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综述
中共商洛市委党史研究室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作为一项全国性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则始于1968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商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全国大的趋势和历史进程基本一致，经历了起步、发展、结束阶段。
一、历史背景
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新中国建立时间不长，经济社会正处于调整改造过程。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如粮食短缺、城市就业、农村文化教育落后和知识分子缺失等成为困扰党委政府的难题。1955年4月，共青团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时了解到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国向党中央汇报后，引起中央领导人的关注。1955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按语中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同时，按语中以设问的形式提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同年8月，以杨华为首的60名北京青年组成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关东的北大荒去垦荒。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探索之路由此拉开。1957年4月，《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指出，“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这时候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支援农村和边疆，仅仅只是一种“号召”，还没有成为必须执行的政治任务。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知识青年的就业和混乱的经济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在编者按中转引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指示，已超出了一般号召的意义，更多地体现了中央对广大知识青年的要求。加之当时大的社会环境和浓厚的政治氛围，文章一经见报，就成为“最高指示”得到积极响应。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借助政治运动由此迅速掀起。
1968年12月22日商洛专区革委会根据省革委会《关于广泛宣传，深入学习，坚决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通知》精神，向全区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广泛宣传，坚决落实毛主席动员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新指示的决定》。《决定》要求全区“广大知识青年和脱产城镇居民，都能热情地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第一线去，为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一份力量”“全区在明年元月底以前，要完成这项工作任务”“动员符合条件的人员做好下乡的准备，保证此项工作的胜利完成”，标志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商洛的开始。
二、历史进程
商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运动的起始，从1968年12月专区革委会作出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定到1973年12月地委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以前；第二阶段为运动的常态化时期，从1973年12月到1978年底地委决定不再动员本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止；第三阶段为运动的收尾阶段，从1979年不再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1981年6月18日地区劳动局向地区行署做出《关于结束知青工作的情况报告》为止。
（一）商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初始阶段
这一时期主要是各级革委会广泛动员本地1966、1967、1968届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积极接收和安置国家分配给商洛的知识青年，以及探索如何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工作。
1．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接收与安置
1968年12月22日，商洛专区革委会《决定》下发后，各县迅速开展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主要动员对象是具有城镇户口的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全区各县、各学校革委会、工宣队组织开展动员宣传，有的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有的高呼口号。学校、街道到处张贴着“上山下乡光荣，留在城里可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等各种宣传标语。在政治热情驱使下，广大学生和家长纷纷写出申请书、决心书表达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支持。有的同学写到“中央传来大喜讯，最高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欢腾，豪情满怀到农村，接受农民再教育，广阔天地炼红心”；有的同学表示“决心到农村三大革命中锻炼成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形成的高涨的政治热情，加之青年人当时无所适从的社会现实，大多数学生和家长对于这个新鲜事物采取积极响应的态度，表达出对最高指示的坚决服从。
