区革委会于1972年4月召开安置工作会议，对下乡人员安置经费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清理发现1968年下乡的这一批问题最多。由于是新工作，政策落实不够扎实，安置经费用于住房、生产、生活上面没有具体标准，导致各县都不同程度存在着贪污盗窃、侵占挪用、胡支乱花、挥霍浪费、发给本人、多报冒领、手续不完善、经费不立账、开支无单据等现象。全区发现贪污经费案件5起、金额达530元，挪用235起、金额151791元，仅定边县就挪用经费126起、金额10927元。据府谷、靖边两县的初步调查，将经费发给本人的37人，金额总计5651元。有些生产队安置经费不单独立账，有的还纳入集体收入分配社员，有的生产队安置经费账目混乱，无法查账，群众形容：“帐是片片子，单据是卷卷子，卷起是一捆子，放开是一摊子，乱得没样子，查账没法子。”

知青经费不能全部使用在知青身上，知青中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影响知青在农村安心生产。知青住房安置问题突出，1968年以来我区下拨建房补助费近100万元，而给知青修的房（窑）能住的只有20%左右，大部分建房补助费被挪用。致使不少下乡知青住房困难，长期安不下心来。

知青收入分配也是一项突出问题。国家停止供应后，多数知青生活不能自给。有的队知青工分压得低，不能同工同酬，生活不能自给。许多知青长期依靠家庭补贴，多子女下乡的家庭负担更重，知青和家长都有意见。

在安全问题上，知青被盗窃、奸污、安全事故也开始出现，甚至有个别知青走上犯罪道路。至1973年10月，榆林地区下乡知青共8000多人，留农村2940多人，因为连年遭灾，生活不能自给的达到80%以上，没有给下乡知青建房的62%，不少知青长期借住社员的房子，有的住生产队的办公室、饲养室、寺庙，甚至住在停柩的祠堂，严重的疾病治疗问题也难解决，培养更是无人过问。

1970年起厂矿开始在初中毕业生中直接招工，也有少量学生升入高中。以榆林县为例，1970年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吃商品供应粮的职工10%，选送高中4%，其余在本县农村插队落户，家在农村的回本生产队参加劳动。1971年，部分大专院校恢复招生，采用推荐选拔的办法从工厂、农村和部队招收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所谓工农兵学员入校，极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了上大学的机会。1971年6月，榆林地区35名工农兵学员进入北京农业大学学习。1972年，陕西省内各高等院校开始进行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工作。1973年6月，高等院校在我区开始进行招生工作，选拔具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有初中毕业以上实际文化程度、年龄20岁左右的优秀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青年干部和下乡回乡知识青年入学。

至1972年9月全区动员知青下乡6936人，在本地插队5910人，招工3043人，升学175人，参军148人，做代教、行政积极分子等临时工作490人。靖边、定边、神木、府谷、米脂、吴堡超过半数被招工，尤其是府谷县工业发展迅速，知青大量招工， 1968年至72年共插队184人，招工140人。培养典型不扎实，有的知青思想波动大，有的为招工而自杀。随着知青招工、招干、参军、推荐上学等更多出路的出现，走后门问题越演越烈。动员下乡的难度增加，滞留城市的知青相应增多。

（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再度兴起

1971年，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超过了财力、物力所能承受的能力，导致了所谓的“三个突破”, 1972年至1973年，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调整国民经济，下决心解决“三个突破”问题，决定1973年不再招收新职工。城镇不能升学的初高中生国家不包分配，出路只能面向农村。但当时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不像动员“老三届”毕业生那样好做了。1973年，毛泽东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后，国务院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8月22日至9月5日省委召开了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落实毛泽东“复信”精神。1968年以来大批知青上山下乡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榆林地区和各县都普遍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召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统筹解决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并将知青上山下乡的意义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再度兴起。

根据省委文件要求，1974年1月将下放分配组撤销，成立中共榆林地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领导小组组长由地委副书记雷高艺担任，主任先后由乔公瑾、杜存岐担任。当时，地委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等4个工作部门。由此可见，此时知青上山下乡工作较之前受重视。同时，县以上党委都建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并且领导机构都有女同志参加。

