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为了十九岁的崇拜

一

第一次看见王汶石，大约是70年代初的事。

记不清是谁家举办的一次业余作者会议，我也参加了。那时候的时代用语为“工农兵业余作者”，会议也称为“学习班”。

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小说大家出席了会议，成为业余作者们最大的兴奋点。会后大家在一起聊天，话题仍然围绕着第一次看见自己崇拜仰慕已久的这几棵文学大树，说自己的印象，随后就给他们相起面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柳青像一只苍鹰，杜鹏程像一匹马，而王汶石则更像一只狮子。这种比拟不单是初见他们的面孔和体形做出的形象化概括，而且融入了对他们作品的阅读印象，是对人的形象气质和作品的艺术气质综合起来的归结。

第一次见到王汶石之前，我已经读过他发表和出版的全部小说。短篇小说集《风雪之夜》里的十几个短篇，作为范本不知读过多少遍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乡村人物至今依然储存在记忆里，一幅又一幅关中乡村生活的逼真场景和细节依然记忆犹新。现在回味起来，对我而言，柳青的《创业史》和王汶石的《风雪之夜》的最直接的启示，是把小说的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距离完全融合。尤其是我生活着的关中乡村，那种读来几乎鼻息可感的真实，往往使人产生错觉，这是在读小说还是在听自己熟悉的一个人的有趣的传闻故事。我对创作的迷惘和虚幻的神秘幕纱可以撩开了，小说的故事和人物就在我的左邻右舍里生活着。渭河平原的乡村所诞生的《创业史》和《风雪之夜》，丝毫也不逊色于顿河草原上诞生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和《顿河故事》。我读肖洛霍夫、我读契诃夫、我读莫泊桑，且不说艺术感受，单就那个作品与自己的生活实际的距离感无法消弭，这里的乡村似乎永远看不到那里发生的动人的故事。《创业史》和《风雪之夜》给我的纯粹属于创作上的启示就在于，作为关中边缘地带的灞河川道，白鹿原以及北岭骊山这些我所熟悉的地域里，同样蕴藏着小说故事和小说人物，能不能寻找、捕捉、开掘出来全得靠自己的努力了。这样，我从最初的迷惘和虚幻之中挣脱出来，眼光落到自己脚下的土地上了。

阅读《沙滩上》的情景，今想来仍然令人心动。

读高中二年级时，我和另外两位同样喜欢文学的朋友组织起一个文学社。我们三人合资订了一本《人民文学》杂志，新杂志邮寄到来的日子，无异于我们的圣诞节，三人轮流阅读。印象最深的有两篇作品，一是话剧本《胆剑篇》，令我们激动了好久谈论了好久；一是王汶石的短篇小说《沙滩上》，三个人几乎是接力式的迫不及待地阅读了，相约着走出学校后门和后门外的操场，翻过灞河长堤和柳树林带，在灞河水边的沙滩上围坐下来，讨论起《沙滩上》来了。这样的讨论连续有三四次，都是在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里进行的，每一次都持续到熄灯就寝的钟点。处于艺术创造鼎盛期的王汶石，大约不会料想得到，在星光朦胧的灞河滩上，三个读高中的农家学生在热烈而动情地谈论着他的名字和他刚刚出台的人物——大军和囤儿的方方面面，正在把他营造的这幢瑰丽的艺术建筑拆卸开来，窥看一柱—梁以及其中的门……多年以后，当我每见到他的时候，阅读和讨论《沙滩上》的这一幕就首先浮现出来。

二

1979年6月，我从西安北郊参加夏收劳动归来，第二天到《西安晚报》参加一个座谈会，见到杜鹏程。老杜一见面便说他看了《陕西日报》刚刚发表出来的我的短篇小说《信任》，多所赞扬，一派喜形于色的神态，令我感动。老杜又告诉我说，汶石也看了，认为很不错。这是这篇小说见报几天来，我第一次听到的文学圈子里人的反应，而且是我崇敬而又崇拜着的陕西文学两棵大树的评说。

当天晚上，我回到西安南郊的郊区文化馆，门上贴着一张纸条，是《人民文学》编辑向前留的。我找到向前的住所时，她说她已经见过王汶石了，老王一见面就谈《信任》，而且建议由《人民文学》转载。随之告诉我，她已经找到《信任》读了，已经向编辑部打了长途电话，转达了老王老杜们的意见；编辑部已经找到《陕西日报》，看过了《信任》，决定七月号转载。当时已是6月中旬，七月号的《人民文学》怎么来得及转载呢？向前说，这很简单，抽掉某一篇已排定的稿子就成了。

