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 Capitalism
资本主义从来不考虑我们的幸福
我们所说的“意识思维”，即我们能有意识地进行控制的那部分，约占我们总体思维能力的9%。各路专家对这个数字略有争议，因为思维很难量化成百分比，但绝大多数专家都认同无意识占比更重、更大。
无意识实际上只对一种影响做出反应：重复。你反复做过、说过、听过、看过或是体验过的任何事都会转入无意识。这些事不仅从此变得自动化，还会被排除在意识之外——这就是为何房间一团乱的人，自己却注意不到脏乱。
历史证明，这非常有利于人类掌握各种技能。以前我们必须全神贯注去做的事，只要经常做，就会转入无意识领域，变成一种习惯。因此，我们可以一面自动执行一些无聊的日常任务，一面空出我们的意识思维去解决出现在眼前的特殊问题。
最好的例子就是开车。通常来说，头几节驾驶课你都会焦头烂额地琢磨到底如何才能兼顾信号灯、后视镜、警示路标、挂挡、转向和踩离合。我记得我当初就很纳闷那些专职司机是怎么悠然自得地搞定这一切，还另有余裕听收音机、和乘客聊天或抽烟（因为那时是20世纪90年代，几乎每个司机都会边开车边抽烟）。
然而，等你开了一段时间车后，多半就会发现不仅开车这一机械化的操作流程变得自动化了，就连你常开的那段路也是如此。例如，大多数经常开车的人有时会发觉，他们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家里开车去上班的。
对不开车的人来说，想要着重感受意识思维和无意识思维的区别，最好的方法是回忆一下你忘记如何走路的时候。用一种浪漫而委婉的方式来说，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你看到一个魂不守舍的人的时候。一瞧见这个天仙般的人物，你的意识思维就开始问自己一些它根本答不上来的问题，比如，“我走路的姿势是不是很优雅、很性感？”
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走路是种无意识行为，不需要特意集中注意力。因此，当被问及走路的问题时，你的意识思维只能回答“我怎么知道，那不归我管”。此时，提问者会在一瞬间完全忘记该怎么走路。于是，我们经常目睹这样一个场景：一个本想在心上人面前表现得若无其事的人，最终却摔得鼻青脸肿。
你能意识到的所有想法都来自意识层面，而你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自动完成的事则属于无意识。大脑被设计成这样的不足之处在于，我们有时之所以会接受一些想法和观念，并非因为它们是真实的，也并非因为我们自主选择去相信，而纯粹是因为它们此前曾重复出现过。这就是刻板印象——一种观念被重复太多次而变得无意识后，开始受制于我们头脑中强大的确认偏误阴谋。
于是我们身处的环境就变得至关重要，因为我们会反复接触以致无意识地吸收哪些观念都取决于环境。要是备受欢迎的自由主义运动说的都是真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受拘束的思想自由，都能凭借自主思考从近乎无限的选项中选出一套量身定制的信仰体系，那将多么美好。可惜，我们极其仰仗无意识思维，这意味着我们或多或少都是文化的产物。事实上，最前沿的神经科学即将证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自由意志这种东西。
如果你想进一步论证上述观点，只需考察不同国家或不同年代的人对道德、审美、性取向、性别、成功和幸福的普遍看法有何不同。虽然这个观点可能让人难以接受，但很多我们视之为“显而易见”和与生俱来的东西，实际上都是从环境中习得的。无论以何种经验标准来衡量，我们周围的抑郁、焦虑、饮食失调和自我伤害的发生率都在急剧上升。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个中原因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个人化，而更多是社会性因素所致。同理，自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为资本主义大开绿灯任其一路高歌猛进后，各色心理问题也开始层出不穷，我不相信这仅是一个巧合。
在消费资本主义的大背景下，如何处理主流文化的理想和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是件无比棘手的事。西方国家的整个金融和社会体系，都有赖于公民用金钱换取产品和服务。故而，我们的文化义不容辞地要说服我们，我们需要靠物质来获得成功和幸福。如果有人知足常乐、无欲无求自然就会是个麻烦，所以必须投入更多精力、财力和创造力，确保人们永远不会满足于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一旦个体纷纷停止需求，我们所熟知的社会就将停止运转。
