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日朝筆談中的醫學世界
——以《朝鮮筆談》《桑韓筆語》爲中心
邢永鳳 馬步雲
從17世紀江户開府之初至1811年，歷時200多年的朝鮮通信使，成爲日朝關係史上的友好象徵。同時，日朝雙方留存的衆多行使録、唱和集、筆談等文獻，成爲研究這一時期日朝關係史乃至東亞關係、東亞文學、文化以及東西交流的重要史料。
關於朝鮮通信使，日本及朝鮮已經有著多年的研究歷史，而國内這方面的研究，才方興未艾。在現有研究成果中，關於日朝兩國文人、學士間的詩歌唱酬，以及日朝的相互認識等，已有較多的先行研究(1)，而關於日朝筆談中醫學方面的研究，還未引起足够的重視(2)。
實際上，日朝筆談中的醫學交流，内容相當豐富，包含了日朝多層信息。更爲有趣的是，日朝的醫學交流中，除了以往研究中所關注的中醫文化之外，朝鮮醫學集大成的《東醫寶鑒》、荷蘭醫學抑或是西洋醫學也參與到了18世紀的日朝、乃至東亞的醫學交流中。面對荷蘭醫學、西方的文化與器物，日本與朝鮮各自反應如何？反復出現在筆談交流中的《東醫寶鑒》(3)，在日本流傳狀況如何？另外，在日朝筆談交流中，日朝雙方各自的文化心態又是怎樣？這些問題似乎至今還未引起足够的關注(4)。
而這些問題説明了近世的東亞醫學交流中，不僅有東亞内部的“環流”，即中、日、朝之間的多向互動。同時不可忽視的是，來自外部的異質世界——西洋世界的西洋醫學，已經參與到東亞世界，並對東亞世界産生了不小的影響。
本文以18世紀中葉朝鮮通信使與日本醫者的筆談文獻《朝鮮筆談》(5)《桑韓筆語》(6)等文獻爲中心，考察那一時期日朝醫學交流的實像，以及其背後的社會動向、文化心態等問題。
一 《東醫寶鑒》在日本(7)
在有關醫學的筆談文獻中，《東醫寶鑒》一詞出現的頻率極高，試舉例之：
貴邦人許浚所著《東醫寶鑒》我國既刊行焉，而有不可識者若干，左書之，願示其形狀(8)。
《東醫寶鑒》本草卷藥品名題之上或有置唐一字者，不知何故耶(9)。
按《東醫寶鑒》云，貴邦梓楸共有，今所在多有之耶。(10)
桔梗、薺苨、沙參，貴邦四時蒔以爲菜，見《東醫寶鑒》，至今然耶。(11)
《東醫寶鑒》貴國無枇杷雲，今尚然耶，此邦盛熟，今方如此，收核歸國植之，則必生矣(12)。
在日朝醫者的筆談内容中，《東醫寶鑒》所記載的有關植物、藥品、醫方等内容，無數次出現在筆談中，幾近成爲日本醫者的必問書籍。遠高於對日本漢醫産生重要影響的中醫醫典如《本草綱目》《素問靈柩》《傷寒雜病論》等。這一點值得我們注意。
《東醫寶鑒》是朝鮮著名的醫藥學巨著。作者許浚（1546—1615），是朝鮮的著名醫學家，官至國王御醫，正三品，死後被追認爲正一品輔國崇禄大夫。鑒於壬辰倭亂造成的朝鮮社會醫書嚴重缺乏、百姓無醫可就的情况，宣祖於1596年命令内醫院許浚等3人編纂醫書，歷經波折，在光海君的援助下，此書終於1610年完成，1613年光海君將此書命名爲《東醫寶鑒》，同年在朝鮮出版。《東醫寶鑒》引用中國歷代醫書古籍190多種，以中文分類彙編爲25卷，其中目録2卷，正文23卷，書分爲内景篇4卷，外形篇4卷，雜病篇11卷，湯液篇3卷及針灸篇1卷。
其具體内容正如李廷龜在《東醫寶鑒》序言中所言：“始自内景外形，分爲雜病諸方，以至脈訣症論，藥性治法，攝養要義，針石諸規，靡不畢具，井井不紊，即病者雖千百其候而補瀉緩急，泛應曲當，蓋不必遠稽古籍，近搜旁門，惟當按類尋方，層見疊出，對症投劑如符左契，信醫家之寶鑒，濟世之良法也”(13)。
可見，此書並非單純的中醫理論書，而是從多部中國醫學典籍中摘録多種病症的成因、症候、治療、方劑、藥物、針灸以及經絡學等内容，而更重視實用性的具體方劑，以及具體治病的臨床經驗(14)，被公認爲朝鮮醫學的最高成就。
