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界：行动中的人、思想以及商品

以上就是18世纪基督教欧洲和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之间发生交往与互动的四个边疆地带。在每一个区域，说希腊语的东正教徒都占据着精英位置。

这些精英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极大的流动性，不只是沿着人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轨迹行动，比如，爱奥尼亚群岛上的人往来威尼斯，法纳尔在多瑙河公国和君士坦丁堡之间活动，定居者和商人在他们的新家和出生地之间穿梭。在那个时代，长距离的旅行总是需要很长时间，也不舒适，有时还有危险。如果我们查看当时一些最知名的人的事业轨迹，就会看到其到过的地方是那样多。以艾弗耶尼奥斯·弗格里斯为例。他于1716年出生在科孚岛的一个贵族之家，先后学习、写作和教书的地方有伊庇鲁斯的阿尔塔、威尼斯、爱奥尼亚、约阿尼纳、科扎尼、阿陀斯山的东正教修道院自治社区、萨洛尼卡、君士坦丁堡、雅西（摩尔多瓦的首都）以及德国城市莱比锡。当时，莱比锡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庇佑之地。弗格里斯从那里继续旅行，在黑海北边的新俄国土地上成为受到敬仰的第一批东正教主教之一。他最后的岁月是在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的宫廷里度过的，享年90岁。纵观弗格里斯动荡的一生，他的脚步走过了欧洲和奥斯曼帝国中间的三个边疆地带，包括威尼斯、莱比锡等欧洲的中心城市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及其在东南欧的几个行省。

弗格里斯在18世纪所走过的世界，在20世纪被描述为“东正教联邦”。也就是说，所谓联邦，在某种意义上是基于共同的宗教以及使用希腊语获得的共同教育。这个“联邦”没有任何地理上的中心，它的心脏地带可以描述为欧洲的东南角，也就是今巴尔干半岛。它一方面与俄国腹地保持着联系，另一方面也与安纳托利亚和中东一些地区保持着联系。这样的区域汇聚了各种背景的人，后来这些人经过磨炼形成了各自独具一格又相互竞争的身份认同，比如，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摩尔多瓦人、乌克兰人以及一部分阿尔巴尼亚人，还有希腊人。尽管这个“联邦”的集体身份认同非常松散，但能够跨越边境地带不同精英的不同政治效忠理念。

在18世纪，两个具有变革力量的成就与这个联邦有关。一个是教育的发展，与之伴随的是用现代希腊语撰写的印刷书籍的发行和流通以及改编和译自西方的世俗知识的传播。另一个是贸易的扩展。从后来国家历史的视角，这两个成就都被看作19世纪20年代的铺平革命道路的先驱。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现在为人所知的希腊启蒙运动，实际上是一个思想从法国、英国和德国向东、向南传播的过程，并在19世纪下半叶形成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出版或流通的很多书以及手稿，特别是科学和哲学方面的著作，是从西方翻译和改编过来的。那么，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这些“启蒙者”到底是怎样启蒙的？其实，“启蒙者”这个名字是在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出现的，也就是说，其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多数启蒙者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当时的教会就是这样宣传的。伽利略和牛顿的物理学知识的传播受到很大限制。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一次用希腊语对伽利略和牛顿物理学知识所进行的阐释，来自尼基弗罗斯·塞奥托卡斯于1766年在莱比锡出版的一本书，而塞奥托卡斯后来成为俄国新领土上的一位主教。在18世纪中后期，任何一位用希腊语写作的人都可以对宗教所揭示的真理进行质疑，或者对教会的体制进行批评，只是这样的情况太少了。这与法国的启蒙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确，这些启蒙者大多数都以某种形式任职于宗教神职体系之中，这一点儿都不让人惊奇，因为18世纪希腊教育初期所成就的慷慨资助者，就是东正教本身。在涉及政治的时候，有些人成为改革者，有些人会对政治理论感兴趣。但是，不管从什么意义上看，没有人会成为一个民主人士，更不会成为一个革命人士。

就后来的启蒙者而言，在很多方面具有示范性的是我们前面谈到的尼古劳斯·马夫罗科扎托斯。他是在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公国任职的法纳尔君王中的首批启蒙者之一，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法纳尔君王。他的父亲是在意大利接受的教育，他本人却很少外出游历，这有点儿不同寻常。他和他的父亲一样，除了现代希腊语（母语）外，还精通古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奥斯曼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晚年又学习了希伯来语。作为统治者，他向东南欧介绍引进了“启蒙君王”的模式，改革古代封建制度，鼓励创办学校。马夫罗科扎托斯是真正的哲人王，他留传下来的著作中，有一本箴言录，旨在回应17世纪法国贵族拉·罗什福科的更知名的《道德箴言录》。他还写了一本有关统治术的书。马夫罗科扎托斯也创作散文，这些散文赞美书籍和阅读，谴责抽烟的恶习。他撰写的一篇关于当代礼仪的长文，被有些人誉为第一部现代希腊语小说。