资本主义影响文化规范最直观的例子是它对审美的支配。“魅力”的内涵现已变得越来越狭隘，越来越难以企及，好让我们始终对自己的外形感到羞愧和无地自容，于是，我们就会花钱矫正。这就是为什么审美典范从相对容易打造的玛丽莲·梦露转变成了可望不可即的金·卡戴珊[20]。
当我们对着镜子、对着衣橱、对着房子、对着车子乃至对着生活心想“好了，我心满意足”的那一刻，我们就失去了作为消费者的价值。因此，资本主义一心谋划着要让我们永远处于恐惧、焦虑、嫉妒和自觉需求的状态。
从历史上看，未必有真正答案，但我认为这并不等于所谓的“自由市场”真就没有任何限制。剑桥大学张夏准教授在其精辟的著作《资本主义的真相》中指出，有些人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或禁止签订零工时合同[21]之类的规则限制了自由市场。这种看法实则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上，误以为只要废除了这些规则，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完全畅通无阻的市场上进行交易。
像不允许工厂雇佣童工这样来之不易的人权，一开始提出时也因会破坏自由市场而备受争议，但现在却成了最基本的条款，我们已然熟视无睹。可见，只要我们认为无节制的资本主义所危害的东西比聚敛财富更重要，我们就会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设立规则。
而如今，社会的首要任务是逐利，民众的幸福、自尊和心理平衡都不如逐利重要。自婴儿期起，我们所接受的信念体系就告诉我们，我们有很多不足，应该对自己的本来面貌感到羞愧和不安，必须花钱矫正。这些信息本质上还往往相互矛盾，譬如，一方面愚昧地吹捧各种食品，培养并维系暴饮暴食的文化；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将“美体”的概念商品化。
一如拉塞尔·布兰德在《从瘾君子到康复者》一书中所言，要是你试图用海洛因来逃避痛苦，你会被诊断为有“毒瘾”；但要是你用的是鞋子、车子或合法的娱乐性毒品，你就是资本主义机床中一个大有可为的齿轮，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没人阻止你，甚至还会鼓励你。
资本主义至少在理论上是道德中立的——除了赚钱，别无目的。总的说来，唯有国家成本增加时，政府才会公然引导企业做出转变。故而，英国烟草公司的广告权之所以被大幅削减，乃是因为吸烟引发的疾病给国家医保造成了压力。出于类似原因，现在还在讨论限制精制糖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信息铺天盖地——出现在每一个广告牌、公交站、商店橱窗、杂志、报纸、电视和广播节目上，这些信息从来都不曾考虑过我们的幸福。这一点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见本书“互联网”一章），像照片墙（Instagram）这种大企业（活跃用户超过8亿人，日均5亿人上线），他们的员工工资全靠广告收入支付。社交媒体投放的广告不仅常常让人眼花缭乱，更会基于用户终端上的数据，追踪我们在多个设备或网站服务器上的活动，从而根据我们的兴趣量身定制地推送广告。
这样做造成的最终结果是，社交媒体上的广告往往会被意识思维忽略，但却可能被我们无意识地吸收。我们每次上网时，那些专为放大和加剧我们的不安而重金打造的创意信息，就会被传送到我们大脑的特定部位。而据估计，这些信息占据了我们总认知能力的91%。因此，自社交媒体出现以来，身体畸形恐惧症、焦虑和饮食失调等心理健康问题急剧增加，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我并不是说社交媒体的问题仅在于广告，也不是说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腐朽核心仅在于社交媒体，我只是想表明这是一个足以见微知著的具体代表。我们的社会结构依赖于常规的金融交易，作为社会成员，我们显然需要在参与金融交易与维护自身自尊之间取得一种平衡。为了有效地实现这一点，公民个人必须做出让步，但媒体、广告和商业背后的势力也必须让步。因为，正如吉杜·克里希那穆提所言：“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适应良好，并不代表你是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