日本關於《東醫寶鑒》的最早記載，見於1636年的朝鮮通信使與日本的筆談文獻《朝鮮人筆談》中，朝鮮醫官白士立與日本醫官野間三竹（字静軒）的醫事問答中，就提及了《東醫寶鑒》一書(15)。
1663年（寬文三年）此書流傳到日本。據田代和生的研究，幕府通過對馬藩向朝鮮索要《東醫寶鑒》的事情也屢有發生，僅1660—1690年間就達5次之多(16)。
幕府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對此書也非常渴望，1717年就令對馬藩提供其所藏的《東醫寶鑒》。據説德川吉宗對朝鮮人參的所求與本地化生産，都與《東醫寶鑒》有著密切的關係。1722年，出於濟世救民以及發展日本醫學的目的，德川吉宗下令由幕府出版發行《東醫寶鑒》的日本版，1724年，《官刻訂正東醫寶鑒》正式出版發行，擔任此次出版事業的幕府醫師源元通在此書的跋文中寫道：
謹承上命，大君親政，法令整備，其教化遍行天下，臺尤慮醫事藥物。（東醫寶鑒）撰述歷代諸賢之書，選出治例，歸集方劑成25卷，此書實保民真心，醫家秘寶。今大君決斷刊行此書，實願與乏藏書之醫家，用於診療、全報疾苦民衆之生死。系醫業者，若深藏此書於胸中，用於治療，奏其功效，民命當久矣。醫家當愛人之命，寄仁與民，莫違大君之旨，若此庶民得大幸矣(17)。
可以看出，正是由於德川吉宗對醫藥、醫書的重視(18)，此書才得以在日本出版，出版者也認爲此書當爲“醫家秘寶”，是民之大幸。
《東醫寶鑒》在日本的流傳與出版，使得這部在當時集中、朝醫學精華的中醫寶庫，在日本有著廣泛的讀者，這在與朝鮮通信使進行筆談的醫官無一例外都提到《東醫寶鑒》一書的事實，足以得到證明。無疑，在18世紀的日本醫家看來，《東醫寶鑒》是他們的必讀書目，關於中醫藥知識、驗方等多從此書獲得。因此，在朝鮮的醫官來日之際，各地醫官甚至儒學者都尋找各種機會向朝鮮醫官當面請教《東醫寶鑒》的所記内容。其後，由日本醫官編纂、以《東醫寶鑒》爲藍本的醫書不斷問世。
幕府醫官丹羽元機（字正伯、良峰）多次參加1748年朝鮮通信使筆談，並著有筆談録《兩東筆語》3卷，他根據《東醫寶鑒》一書，撰有《東醫寶鑒湯液和名》2卷，另外，樸方貫著有《東醫寶鑒湯液篇藥名韓稱》1卷，小田幾五郎譯《東醫寶鑒湯液篇諺字和解》。另外，丹羽元機以《東醫寶鑒》爲底本，出版了《觀聚方要補》10卷，《救急選方》2卷。1730年，與朝鮮通信使多有筆談且留下筆談文獻的醫官林良以之子林良適與丹羽正伯共同編纂面向普通百姓，防病防災的大衆本《普及類方》。另外，1711（正德元）年，第八次通信使的良醫奇鬥文，與日本醫官北尾春圃的筆談記録《桑韓醫談》2卷刊行後，北尾的其他醫書成爲日本醫師争相閲讀的重要醫學書籍。
《東醫寶鑒》在日本流傳如此之廣，影響深遠，這一方面源於《東醫寶鑒》集中國、朝鮮中醫學之精華，又有著明顯實用性特徵。《東醫寶鑒》與《本草綱目》《素問》《傷寒雜病論》等中醫名著一樣，成爲日本醫官的必讀書目。但《東醫寶鑒》驗方數量衆多，這對重視實用性的日本醫者而言，更具有利用價值，因此受到廣泛歡迎。另一方面，這一時期德川吉宗進行享保改革，提倡殖産興業，推行本草的國産化等政策，對醫藥、藥材、本草非常重視，也促進了與之相關的醫學書籍的出版發行。另外，《東醫寶鑒》在日本流傳過程中，催生出上述日本人編纂的醫學相關書籍，這無疑促進了日本醫學的發展。
二 “大西之法，勝於唐法遠矣”
《朝鮮筆談》的作者野吕元丈，在與通信使醫官進行筆談時，雙方曾就兩國的疾病治療之法，進行過對談。内容如下：
醫員探玄：《素問》云，四方之病，治各不同，貴國之治何以爲之耶？
元丈：《素問》異法方宜之論，是就本國九州方土以爲説耳，非可遍行於天下萬國之法也。自夫世界萬國之廣大視之，則支那亦一彈丸地而已。自其國視之，則吾邦亦有四方之治不同者，實不可據以爲法矣。