如果希腊真的有启蒙运动，那么它也没有对哲学或科学做出原创性的贡献。这些先驱可能对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没有做出任何可以看得见的贡献，但他们的确有一个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就是对他们自己的发现。

这个发现是从地理起步的。基于西方资源、用现代希腊语撰写的地理论文问世，第一篇发表于1716年，第二篇发表于1728年。很明显，作者的目的是教育，这些论文涉及整个世界。但是，当这些作者试图更改被称为“Graecia”（希腊）的土地的描述时，他们觉得需要利用那些对他们来说容易找到的资源以及他们熟悉的、用自己的语言撰写的文献，比如，拜占庭帝国编年史。

这样做的结果是地理和历史的怪异杂交，是现代西方和中世纪东方在看待同样的事情方面所使用的截然不同的方式的离奇混合。1760年，格里戈奥斯·法泽伊斯在威尼斯出版《地理原理》以后，他的读者发现，他们被不加任何区分地称为“Romans”“Hellenes”“Greeks”。其实，在这三个词语中，第一个词语是拜占庭人在称呼自己时使用的，当时多数说希腊语的人依然那样用。“Hellenes”这个词语在那个时候仅指古代基督教产生以前的、没有宗教信仰的希腊人。而“Greeks”这个从拉丁语演变而来的词语是法泽伊斯引用的外文文献中出现的词汇，既称呼这些地区的古人，也称呼这些地区的今人。难怪法泽伊斯和他的读者会糊涂。

就在同一时期，说希腊语的读者开始熟悉这样的观念，那就是在奥斯曼帝国以外的世界，也居住着人，这些人形成了不同的、定义不怎么严格的松散的群体，这个群体被后人称为“国家”。当然，这还没有到国家主义的时代，更谈不上民族国家的自决。但是，当时的人意识到了，也清楚地看到了语言、习俗和环境方面的差异，这些因素将导致19世纪初的对“国家”的思考的出现，而奥斯曼帝国中常见的宗教依附则做不到这一点。在18世纪80年代，用希腊语写作的作家或学者开始把他们自己的人（依然有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名字）称为一个国家，这意味着新的意义上的国家已经在西方出现。

18世纪90年代初期，历史地理学有了更大的进展，尽管这些进展仍然不是非常革命性的。丹尼尔·菲利普迪斯和格里高里斯·康斯坦塔斯是表兄弟，都出生于色萨利皮立翁山区的米里斯小镇上殷实、兴旺的商业家族。两人在教会中担任底层职务，后来作为专业教师，被吸引到多瑙河流域的公国。基于这些经历和思考，他们于1791年在维也纳出版了鸿篇巨制《现代地理》的第一卷，其中“关于希腊”那一部分的字数很多，它对南部的巴尔干半岛和爱琴岛的地理面貌进行了最新的记述。“关于希腊”部分的前面是“希腊编年史和变迁史”，篇幅长达100页，分析了希腊从古代到现代的演进历程。在这两位作者看来，他们所描述地区的居民就是“现代希腊人”，是古代的一个“民族”的后裔。只是，有两个因素使得这些现代人不如他们的祖先那样快乐和富足，一个是他们有争吵的坏习惯（在作者看来，这是他们继承的那份优秀遗产的糟粕），另一个是统治他们的“专制政府”。

这两位作者用了好几个段落哀叹奥斯曼帝国中法制的缺失，认为这使得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行省没有法国那么富裕。尽管如此，令人感动的是，他们在著作中依然表现出对苏丹的忠诚。根据奥斯曼帝国征服异域后的做法，兄弟俩称呼苏丹为“国王”，这一直是拜占庭基督教国王的官方头衔。他们的想法是从内部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改革。尽管比前面的先驱更加坦率和直接，但菲利普迪斯和康斯坦塔斯在书中没有一个字鼓励他们的同胞揭竿而起，反抗他们的君主。这两位作者的政治追求与当时很多受过教育、说希腊语的人一样，倾向于游移不定。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因此他们对于改革的诉求是令人尊敬的。另一方面，《现代地理》出版的时候，奥斯曼帝国正与俄国交战，该书对俄国不吝溢美之词，他们计划将其献给“俄军总司令格列高里·波将金”。但是，希腊革命后，兄弟俩再次选择回到奥斯曼帝国，而不是在独立后的希腊度过余生。

