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决策

一、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

1．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灾难

197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相继辞世。毛泽东逝世后，面对复杂紧迫的国内形势，党中央决定，对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组成的“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这个事件，标志着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走至尽头，也成为党和国家酝酿、提出和实施改革开放决策的重要契机和前提。

“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沉重灾难：中外本已存在的经济科技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乱积重难返，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仅就经济方面看，“文化大革命”推行极左政策，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严重阻碍工农业生产，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正确原则，如发展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实行按劳分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等等，一概被当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加以批判，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生产关系上，不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热衷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分配制度上，轻视物质利益，平均主义泛滥；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批判所谓“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对外引进工作承受巨大压力。从统计数字看，“文化大革命”10年中，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1)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2)从城乡居民的生活状况看，1966年到1976年，全民所有制职工仅在1971年调整过一次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至575元(3)。城市居民食品消费占其总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高达56.66%。很多日常生活消费品需要凭票购买。直至1980年，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这“四大件”每百户的拥有率也只有5.5%、11.2%、15.7%、14.9%。黑白电视机的每百户拥有率为1.6%；家庭电话和洗衣机很少有，家庭轿车普及率几乎为零。农村的情况也很严重。就全国城乡居民粮油消费看，1976年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80.56斤，比1966年的379.14斤仅多1.42斤，比此前最高的1956年的408.58斤减少28.02斤；全国食用植物油人均消费量为3.19斤，低于1966年的3.52斤，比此前最高的1956年的5.13斤减少1.94斤。(4)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是一个亟须振作，奋起直追的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造成的严重问题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关系，邓小平后来曾明确指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5)“中国不仅领导层支持改革，而且全国人民上上下下都要求改革。这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大课堂。中国有‘文化大革命’和没有‘文化大革命’不同”，“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就是教育我们要改革开放”(6)。

2．揭批“四人帮”与“两个凡是”的提出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治局立即部署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1976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列举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种种罪行和毛泽东1974年2月以来对他们的多次批评，号召全党对“四人帮”进行揭发批判。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以大量事实揭露他们结成“四人帮”、企图篡党夺权、危害人民的罪行。此后，罪行材料之二、之三相继下发。12月25日，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表讲话，进一步提出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深入地彻底地揭发批判‘四人帮’，大打一场人民战争。”(7)按照中央的部署，全国各级报刊登载了大量声讨和控诉“四人帮”罪行的文章，一场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迅速掀起。

但是，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逐步深入，一个难以回避的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也随之提出：就是必须同时对“四人帮”赖以存在和活动的条件——“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而这就不能不涉及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及其晚年错误的问题。在这个重大又敏感的问题上，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的态度是：“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8)，并要求“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1976年10月就宣传工作问题，华国锋指示：“一、要集中力量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9)经华国锋批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两个凡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是“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和长期个人崇拜的产物，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真理观。对“两个凡是”的危害和实质，邓小平后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10)

3．整顿生产秩序与国民经济初步恢复

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人们从10年噩梦中苏醒。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是：“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把他们破坏生产的损失补上去”(11)，加快发展国民经济，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时最紧迫的工作是整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的经济秩序，首当其冲的则是对全局具有重要影响的铁路和煤炭运输行业。1977年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铁路工作会议，指出，全国要大治，工农业要大上，铁路必须做到畅通无阻，当好先行。铁路运输上去了，整个国民经济就活了，发展就快了。为此，必须全党动手，党政军民一齐努力，千方百计地把铁路运输迅速搞上去。会议提出，铁路运输由铁道部集中统一指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对铁路工作的领导，要有一名书记亲自抓铁路工作，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经过这次会议，铁路运输出现了新局面。4月份，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达到55100车，超过历史最高水平，6月份达到57000车。与此同时，对民航、邮电部门也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迅速改变混乱局面。

为了克服“文化大革命”中盲目下放企业和否定按劳分配原则所造成的经济混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上进行了局部调整和整顿，恢复了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一是上收了部分税收、财政和物资的管理权。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和《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划分税收管理体制，提出税收政策的改变，税法的颁布和实施，税种的开征和停征，税目的增减和税率的调整，都属于中央管理权限，一律由国务院统一规定。1978年1月，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改进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资金管理的报告》，改变了基本折旧基金全部留给企业和主管部门的办法，决定所有国营企业提取的基本折旧基金，50%留给企业，30%上缴中央财政，20%由地方掌握安排。2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决定试行“增收分成、收支挂钩”的财政体制。在物资管理方面，取消“地区平衡、差额调拨”的办法，扩大统一调配国有物资的范围。二是对企业进行整顿，恢复了奖励、计件工资和企业基金等制度。三是调整部分工业企业的隶属关系，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企业，实行由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中央部门为主管理；其余大中型企业则由地方管理，或实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管理。

