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综述
中共铜川市委史志办公室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实属罕见。铜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历史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时代背景
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倡导毕业生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195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升学深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是将来到农村从事生产劳动。1955年9月，毛泽东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并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的指示一发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便作为一个精炼提纯的口号，迅速在全国广大知识青年中高喊起、流传开，并成为一些热血青年的自觉行动。
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指出：“就全国来说，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团中央随后分别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等10多个大城市开始进行有计划地动员城市青年插队下乡的试点工作。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城市的劳动力需求量也增大，使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一度中断。进入20世纪60年代，为纠正党的工作中严重的“左”倾错误和解决因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经济困难，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在调整国民经济中“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指出：“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劳动。”此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且直接下乡插队的人员逐年增多。铜川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全国各地的情况一样，也正是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历史经过
铜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从1964年3月开始，1981年4月结束。全市共动员了21768名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在本市安置了15583人（包括接收西安等地知青687人），外地区安置了4884人，外省安置了169人，到农建师485人，赴三线390人，顶替民工252人。在本市除了少数知青安置在11个集体农场外，其余分散在26个公社的246个大队、734个生产队，安置形式以分散插队为主。
1964年3月，铜川首批动员439名知青上山下乡，其中189人在本市落户，250人分别安置到定边林建师和大荔农建师。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铜川市及渭北煤矿1966、1967、1968届高、初中毕业生共有4319人，其中城市3290人，农村1029人。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热潮，很快就有3784余名知青到农村落了户，占铜川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的87.9%，从而减轻了城市压力和社会负担。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工作主要做了：一是全面动员，大造声势。市矿革委会组织了浩大的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群众冒雨宣传，出动了宣传车10余辆，深入街道、农村、居民点进行宣传；公社、机关、厂矿、学校、企事业单位层层发动，人人做红色宣传员，做到家喻户晓。二是分工包干，落实任务。学校包学生，城市包居民，公社包社员，机关单位包家长，明确分工，紧密配合。各条战线把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领导带群众，群众促领导。动员工作一开始，集中做领导的工作，促进他们带头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市革委会常委、红代会政委杨进峰，市一中革委会副主任范要红、赵勃、任忠义，渭北红代会副主任王玉敏等同学和各级革委会的委员都首批带头回乡、下乡，起到了带头作用。四是积极开展谈心活动，做好家长工作。1968年12月28日，铜川市革委会在工农兵文化宫召开了中学生分配安置工作会议，传达了省毕业生分配安置工作会议精神，下发了铜革发〔1968〕字第50号铜川市革委会《关于分配中学生的通知》的文件，对分配中学生进行了安排部署。
为了做好铜川1969、1970两届初中学生的上山下乡工作，铜川市革委会领导小组于1969年7月7日召开会议，进行了安排。为了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成立了“铜川市革委会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由侯忠魁、孙增寿、田养民、赵玉朝、翟省君、王文俊、苗志章等七位同志组成，侯忠魁、孙增寿同志分别任正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由翟省君、王文俊、苗志章等三位同志负责。
为了认真做好知青的教育管理工作，1970年5月18日铜川革委会下发了铜革发〔1970〕字第128号文件《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 的通知》。要求认真学习，广泛深入宣传。加强领导，充实健全组织。市革委会决定由副主任李善则分管下乡知青工作；进一步充实加强市支农办公室力量，每三个月讨论研究一次下乡知识青年工作。
铜川革委会领导小组于1970年7月，成立了铜川市革委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各农村基层人民公社相应的也分别成立了知青办公室，负责接受和安置管理知青工作。