骑车重回南郊的路上，我的心里一直不能平静，直到推开我的那间破烂的房子的门。那时候我已三十七岁，此前已经发表过一些小说和散文，对于某篇作品的好话好评虽不敢说超脱，但也不至于得意忘形。我的难以平静的心潮，完全是被老王老杜们的关爱冲击起来的。此前三年，我在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一篇迎合当时潮流的反“走资派”的小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以及一切领域里的拨乱反正，我陷入一种尴尬而又羞愧的境地里。经过大约两年几乎是自虐式的反思和反省，1979年春天我重新铺开稿纸写小说了。在这样的处境和心境里，老王老杜们的一句关爱的话和关爱的行动必然会铸就我心灵里永久的记忆。我更想到另外一层，他们早已是文学大树，这样关注一个走了弯路的青年作者，在他最需要支持和处于羞愧心境的时候，做出如此热诚的举动，足够我去体味《风雪之夜》创造者的胸怀、修养和人格境界了；具有这样的人格境界的人，才能酿制出《风雪之夜》这样的蜜来。我要接受的显然不单是《风雪之夜》书的艺术，而是创造者本人的人格魅力了。许多年以后，我经历了更多的创作实践，也多多少少经历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进程，也许是增长了不少的年岁，愈来愈觉得作家自身精神境界和人格修养对于创作的关键性作用了。制约作家感受生活挖掘素材深层提炼的因素中之最关紧要的一条，便是人格精神；人格精神的错位，往往会把良好的艺术天性矮化了，令人惋惜。

无论过去搞业余创作，无论后来调入作家协会搞专业创作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对陕西作家协会的唯一亲近的感情便是文学。我长期住在西安郊区乡村或城镇，或开会或办事得进城去，顺便走一趟作家协会，在《延河》编辑部坐一坐聊聊天，与同代的作家聊聊闲话。往往所能听到的，是编辑热烈议论诸如即将刊发的短篇小说《手杖》，京夫的这篇作品标志着一个阶段性的艺术突破；《人生》刚一面世就引起文学界和读者层的强烈反应，路遥的创作已显示出大家气象；邹志安的《兰鱼儿》正在编辑手中传阅，已经引起广泛兴趣；陕南一位谁也没听说过名字的作者在北京一家大刊上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沉默的玄武岩》，出手不凡起点很高，还有一股现代派味儿，等等。作家协会深深的庭院和几进四合院里，无论走进任何一个房子，都是这样的话题，及至国外一位作家的一部什么重要作品刚刚翻译过来，值得一读。这里的房子是20年代建筑的中式平房，已不再现当年置建之初的宏伟和优雅，而日渐败落荒颓，陈腐磨损的桌椅和踩踏上去“吱吱喳喳”响着的木质地板，可感历史的沉压。然而这里弥漫着崇高到几近神圣的文学气氛，终年充溢在各个堆满稿件和墨水的编辑部里，流淌在庭院及至一墙之隔的家属楼院里。这里的人关注着本省青年作家的发展，似乎是一种职业习惯，是一种本能，而又完全是无私的，只有文学这个话题才能达到共同的兴奋点的共鸣。进入这个院庭便进入了文学的圣殿，像佛教或道教信徒进入了寺庙台观，充溢耳孔和鼻孔的全是诵经布道的谐和之音和香表焚烧的幽微之气了。这种气氛是文学发展最相宜的气氛，是任何物质的优劣难以替代的。

王汶石对《信任》的关注，只是这气氛中的一缕，而自50年代以来所营造而成的这种唯文学是尊的气氛，正是王汶石那一代陕西老作家们力行垂范的结果。想来其实也很简单，如果文学团体里不说文学，那说什么呢？如果作家协会里没有了文学气氛，那么还有什么呢？中篇小说《初夏》在《当代》发表后，王汶石写了一封长信给我，评说这部篇幅较长艺术上并不圆润的小说。我那时仍住在乡下，以通信的方式回答。我在祖居的老屋写这封回信的时候，总是想到十九岁时在灞河沙滩上与同学讨论《沙滩上》的情景。

我和田长山合作的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在《陕西日报》刊出以后，王汶石义以写信的方式予以论述。我读着那热情洋溢的文字，脑海里又浮现出在灞河沙滩上研读《沙滩上》的情景。