在动员的第二天，商县中学、商县城关中学和商县民办中学3校500多名“老三届”城镇毕业生中就有200多人报名参加。1968年12月底，商南县率先完成先期动员任务，将城关中学39名知识青年分别分配到先锋公社（龙窝）先锋大队、湖田大队和水沟公社滚子旋知青点；镇安县将先期动员的镇安中学学生谷玉兰、张志敏等8人分配到东川、柴坪等地。1969年元月2日，专区革委会和商县革委会在商县东方红广场（今商州区中心广场）召开声势浩大的商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誓师动员大会。在动员会召开后的5天内，先后有户口在商洛军分区及下属武装部的15名学生、城关中学111名知识青年、商县中学200多名知识青年，踏上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征途。
1969年5月3日，商洛专区革委会成立下放分配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领导小组由5人组成，专区革委会副主任郭力道任领导小组组长，郭步德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干部下放、毕业生分配、知识青年、城镇居民和复退军人安置等工作。这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没有设立专门机构，具体工作和城镇居民下乡落户、干部下放工作放在一起。在专区机构成立的前后，各县革委会也相继成立下放分配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以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在各级革委会下放分配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动员和领导下，社队迅速开展知识青年的接收安置工作。
虽然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快、时间紧，但是各地都给予高度的重视和热情的接待。有接收安置任务的社队接到通知后，在很短时间内安排本社队员腾出仓房、场房，盘炕建灶，购买锅碗瓢盆等生活必需品。有的社队由于公房有限，就动员村民将自家的空房、柴房等腾了出来。有的青年下去之后，社队还没有准备好，就安排他们在群众家中居住，轮流派饭。知识青年的口粮问题，前半年由国家统一供应，之后就凭从事农业生产获得工分在所在生产队分粮。为保障知识青年的生活，社队还划给知识青年和当地社员同等数量和质量的自留地种植蔬菜，以保证蔬菜自给。
当时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生活上的政策是，每人每年口粮标准为450斤，若生产队当年粮食分配低于450斤的由国家统一补齐差额，粗细粮比例为3: 7。人均补助经费为250元，主要用于建房、农具、灶具补助；生活补贴和宣传等开支经费交由公社管理，根据情况下拨到大队、生产队和个人。半年之后从事农业生产，在生产队参与按劳分配。实际生产劳动中，知识青年的日工分大多都划定在6至8分。1973年9月底，根据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精神，陕西省革委会下发《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规定》，决定从1973年起将知识青年的人均安置经费提高到500元，粮食供应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44斤，对食油标准、燃料以及卫生医疗、学习和其他问题都做了明确的有保障性的规定。各县也都照此执行。在一些边远山区，由于交通不便、自然资源紧缺、地少人多等因素制约，也曾出现知识青年因口粮短缺要求调离和返城的事情，但绝大多数基本上都能解决温饱问题。这为知识青年安心开展农业生产，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开展本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接收安置工作同时，各级革委会和下放安置办在全区范围内也开展了省上统一安排的知识青年的接收和安置工作。1969年5月，全区下放安置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要求要像延安专区接待安置首都知识青年那样，认真做好省上给我区分配的上海知识青年的接收、安置工作。同时将省上分配我区4000名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具体分配到县，要求各县以“最大的热情、最快的速度，做好接收准备工作”，尽快把任务落实到社队，安置要适当集中。商南县在接到专区分配的接收西安300名知识青年任务后，立即动手，很快将任务落实到5个公社的60多个生产队，并在10多天时间里落实住房200多间。尽管最后省上实际分配的人数没有那么多，但是各地在有限的条件下，为安置知识青年尽了最大的努力。
2．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
毛泽东指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便成为整个知青工作和知识青年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对知识青年的再教育，侧重强调知识青年要在农村广阔天地锻炼成长，通过接触贫下中农这个无产阶级群体，树立对无产者的阶级感情，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知识青年从投入农村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接受政治色彩浓厚的“再教育”。
