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的后裔：西方的“Hellenes”还是东方的“Romioi”？

至少在150年的时间里，古希腊和拜占庭帝国这两个卓越的祖先在希腊的国家形象构建中互相激荡。在对古希腊的初步综合分析方面，人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并称之为“希腊—基督教文明”。但是，这个术语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遭到希腊军政府的抵制，从那以后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不怎么被使用了。古希腊和拜占庭帝国这两个文明之间的差异很大，人们一般不会相提并论。

对这两个如此不同的祖先同时进行回顾所造成的结果，将会是身份认同的非凡叠加，或者身份认同的分裂，也许那样会更好一些。在将一个人描述为“希腊人”的时候，现代语言有两个词，分别是“Hellene”和“Romios”（Romioi是其复数形式）。如果我们对这两个词进行翻译，那么，它们有着同样的含义。但是，它们不可以相互替换。“Hellene”（Ellinas）是标准用语，从1822年开始，官方就一直使用这个词。事实上，在英语中，希腊这个国家的官方名字是“Hellenic Republic”（希腊共和国）。而“Romios”这个词从未出现在护照上或政府文件上。19世纪初以来，这个词逐渐变成了非官方的、希腊人称呼自己的更加亲切的表达用语，也常常是希腊人彼此之间相互使用的更显亲密的表达方式。“Hellene”是一个对外使用的术语，让外国人确定了希腊人的含义。“Romios”则包含了一种情感的因素。诗人克斯蒂斯·帕拉马斯在20世纪初创作了大量诗歌，他在“Romios”中发现了“某种具有诗意和音符的东西，某种激情澎湃的东西，某种可以让人们充满青春活力的东西，甚至是某种让人们迷醉的东西”。这种认识和感情是自己人共同拥有并欣赏的，与其他人无关。玛丽娜·墨蔻莉在出任社会主义政府的文化部部长之前，被军政府剥夺了希腊国籍。她在自己灌录的一首歌中对小资产阶级进行了嘲讽，因为他们胆敢说“我不再是一个Romia了”。这首歌的要点是，国籍可以被授予，也可以被剥夺，但是一个人作为Romia或Romios的身份认同是不可被剥夺的。这种身份认同存在于天地之间，官方无权干涉，甚至是无法企及。

有时候，人们建议将“Hellene”和“Romios”这些相互交叠但又明显不同的身份认同，都整合进希腊的文化特质或行为模式中。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当希腊人认为他们是“Hellenes”的时候，就会在脑海里想到精英文化和官方文化，从而在政治和文化喜好（比如喜爱古典音乐）上与西欧寻求身份认同，采用世俗的世界观和理性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当他们认为自己是“Romioi”的时候，其目的是强调亲密性和非正式性，与传统形式的文化寻求身份认同，采用宗教的世界观以及自发性、感性的思维方式。希腊传统文化与巴尔干半岛、中东有着更加直接和密切的联系（比如喜爱蓝调雷贝蒂卡，这是一种源自黎凡特传统的音乐形式）。

我们并不是将人群进行分类，把一部分人归为一类，把其他人归为另一类，而是认为，一个人拥有两种身份认同，也许这两种身份各自占的比例是不同的且不固定。正因为如此，我才在引言中两次提到玛丽娜·墨蔻莉。一次是作为呼吁埃尔金大理石雕塑回归希腊的最具感召力的代表人物，那是一个典型的Hellenic选择；一次是作为Romaic身份认同的坚定的倡导者，她满怀鄙夷地挑战西方思维观念中的官僚习气。

正如上面的例子已经显示出来的，古希腊和拜占庭帝国这两个祖先之间的二元性，促进或者反映了思想和认知在深层次的二元性。希腊（希腊人）属于东方还是西方？希腊的两个祖先的文明繁盛的具体地理空间并没有多大不同，但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我们一直认为古希腊是属于西方的。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古希腊首先对古罗马产生了影响，并在很多年以后，又对文艺复兴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拜占庭帝国一直是罗马帝国位于东方的那一半。自基督教在1054年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以来，君士坦丁堡就一直是（现在也是）东正教的核心，认同拜占庭帝国就是认同正教传统。现在，坚持正教传统的国家主要有俄罗斯、大部分巴尔干半岛国家以及摩尔多瓦、乌克兰和格鲁吉亚。

塞缪尔·亨廷顿于1996年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他在书中指出了这样的悖论：“希腊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它是古典文明的家园，而古典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来源。”事实上，希腊就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原因很简单，在过去的200年里，希腊人已经确定了这一点。但是，正如希腊对其祖先的二元继承所显示的，它不仅属于西方，也属于东方。这是同一个二元性的一部分，不能将其简化成一个单一的论断。它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

事实也是这样。对于这个问题，有位学者在2015年撰写了见解深刻的文章，这也算是对亨廷顿的回应。他写道：“在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存在的200年里，希腊从来没有严肃地考虑过要放弃西方。”19世纪20年代以来，希腊的每一项影响深远的政治决议，包括每一个政府行动和每一项民主选择，都一再证明其与西方的结盟；还在适当时候，与塞浦路斯共和国站在同一个战壕里。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为这种反复证明所付出的成本。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项决议只有在经历内部冲突之后才得以通过，而且是凭借最微弱的优势。19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希腊发生内战，国人之间相互残杀，希腊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与西方结盟的问题。这样的伤疤是不容易愈合的。

巴尔干半岛在20世纪90年代重燃战火，前南斯拉夫围绕是否坚持共产党执政而发生了分裂。此时，希腊公众的意见一边倒地站在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阵营。有时候，政府的政策罕见地与西方不一致。最近一次的不一致发生在2015年的春夏之交，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政府郑重地考虑：如果希腊不能继续留在欧元区，就应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结盟。即便从最终结果上看，希腊一直都在与西方结盟（或多或少），但它从来都不是全体公民的一致选择，有时甚至带来了巨大的代价。以上那些例子就能充分证明这一点。希腊祖先的故事揭示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当形势迫使人们进行两难选择时，不管人们做出哪个选择，其注定会损耗一部分对希腊最诚挚的忠诚。

鉴于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如果人们认为未来的决定永远朝着同一个方向，那么这就是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