此邦醫治，有吾古昔傳之法，又有依唐法者，湯藥針灸從宜行之。若癱腫金瘡外治之科多用大西之法，勝於唐法遠矣。(19)
在日朝的醫學筆談中，日本醫官、儒者多向朝鮮醫官請教中醫書籍、中醫藥物、一切以唐法或《東醫寶鑒》爲賴。但此次的筆談中，卻出現了“大西之法”。不僅如此，野吕元丈還認爲，外治之科中，“大西之法”還具有絶對的優勢。這種全新的筆談内容，讓朝鮮醫官無法作答。受德川吉宗之命與朝鮮醫官進行筆談野吕元丈等日本醫官，所言的“大西之法，勝於唐法遠矣”的論斷從何而來？
野吕元丈在與朝鮮人筆談時，他自我介紹到：僕醫官也，而學本草，故持來草木枝葉，欲問諸君見教(20)。同時野吕元丈還有另外一個身份，他是江户最早學習荷蘭語的人物。關於此，杉田玄白在其著名的《蘭學事始》中這樣寫道：
然江户初學此者誰也，御醫師野吕元丈、老御儒者青木文藏兩人乘上命。據此兩人志於學此。然僅從每春荷蘭人禮拜時，滯留期間隨其通事，無法深入學習，雖經數年，僅能書寫其二十五字。但這便是江户學習荷蘭的濫觴(21)。
由此可知，野吕元丈是日本江户最早學習荷蘭語、最早接觸西方的人物。時間約在1740年左右。另據《荷蘭商館日誌》的記載，野吕元丈還多次前往江户的荷蘭商館“長崎屋”，與前來江户覲見將軍的荷蘭商館人員進行筆談。荷蘭商館1744年的日誌中記載到：
午後，一名將軍醫師與兩名儒者來訪，他們攜來藥草之書，要求讀與他們，通過通事今村源右衛門給他們進行了講解説明。
上午，前天約好的醫師與兩名儒者來訪並共進午餐，之後他們詢問有關外科的問題，一直到夜裏九點才離去。
整整一天忙於應付來訪醫師們的無聊的問題，他們傍晚方離去(22)。
據今村英明的研究，去拜訪荷蘭商館長的是野吕元丈，與他同去的儒者是青木文藏。他携帶的藥草書籍是《草木誌》。很明顯，作爲江户醫官的野吕及青木，他們拜訪荷蘭人的根本目的在於學習荷蘭的醫學。草藥之學、荷蘭的外科醫學是野吕最爲關心的問題，在此過程中，野吕元丈獲得了他所需要的西醫學知識。
另外，野吕元丈還與當時有名的荷蘭語通事今村源右衛門明生有過密切的交往(23)。多次拜訪、交流之後，野吕元丈於1744年翻譯完成了《阿蘭陀本草和解》一書。同時，野吕元丈與荷蘭商館及荷蘭通事的交流一直持續一二十年，且關係非常密切。1760年4月18日商館長日誌中記載到：
將軍的儒者青木文藏與將軍的醫師野吕元丈，前來祝賀我們順利完成了將軍的謁見。我們給他們甜葡萄酒與蜜餞，他們滿意而歸(24)。
與荷蘭人以及荷蘭語同時長達近20年的交往中，野吕元丈不僅擁有了豐富的蘭學、荷蘭醫學知識，同時使得他對世界的認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與朝鮮醫官的筆談中，野吕元丈用“天下萬國”“世界萬國”等概念，解構了“中國中心”的世界觀。同時，野吕元丈還强調，在外科方面，中醫的治療方法遠遠不及大西之法。這也使得中醫在日本的地位遭遇到來自異質世界的挑戰。
縱觀這一時期，日本與西歐世界的相遇，使得日本人對外部世界的認知發生了很大變化，如西川如見的《華夷通商考》《增補華夷通商考》的流通，使得海外知識已經廣爲普及，1713年新井白石的《西洋紀聞》《采覽異言》等書，雖然没有公開發表，但也廣泛流傳，成爲知識分子的必讀書(25)。新的地理知識、新的科學知識的湧入，使得日本人對外界的認識，尤其是對中國的認識，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杉田玄白爲代表的蘭學家，明確反對一直以來以中國爲中心的世界認識：
腐儒庸醫，從支那之書，視其國爲中土。地本爲一大球，萬國配居於此，所居之處皆爲中心，豈有中心之國，支那亦海東一隅小國矣(26)。