这个自我发现过程的钥匙是语言。很明显，希腊语是无可争议的共同元素，将没有宗教信仰的古希腊人、基督教拜占庭人、当今的东南欧的东正教精英以及大量散居在广大农村地区的说着各自方言的人连接在一起。众所周知的希腊“语言问题”，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东正教联邦”的精英非常尊崇并认可希腊语，所以他们认为有必要对它进行规范。这个“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在教育未来一代读书写字的时候，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恰当的、正确的、“官方的”希腊语言形式？这个问题涉及的都是书面语，他们从未试图规范口语的多样性。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学习阅读和书写希腊语，随着每年越来越多的希腊语图书出版发行，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在用希腊语出版的书籍中，哪些语言形式是对的、可接受的？如此说来，早在人们严肃认真地构想创建一个民族国家的几十年前，对民族语言的追寻就已经开始了。

对希腊语规范的争论往往有很浓的火药味，反映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敌对情绪和感情因素，更多的是看谁的话语权更大，而不是看寻求共同利益的愿望。很显然，他们不会达成一致意见。事实上，直到1976年，对希腊语的书面形式进行规范的立法建议才得到普遍认同。但是，我们关注的是更重要的一点——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尽管他们各执一词，有着不同的背景，尽管他们在家里说的是希腊语、斯拉夫语、瓦拉几语（罗马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甚至是奥斯曼土耳其语，但是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是这种还没有规范化的希腊书面语言，以及他们对东正教信仰的依附。这就是“希腊启蒙”自我发现得以发生的语言。这种语言也是东正教联盟在18世纪取得第二次变革成就所依赖的媒介，既在奥斯曼帝国内部扩大了贸易，也在帝国和基督教欧洲之间扩大了贸易。

在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初期，爱琴海的沿海贸易大幅增长，其中多数贸易的货物是用小船运输的，航行的距离相对较短。对长距离航线的控制，逐渐集中在3个小岛上，分别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海岸的海德拉岛和斯派塞斯岛以及爱琴海东部的普萨拉岛。船只是当地建造的，归小商人所有，在运行管理上以家族为基础，实行利益共享，强权保护，风险同担。这个商业模式为奥纳西斯、尼阿科斯以及其他船王的传奇航运帝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不免令人称奇。

到了19世纪初，从3个小岛驶出的船只的吨位为100~200吨，每艘船的船员最多有60人。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吨位的大部分船只属于奥斯曼帝国。船只所有者在奥斯曼帝国登记注册他们的船只，支付费用，从而获得奥斯曼帝国的保护，悬挂奥斯曼帝国的旗帜。奥斯曼帝国的文献显示，大部分船主是东正教徒。西方港口城市保存的记录也显示，船长是“希腊人”。即便在地中海相对和平的年代，海上贸易也很危险，常有海盗出没。按照惯例，商船都配备武器（事实上，表示“装船出海”意思的希腊传统词汇就是指给船配备武器）。根据记录，1805年最大的商船“海德里欧特”号装备了“16门大炮、60条步枪、40支卡宾枪和60把手枪”。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商人和船员在当下是不是“希腊人”还有待商榷。海德拉岛和斯派塞斯岛上的大部分居民的母语是阿尔巴尼亚语，但是他们现在在姓氏之后加上了希腊语的后缀。由于他们的语言没有形成书面文字，因此所有的文献都是用希腊语记载的。当时，希腊语也是他们的宗教所使用的语言。

通过这种方式，3个小岛走上了富裕之路，其中最成功的商人和船长逐渐掌握了整个地中海的知识。他们还能组织大批的船只和强大的火力。一旦敌对性的革命发生，他们就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整个18世纪以及19世纪的前20年，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船只和火力是用于商业领域以外的其他领域。

在这个时期，陆上贸易也有了扩展，这是巴尔干半岛上出现的相对和平的年代所带来的自然结果。长长的驼队从今希腊北部的城市中心出发，翻越巴尔干半岛的山峦，到达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雅西，或沿着海岸去君士坦丁堡。一般来说，这些商人从“种族”上是瓦拉几亚人，在家里说罗马尼亚语，但是与他们在爱琴海上的表兄弟一样，他们在做生意以及记账时，使用希腊语。后来，为了让自己以及其他人的子弟扩大生意范围，他们兴建了学校。学校的管理和教学依赖的是东正教，因此所使用的语言自然是希腊语。在这种方式下，希腊语教育的基础通过东正教联邦越来越多地延伸到世俗社会。商品的交流和思想的交流携手并进，都得到了有力的强化。

这些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如果没有它们，希腊民族国家就很难建立。尽管这些是必要的基础，而且这些基础上还会有新的建设，但其本身并不能必然引发革命性的变化。