走后门不正之风得到了一定的纠正。中央要求，领导干部走后门要主动检查，坚决纠正。对群众揭发走后门情况调查落实，进行纠正。地委要求凡1972年5月走后门进来的人员，要一律退回去。处理了一批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的案件，处理了奸污迫害知青的坏人，使知青安全有所保障。

改进了插队方式，下乡知青除有条件回老家外，以集体插队为主，每个知青点不能少于5人，坚持办好集体灶。接收下乡知青的社队准备好住房、口粮、蔬菜、农灶具和所需物品，县上派人帮助接收社队做好安置准备工作，并检查落实。一般采取适当集中、建立知青点的办法，对招工后一些地方下乡青年过于分散和一些产量过低，生活长期不能自给的适当调整集中，安置在自然条件较好、交通方便、经济收入较大的川水地区。也有的采取以下乡知青为主、有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在人民公社建立集体所有的青年队或集体农林场。这些方式比较适合青年特点，也便于保护知青。绥德1974年建立知青独立核算生产队，带队干部与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

关心知青实际生活困窘问题。从1973年起，提高安置经费标准，平均每人补助500元①，知青参与生产队分配前口吃粮供应仍执行原有标准，停止供粮后实际吃粮不得低于当地单身劳力。口粮不足400斤者，由国家统销粮作补助。在分配政策上要求男女同工同酬，适当提高知青工分评定。1976年8月地区革委会发文，对参加生产队分配的下乡知青的口粮做出规定：从1976年秋起，每个下乡知青一律按所在生产队一个半成人的基本口粮分配，若连同本人工分所得粮食（不包括自留地收入）仍不足500斤原粮者，由国家统销粮中补足，每个下乡知青按一个半成人分配口粮，生产队不得扣减。

抓紧知青的学习，坚持一月三日的学习制度，给知青提供必要的学习材料，给他们订报纸和办图书室，经常组织他们认真看书学习，通过各种形式，如办夜校、技术训练班等，组织他们学习政治、学文化、学技术。

搞好知青的党团建设，本着积极慎重的方针，把具备入党条件的知青及时吸收到党内来，较快地在知青中发展团员，正确对待“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至1974年底，全区共修房1594间，石窑洞937孔，60%以上的在乡知识青年住上了新房子，神木县98%以上的知青都有房子住。1976年7月省委知青调查组来榆林调查，地委对调查工作很重视，7月底结束调查工作。在农村7538人，还有3988人没有住上自己的窑房。知青住房困难问题依然存在。

正是由于以上一系列政策的调整，改变了以往只是一味强调知青下乡，而忽略了他们下乡后的实际困难，的确解决了不少知青在住房、管理、经费、学习、安全保护等方面的问题。

“批林批孔”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最具典型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再掀高潮，由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送子女务农。神木县委书记儿子带头插队，定边县常委以上领导子女中学毕业后全部上山下乡。仅1974年春，全区就有2280多名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到农村插队落户。

1974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湖南省株洲市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青到社队农林茶场的经验，并写了短评。地委派人到株洲市参观学习。9月底，地委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传达学习湖南株洲市“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到社、队、农林茶厂”的安置知识青年工作经验，研究学习推广株洲经验的意见和办法。地委知青办要求各县都要有自己的试点，并协同榆林县开展试点工作。主要以集体插队的形式对口安置到社队。有条件办农林场的社、队，也可以集体安置到社队农林场，要求试点必须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户口在队，劳动在场”的原则，参加基本核算单位分配，不要搞平调。

在地委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地区各大系统成立安置下乡知青领导小组，各系统分工一名负责同志担任组长，指定2—3名一般干部具体兼管知青上山下乡安置工作。学校和有关单位紧密配合，共同做好动员安置工作，教育部门统计好每年学生毕业人数，按系统对口规划好下乡知青数。按单位大小、学生多少按系统安置到一个公社几个大队或几个公社。按单位对口安置下乡知青的社队就是各单位的支农点。采取“四包”“四对口”的办法进行动员。各行各业积极支持农村社队。榆林县1975年知青下乡工作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划分了系统，对口了挂钩社队，制定出厂社挂钩对口安置知识青年的规划。大系统对口几个公社，小系统对一个公社。实行厂社挂钩时征求系统和挂钩公社的意见，使挂钩双方满意。挂钩单位积极支农，调动城乡积极性。各系统对本系统知青和插队地发挥本系统长处积极帮扶，并且积极帮助社队管理教育知青。1975年3月，省委批转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关于推广湖南省株洲市实行厂社挂钩，按系统动员，对口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经验的报告》，要求各地从1975年起因地制宜，逐步按照株洲经验组织知青上山下乡。1976年绥德、米脂、府谷、清涧、横山5县也开始用“株洲经验”安置上山下乡知青。通过推广株洲经验，集中安置的越来越多，对知青的学习和管理教育工作也加强了。