野吕元丈的世界認識與那一時期的國内形勢有關，也更與其直接與荷蘭人、荷蘭通事的交往有關。他對朝鮮通信使稱外科方面“大西之法，勝唐法遠矣”的斷言，正是他多年學習荷蘭語、西方醫學、以及一直與荷蘭人交往的結果。
另一方面，朝鮮醫官對野吕元丈關於“大西”的言論，没有任何回應。是出於他們對西洋的一無所知？還是他們對異質文化的排斥？真相又如何？
事實上，朝鮮通信使與西洋的接觸，是始於1631年的燕行使節鄭鬥源在山東半島與在華傳教士陸若翰的相遇。此後，很長一段時間，燕行使對在華的西方傳教士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多次參觀傳教士在北京的教堂(27)。洪大容、李德懋都在其燕行記録中對此有詳細的記載。(28)同時，燕行使在與中國人的筆談中，也曾有遍求日本出版的醫學書籍的記載。
余在漠北，問大理尹卿嘉銓曰：近世醫書中，新有《經驗方》，可以購去者乎？尹卿曰：“近世和國所刻《小兒經驗方》最佳，此出西南海中荷蘭院。又西洋《收露方》極精，然試之多不效。大約四方風氣各異，古今人稟質不同，尋方診藥，又何異趙括之談兵乎”……餘既還燕，求荷蘭《小兒方》及西洋《收露方》，俱不得(29)。
從以上記録可以看出，朝鮮通信使已經在中國搜尋西洋的書籍。但在來日的朝鮮良醫與日本醫官、儒者的筆談中，没有表現出他們對日本醫書的興致。同時，對於野吕元丈所言“遠勝唐法”的西法，也没有絲毫的反應。這背後的原因耐人尋味。
另外，朝鮮通信使與日本人的筆談過程中，有互相贈送禮品的習慣。尤其是朝鮮贈給日本人朝鮮藥物幾乎成爲慣例(30)，朝鮮與日本之間交换的禮物主要是朝鮮的蠟藥，以清心丸、蘇合丸等爲主。日方多是紙扇、也有藥物如赤龍丹等。但野吕元丈贈送給朝鮮通信使的卻是西洋之物，且看以下筆談内容：
元丈：此一玉壺阿（荷）蘭人年來貢於東都葡萄酒也，僕每會於其客舍，討論西洋産物，而遂所得也。數勺殘酒誠不足助清興，然其遠方之物攜來勸之。葡萄美酒夜光杯，快飲一杯幸哉。
活菴：遠方之酒極可貴也，僕不飲，愛其清香，快飲一盅，胸海灑落，不啻上池水。公莫非長桑君來飲秦越人者乎(31)。
這一段對話中，野吕元丈所言及的葡萄酒，與上述荷蘭商館日記中的内容，“將軍的儒者青木文藏與將軍的醫師野吕元丈，前來祝賀我們順利完成了將軍的謁見。我們給他們甜葡萄酒與蜜餞，他們滿意而歸”(32)的記載完全一致。有趣的是，野吕元丈將荷蘭人送與他們的葡萄酒又帶到了筆談現場，並與朝鮮醫官共飲。除了與朝鮮人共飲西洋的葡萄酒之外，野吕元丈還將西洋的碧壺、玉杯一同贈與了朝鮮良醫活菴。
活菴：昨日留置碧壺、玉杯，深謝厚意。
元丈：昨日留置杯、壺，褒獎過當，卻以慚汗，雖是細物，西洋遠産，聊呈之耳(33)。
對日本的所謂“西法”毫無興趣的朝鮮良醫、醫官，對野吕元丈所提供的西洋美酒、西洋特産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致。這又是如何理解？也許下面這段話，道出了他們的心聲。
紅毛《本草》，按圖則是，觀字則非，横行爲書記，不直下，固不可讀也。革飾表帙，異形殊類，惟應爲奇玩焉耳(34)。
在以中醫爲宗的醫官看來，西醫，只能算作“奇玩”而已。這在前述朴趾源與中國大理卿的會談中，也有類似之感。大理卿否認了荷蘭院的醫方，而朝鮮醫官對荷蘭的醫方、西法不作任何的評述，原因也蓋源於此。
結 語
日朝筆談文獻中的醫學筆談，讓我們看到了當時東亞世界豐富多彩的醫學交流圖景。《東醫寶鑒》作爲東亞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中醫文化的縮影，它是以中國的歷代醫書古籍爲基礎，經過朝鮮醫家的編纂又成爲朝鮮中醫學的最高代表。1613年《東醫寶鑒》刊行後，初刻本藏於韓國首爾大學的奎章閣，之後在朝鮮（12種）、中國（16種）、日本（2種）等國有30多種不同刊本。可以看出，以《東醫寶鑒》爲載體的中醫文化在東亞内部形成一個環流，這個環流中既有對傳統醫典的吸收與傳承，又有本地化過程中的創新。日本吸收、接納《東醫寶鑒》的過程中，出版了前述各種中醫書籍，便是最好的證明。