地、县革委会和知识青年所在社队对“再教育”工作高度重视，都确定了一名副主任分管这项工作，在有知青落户的社队都建立有农村大队干部领导下的以贫下中农为主体，有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参加的“三结合”的“再教育”领导小组。“再教育”工作主要内容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进行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以及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集体生活劳动教育、艰苦奋斗教育，以推动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地自觉改造世界观。运动起初阶段，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主要体现在对《毛泽东语录》、“老三篇”① 和党章总纲等内容的学习。所有知识青年都是《毛泽东语录》不离身，不少知识青年天天读、月月学、年年讲。有的知青还做笔记，不时写出心得体会。同时各级革委会和社队，经常举行不同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通过长年累月地学习，绝大多数知识青年都能够熟练背诵毛泽东语录和“老三篇”。不少知识青年不仅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模范，而且成为自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模范。不少下放、插队人员被贫下中农誉为“红四员”，即辅导员、宣传员、读报员、文化教员。不少社、队的宣传站、广播台、黑板报、读报组和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都有知识青年的积极参与。如山阳县鹃岭大队下放、插队人员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当毛主席最新指示和党中央最新“战斗号令”发表后，他们就立即印发和编排文艺宣传节目，及时传达到群众中去。他们除在本大队的7个生产队开展宣传活动外，还翻山越岭到周围50多个生产队进行宣传，受教育的群众达万人以上。
为促进“再教育”活动的开展，地区召开相关会议时，都要交流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和经验。1970年5月18日至26日召开下放插队人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议总结和交流了一年多来下放插队人员，特别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取得的新成绩、新经验，通报表扬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受表彰的4个集体，有2个是知识青年小组，15名插队人员中有11人是知识青年。
为保证知识青年思想的革命化，还开展了学习解放军“四好”“五好”经验活动，在广大知青中评选“四好”先进集体和“五好”先进个人。对带资劳动的大中专毕业生，革委会和社队还建立了相应的劳动、学习和请假制度，每年年底还对学习情况进行考核。为保证教育效果，地区不定期对“再教育”工作进行检查。
和贫下中农一起接受阶级教育的同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遵照“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教导，以实际行动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投入治山治水和技术革新运动，投入到建设商洛山区中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怕苦、不怕累，哪里活重就往哪里扑，哪里活苦就在哪里干。商县龙王庙公社上山大队下乡知识青年小组5个女青年1969年冬天组成“治理石龙沟突击小组”，冒风雪、顶严寒，大干103天不下火线。有不少知青发挥自己所学，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大搞科学实验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如商南县龙窝公社先锋大队知识青年小组学习外地经验制成中曲糖化饲料等，为当地农、牧业增产做出了贡献。
3．清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经费
保障知识青年生产生活正常开展的安置经费，每年都由省革委会统一拨付，再由地区革委会下拨各县。截至1973年底，省上先后6次为商洛拨付下放插队人员安置经费103万元，其中用于知识青年的安置经费达53.5万元，用于知识青年建房、购置农灶具和生活补助共支出47.9万元。虽然中省对知青的有关经费的政策和规定很明确，但由于各地在接收安置上没有太多的经验，在如何安置、经费如何合理利用和管理上都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胡支乱花、贪污、挪用现象。据统计，截至1973年底，全区贪污安置经费案件8起，贪污款项465.95元；全区挪用9起，挪用经费金额达27.2万元。有的地方开支浪费现象严重，有的知识青年离队时除农、灶具私自处理外，还用经费给自己买床单布、棉花布、花床单等，有的将用安置经费购买的象棋、扑克、手电筒、衣物等全部带走，有的离队时将农、灶具私自带走、损坏、丢失、变卖。
针对存在的问题，根据中央和省上的统一部署，各级革委会迅速开展了安置经费使用情况清理工作。地区于1971年秋季专门召开了各县下放办负责同志座谈会，专题布置经费清理工作。同时多次下发通知，督促各县进行清理。各县在清理过程中，对知识青年离队后的房屋、农、灶具进行登记造册，农、灶具由知识青年所在公社妥善进行保管，房屋由所在生产队使用和负责维修。有些不适合再安置知识青年的地方，对原来购置的农、灶具进行低价处理。对拨款到社、队没有使用的经费，能收回的都予以收回，对贪污和挪用的款项大多也予以追回。
根据中央〔1973〕30号文件和省委〔1973〕69号文件精神，地委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经费做出明确规定。强调安置经费公社由会计或文书主管，建立专账，专款专用。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由会计负责，并建立专账。凡是开支的条据，都必须有知识青年小组签字，并经大队在教育小组审批，统一向公社凭据报销。生活补助费由公社逐月拨付，小队会计和知识青年小组一同签领，保证知识青年生活的及时需要。农、灶具费由生产队购置造册登记，发给知识青年节约使用，购置农、灶具单据由生产队“再教育”小组和知识青年小组共同签字后，到公社报销。建房费由公社建立专项户头，由信用社、营业所监督社、队使用。按照“群帮、公助，社、队扶持”的原则，只报销需要购买的木材、砖瓦等材料和雇请的木、泥工人员工资。学习费由县下放办统一掌握使用，给每个知青点订一份报纸、一份《红旗》。医疗费按人拨给公社，由公社交知青所在大队医疗站，主要用于支付头3年的医疗费，大队医疗站协助公社掌握。同时加强对安置经费进行经常性的检查和清理工作，做到账面、单据、实物“三对口”，县、社、队三对账；农、灶具造册登记固定到人，离队交回。所建房屋，由县、社、队三级共同进行验收，明确由知青长期居住。知识青年离队后，生产队可以使用，并负责管理、维修。县、社、队三级签字盖章，归入档案。以后新来的知识青年继续使用，从制度上保障安置经费的合理使用。
通过对经费的清理，保证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顺利开展，也使经费管理工作逐渐得到完善。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常态化