十九岁时在灞河滩上在星光下所崇拜的文学之“神”，现在既是文学前辈又是兄长般的真诚，对一个后来者的脚步和舞蹈不厌其烦地评点着纠正着，影响很自然地便挣开了艺术的层面，让我一步一步感触和体味那艺术创造者的胸襟、内宇宙和人格精神了。

三

近几年来，我有选择地参加了一些有地域特征的笔会，交识了一些作家。许多时候和许多的作家交谈起来，读到陕西文坛的时候，他们都谈到王汶石，关心他的身体和写作。他们都谈到王汶石的短篇小说，几乎通用的一句话都是“那真是写绝了”！他们动情地回忆着自己当年阅读《风雪之夜》的艺术快感，连一些人物的细节仍然能生动地复述出来，而这些阅读的记忆少说也有三十年了。我在这种交谈中便会滋生出一种自豪感，便会加深和这些作家的交流和理解，毕竟我也在家乡的河滩上热烈讨论过《沙滩上》。他们没有机缘接触王汶石，却虔诚地尊敬着祝福着王汶石；他们没有见过王汶石的面，却记着他创造的艺术形象及至津津乐道那些生动的细节；尽管90年代的社会生活和文坛已经与《风雪之夜》创作的年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仍一致赞叹王汶石的创造才华，用他们的话说，整个一本《风雪之夜》真是才华横溢。

一次又一次的这种交谈，也给我以最切近的启示，作家凭什么活着？作家这种特殊职业的本质含义是什么？这样简单的事，往往弄出许多复杂的纷繁的文坛现象和怪事来，无一不是非文学因素搅缠的结果。作家凭作品活着，作家活着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创造艺术；作家创造的艺术比作家自身的生命更恒久，无论做到了或没有做到都应该持续追求；如果游离或转移了艺术创造的兴趣和心劲，那么作家这个职业就没有任何意思了。

这种启示在我每一次见到王汶石的时候都有所验证，无论是在他的家里，抑或是在医院的病床上。退休在家的王汶石，给我的如一的感觉是沉静，沉静里折射出经历过高境界的艺术创造的气象和风范。而这种时候，看着那张慈和而又有力度的方形脸盘，我又想起头一回见面时造成的狮子的印象。即使在病床上，即使到了生命的垂危境地，我看到和感到的仍然是狮子的雄威和狮子的沉静。

面对这位老人，我总是忍不住叹惋，如果他不是那样的年纪而是与我们同龄，能生活在更为开放的当今中国，凭他对文学的专注和痴情，凭他对现实和历史敏锐的感知和深刻的理解，凭他对艺术的敏感的天性和才华横溢的表达能力，当会创造出怎样瑰丽的诗篇，远远不止一部《风雪之夜》。面对极左的文艺政策以及发展到摧毁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天才又能如何？更多地留下的只是令他的崇拜者长久的叹惋了。

面对这位老人，我常常有一种幸运感甚至满足感，发展到今天的中国文坛的气象，可以让百花都有选择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和空间，这是在70年代以前所不曾奢望的事。在我步入中年时赶上了，虽然稍有点晚，毕竟还是赶上了。在这样的催生文学绿色的气象里，如果还不能实现自己的创造理想，只能默认自己的无能了。在这样的文学环境里，我的满足感也促成一种宽容心理，对那些已经发生或继续发生着的非文学性质的事，都可以做到不辩不怨，出于一种最基本的考虑，搁在二十年以前当会如何？！况且，文学也和国家一样，继续着改革，也必须继续去完善尚不完善的诸多体制。处在这个过程之中的我，满以为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写作之事了，而不必过多在乎那些作为发展完善过程中的非文学因素。在乎了势必耗费精力浪费生命，这恰恰是我最浪费不起的东西……我比王汶石们幸运多了。

王汶石经历的病痛折磨，是我所经见的最难忍受的。我不想叙述他的令人惨不忍睹的病痛的折磨，也不想宣扬他顽强的生命力以及痛苦折磨下的狮子般的沉雄和幽默，这一切总归是令人心酸的事。而无论作为十九岁时便形成对他崇拜的青年，无论是作为一直受到他关注关爱的一个作者，无论是作为后来在作协管着点事的我，对于他在病卧期间为着医疗费用而受的额外的折磨，业已成为我无法化解的一块良心的死结！

（此文系追忆尊师王汶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