同時，在考察日朝筆談的具體内容的同時，是否還應關注到另外一個層面的内容，那就是日朝筆談時，雙方醫者的文化心態如何(35)。
在朝鮮醫官看來，醫學方面他們遠超日本，從日本醫官動輒尋求《東醫寶鑒》所載内容的詢問中，他們得到了極大的滿足。醫談的主要内容，也的確是朝鮮醫官施教，日本醫官求教。所以筆談過程中朝鮮醫官對日本的醫學發展水準、醫道等持批判態度較多。
而另一方面，日本醫官野吕元丈在筆談中，對中醫經典《素問》内容的否定，對世界的全新詮釋與認知，似乎要瓦解那一時期中國世界中心的地位，這也體現在野吕元丈送與朝鮮醫官的西洋禮物上。在此，産自西洋的葡萄酒也好，玉杯、玉壺也罷，完全有别於之前日朝之間的禮物。西洋物品所具有的價值，是否解放了日本人在朝鮮與醫學面前的弱勢地位？他以有别於東亞世界固有的價值屬性，巧妙地解構了中醫藥物的權威性。這，抑或正是蘭學學者野吕元丈所追求的目標。
而在日朝筆談的年代，日本的蘭學正在蓬勃發展，而之後誕生的蘭學家、洋學家的世界認識、明顯發生了東西易位，日本人追求西洋的腳步再也没有停息。
綜上所述，通過日朝兩國的醫學交流片段，我們可以發現，中醫學知識與具體的治療實踐，在東亞世界有著不可撼動的地位，但同時也已經隱藏著兩國醫者對於蘭學、西學的不同態度與認知，這也似乎在預言著兩國在18、19世紀不同的發展態勢。
這其中的悖論在於應對“大西之法”、應對來自西方的挑戰，成爲之後東亞各國無法擺脱的命運。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
(1) 中國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張伯偉《漢文學史上的1764》，《文學遺産》，2008年第1期；葛兆光《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中華文史論叢》，2014年第2期；韓東《十八世紀朝日文人的“文會”與“文戰”——以筆談唱和集資料爲中心》，《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6期等。
(2) 梁永宣教授從醫學專業視角關注到日朝交流中的醫學交流問題，與其弟子發表了不少與此相關的研究成果。對前近代中醫在日本傳播以及在各自國家的應用等做了比較詳實的分析，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另外，韓東《十八世紀朝鮮通信使筆談中朝日醫員的醫學對話》，發表于《外國文學評論》2018年第2期，也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3) 《東醫寶鑒》由朝鮮著名醫家許浚編著，1610年完成。該著作在2009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記憶文化遺産名録。
(4) 關於《東醫寶鑒》在日本的研究成果有：貫井正之《東亞文化交流——許浚著東醫寶鑒與日本的受容》，《名古屋外國語大學學部紀要》，33集，名古屋外國語大學，2007年。
(5) 《朝鮮筆談》是延亨（1748）年，朝鮮通信使的醫官、醫員與日本醫官野吕元丈之間的對談集，以寫本形式流傳，此次採用了内閣文庫的藏本。