1973年中央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下发了〔1973 〕30号文件，对知青上山下乡和留城的政策做了明确规定，知青下乡工作开始走向正常。从这一年开始，铜川市革委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对知青问题及时解决，在征兵、招生、招干和招工时，优先安排老知青。对一部分知青通过任用干部的方式进行锻炼，做大队或生产队长。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在生活和劳动方面的热情帮助知青，逐渐使知识青年对农村、农民产生了热爱和感激之情。
1975年8月2日至5日，铜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文化宫红旗饭店召开。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市委决定由曹书孔、张思聪、田养民、赵玉潮、王尚义、张洪儒、余敏等十人组成大会筹备领导小组。市委副书记曹书孔任组长，市革委会副主任张思聪、市知青办办公室主任田养民任副组长。这次会议主要是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对进一步做好铜川市知识青年下乡工作做了安排部署。
1976年4月23日，铜川市委召开铜川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学习株洲市经验，落实挂钩安置计划。根据铜川市委〔1976 〕6号文件精神，铜川按系统动员，对口安置知识青年。这一年，共动员上山下乡对象4068人（其中历届应下没下的170人），到年底共动员3147人，其中在宜君、白水、富平等地安置了2221人，本市安置了892人，回老家安置34人。由于下乡知青逐年增加，到1976年，各队知青人数已超过生产队安置能力。
结合推广株洲经验，1977年，铜川市各大系统开始外出跨地区安置知青（外出安置有富平、白水、宜君、蒲城、黄陵等县），外出安置仍以插队为主。其中矿务局、基建公司、铜川火车站系统，铜川二号、三号、四号、五号信箱等单位实行厂社挂钩，集体对口安置。通过推广株洲经验，铜川不仅加强了对知青的管理教育工作，而且为知青安置工作开创了新路子。一是铜川矿务局王石凹煤矿党委，一直把知青工作列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领导干部子女带头上山下乡，全矿应下乡169名知青，已有166人下乡。二是对群众中影响较大的免下审批工作基本上做到了慎重处理，严格审查。全市共报免下材料461份，经审查批准免下388人，占动员总数的12.6%，控制在省委知青办规定的免下比例15%之内。三是广大下乡知青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涌现出了不少的先进集体和先进知青。是年10月，全市43名下乡知青光荣地出席了市青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22名下乡知青光荣地出席了市“双学”群英会，城关公社东片站山河农田基建专业队受到群英会的表彰。其中耀县演池公社、柳林公社、郊区红土公社、金锁公社背塔大队、耀县寺沟公社方巷口大队等在多年的管理教育知青的工作中，高度负责，方式多样，为培养教育知青做出了表率。广大社员群众关心、爱护知青，为知青的成长付出了真情和心血。郊区焦坪公社墙下原大队老贫农雒生金、红土公社西王生产队肖运娃，对本队知青以热情无私的关心、照顾，被知青亲切地称为“贴心人”。
在各级党组织和社员群众的教育、关心下，铜川广大下乡知青在农村条件比较艰苦的环境中，虚心向社员群众学习生产技术知识，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活动，为发展农业生产、改变农村面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少知青成为农村文化、教育、卫生、科学实验等项工作中的骨干力量，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和先进知青小组。知青王学军、王建忠、张正义、崔转玲、孔玉保、王同娥、宋娴、江昕等，敢于破除旧的传统观念，舍己为人，勇挑重担，埋头苦干，受到社员群众的一致好评和各级组织的奖励。广大下乡知青通过艰苦的劳动锻炼，初步养成艰苦朴素、吃苦耐劳、踏实工作的好作风，当他们陆续走上其他岗位时，普遍受到了单位和社会的称赞。铜川先后受到省、市、县一级政府和部门表扬奖励的先进知青有426名，受到公社、大队表扬的更多。不少知青担任了基层干部、会计、保管员、记工员、“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先后有206名知青在农村加入党组织，4467人加入了团组织。
1978年9月8日，中共铜川市委召开了铜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讨论了197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计划，研究加强对知识青年的教育和管理工作。1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后，中央和省委相继下发了中发〔1978〕74号和陕发〔1979 〕11号文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做了调整。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市委也下发了〔1979〕9号文件，缩小了铜川的下乡范围，扩大了留城面，并着手改变分散插队的做法，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社、队尽量做到集团安置青年，并从资金和物资上进一步扶植、支持安置知青的社、队农林场，使其得到巩固和发展。铜川为了认真贯彻这两个文件，农村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对知青工作的领导，出现了一些搞得好的单位和个人。城关公社和红土公社坚持一名副书记分管知青工作，经常研究解决知青工作中的实际困难。红土公社除四五个知青点外，其他知青点都坚持办集体灶，保证了知青的正常生活和出勤。金锁公社农科站、城关公社果园能积极同知青家长、知青带队干部相互配合。
1979年3月，随着下乡政策的调整，出现了安置知青的单位举办的农副业基地和知青代替民工的安置形式。这一年共安置知青718人，除市建委90人、铁一处36人到本系统代替民工外，其余592人到社队安置。7月，根据省委〔1978〕11号文件16条规定“下乡知识青年因有特殊困难或患有严重疾病，久治不愈，不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应准予回城”的精神，铜川市委知青领导小组7月10日会议研究，对铜川下乡知青因病残或其他困难要返城镇的审批手续等事项下发了铜知发〔1979 〕007号文件，并做了具体规定。