1975年7月28日至8月2日，榆林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榆林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559人。会议讨论了地委副书记雷高艺做的报告。贾凯毅和杜良才（一等残疾军人，横山县石井大队民兵连副指导员）做了报告。榆林县喇嘛滩等3个生产大队知识青年小组以及横山县石窑沟公社戴家墕大队回乡知识青年戴世道等11个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会议通过了《榆林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倡议书》，推选出参加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68名代表和8名列席代表。

1975年7月国家开始在知青中大量招工，知青上山下乡开始进入低潮。在下乡知青中大量招工招干对知青扎根农村影响很大。经过历次招工、招干，大批知青离开。1975年全区下乡2年以上的2761名知青，被招走2203人，约占80%。留下的知青中多数是因结婚或其他方面不够条件的。例如府谷1975年招工将下乡2年以上的知青（除已婚不合招工条件的）全部招完。在乡的372人中1974年下乡刚满2年的101人，其中96人又被招副业工而离开农村。仅保留1975、1976年下去的276人。个别队甚至“一锅端”全被招工，培养的大队支部副书记、会计、保管，全部被招副业工，严重影响这些队领导班子建设。绥德县白家硷、崔家湾2个公社，100多名知青，招工后只留6人。知青插队地对此颇为不满，说知青是“飞鸽牌”，不是“永久牌”。“两年一满，铺盖一卷”，不敢培养使用。

1976年7月省委学习调查组调查榆林地区“城镇知识青年只插队不安家”情况。调查显示，榆林地区12个县除吴堡、绥德、横山3县外，其余9个县在县城（包括集镇）附近插队的845名知青中有552人只在农村插队，没有安家。在生产队劳动，吃住都在城中家里，子洲县在城关附近安置222人，就有207人在家中吃住，榆林在县城附近安置的150人中也有120人在家中吃住。群众称之为“生产队的临时户”“临时工”，将这种插队形容为“树栽在农村，根扎在城里”。这种插队形式在榆林流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县社领导图省事，房子没有建起来，没地方住，家长和学生都有混2年回城的思想，不主动要求到生产队居住。

三、潮落——调整政策逐步缩小和结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经历10年起伏后，问题越来越多，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国家又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使知青问题依然无法解决。榆林地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基本上还是坚持“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路线，继续动员、巩固知青在乡工作。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突破禁区，探索新的出路，榆林地区知青上山下乡逐步调整缩小范围，直至1982年初在乡知青全部转回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宣告彻底结束。

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知青上山下乡动员难度加大，地委通过大力推广“株洲经验”和“固关经验”，不断改善知青生活条件，减轻上山下乡阻力。但随着高考恢复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知青上山下乡举步维艰。

1977年9月，地委知青办贯彻省知青安置教育工作现场会议精神，学习推广陇县固关公社经验，各级党委把知青工作列入党委议事日程，一把手亲自抓，主管领导具体抓，带队干部专门抓。要求贯彻同工同酬政策，规定男知青的工分不少于9分，女知青的工分不少于8分，知青每月3日学习都记工分，知青在集体灶做饭的误工，亦由大队全记或半记工分；知青口粮问题，所在大队口粮达到500斤以上，按单个劳力口粮分配，所在大队口粮达不到500斤的，不足部分由国库供销粮补足。各县社都要结合自己实际情况按“统一规划，集中建点”的要求执行。并对口粮品种搭配做出明确规定：洋芋、红薯等副食比例不能超过20%，细粮（不包括小米、黄米）不能少于30%。1977年榆林地区有2000多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77年10月21日，全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在知青群体中引起强烈反响，参加高考成为很多知青的愿望。1978年5月省委知青办发出通知，要求地方各级党组织热情支持知青复习应考，并为考生提供便利条件。高考的恢复使知青下乡动员难度加大，特别是家长阻力大，大部分家长想让孩子留城复习功课，各县要求免下留城的人数增多。农村社队也不想接收知青，认为知青复习功课多，参加劳动少，离队人数多，没有以往好管理，个别公社甚至专门写报告要求不要分配知青。