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企业生产和经济秩序混乱的情况开始改善，国民经济出现了较好发展势头。从1977年3月起，全国工业总产值逐月增加，197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3728亿元，比上年增长14.3%，财政收入也扭转了连续三年完不成国家计划和支大于收的状况，总收入874.5亿元，总支出843.5亿元，结余31亿元。由于国民经济和财政状况逐步好转，1977年8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决定从1977年10月1日开始，调整职工工资（到1978年底，通过调整工资，全国职工约增加收入27.5亿元。(12)）

1978年上半年，经济形势继续好转。与1977年同期相比，工业生产增长24%，其中，钢产量增长67%，石油产量增长11%，煤炭产量增长19%，发电量增长17%。棉纱、纸张、食糖等16种主要轻工业产品也都大幅增产。铁路货运量比上年同期增长22%。城乡市场购销两旺，库存增加。1978年一季度全国消费品的零售总额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的旺季水平，二季度继续增长。财政收入，上半年也较大幅度超过原定计划。

4．急于求成的“新的大跃进”的出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全党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恢复生产，改善生活，加快发展。但是，由于对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艰巨性、长期性估计不足，党内在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再度出现，以为可以继续沿用已被事实证明不能成功的“大跃进”的那一套办法来领导和组织经济工作，使得这个时期党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新的失误。在农业发展方面，中共中央继续肯定“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口号，不顾当时的客观条件，继续坚持到1980年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目标。进入1977年，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进一步发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的带动下，逐渐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13)一些省市公开发出要“组织新的大跃进”的号召(14)。在盲目乐观情绪的驱动下，工业上的“新的大跃进”表现得尤为激进。1977年7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呈报《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规划的请示报告》，提出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在“五五”计划后三年和“六五”计划期间，除了要抓紧把1973年批准的43亿美元进口方案中的在建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外，还要围绕长远规划的目标任务，再重点引进一批新技术和成套设备。引进这些项目共需外汇65亿美元，国内配套投资需要400亿元人民币。中央政治局听取并原则批准了这个规划。同年10月，煤炭工业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发展设想时提出，要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1978年、1979年煤炭每年增产4000万吨，争取到1980年煤炭总产量达到6.3亿吨，1985年达到8.8亿吨；1987年突破10亿吨，赶上美国；20世纪最后13年实现更大的“跃进”，2000年达到20亿吨。11月，冶金工业部提出：1980年产钢3500万吨，力争达到3800万吨；1990年达到1亿吨；20世纪末，要建设20几个鞍钢，使钢产量达到1.6亿吨以上，超过美国。这个计划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肯定。

1977年11月，中央政治局听取并讨论了国家计委关于今后23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和“六五计划”轮廓的汇报；年底，国务院第二次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研究经济长远规划问题，会议形成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拟订了一个庞大的基本建设计划，提出到1985年以前，全国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包括30个大电站，8个大型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10个大化纤厂，10个大石油化工厂，十几个大化肥厂，以及新建续建6条铁路干线和5个重点港口等，全部基建投资规模接近过去28年的总和。1978年2月，中央政治局批转了这个汇报要点。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又通过了根据汇报要点修订的《1976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并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通过。

为了完成《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确定的高指标，国务院主要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引进技术和设备的规模，1978年3月，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1978—1985）的引进规模由65亿美元增加到180亿美元；二是不断追加基本建设投资。1978年，全国基建投资总规模由年初计划的332亿元追加到500.99亿元，比1977年增长31%；积累率由1977年的32.3%提高到36.5%，是1958年“大跃进”后20年中积累率最高的一年。

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形成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党全国奋力追赶发达国家的急迫愿望，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全党从“多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的一个起点”，“起到了动员全党全民理直气壮地抓经济，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作用。”(15)但是，这个如此宏大的建设规模和增长速度，无论从当时国家资源、财力和技术力量来说，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特别是在国民经济刚刚经历10年内乱严重破坏，亟须休养生息之时，却要求大干快上，发动新的“跃进”，“无异于要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急速快跑，结果只能事与愿违”(16)，在实际经济工作中造成了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