为了更好地加强管理和教育知青，各区（县）动员系统（单位）先后选派知青带队干部225人，与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配合农村党组织在管理教育知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为下乡知青提供了大量政治、文化学习材料和书籍，仅市一级给知青发送的自学丛书、学习资料、文艺书籍92800余册，为知青的学习提供了有利条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铜川市知青办多次协同文教局组织教学力量，对报考的知青进行学习辅导。王石凹煤矿、商业局、耀县水泥厂等单位党委积极协助社队解决知青具体困难，配合社队做知青的思想政治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80年9月4日，为了掌握铜川在乡知青的准确人数，中共铜川市委知青办下发了〔1980 〕5号文件《关于对我市下乡知青进行摸底登记的通知》。鉴于铜川下乡知青已做妥善安排，市知青办的主要工作已经结束。根据省委〔1981 〕175号文件和市委决定，将市知青办工作并入市劳动局，正式撤销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多年来，铜川市、县知青部门按照上级规定，从经费上给知青上山下乡以大力支持。1973年以来，铜川市利用各种渠道筹集知青经费661.1万元（1972年前市财政结存22.7万元，收回社队1972年来存款24.2万元，省拨款464.6万元，渭南地区拨给耀县149.5万元）。到1980年底，全市共支出590.5万元，结存70.6万元。全市给知青建房（窑）4846间（孔），合97552平方米，支出建房费220.3万元，支出“三具”费80.3万元，为知青购买了大量的农、灶、家具。对于在生活上有困难的知青，在经济上都及时做了补助；口粮不足的，也都按规定做了补助。多年来，为了扶植和发展知青集体农（林）场，市、县共拿出20万元，先后为知青场（站）解决了水、住房、用电等问题，并投资购买了两辆汽车、八台拖拉机等大型机械，扶植知青场（站）发展生产，促进了知青的安置工作。
广大下乡知青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锻炼，以不同形式陆续离开农村。据统计，历年来招工18749人，升学444人，参军601人，提干105人。另外，犯罪服刑34人，死亡41人。1981年4月，根据铜川市政府〔1981〕41号文件精神，尚在农村的2476名知青也被全部批准返回城市。这部分知青按归属系统安排了招工。
此后，铜川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了严密细致的收尾工作。一是妥善安置了已婚老知青和病残知青。铜川市在乡的已婚老知青共38人，其中15人已被招工安置。和城镇职工结婚的23人（其中包括和农民结婚的一名知青）已转回其爱人所在单位或动员单位（地区）。病残知青共12人，其中尚有劳动能力的10人， 6人招工，4人转回城市其父母所在单位（系统）；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2人，一人因无依靠已移交民政部门管理，一人由知青部门按有关规定在经济上给予补助，户口迁至其父单位，和家长一起生活。二是对知青的房屋和财产进行了移交、清理和处理。按照省知青办、省财政局有关文件要求，知青闲置房屋无代价地移交安置地区的组建社、队；知青的农、灶、家具进行折价处理。全市向社队移交房、窑4830间（孔），处理“三具”10043件，收回处理款项3.47万元，给公社分成后收回2.7万元。三是对知青经费进行了结算，结余档案移交市、县（区）财政局。知青办文书档案整理上交市档案局，其他财产和办公用具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至此，铜川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经验教训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不断探索的过程，在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和在广大社员群众、知识青年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铜川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全国各地一样，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等大背景下，铜川知识青年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毅然上山下乡，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减轻了城市负担，为国家度过当时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是广大知识青年作为活跃在农业战线的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为建设新农村立下汗马功劳。对于农村的教育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以及乡镇企业的创建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知青从城市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给广大农村吹来了一缕春风，使农村和农民的精神面貌产生了较大幅度的改变。
三是铜川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运动，使无数城市青年接触到了广大农村的真实生活，对城乡差别有了切身经历，有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信念。同时，也锻炼他们吃苦耐劳的品格和坚强的意志，增长了他们的能力和才干。以后的事实也证明，在他们之中产生了一大批的国家有用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当然，铜川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同样有着一些问题和教训。
从宏观上讲，知识青年自愿到农村去锻炼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事，但“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却带有一种强迫性；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虽然对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相当的促进作用，但从客观上也使广大青年失去了继续学习和深造的机会。当然，是人才总不会埋没，在改革开放之后，有相当一批知青为自己赢得了深造学习的机会，这总算是对这一历史事件所造成的人才损失些许弥补。
从微观上讲，尽管各级组织对这一运动高度重视，严格管理，但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疏漏。特别是1978年以后，有的社、队放松了对知青的管理教育工作，致使一部分知青脱离农村，有的甚至流窜于社会，打架斗殴，走上犯罪道路。据统计，铜川知青犯罪共34人，非正常死亡25人，这不仅给个人生命和国家财产造成损失，而且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
（执笔：皇甫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