这一阶段知青工作的特点主要是：成立专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管理机构；推广株洲经验，实行“厂社挂钩”的安置办法；重视知识青年实际问题的解决；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结束，“再教育”工作政治色彩更加浓厚。
1972年底，福建省一名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其儿子在下乡点遇到的生产、生活困难，主要是口粮、住房和钱的问题。同时，信中还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在知青招工中的一些“走后门”现象等不正之风，表示出对上山下乡过程中一些问题的忧虑。李庆霖的“千言书”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毛泽东在1973年4月底亲自给李庆霖回信。在当时的情况下，李庆霖的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使党中央和国务院直接、真实地了解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开始着手研究解决。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省市区讨论研究的基础上，1973年6月至8月，国务院主持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定出“统筹解决”的具体办法。会议有限度地统筹解决了下乡青年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些实际困难，其中的一些措施是比较明确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这对解决当时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会议要求要做出长远规划，继续大规模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对上山下乡政治意义的认识越拔越高。
1．健全机构
1973年12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专门负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直接归地委领导。地区机构成立前后，各县相应成立了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有些学校、工厂也组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机构，有知识青年的社队也都成立了“三结合”“再教育”小组，并落实了“三管人员”。在成立机构同时，地委选派31名机关干部深入到知识青年较多的公社，指导和协助当地开展知识青年的教育和管理工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机构的完善，使整个工作进程进一步加快。1974年春，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达到760人，相当于1968年以来5年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总数的一半以上。地委书记高明月、副书记孙喜岱等都带头支持上山下乡，鼓励和支持自己的子女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仅1974年，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各县部局长以上领导干部子女就有157人，占下乡知识青年人数的20%多。据统计，全区1968年至1972年上山下乡总数为1503人，1973年为63人，1974年为799人，1975年为1100人，1976年为1123人，1977年为1052人，1978年为568人。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1974年以后，商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人数上，明显呈上升趋势，增长较为迅猛，到了1978年逐渐回落。
2．推广“株洲经验”
1974年8月26日至30日，中共商洛地委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学习讨论《人民日报》发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株洲经验”。此后，全区应届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采取株洲的办法，将过去的以学校为单位下放，改变为按知识青年父亲或者母亲工作所在单位下放安置，实行“厂（或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社挂钩”，具体实施中做到“四对口”。通过对“株洲经验”的推广和实施，使知识青年涉及社会各行各业，原来由知青部门单独组织实施的事情，成为“党、政、军、民、学”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事情。同时知青在户口到队的同时，工作被集中安置在社队办的农场、林场、茶厂以及药场、饲养场等。1975年全区下乡的知识青年，有386人集体安置在32个农林茶场。
这种安置形式，既便于对知青的教育和管理，能更充分发挥知识青年的作用，又能有效促进社队两级经济的壮大和发展。比如丹凤县武关核桃林场核桃产量连年下降，知识青年进场后实施核桃科学管理技术，使核桃产量由进场前的3300多斤增加到6000多斤，粮食产量也翻了一番；安置在商南茶房大队茶场的下乡青年，1974年进场后和茶场贫下中农一起开荒种茶、修路、建房，使这个茶场发展很快，1976年茶园面积增加到1200多亩，茶叶产量从青年进场时的60多斤增加到5000多斤；安置在商南张家岗大队茶场的35名下乡知青，1975年进场后，苦干一冬春，新垦高标准茶园20多亩，修整茶园80多亩，种茶补茶180多亩，种植花椒、葡萄、苹果树等9000棵，和贫下中农一起开垦荒山、修人造平原70多亩，还自己动手修建起了14间大瓦房、篮球场、文艺室、养猪场等。