1978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前，要求各地对知青工作进行统计。4月，地委知青办对知青上山下乡情况做了一次全面统计：在农村实有插队人数7523人，其中在知青点（集体户）的有4479人，在集体场队的有969人，科研站142人；1972年底以前下乡350人，其中满25周岁以上的未婚青年80人（男47人，女33人）；下乡青年中担任各种职务的1996人，其中民办教师969人，“赤脚医生”130人，拖拉机手43人，会计114人，保管员67人。

1979年是榆林地区知青工作的转折年。1月，省委对上山下乡政策做出调整，一般县城和小集镇的中学毕业生，在城镇能安排就业的，可以不再动员上山下乡。从1979年起，榆林地区除榆林、绥德县少部分知青继续下乡外，其余10县不再下乡。政策的调整使城镇就业安排难度陡然增大，神木县甚至希望继续安排下乡以便过渡。

在乡知青招工政策方面也做出调整：1979年1月，省委决定对1972年以前下乡的知青，凡符合招工条件的全部予以招收， 1973年下乡知青也解决一部分，对于和农民结婚的知青，根据本人能力和实际情况就地解决，插队过于分散的知青要适当集中。4月省委知青工作会议提出，招工要优先招收下乡时间长的老知青。招工办法按“早下早走”的原则推荐，表现好的同等条件优先。政策的调整，一度在知青中造成混乱。1979年榆林县在乡知青2400多人，1978年招工考试后，曾有80%的青年留城不回农村。

1980年3月5日，地委决定将地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改为榆林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归行署领导。4月，省上又做了一次压缩，把上山下乡的中学毕业生减少到30%以下，并在形式上也把知青户、粮关系随本人迁转到队改变为知青在机关农副业基地参加劳动，户、粮关系不变的做法。“户粮关系不变，多留少下”的安置政策，出现部分知青长期逗留城市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知青房屋被占用，生活困难得不到解决。一些地方划分作业组后，实行了劳力包干到户，知青的农活不好安排，特别是包干，生产队不愿意要知青，不分配劳动，知青在队里待下去没事干，有的社队派知青回城包副业，当临时工，或借口不好管理，干脆让他们回城等待安排。这期间，榆林、绥德两县共下知青174人。5月，榆林专署决定，全区历年到农村落户的知识青年，凡未考学、招工者全部回城就业。

1981年8月3日，在榆林召开全区知青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县知青办负责人和各县知青办会计，至此知青回城等收尾工作已全面铺开，进展也比较快。至8月底，省上决定不再搞上山下乡，榆林、绥德两县即于9月3日停止办理知青下乡手续。10月底，全区在乡知青全部转回城市，并于12月底安置就业。至1982年初，知青房屋、财产、经费等遗留问题均作妥善处理，榆林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于1982年2月12日撤销。

在明确允许知青全部回城后，面临着很多具体问题：一是有些县对知青工作不够重视，主管领导对此项工作过问少，有的还回避矛盾，使一些本当能及时解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有的县知青办撤销后，工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有的虽已同劳动服务公司合并，但工作没人管。有些是知青干部不安心，影响了知青工作的正常进行。二是知青回城的宣传工作和思想教育做的不广、不细，一些在乡知青和家长对回城问题存在疑虑，担心回城后没人管，工作不好安排，所以思想上有抵触，给回城工作带来了困难。三是由于一些部门手续办不出，致使一部分能转回城的知青无法回去。四是不按上级精神办事，一些地方知青经费不是专款专用，而是用于待业青年的修建房屋等。