(6) 《桑韓筆語》是寶曆十四年（1764）江户醫官山田正珍（號圖南）與朝鮮通信使一行的筆談。由尚古堂於寶曆甲申年春出版，此次採用了藏於日本東北大學狩野文庫的版本。關於山田正珍的簡介請參見梁永宣《日本<桑韓筆>語中的日朝醫學交流背景與内容》，《醫古文知識》，2005年第4期。
(7) 關於《東醫寶鑒》在中國的研究情況，具體請參閲黄英華、梁永宣《中國對東醫寶鑒的認識與研究》，《中醫文獻雜誌》，2015年5月。
(8) 山田正珍《桑韓筆語》01。
(9) 山田正珍《桑韓筆語》03。
(10) 野吕元丈《朝鮮筆談》寫本上11表，内閣文庫藏。
(11) 野吕元丈《朝鮮筆談》上17裏，内閣文庫藏。
(12) 野吕元丈《朝鮮筆談》下1表，内閣文庫藏。
(13) 許浚《東醫寶鑒》李廷龜序，1613年，朝鮮内醫院初刻本。
(14) 三木榮《朝鮮醫學史及疾病史》，1963年，頁184。
(15) 吉田忠《朝鮮通信使的醫事問答》，《東北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研究報告》24集，1998年。
(16) 田代和生《江户時代朝鮮藥材調查研究》，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1999年。
(17) 《訂正東醫寶鑒》23跋文條。
(18) 德川吉宗重視醫書的同時，也非常注重引進醫生，此時期有不少中國醫生被請到日本。
(19) 野吕元丈《朝鮮筆談》上，12表。
(20) 野吕元丈《朝鮮筆談》2裏。
(21) 杉山玄白《蘭學事始》社會思想社刊，1974年，頁25。
(22) 轉引自今村英明《野吕元丈與阿蘭陀通詞今村源右衛門明生》，《洋學》14，2005年。
(23) 據今村英明的研究發現，野吕與荷蘭通事之間有3封信函，裏面記述了野吕與今村的交往經過。荷蘭通事今村源右衛門明生爲野吕置辦西洋藥材、香料等具體過程。具體請參照今村英明《野吕元丈與阿蘭陀通詞今村源右衛門明生》，《洋學》14，2005年。
(24) 見前引今村英明論文，頁95。
(25) 宫崎道生《新井白石的世界》吉川弘文館，1972。
(26) 杉山玄白《狂醫之言》日本思想大系，岩波書店，1971，頁230。
(27) 葛兆光《鄰居家的陌生人——清朝中葉朝鮮使者眼中北京的西洋傳教士》，《中國文化研究》，2006夏之卷。
(28) 楊雨蕾《朝鮮燕行使臣與西方傳教士交往考述》，《世界歷史》，2006第5期。
(29) 朴趾源《熱河日記》，頁374—375。
(30) 關於幾次醫學筆談中贈送的具體藥物請參照：李敏、黄華英、梁永宣《18世紀日朝外交中的藥物饋贈考述》，《中醫藥文化》，2016年第1期。
(31) 野吕元丈《朝鮮筆談》下，6裏。
(32) 見前引今村英明的論文，頁95。
(33) 野吕元丈《朝鮮筆談》下，15裏、16表。
(34) 望月三英《醫官玄稿》卷一，見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資料庫。
(35) 葛兆光認爲，日朝通信使的交流無論在政治上還是文化上，實際上是兩國文化間的比賽與競争。詳細請參照葛兆光《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中華文史論叢》，2014年第2期。筆者也認爲，在日朝之間，雖然也有充滿友好的詩文唱酬，但兩國文人之間明裏暗裏的文化較量一直都存在。另一方面，這種文化比賽、文化較量中也有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創新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