“株洲经验”的推广，无形中调动了工业支援农业、城镇支援农村的积极性。实行厂社挂钩后，许多单位主动将工厂和社队联系起来，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社队被作为支农点，在夏收、秋收、抗灾、社队办工业等方面都给予人力、物力和技术上的支援。西安庆安公司和洛南县孤山公社挂钩安置下乡青年后，就积极帮助公社架设了高压线路，解决了用电的问题，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称赞。洛南县的4320厂1976年支援挂钩的四皓公社办起了云母加工厂，1977年又把抽水机、电缆等物资专程运送到这个公社支援抗旱。西安红旗机械厂和洛南寺坡挂钩后，支援该社何村大队装配榨油设备，使这个大队实现了榨油机械化。地区工交系统和商县两水寺公社挂钩安置下乡青年后，帮助公社修通12公里长的一条公路，帮助生产队办起了木器加工厂、编织厂、羊场、鱼池等，这些队办厂子都是就地取材，为挂钩单位生产包装用品，既增加了社队收入，又支援了工业生产。这种“厂社挂钩”，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是对工农业生产关系的一次有益尝试。知青点成为亦农亦工的大学校，使知识青年在从事农业生产中得到锻炼，也了解了工业经济的相关知识，为日后返城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实践储备。
3．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管理与教育
为保证下乡知识青年生产生活所需，1974年全区先后分3次向各县拨付经费38.8万元。各级党政部门将解决住房和口粮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首要解决的问题，除1973年以前全区已为1566名知识青年建房屋354间外，1974年至1975年8月底，全区为下乡知青又新建房屋1152间，许多地方为下乡青年建起了知青大院，有的还建起了楼房。1976年，全区为知识青年建房740间，完成应建住房任务的93.1%。地区计委优先对知青建房木材指标予以安排，有的县还就地供应木材。生活方面，有的县为方便知青买粮专门供给面袋，有些县的商业部门专门为下乡知青开设了专卖柜台。在秋季口粮分配中，各地都能按知青所在生产队单身全劳的口粮标准供给，商县、洛南等地甚至按1.2人的口粮标准供给。对全年口粮标准不够540斤的，由国家统销粮补足。同时全区还对1972年以来应建而未建住房的知识青年拨付了房屋补助费和维修费，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知识青年在帮助其实现生活自理同时拨付了一定的补助费。在具体生产劳动中，实现同工同酬。许多知识青年下去以后不会做饭，当地农民就帮助他们去做；有的不会干农活，当地农民手把手教。在生活中，各地还帮助下乡青年办起集体灶，有的地方还鼓励青年种菜，发展养鸡、养猪等小型副业生产，使其基本实现生活自给自足。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持续深入，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教育阶级色彩愈加浓厚，各学校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前普遍成立培训班，请老贫农、老工人和前一阶段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先进代表作报告，组织学生去农村做社会调查。各地还对知识青年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有的地方请老贫农忆苦思甜，请老红军、老游击队员讲革命斗争史；有的地方组织下乡青年调查贫下中农在旧社会的苦难家史和村史；有的地方组织参观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用英雄事迹教育下乡青年。全区下乡知识青年演出文艺节目263个，各地举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培训班20多期。商县8个公社、40多个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还写了保证书，纷纷表示立志扎根农村，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努力改变农村面貌。省、地、县知青部门和动员单位为知识青年提供了大量的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不少青年点都建立了图书室。为交流学习经验，1975年8月，地委召开了有800余名代表参加的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75年至1976年元月，县、区、社先后举办各类知青学习班231次，参加人数3436人次。
粉碎“四人帮”后，对知识青年的政治教育主要围绕怀念毛主席，揭露、批判“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而展开。1977年地委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要求建立县、社、队三级教育网，大队和农林茶牧场要坚持抓好每月3天学习日的学习活动，公社每半年举办1次全体下乡知识青年学习班，县级每年轮训1次知识青年小组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后，县社普遍建立知识青年学习班，3600多人次参加培训。
（三）扫尾阶段
197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明确规定：“矿山、林区、分布在农村的有安置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小集镇和一般县城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由本地区本系统自行安排。”据此，经商洛地委研究决定，从1979年起不再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以后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安排问题，由劳动部门主要负责，知青办积极协助。全区知青工作随之步入尾声。截至1978年底，全区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共有2000多人，对这些知青生产生活的管理，回城安置、就业以及知青点财产的处理，经费的清理，机构的撤并，成了这个时期工作的主要任务。
1．解决知识青年撤离前的生产生活问题
各地在认真办好“三集中一分散”知青点和农林茶场的同时，将分散插队的知识青年进行调整和集中，对在调整过程中农灶具不全的给予立即配齐，对一些因生产队工分值过低而造成经济困难和其他困难的知识青年给予了适当的补助。1979年12月，商县给15个生活困难的知青解决过冬和缺粮缺款的问题，补助现金400多元，布票200多尺；对1973年下乡的老知青不符合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招工条件的，优先在企事业单位予以安排；对与当地农民结婚的女青年，就近安置在区社企事业单位或其他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对因病或其他困难应当回城的知青，允许他们回城。同时还对招工办法进行不断完善，在鼓励知识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坚持“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同时，采取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对下乡时间较长、劳动态度和工作表现好的知识青年优先予以照顾。