当时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一是保持知青机构的相对稳定。在知青工作未结束前，知青办主任和会计不能轻易调离或抽出搞其他工作。知青办与劳动服务公司或待业青年安置办公室合并的，要保证知青办干部首先在做好知青回城、收尾等工作的前提下，协助劳动服务公司做好知青回城待业安置工作；知青办已经撤销、干部已经调离、业务移交给计委的，计委要留一名原知青办负责同志和会计等业务人员，把知青收尾工作搞结束；二是在做好政策宣传、思想教育工作的基础上，加快在乡知青的回城速度。要做好单位、系统，特别是知青、家长的思想工作和调查摸底、审查工作，成熟一批回一批，不搞一刀切，知青回城后，知青办应积极协助各系统和劳动部门做好安置工作。三是在搞好知青回城工作的同时，要认真做好经费清理、房屋移交、“三具”处理和已婚、病残知青的安置工作。四是全区还有43名在落实政策中承认的知青，其中横山18名，榆林9名，子洲7名，神木5名，米脂2名，靖边、府谷各1名。这部分知青只要是根据中发 〔1979〕 43号文件精神承认的父母家居城镇，并已转回城的，应按回城待业知青对待；五是在乡知青只要经接收城镇区以上知青办的批准，并开具回城证明，公安、粮食部门应给办理户、粮手续。因此，各县公安、粮食部门应准予下乡知青回城落户，积极办理户、粮手续，使知青回城等收尾工作及早结束。

对于已婚老知青的安置：凡符合招工条件的，尽力优先安排，不符合招工条件的，凡与城镇人口结婚的，转回爱人所在城镇，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与农民结婚的，在取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视其家庭困难程度给以必要的资助，让在农村安家落户，或征得双方同意，知青本人转回城镇安置。全区23名已婚知青中，18人转回城做了安置，5人在农村安家落户。

对于病残知青的安置：凡半残，尚有劳动能力的，回城安置力所能及的工作；因公致残的，根据有关规定，移交民政部门管理；非因公致残的，由安置地区和动员城市、家长共同协商，知青部门在经济上给以必要的补助，户口迁回城镇，同父母一起生活。

关于知青遗留房屋及经费的处理：1968年以来，全区共修建知青窑（房）6273间（孔），除少数坍塌损毁的外，其余全部无偿移交安置地区的社队，用作校舍和青少年活动场所或作他用；知青的农、灶、家具按规定变价处理，截至1981年12月底，除榆林县的4个公社未处理外，全区共移交房（窑）6236间（孔），处理“三具”71046件，收回变价款75800多元。

从1968年至1981年，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共计22853人，分别安置在212个公社的2702个生产队和知青农林场（队）。据统计，知青中升学的1219人，参军的1705人，当了工人的17134人，招干的431人（包括提拔公社以上领导12人），死亡24人，判刑6人，在农村安家落户的5人，还有888人由于有病或其他原因批准返回原动员城市就业或待业。

1968年以来，上级给榆林地区共拨知青款1077万多元，至1981年底共开支970多万元，其中建房费211万元，“三具”费97万元，宣传费20万元，学习费15万元，业务费33万元，困难补助费18万元，医疗费12万元，生活费240万元，扶持生产资金20万元，其他费304万多元（包括1968年到1972年城镇人口下乡费总开支），从1980年底到1981年底各县财政结余款共上划省55万元，还结存52万多元。截至1982年3月，全区在农村的知青，绝大多数已经安排了工作。

四、结束语

上山下乡的二十年间，我区涌现出像贾凯毅、刘光范、戴世道、杨合仙、李虎才、刘琛等一批知青典型，以及榆林县城关镇杏鄢知青小组，绥德县白家硷公社前吴家沟大队知青点，靖边县东方红公社伊当湾知青生产队等成绩显著的先进集体。1968年来，先后受到省、地、县表彰奖励的先进知青有2608人，先进集体351个，下乡知青中入了党的1790人，入了团的9754人，提拔公社以上领导干部的12人，担任基层干部、会计、保管员、记分员、“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农技员的就更多了。

大批知青下乡向农村传播了文化知识，对我区农业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知识青年在农村经受的坎坷磨炼与为国分忧所做出的奉献，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新时代的年轻人正确看待历史，正确面对人生坎坷，为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执笔：高霞）

① 《榆林报》, 1962年4月29日。

① 跨县插队、回老家落户和到集体所有制场（队）每人补助510元，在本县插队每人补助490元，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每人补助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