2．开展业余教育，为知识青年返城安置就业做准备
1977年冬国家恢复高考后，各地纷纷响应国家号召，安排知识青年准备应对备考工作。商洛地委要求凡安置有知青的公社都要办好知青业余学校，聘请当地中学教师、基层干部、带队干部担任教师，任课教师按教育部门有关规定给予任课津贴；教育部门和知青所在区社中学都要热情帮助办好知青业务学校，为他们选派教师，提供教材。各地坚持每周一日学习制度，鼓励下乡知识青年业余自学科学文化知识，并为他们印发了大量复习资料和其他学习材料，高考招生前还专门给予1个月复习时间。对于严格遵守学习时间和相关规定的知青，虽不记工分，但都给记工勤。据地委知青办统计，1979年全区公办知青业余复习班36处，坚持参加听课1000多人。客观上为知青积极备考，用知识改变命运起到促进作用。
3．下乡知识青年居住房屋及相关财物的移交处理
1968年至1978年，全区先后动员安置下乡知识青年6200余人，省上先后拨付专用经费362.3万元，这些经费主要用于知青建房，购置农具、灶具、家具等。这些经费的有效使用，保障和解决了知青住房、生活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贪污、挪用经费、胡支乱花以及“三具”管理混乱丢失损坏严重等问题。到运动结束之前，有的问题甚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在很多地方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各级知青管理部门通过清理，收回多拨、结余经费，追缴被贪污挪用经费，及时收回了一些丢失的农灶具。截至1981年6月中旬，商洛在乡的知识青年仅有5人。为尽快做好知青收尾工作，各级知青部门对知青居住房屋、财产进行清理。1973年以来所建房屋3213间，除过去已变价处理的外，均由各县知青办会同社、队逐点核实，造册登记，签发证书，全部移交给组建单位使用。所有财产除价值低的留给知青所在生产队、动员单位支援的床板和其他价值高的农灶家具归还原支援单位，其余都实行变价处理，将变价收入的20%留给社队。结余的知青经费，按照要求转做劳动就业经费，用于安置回城的下乡知青和城镇待业青年。凡用知青经费购置的财产，造册登记后移交同级劳动部门使用。
4．知青管理机构撤销
1980年7月19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撤销，业务移交劳动局。1981年6月18日，地区行政公署劳动局向地区行署上报《关于结束知青工作的情况报告》后，地区要求各县知青办对知青工作做出总结，报同级政府批准后撤销机构。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机构的取消，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落下帷幕。
三、经验教训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对促进农村的文明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他的历史局限性同样十分明显。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各个领域一片混乱，政府机构瘫痪，政治派别斗争严重，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冲出学校走上街头，在各地串连造反，造成社会动乱不安。加之当时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服务业等多数发展迟缓，青年学生除了从军以外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全国下乡的知识青年达到1700多万人，10%的城市人口来到农村，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混乱局势受到一定遏制，暂时缓解了知识青年的就业出路问题。商洛动员接收的下乡知识青年人数和规模虽然有限，但在当时条件下，也为年轻人的就业做出了一定贡献。在高涨的政治热情的推动下，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投入到上山下乡的队伍中去。他们远离父母，告别亲人，到广大农村去从事自己以前从未从事过的农业生产，开始了艰苦的生活。自然条件的艰苦，物质文化生活的匮乏，却锻炼了广大知识青年的体魄，磨炼了他们的意志，使他们的生活阅历得到丰富，所学知识得以实践。回城以后，他们中的大多人都能珍惜生活，以不同寻常的人生历练和姿态，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医疗卫生等各行各业努力工作，有的取得了卓越的工作业绩，成为所在领域的中坚力量。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都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城市年轻人。他们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有思想、有头脑，见多识广。上山下乡之后，在向农民学习各种生产技能、参加各种艰苦农业劳动的同时，凭借所学知识，有的很快成为生产队干部，有的成为村里的文书或会计，有的成为小学教员，有的做了“赤脚医生”，有的积极参加农业科学实验，有的用自己所学指导农业生产，有的还直接帮助农民识字读报，等等。他们用知识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所在农村的文明程度，影响到那里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为农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历史教训同样十分深刻。这一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使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最宝贵的黄金时间，也造成一个时期国家人才的断层，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长远的危害。为安置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也加重了广大农村的承载能力。同时，由于城乡矛盾、风俗差异、生活习惯，以及物质匮乏、精神寂寞等问题，这一政治运动还在一些地方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
（执笔：朱春青 郭书俊 李杰）
① 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